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前，有一个误入歧途的小男孩……
当他们在查尔斯街逮住我们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的样子和传闻中一模一样。他们并没有挥舞什么旗帜，也没有举着闪闪发亮的护身符或比画暗号，但是，我能感觉到他们那如雷贯耳的名号从街头传说变为现实。他们招摇过市，戴着霍利斯的牛仔帽，只不过没有佩戴那些金色的警徽。他们是细长的鬼影，似乎他们能从一个街区外将你三击倒地——刺拳，上钩拳，再接一个刺拳。他们目空一切。他们尖叫，嘲笑起哄，相互打气，狂野乱舞，反复歌唱《摇滚永留于此》。当墨菲家园的人包围我们时，月亮躲藏到它的黑色斗篷里，菲尔角的局外人拖着步子走开。
他们人数之多让我心里一沉——从来没人搞过这样的阵仗。围住我们的也就六到八个人，但他们的几批人马守着从街头到街尾的各个角落。我的头脑和平时一样混乱，思绪飞到了混沌洞穴的游戏关卡，以及擎天柱的集装箱在变形后消失的奥秘。我得花些时间才能想明白。大比尔在一个街区外招惹上了他们，气氛变得紧张。即便他们给了我哥哥一记软绵绵的右钩拳，我也没搞清楚情况，还以为那是在和他打招呼。
直到比尔甩着胳膊逃之夭夭，我才跟上了剧情。他跑了。墨菲家园的人追上了我。
在那些日子里，巴尔的摩派系林立，分裂成以当地民间团体命名的不同帮派。沃尔布鲁克枢纽掌管一切，直到他们碰上诺斯与普拉斯基，这些卑鄙的懦夫会在你女朋友的面前干你。
而在所有人之上，墨菲家园挥舞着权杖。他们就和传奇故事里描写的一样无恶不作。在他们所到之处，老城、摇摇乐烤肉店、港口，他们搞折别人的腿，把别人打到屁滚尿流。他们在这片土地上臭名昭著：墨菲家园用气焊嘴暴揍黑鬼。墨菲家园割裂别人的后背，撒上盐。墨菲家园带着独眼巨人活动，扑扇着蝙蝠翅膀冲出来，在德鲁伊山顶上举行黑暗典礼。
我试着跟上比尔，但他们挡住了我。一个哥布林从人群中走出来——
操，往哪走，婊子？
—他一记右直拳，打得我头晕目眩。在那段日子里，我的鞋从匡威换成了钉鞋，我猛冲过去，在水泥地上留下划痕和草皮屑。我在摇曳的街灯下铲伤了他们的脚踝，飞速晃过，当这群恶棍靠近我想抓住我时，我只留下了影子和空气。我顺原路跑回莱克星顿商场。那儿没有比尔的踪迹，我伸手拿起公用电话。
爸，我们挨揍了。
好吧，儿子，找一个大人，站在大人旁边。
我在莱克星顿商场前面，但我不知道比尔在哪儿。
儿子，我马上就到。
我越线了。这就不是爸爸的黑皮带能解决的事了——我知道将会怎样收场。说到打卑鄙的人海战术的塔克狗头人[1]，他们会从街对面鱼贯而出，这些迷失的男孩只能指望彼此，他们成群结队地占领整个街区，四处发疯，谁也料不到他们会在哪里惹出可怕的乱子来。在车站，有一个等公交车的男人和爸爸年纪相仿，我站在他身边，就好像他的年龄能庇护我似的。他不慌不忙地低头看我一眼，然后又看回街对面，那边都是些一点就着的年轻人，他们的冲突愈演愈烈。
我们那天晚上出门是想去看摔跤手，那是当时最让我们心潮澎湃的人。他们把酒吧斗殴上升到了尚武艺术的高度，让摔跤台边一片沸腾，在白人音乐的轰鸣中，观众兴奋地嘲笑或鼓掌。他们那范·海伦[2]式的长发甩来甩去，他们抬起下巴，睥睨一切，直到自我与上帝并肩。他们发明出各种动作，给它们命名，让它们成为被人惧怕的独家秘技——上帝保佑被骆驼式固定[3]制服的鲍勃·贝克隆[4]——我们也爱这些招式。语言的烘托让每一次击倒都有了自己的风格和魅力，让障眼法成了某种仪式。
周六中午，你可以在客厅找到我们，我们趴在地板上，调节那台二手彩电的吊架，直到自由鸟组合[5]、美女摔跤手和罗恩·加文的身影从波动的信号线条和静电干扰噪声中浮现出来。摔跤手们在全国巡回比赛，疯狂粉丝的数量进一步飙升。他们很困惑。他们跟着黑人传教士的节奏咆哮；他们身披丝质长袍，运动短裤上系着闪闪发亮的腰带；他们举着阳伞，吟诵诗歌。时尚杂志凭空冒出来，传播他们的福音、他们愁眉苦脸的样子、他们空洞的威胁和学识。他们在更衣室里接受采访，不时向空中挥去一记刺拳。所有的历史都被掠夺，所有的神话都被祛魅，直到大力神赫尔南德斯[6]走下奥林匹斯山，艾龙·西耶克[7]将中东部人的身影带到中西部。他们举行峰会和磋商，而所有这一切都在狂风暴雨般的击打中宣告终结。
