2.东亚形势与遣隋使

东亚的形势

在朝鲜半岛，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的实力增强，到了六世纪末，国力大增的新罗与倭国开始紧张对峙。

五八九年，北方的隋灭掉了南方的陈，由此，时隔几百年又出现了一个大帝国。隋帝国的出现，对于接壤的高句丽来说是一个严重威胁，这种紧张关系还波及到了百济、新罗以及倭国。

到五世纪的倭国五王为止，倭国朝廷一直不接受中国王朝的册封，直到六〇〇年才向中国派遣使节，中间空白了一百多年。试想，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六〇〇年，倭国派出大规模军队与新罗作战。遣隋使的派遣大约与这场战争有关。六年前，新罗接受隋朝的册封，被任命的新罗王在形式上成了隋朝的臣下。因此，攻打新罗，就是与隋朝为敌。倭国为了将与新罗的对立关系转化为对自己有利的局面，才向隋朝派遣了使节。

最早的遣隋使

《隋书·倭国传》记载：“开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号阿辈鸡弥，遣使诣阙。”

“开皇二十年”即六〇〇年，“阿每，字多利思比孤”，即“アメタラシヒコ”，意为“天之满足高贵之男子”。看来，当时中国称呼倭国大王（天皇），是将其“姓”与“字”（名字）分开。这时的倭王就是推古女皇。这里使节所回答的“名”不是自己的真实姓名，“字”也不是自己的名字，而是暗示着天皇的“通称”。

当使者被问到自己国家的风俗时，他做了如下回答：

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天未明时出听政，跏趺坐，日出便停理务，云委我弟。

听到这样的回答，隋朝高祖曰：“‘此太无义理。’于是训令改之。”（于是命令道：“好生教育，令其改之。”）这是对待野蛮人的态度。

倭国使者心中何等耻辱。在隋朝气势恢弘的都城中目睹了另一个世界的高度文明，倭国使者受到的异文化的冲击，其程度之强烈，绝非今天的我们能够想象出来的。

但是，在《日本书纪》中，有关六〇〇年遣隋使的事迹却没有留下任何记载。《日本书纪》里七年之后的六〇七年（推古十五年）七月的条目中，才开始记录与隋朝交往之事。这证明《日本书纪》的编者看到过《隋书》。为什么《日本书纪》丝毫未将六〇〇年遣隋使之事迹记录下来呢？我们不得而知。是因为受到屈辱，毫无成果，便无心记录了吗？

关于六〇〇年遣隋使是何时回到日本的也没有明确记载。包括厩户皇子（圣德太子）、苏我马子等朝中大员们，一定是目不转睛地听取了遣隋使的汇报吧！遣隋使和朝堂要员们所受到的精神冲击，后来成了倭国国家制度改革的出发点。

冠位十二阶的制定

六〇〇年的遣隋使，身着何样服装，如今我们已经不清楚。此前数十年，中国出现了一幅绘有来自中国周边各国朝贡使者姿态的《职贡图》（现保存有临摹图）。百济的使者，被冠、履靴、服装华丽，与之相对的倭国使者，却头缠钵卷、裸足，给人一种野蛮的印象。其实，在绘制这幅画时，倭国朝廷还不曾正式向中国派出过使者，大概这是单凭想象画出来的吧。这个有趣的史料显示出当时的中国是如何看待倭国的。六〇〇年的遣隋使，服装也许会比这幅画上更为整洁吧，不过使者的头上未戴有明确表示他在朝廷所处地位的冠，这一点大概是事实，因为当时的倭国还没有制定冠位制度。

在任何时代的外交活动中，使节在本国地位的高低，都具有重大意义。如果派遣在本国就有着崇高地位之人担任使节，就是向对方国家表示尊重，与此相反，使节的地位越低，就越是表达出对对方国家的轻蔑。

当时的倭国已经有了姓氏制度。所谓姓氏制度，来源于“氏”的起源（追溯祖先来自不同血统的区别），以及祖先在朝中担当的职务，而与本人在朝中的地位高下没有直接关系。比方说，以天皇为祖先而传承下来的“臣”姓氏中的“氏”，未必就比以众神为祖先而传承下来的“连”姓氏中的“氏”更加高贵。

遣隋使回国后不久的六〇三年（推古十一年），日本制定了《冠位十二阶》。这种制度的第一步是由原来“氏”的代表者分别代表自己的“氏”族参与朝政，而改变为将冠位授予“氏”中特定的个人，将其作为官吏而录用。然后再根据其功劳获得升迁。

与此同时，日本的外交使节开始头戴相应的冠，明确表示他在本国朝廷中的地位（序列）。事实上，《冠位十二阶》的实行是从四年后的六〇七年（推古十五年）出发的遣隋使小野妹子开始的。他被授予“大礼”之冠前往隋朝。“大礼”是冠位十二阶中的第五位。

小垦田宫与宪法十七条

六〇三年（推古十一年），制定《冠位十二阶》两个月之前，推古天皇移驾新落成的小垦田宫，当年的十二月便制定了《冠位十二阶》。

到了第二年的六〇四年（推古十二年），在小垦田宫举行了元日的朝贺仪式，首次将新的冠位授予群臣。冠位不同，其色彩和金银打造的装饰之花也各不相同，放眼一看，冠位一目了然。

推古天皇落座于小垦田宫正殿的御座之上，被授予冠位的群臣整齐地排列于女帝面前。好一个色彩绚丽的世界。

《日本书纪》记载：同年四月，圣德太子（厩户皇子）“亲肇作宪法十七条”。“以和为贵”为第一条，“笃敬三宝（佛、法、僧）”为第二条，“承诏必谨”为第三条，明确了“君”。“臣”“民”的上下秩序，构建起了新的国家制度的基础。从宪法十七条的内容来看，其并非从神话，而是从来自大陆的政治思想和宗教中追溯大王（天皇）权威的根源，其中包括佛、儒家与法家。也许这与六〇〇年的遣隋使事件中，隋帝曾对日本遣隋使的说明下达过“此太无义理”的上谕有关。

另外，关于这部宪法，后世有一种说法，认为其很有可能经过了修正与增补。但是如第十三条“诸任官者，同知职掌”一样，这部宪法还包含了极其具体的命令，实施《冠位十二阶》，开创新的官僚制度等，都包含着符合这个时代潮流的内容。

日出处之天子

六〇〇年的遣隋使似乎没有携带“国书”（正式的外交文书），而六〇七年（推古十五年），头戴新冠的小野妹子作为遣隋使出发时，是带有“国书”的。《隋书》有这样的记载：

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帝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

隋炀帝对这份“国书”之所以十分气愤，肯定是因为遥远东海小国的倭国之王，竟敢与自己一样，自称“天子”。

在中国，自古以来就对叫作“天”（天帝）的宇宙最高之神十分虔诚，受“天”之“命”者，便可作为“天子”统治天下的政治思想，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果天子违背天意，倒行逆施，天就会向另外的人降下“天命”，从而诞生出一位新的“天子”，这就是“革命”（天命革新）。当然，在现实生活中，用武力灭掉前朝天子者，就是接受了“天命”之人。“天命革新”的思想，对于抑制统治阶级的恣意妄为发挥了巨大作用。

天命思想就这样成为中国政治思想的核心。“天子”，当然必须是天下唯一之人。虽然事实上，在政权分裂的情况下，存在过多位“天子”分立并存的现象，但作为公认的原则，天下只有一位天子。隋炀帝的愤怒，就是基于这种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的背景。

隋炀帝虽然勃然大怒，但第二年的六〇八年，小野妹子归国时，隋炀帝还是派遣了外交官裴世清出使倭国，大概是想背着朝鲜半岛诸国对倭国的情况作一番调查。为了护送归国的裴世清，小野妹子再次出使隋朝时，还带去了八名留学生与留学僧渡海赴隋。其中就有高向玄理、僧旻、南渊请安等人。他们经过长期的留学之后回到日本，在国家制度改革中大显身手。这些情况将在下一章中进行说明。

东方之天皇与西方之皇帝

那封惹得隋炀帝大怒的“国书”，在《日本书纪》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但小野妹子第二次被派遣出使隋朝时递交的“国书”在《日本书纪》中却有明确记载。

东方之天皇，敬白西方之皇帝。

这封“国书”是如此开头的，但是否保留着小野妹子递交的那封“国书”的原样，我们并不清楚。编撰《日本书纪》时对原始史料的语句进行变动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会将“倭国”改为“日本”。因此，“东方之天皇”这一称呼很可能是经过改动的。

但“日出处”就是“东方”之意，因天皇曾自称“日出处天子”惹恼隋炀帝，故而避开“天子”“皇帝”的字眼，采用中国古籍中出现过的“天皇”一词的可能性很大。当时隋朝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我们已经无从知晓。《隋书》中，不曾记录小野妹子的第二次使隋，也不曾记录他担任护送裴世清归国的使节、向隋朝进献贡品一事。如果将“东方之天皇”写入原来的“国书”中，很可能这封“国书”不会被受理吧，又或者小野妹子并未向隋朝递交这封“国书”。另外，关于“天皇”这一称呼，究竟始于何时，日本学术界分歧很大。笔者推测，在推古朝与隋朝的外交中，使用的并非是“天子”“皇帝”这样的称呼，而是选择了含义相近的词汇。

对于隋朝而言，只能称倭国的首领为“倭王”。“王”，是中国皇帝册封臣下时授予的爵位（身份的称号有王、公、侯、伯、子、男）中的一种。早在五世纪时，倭国五王请求中国皇帝册封自己为“倭王”，承担拓展天下疆土的任务。与此相对的是，推古朝的倭国大王虽然向隋朝进献了贡品，却始终不愿接受册封，拒绝正式成为隋帝的臣下。

为何隋朝会容忍倭国不接受册封的事实呢？因为此时的隋朝正处于与高句丽的战争状态，对敌国高句丽背后的倭国十分重视。与敌国背后的势力联手，从而牵制敌国，这是国际政治中的惯用伎俩。

小野妹子归国十年后的六一八年，以远征高句丽的失败为转折，隋朝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