其他粉丝有他们的霍克斯特们和黄金时代的冯·埃里希们，但在我看来，只有美国梦[8]才是经得起考验的。
他摇摇晃晃地走出通道，沐浴在欢呼喝彩和热烈情绪里，他的勇猛之气从运动短裤下喷涌溢出，他的眼睛就是黑人的历史。
天启骑士会将美国梦压制在围绳上，把他的满头金发打得乱成血淋淋的一团。我蜷缩在地板上，一边捶地一边呼喊，希望他站起来。但比尔总是给反派加油助威，当里克·弗莱尔趾高气扬地走上摔跤台，抖擞他那铂金色的假发时，比尔便高声尖叫。美国梦会严阵以待，反向四字腿部固定，使出仿生学肘击和索尼·利斯顿式的右击拳。在对手——被击垮的塔利·布兰查德们和筋疲力尽的安德森们——狼狈闪躲时，他会看着那因他痴狂的人群，然后像KRS[9]那样夺过话筒——
是我，伟大的我，摔跤台上的王者。我告诉过你们，美国梦是职业摔跤手。我已来到巅峰，想把我踢下去可没那么容易。
我们没法不看摔跤比赛，但想开电视就得先过爸爸这一关，而爸爸是一个把全部人生价值寄托在努力工作上的人。他每周工作七天。大比尔叫他教皇，因为爸爸每周都会发布各种各样的指令，就好像他握有神谕似的。他不允许我们在感恩节吃东西，如果我们不听话就会挨骂，他还不允许我们动空调、录像机或者雅达利游戏机。他让我们用手摇割草机去修剪草坪。早上他会打开国家公共电台的广播，问我们对时事的意见，但他这样问只是为了展开辩论，反驳我们的观点。有一次，他一连好几天都在分析泰山和独行侠，直到第六天我看出了其中隐含的殖民势力的污点为止。我确定这是他支持我们的滑稽理由。
他拿着两张职业摔跤比赛的票，送出了一份礼物和一个玩笑——
去看看乌干达巨人卡马拉[10]。然后你们就会像我一样明白，那个黑人来自亚拉巴马州。
在巴尔的摩竞技场，我们无比亢奋。我们从低价座位区向下凝视，这座位太高了，摔跤台看上去和我们收到的礼物盒一样小。到处都是白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白人。他们戴着帽子，穿着剪短的牛仔裤；孩子们聚在一起，吃着热狗和爆米花。我觉得他们看起来脏兮兮的，这种想法让我成了一个自豪的种族主义者。
我很想告诉你紧接着发生了什么，可惜我不记得了。我兴致高昂，想为鸟人欢呼，为他华丽的框架墨镜、杰里卷发和荧光蓝金色氨纶短裤欢呼。他从来都不在意自己出场时场馆里播放的主题音乐，他心里有自己的节奏，那天晚上他也许俯冲向摔跤台，挥动双臂，跟站在自己双肩上的两只长尾小鹦鹉说话。我想见到美国梦，当时他和天启骑士的争斗已经白热化，他占据上风。我打起了游击战——面罩、斗篷、伏击，对抗局势进一步扩大，升级为停车场和车道上的对战，升级成华丽终决。但我在那里遗忘了一切，当我挖掘那个夜晚，脑海中浮现出来的只有墨菲家园的卷须，以及这些卷须是如何钻进我哥哥脑袋里的。他已经是个属于街头的男孩了，但这场拦路抢劫，这种对自己人的阴谋诡计，将他推到了更远的地方。他被当时所感受到的绝望之情触动了，终于完全理解了其中蕴含的风险。
我知道是爸爸和妈妈救了我，他们在接到我的电话不久后开着那辆银色的大众高尔夫在我面前减速停下；我知道爸爸冲进了那个人潮汹涌的夜晚，去找他的大儿子，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为他担心。我知道比尔的母亲琳达冲下港口，第一个找到了他，和他一起乘车返回他们在詹姆斯敦的小屋。我知道几天后比尔回到了泰奥加，我告诉他我是如何不费吹灰之力打倒墨菲家园的人，如何痛扁某个闪电小子[11]似的臭家伙，他完全不信——
傻瓜，他们放你走，是为了追我。
如果爸爸放在家里的报纸没出错的话，外面的世界当时正沉浸在“挑战者号”事故和储贷丑闻中。但是，我们身处另一个国度，承受着我们自己的混乱时世。一切旧秩序都在我们身边分崩离析，那些极端悲惨的数字被反复提及，每二十一人中就有一人被这二十一人中的另一人杀死，去蹲监狱的人比去上大学的多得多。
那阵子兴起了一种家庭小作坊式的业余研究活动，来思考我们的命运。当时贾万纳·昆居夫很有名，他在《反对摧毁黑人男孩的阴谋》一书中给出了一些回答，一直被引用。在会议上，黑人男孩们集合在一起；在学校里，我们聚集在礼堂里；而在家中，母亲们把孩子叫到餐桌旁。他们传递这样的信息：我们的时间是短暂的。
我们住在巴尔的摩西区泰奥加大道斜坡上的联排住宅里。屋子里有一个小厨房、三间卧室、三个卫生间，但这三个卫生间里只有一个是我们愿意进去用的。我们都住在楼上，爸爸妈妈睡在一间小小的主卧里，而我的两个姐姐克丽丝和凯尔从霍华德大学回来后睡在爸爸放书的地方。屋后有个阳台，栏杆的木头已经腐烂了。我有一天差点儿死在那里：我倚靠的那段木头围栏碎了，我头朝下摔了出去。幸运的是，我在后门的顶上撞了一下，脚先着了地。
我的房间是最小的，到处散落着书：《世界大全》、《儿童百科》、《龙枪》[12]和《纳尼亚传奇》。我睡在厚松板搭成的双层床上，跟弟弟梅内里克一起睡下铺。大比尔睡上铺，这就和他在其他地方也总占上风一样。他只比父亲的第二个儿子大几个月，是家里的长子，但他把这微弱的优势变成了要上家族史的大事。他说话时常以“身为长子……”开头，努力说服所有弟弟妹妹做他的手下。大比尔难得会害怕。他的拳头能打飞人群，赢下殴斗。无聊的时候他会给自己找些乐子，比如取笑你没剪好的渐层发型、青春痘或业余脚法。
比尔：塔那西斯，穿着你那双弱爆了的N.B.A.鞋滚出去。你知道那牌子代表什么意思吗？下次买阿迪达斯。还有，加里，我不知道你穿着那双四道杠的酷加笑什么。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黑鬼，买双阿迪达斯吧……
在那些日子里，疯查基是邻里间的一大威胁。我们踢五人制足球的时候，他会把抢断看成对他的挑衅，把阻截防守当作下战书。有一次，他从地上拎起了一根铁棍，抡向胖韦恩，一路追打到我们家的客厅。爸爸那次出现的时候脸上挂着“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严肃表情。查基咒骂着挥舞铁棍，扬长而去。那个晚上我躺在双层床下铺，把这事儿绘声绘色地讲给比尔听。
我：老兄，查基真是疯了。
比尔：去他妈的查基。他要是敢靠近我一步，我就揍扁他。
那年秋天，查基杀死了他的父亲，被警察逮捕，最终消失在少年改造村或希基少管所的阴暗世界里。
上私立学校的史蒂维住在我家顺着斜坡往下走两户的地方。我曾经坐在屋子外面玩他的特种部队人偶，但我后来意识到这样会让我成为攻击目标。街对面就是蒙道敏商场，那里是巴尔的摩西区的时尚据点，是由性爱、杀价和潮流构成的陷阱。那里的每个橱窗都闪耀着皮革、皮草、银制品和价签的光芒，价签上印着巨大的红色数字和表示划掉的斜线。但价签和丰满的甜心女孩会把男孩变成杀手。穿着仿麂皮彪马鞋错踏一步，圣战就开始了。在那段日子里，可卡因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尽管我从没见过谁毒瘾发作的样子，但毒烟给万事万物蒙上了阴影，把我们的家园变成一个以次充好的市集、一个位于巴尔的摩内港的罪恶之都蛾摩拉[13]。判断一个年轻人财富的多寡，就看他颈上金链的宽度。两根手指到三根手指上戴戒指的距离标示了步兵与骑兵的差距，三根手指到四根手指戴戒指的距离标示了骑兵与这个黑暗年代里的伟大上层人士的差距。我们的梦想全都是开着黑色切诺基吉普车巡游大道，停在火热现场的转角，播放器里的音乐冲击着耳膜，涌出拉托亚·杰克逊和《业余说唱》的歌声。就连我也有这样的梦想，而我那时才十岁。
当我在青春期前的困惑和自身的本能中挣扎的时候，大比尔开始对闪闪发光的首饰着迷。那是1986年的夏天，KRS-One包围了奎因斯桥。[14]我站在我的卧室里，高举双手，背着托德·史密斯写出的字句：“沿街漫步，和着硬核节奏/JVC耳机，让水泥地震动。”比尔和我哥哥约翰整个夏天都在兼职做餐厅服务员挣钱。比尔打算买一条挂上脖子就仿佛是一种罪恶的大粗链子。但他还没攒够钱，他也受不了分期付款。他从蒙道敏商场回来的时候带着两个迷你拉链袋，每一个都是女人拳头大小。每一个，都像他本人一样，闪闪发光。袋子里面装着巨大的戒指，一个镶着金鸢，另一个伸出两根手指，做成美元标志的形状。
他在我面前炫耀，我注意到这些闪亮夺目的金属是怎样让他的内心膨胀起来的。他仔细介绍着，沉浸在自己的荣耀之中，这时爸爸走到他身旁。
爸爸：儿子，这都是假的，你被骗了。
比尔：你错了，这是14k金的，我付的现款。
爸爸：儿子，儿子，我们把它们熔了，检测一下。如果它们能有10k，我就赔给你戒指的钱，外加利息。
比尔一阵晕眩，梦想近在咫尺：他仿佛看见一条金鱼骨链挂在自己的黑色BVD背心外面，当他大摇大摆地穿过蒙道敏商场时，女孩们会争相献媚，打手们会崩溃地倒在地上或者向他敬礼致意。为了效仿斯利克·里克[15]，比尔会穿上紫色长袍。他接受了父亲的提议，坚信自己会赢。我们当时都还很年轻，自我陶醉，以为自己正在走的每条小径都是开创性的道路，却根本想不到父亲其实都已走过。爸爸找了个地方熔化金子，进行检测。我不知道哪个更糟——是否定的结果，还是他忧伤的浅笑与训诫。后来，爸爸去了蒙道敏商场，让比尔指认卖给他戒指的商家。爸爸走向那个玻璃柜台，出示了鉴定结果，说出了几个魔法咒语。咒语是“欺诈”、“黑人社区”和“州检察官”。从那以后，比尔对金子再也没有那种感觉了。
我父亲是个觉醒者。他身材结实，六英尺高，非常英俊，大多数时候都很严肃，但极少发火。在工作日，他早上六点钟就匆匆出门，开一个小时车去我们的圣地麦加—霍华德大学，他在那里看管图书，在穆尔兰德—斯平加恩研究中心的尊贵殿堂里收集并展示历史。他很朴素，穿棕色裤子、浅黄色衬衫、米色其乐鞋，自己剪头发。
但到了晚上，他会烤上豆腐，蒸上印度香米，关心起暴乱与煽动。他会解开衬衫，走到地下室里，爬梳古老奥秘的故纸堆。他收集绝版书，鲜为人知的讲稿，J. A. 罗杰斯、本博士和杜鲁希拉·顿吉·休斯顿这些作家自费出版的专题著作。在全世界认为我们没有历史的时候，这些伟大的先知们把埃及交还给非洲，记录下我们的过去。这些历史是他们不愿意让我们看到的，他们不愿意让我们看到那些佚失的文档、秘密的收藏，还有在水渍和岁月的作用下泛黄的文件。但爸爸把它们找了回来。
从我们触碰到这些被窃之国的那天开始，爸爸就会给每个愿意聆听的人解释：他们侵染了我们的头脑。他们安排好他们的颅相学[16]家，他们低端的达尔文主义者，打造出错误的知识，让我们俯首帖耳。但是有人在对抗这种恶魔学。大学将对抗者拒之门外，妥协了的教授嘲笑他们的名字。所以他们自己出版，在街头卖场、教堂和市集兜售自己的大智慧。
因为他们的这些努力，他们为人遗忘。他们试图拯救的人却在追求种族融合的过程中渐渐淡忘了这些伟大的成果，它们凋零，绝版。
爸爸追踪这些自学成才的人和逝者的亲属。在他们的客厅喝茶的时候，他逐渐确定了自己的抱负。爸爸打算用骑马钉订书机、桌面印刷机和康懋达64电脑建立一个出版工作室，以此为失落的天才们正名，在这没有围墙的大学里恢复他们受人尊敬的讲席。这是史无前例的重版事业。他把地下室里的这间工作室命名为黑人经典出版社，而对科茨家的人来说，这是无可推卸的任务。全家人都必须追随这个群体复兴的疯狂梦想。
他在小屋里堆满大智慧，直到一个个房间里的书堆到了门外，书名预示了激进的行动和荣光复兴之路，比如《奇妙的埃塞俄比亚人》《黑色埃及和她的黑人法老们》。爸爸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人，组成一个集体，庆祝向马尔科姆·X和马库斯·加维致敬的节日，庆祝武装反抗活动。兄弟姐妹们伴着考古发现的节奏击鼓跳舞，诗人们的唇齿间蹦出句子。就连食物都是专属于觉醒者的——小麦面包、蔬菜汉堡和仅用水果增甜的饼干。爸爸只是待在幕后，坐在桌子后面凝视着他们，桌上罩着非洲产的布料，上面铺满了逝者们令人敬畏的著作——那都是他找回来的。
这种慷慨吸引了幸存者们，那些从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及其反谍计划中逃出生天的人。他们在走近桌子时怀着那么宏大的期望，以至于甚至无法用英语表意传情，而选择了斯瓦西里语、阿拉伯语或特维语。他们日复一日地打扫大街，做日托，开公共汽车，教钢琴课，劝解年少的高中生。你能够凭借他们身上的恐惧、他们身上的坚忍、他们身上檀香和甘草的味道认出他们。
他们看着我和妈妈或大比尔一起在这些集会上兜售图书，然后再去学校，因为他们总是一起行动。他们会从恩克鲁玛的重要意义开始说起，或者质问我们为什么没有带来克拉克博士的书。他们会停下来，祭酒，大声呼唤邦奇·卡特、奈特·特纳和格蕾丝阿姨的名字。在先人们的抚慰下，他们会平和下来，露出微笑。我是科茨家的儿子，虽然他们不知道我是哪一个。我那时太小了，对丹马克·维西的行动为什么没有成功，比利时人如何对付卢蒙巴，以及奴隶之王撒库拉的回归都毫不关心。
但是在街头，那些嘻哈男孩从头到脚都是Starter、迪亚多纳和乐途这些牌子。他们走到角落里，飞快地聚成一团。大比尔就在那里。他穿着一件鼓鼓囊囊的棕色皮夹克，漫游在街头，统领着一小队蒙道敏的孩子。无聊的时候，他们就弄出些骚乱冲突来，偷抢公交车票或者随便逮着谁揍一顿。他们不给理由，也不发表宣言，这就是他们沿袭下来的做法。这就是惯例。
他们把整个夏天都花在追逐女孩这件事上。女孩们踩着猫步走过蒙道敏，身上穿着石洗牛仔裤，屁股部位有巨大的红色掌印的喷绘。她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三竹节耳环上，听见你喊她们——嘿，哟，小妞儿，过来这边——的时候，她们不会回头竖中指，她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冲你笑。她们关心的是头发，是一堆又一堆的头发——用发胶定型的、烫过的、梳成法式卷发的、指卷波浪的、固定成一顶染色闪亮王冠的。她们活在当下，及时行乐。她们看一眼巴尔的摩西区，就明白自己是这里最美的部分。因此她们走起路来带着舍我其谁的气概，仿佛感觉到了时不我待。
所以你必须再加把劲。你不能像皮纳特·金[17]再临一样大摇大摆地走过帕克岗。就连滑冰场都要求六人同行才许进。莱克星顿联排房正在流行性病，少女怀孕成了一种时尚。丈夫们总是不回家，父亲们似乎不存在。
科茨家族的阵容是这样的：我的父亲和四个女人生了七个孩子。有些孩子的母亲互为好友，有些是同一年出生的。先说说比我大的孩子们吧，按出生顺序依次是凯莉、克丽丝、大比尔，都是我父亲在和琳达的第一次婚姻中生下的。
约翰是帕齐的孩子，马利克是索拉的孩子。
接下来是我和梅内里克，我们的妈妈是谢丽尔。这些关系写在纸上就是一团乱麻，但对我来说都意味着爱，也形成了我最初了解到的，现在也依然相信的关于家庭的定义。
大比尔和约翰都是在1971年出生的。爸爸当时已婚，有两个女儿。他是个老兵，在琳达看来，他肯定是个坦率又正直的普通人。但他突然成了一个激进派，加入了被示威队伍中长辈的严格道德标准、变革的嘎吱步伐裹挟的次生代。他参加了黑豹党，晋升为当地分会的领袖。他丢掉了自己在工会的工作。他为了迫近的革命而加班加点，他的家人靠救济金生活。
爸爸错过了克丽丝和凯尔的降生，琳达生大比尔时他也不在。似乎总是碰上什么事——某个电话听筒没挂上，或者黑豹党里某个人传错了话。比尔出生的那天，爸爸开着琳达那辆1966年的福特野马，穿过市区往巴尔的摩南区综合医院赶。他在心里衡量着孰轻孰重，他二十五岁，正处在自己一生活力的巅峰，并挺身而出，争取自己的利益。他跟琳达还有孩子们住在一条蜿蜒小路的尽头，位于巴尔的摩南区的樱桃山。但爸爸不戴戒指，他觉得婚姻是过一天算一天的，他只是想去走走年轻男人都要走的人生道路，那也是他父亲曾走过的人生道路。
黑豹党的政治活动与他勇敢的追求相契合。他们住在公社里，共用袜子，换床睡。他们互为同志，是伟大毁灭之路上的伙伴，是摧毁家庭、政府和由利欲熏心的体制操控的经济这一伟大事业之路上的伙伴。在这个新世界里，不存在独占。爸爸自然而然地接受并喜欢上了这种生活方式，不久后，似乎只要有个女人冲他微笑，她就已经开始在把自己的生命划分成一个又一个孕期了。
琳达对黑豹党的看法是，它让爸爸从一个令人尊重的、体面的、努力工作的老兵变成了一个要申请食品券和公共住房的人。比尔出生的那天夜里，爸爸赶到医院，他看到妻子惹人怜爱地躺在床上，在生产之后显得容光焕发，忍不住想要勇敢地忏悔。他没准备过发言稿或者其他特别的措辞，只是不假思索地说出了以下这句话，无异于给她灌下一碗馊了的汤：琳达，我还有一个孩子快出生了。这种话你永远都找不到合适的时机说出口，但有一些时机是特别差的，而爸爸就选择了其中一个。
虽然爸爸很年轻，他的大局观也比绝大多数人都好，但与之相伴的是，他对现实中人的复杂性无知到了极点。所以他又一次做出了这种可耻的壮举。那年10月，他去医院看帕齐和刚出生的约翰。他又一次看见自己孩子的母亲躺在床上，又一次丢下了同样的话，他又有一个孩子快出生了，但这次还有更出人意料的情节——那个孩子的母亲是帕齐最好的朋友和党内的同志。
我父亲很擅长在无知无觉中伤害别人。也许最终又是这一点救了他，他对于自己追求女人们的行径毫无羞耻感。他永远处在破产的状态，但绝不会在账单到期时逃避了事。他为了给孩子买新鞋奔走忙碌，而他自己的鞋早已开了线。在觉醒者中，他因为将一些书发掘出来使之重见天日而闻名，但也同样因为始终陪伴这一大堆孩子而闻名，甚至因为这堆孩子错综复杂的关系而闻名。我知道这么说显得底线太低，但我们生活在一个欺诈盛行的年代，可耻之事是那样普遍，黑鬼们居然到了吹嘘怎样遗弃孩子的地步。
你可以看到我父亲坐在厨桌边对着周日的报纸摇头，或者坐在客厅因晚间新闻而忧心忡忡。他要负担五个男孩和两个女孩的生活，在他死后，他们就是他全部的遗言。他就像是一个有污点的传教士，受召唤成为父亲。这一切的根源是他那酗酒的父亲：祖父生了太多的孩子，爸爸甚至数不清自己有多少兄弟姐妹。祖父让三姐妹先后都为他怀了孕，所以爸爸的姨母也是他的继母。
祖父很聪明，他会逼着爸爸背诵《圣经》，也会对着晨报发表评论。但是愤怒和廉价的葡萄酒腐蚀了他最好的一面，他会为了区区十美分的事儿勃然大怒，把五岁的爸爸从客厅这头一把扔到那头，珀尔姑妈会走过去替爸爸挨打。九岁那年的一天，爸爸从学校回到家，发现他们被赶了出来，往后的日子都要在大街上过了。接下来的几周，他和祖父、两个兄弟、珀尔姑妈一起住在一辆皮卡里。后来祖父把爸爸和他的兄弟戴维丢到了祖母家，从此消失无踪。
现在爸爸自己也制造出了这些跨越十四年的混乱的亲子故事。他把热情寄托在儿子们身上，仅仅是因为机会和风险看上去都那么高。在我们眼中，他处在一个很古怪的位置，居于怨恨和极度崇敬之间。我们所有的朋友都没有父亲，所以爸爸在某种意义上是上帝的赐福，他本人却很难让我们这么觉得。他是个身体力行的法西斯主义者，逼迫我们读书，禁止我们信教。有一次他抓到大比尔在厨桌边祷告，他命令比尔停下来——
你想祷告，就向我祷告，是我把食物放到这张桌子上的。
另一次，在吃晚餐的时候，比尔声称他迫不及待地想要长大，那样他就可以搬出去，自己说了算。爸爸严厉地看着他——
你不必等。你现在就可以走。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他是有缺点的，但他依然保持着先知的光环。在我们的人生地图上，他把十二岁到十八岁用亮色圈了出来。那里就是深渊所在，无人指引的黑人男孩被吞噬，然后重新出现在街角或监狱的队列中。
爸爸在和这种命运战斗。他在抚养、培训适应各种地形的士兵。他宣扬警醒与觉悟、纪律与训诫、信任与信心的重要性。逃避做家务，伸手越过桌子去够玉米球，打翻一壶果汁，都会被他教训。他的教育手法是随机的——你在离开前可能要听完关于布克·T. 华盛顿[18]的美德的训诫，或是他把一个女人抛弃在越南的故事。也有可能要挨上一顿黑皮带。
有一次，比尔和我在爸妈的床上摔跤，床架上的几块木板断为两截。我们拙劣地把它们重新安了上去。我们上床睡觉之后，爸爸妈妈才会回家。比尔指点我，如果爸爸问起，就说不知情。
爸爸先把我叫了起来。床是怎么回事？
我耸了耸肩。我不知道……
然后他叫醒了比尔。床是怎么回事？
我们摔跤的时候踩碎了。
我只敢在心里瞪比尔。
你就非要说个谎，把事情弄得更糟。爸爸说。
他把我们拎到楼下的后门。你们两个都出去。到后面去，你们想摔跤，那就出去，在后院里摔，现在就去。
他关上了门。我们看了看对方，比尔抓住了我，把我扔到了地上。我们两个听爸爸的话在泥地里打架，打了不知多久，才意识到他可能压根没看。
后来妈妈出来了，把我们领回楼上。爸爸已经睡着了。
我怕我父亲，但恐惧也改变不了我的天性。我带回家的成绩卡上写着稀松平常的话：没有发挥出潜能，需要集中注意力，纪律方面有问题。妈妈会去学校，然后带着偏头痛回来——她把这头痛传给了我们。她瞪大了眼，把指甲掐进我的胳膊里——
我才不要养一个一无是处的黑鬼。你的脑子在哪儿？你在想什么呢，孩子？
我在想周日的华夫饼和启明星，我在为太空堡垒里的林明美[19]、迷惑龙[20]、汤姆·兰德里和星际牛仔而悲伤，我在盯着三张桌子开外的地方，幻想着布兰达·尼尔穿着粉白两色的礼服跳舞的样子。
爸爸会像看一项注定以大败告终的事业那样看着向他走去的我，朝我拍三下手——
醒醒，孩子，走路的时候要让自己看起来有事可做，让自己看起来有地方可去。
我有过改变故事走向的机会。四年级的时候，爸爸妈妈让我去申请多家私立学校的奖学金。我参加了一轮轮的课堂参观，注意到它们的午餐是多么好，却在标准化考试中白费时间。多项选择和气泡对话框不在话下，我乱选一气，在几个月后得知自己被所有学校拒绝时故作震惊。
两年后，爸爸的教育手段变得越发激进。威廉·H. 莱梅尔中学坐落在杜克兰外的一座山丘上。从学校里面涌出各种狂野的谣言——副校长在操场上被人抱摔，排队打午饭时发生暴力事件，男孩们只穿袜子不穿鞋徒步回家。但在莱梅尔中学，老师们开展的是与爸爸如出一辙的战斗。在整个国家，有更好的工作、更好的薪水、更好的生活在召唤着他们，但是在第二次重建失败期间，莱梅尔中学奋力还击。校长们把学生们分成各个小队，每支队伍都以圣徒的名字——道格拉斯、塔布曼、伍德森和金——命名。他们身着统一制服，组成一个个贫民天才班，手持喇叭，喊出张扬的口号——莱梅尔中学是胜利者的中学。这让爸爸的努力事半功倍，他对我的那些训诫得到了强化，让我对历史和抗争有了深刻的了解。但是，当大比尔听到这些的时候，他跟我说了唯一重要的一句话：莱梅尔的黑鬼不会玩。
从宽宏大量的母亲那里被送回来之后，大比尔现在是泰奥加的固定一员了。比尔没有多少时间了，他马上就要上十年级了。他身材修长、八面玲珑，和凯恩对《永夜》的化用一样美好。他打着长长的哈欠把晾衣架上的短裤拽下来，而且和很多人一样，相信可以靠自己的弹跳力谋生。
必定是在那个愚人金[21]的夏天，比尔和约翰走了极端。他们俩在我们本地一家熟食店做兼职服务员，一个周六，他们在下班后带着我们的表亲加里坐上偷来的车兜风。那天晚上，爸爸得知他的两个儿子被关进了巴尔的摩警察局。爸爸开车去接孩子们，把他们带回家后，对他们进行了一场可以载入史册的鞭打。第二天早上，爸爸列出了一张劳动清单，泰奥加于是变成了一个劳动改造营，干的活儿比平时还要繁重。大概就是在那段时间，比尔被永久指定了卧室，就是和我、梅内里克合住的那间，梅内里克那时四岁。比尔在墙上挂满了他喜欢的球星的签名海报，比如人类电影精华和流畅王。[22]
现在妈妈会每晚检查我和比尔的家庭作业。爸爸则主持了一个强制参加的“每月一书”俱乐部，从我们认为晦涩难懂又无关痛痒的书里挑出一些来让我们读。比尔申请阅读《体育画报》的过刊，我想不起来爸爸有没有回应他这个请求。但我记得《逃往加拿大》，记得爸爸怎样试图教会我们伊斯梅尔·里德的独家幽默。比尔有他自己独创的笑话——
看看这一团糟的剪法，他一边说，一边指向里德的书封底上的画像。这个黑鬼留的是半边爆炸头。
周末晚上，爸爸管得没那么严，我们会坐在门前的走廊上，开着收音机，听纽约的实话实说节目。弗兰克·斯基起头，压下惠特尼和所有女性化的节奏与废话，直到阿弗里卡·班巴塔主宰这个夜晚。比尔会往自己的手提收音机的第二个卡盒里放一盘磁带，他把自己的绰号——MC天命——用修正液写在两边的喇叭上。一些夜晚，住在沿斜坡往下两户的丹特会跨过他醉醺醺的父亲，过来和我们待在一起。有一次，丹特的爸爸喝醉了，试图用他的钥匙开我家的门锁。爸爸开了门，彬彬有礼地给他指明回家的路，让跑上台阶来笑个没完的比尔安静下来。
丹特会跟比尔击掌、碰拳再握手——我还没有用这种礼仪的资格——然后坐在砖砌的台阶上，随着《演出》《保罗·列维尔》的节奏点头。他对我们的姐姐克丽丝一片痴心，常常对比尔倾诉、抱怨或口头上占比尔的便宜。但比尔不为所动。他只会大笑着指出丹特的缺点——双耳像夏威夷岛，穿着破旧的阿迪达斯鞋——再花一小时挤兑丹特。然后他会用拳头敲一下丹特的胳膊说，滚出我家的门廊，小流氓。他们表现得就像所有相互调侃的邻家男孩一样。但是，就在街角，这个世界的无底深渊在等着他们，而他们对此一无所知。
爸爸通常在地下室里弄他的书。他没能理解的是，我们也在发掘，我们也在见证巫术——来点儿菲尔·柯林斯[23]，再来点儿比兹、奥芙拉·哈扎[24]和上帝的音乐。
爸爸在1972年离开黑豹党，走时被授予了“人民公敌”的崇高荣誉。这事发生在他第一次遇到我母亲后不久。他会在车里塞满关于自我的大智慧，开车去霍华德大学。他收拾好一张桌子，摆上许多记载被掩盖的历史和激进派箴言的书。在那些日子里，霍华德大学是种族正义的发祥地。这所学校在吉姆·克劳法下成长得更加茁壮，尽情吸收师生们的思想，他们因为自己的肤色而只能在屈指可数的几所学校中教书和学习。后来它已经不仅是一所大学了，它成了我们的麦加，在每一个身处底层的人看来都是如此。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男孩们初到麦加，心里想的只是下半身，因为据说历史上从未有哪个时刻能与这个校园中的任意一天相比，如此之多美丽的女性聚集在同一个地方。但是他们不知怎么就被麦加改变了，当他们离开时，心怀霍华德大学传奇师长——比如埃里克·威廉斯和E. 富兰克林·弗雷泽——给予的勇气，逃亡南方，被治安官和三K党鞭打。
如今，在后马尔科姆·X和马丁·路德·金时代，麦加正在再度改变。爸爸在会议上卖书，那些会议承诺会在诗歌、私立学校和可靠之人的引领下建立一种新秩序。但有位长辈指明了他的孩子们该走的路，这一课比所有时兴的行话和他所观察到的生活方式都更有用。这位长辈曾经在霍华德大学工作，只是他的工作内容不那么体面：清扫地板，打理草坪，清理卫生间。我对他的人生一无所知，但我知道，他因为麦加的职工子女可以免费接受教育这项规定而心满意足。爸爸听说这事之后深受触动。现在，许多年过去了，他在穆尔兰德—斯平加恩找到了一份工作。养育七个孩子的现实使他极其需要这份工作，我的姐姐克丽丝和凯莉已经读大学了。家里还剩下五个男孩，其中的两个正坐在屋外，随着这新奇又动听的声响点头。
那是我们时代的声响，我们在其中认出了自己的所有欲望和巨大的恐惧。大比尔很有压力，因为墨菲家园向他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在许多时刻，他所拥有的只有他自己。那是1986年，可卡因时代即将来临。我们身边开始有人死去，奶奶、乔伊斯阿姨、比尔的外祖母维尔拉女士，然后是创纪录的事情——二百五十名巴尔的摩人死于谋杀。那一年，我的朋友克雷格在收工回家的路上被人残忍杀死。他班上所有的同学都依靠午餐券，而他是其中最穷的孩子。他的鞋子会发出声响，一周里的多半时间他都穿着一件红色格子的伐木工衬衫。他有好几个兄弟姐妹。半兽人就埋伏在他途经的地方，将他杀死。
我踏进这个世界，困惑于缓冲带的缺失，困惑于孩子一夕之间就要长成小大人。但大比尔心如明镜，一如既往。在墨菲家园事件发生后，他通过熟人四处打听，终于找到了一个武器贩子。他把那玩意儿藏进我们的卧室，藏进他那件鼓鼓囊囊的棕色皮夹克里。他在给我展示它的时候绝非色厉内荏或虚张声势，它的分量赋予了它权威，而我知道这份权威是实实在在的。从那一刻起，我的哥哥大比尔行走在外时总是带着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