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一户人家的历史
一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
阿列克塞·费奥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是我县一位地主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的第三个儿子。老卡拉马佐夫神秘地横死于十三年前，笔者将在以后叙述的这件血案，当时曾使此人大大出名，而且在我们那儿至今仍有人提到他。关于这位“地主”（我们那儿都管他叫“地主”，虽然他一辈子几乎从不住在自己的田庄里），眼下我只想说，那是个奇怪的主儿，不过这号人也颇不少见，其特点是不仅品性恶劣、道德败坏，而且冥顽不灵，——偏偏此等冥顽不灵者非常精于理财敛财，不过此外看来一无所长。例如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就差不多是白手起家的。他这个地主简直小得不能再小，老是东奔西走吃人家的白食，涎皮赖脸充当帮闲，可是到他死下来竟有十万卢布家产。与此同时，他一辈子却过得始终像一条最最冥顽不灵的浑虫，这在我们全县都是数得着的。我再说一遍：那不是愚蠢，这类浑虫大都相当聪明和狡猾，——可就是冥顽，而且还是一种独特的国粹。
他结过两次婚，有三个儿子：老大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为前妻所生；另外两个——伊万和阿列克塞——是第二个妻子生的。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的前妻出身于相当富有的名门贵族米乌索夫家——也是本县地主。一位妆奁颇丰、长得也漂亮的小姐，外加聪明能干——如今这一代中间固然不少，但在上一代也并非没有，——怎么会嫁给这么个没出息的“孱头”（当时谁都这么叫他），我不想过于细述。不过我知道，有位属于更早时期所谓“浪漫”一代的小姐，她完全可以在任何时候顺顺当当地嫁给自己所爱的一位先生，然而经过若干年神秘的恋爱之后，她自己臆想出种种无法克服的障碍，结果在一个风狂雨暴之夜，从悬崖状的高高陡岸上纵身投入水深流急的河中，纯粹死于她自己的怪念头，只是为了仿效莎士比亚剧中的奥菲莉亚。甚至可以这样说，倘若她早已看中的那堵岩壁不那么峭拔入画，而只是一道缓坦的寻常河岸，那么自杀也许压根儿不会发生。这是真人真事，在我们俄国的生活中，最近半个多世纪里这样或类似这样的事情想必发生过不少。同样，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米乌索娃此举无疑也是受人影响、思想被俘所致。她也许想显示一下女子的独立性，置门第观念于不顾，准备冲破自己家族的专制束缚，而善于迎合的幻想使她相信（大概只有一会儿工夫），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尽管卑为食客，毕竟属于那个奔向美好明天的时代，不失为那个时代最大胆、最具讽刺性的人物之一，而实际上他只是一个居心不良的小丑，此外什么也不是。这段姻缘中特别够味儿的一点还在于，它是以私奔的方式实现的，这可太合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的胃口了。至于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即使就其社会地位而言，当时也完全会来这一手，因为他一心一意想不择手段地往上爬，攀一门好亲，又得到嫁妆，那可太诱人了。要说两人之间的爱情，看来根本不存在——无论是女方还是男方，尽管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容貌姣好。这也许可算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一生中绝无仅有的例外。此人一辈子是个无出其右的好色之徒，随便哪个娘们只要向他一招手，他立刻会趴在对方裙下。然而唯独自己的原配夫人居然没有引起他特别强烈的情欲。
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在私奔之后，立刻就明白，除了鄙视以外，自己对丈夫再也没有别的感情。于是，结婚的后果以惊人的速度表现出来。尽管女家对这一事件甚至没过多久便认了，并且分了嫁妆给出逃的姑娘，然而这对夫妇之间却开始了最不堪的生活和无休止的争吵。据说，年轻的妻子在这期间表现得高贵大方，很有风度，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绝对不能与之相比。现在大家都已知道，妻子的钱在她刚得到的当时便一下子让做丈夫的全给偷走了，从此这笔数额达二万五千卢布的财产对她来说犹如石沉大海。作为陪嫁，她还得到一个小村庄和一栋挺不错的城里房子，丈夫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千方百计企图通过某项适当的手续把它们转到自己名下。他一刻不停地厚着脸皮胡搅蛮缠、软磨硬逼，惹得妻子对他鄙夷至极、讨厌透顶，以致心力交瘁，只想摆脱。老实说，单单由于这个缘故，他本来十拿九稳可以达到目的，但幸亏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的亲属出来干预，那个贪心鬼才不得不有所收敛。尽人皆知，他们夫妻之间经常打架，不过据传，并非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打老婆，而是皮肤浅黑、敢作敢为、火暴性子而又天生强壮的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倒过来揍老公。后来，她终于离家出走，跟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师范学校毕业生跑了，把三岁的米嘉丢给丈夫。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立即在家里养起了一大帮女人，成日价纵酒狂欢。在放荡的间歇中，他几乎跑遍了全省各地，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向所有的人哭诉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如何把他抛弃，同时还叙述种种细节，一个做丈夫的居然好意思细说自己婚后生活中的这些事儿，也太不识羞了。主要的是，他似乎乐于在所有的人面前扮演受气丈夫这么一个可笑的角色，还要添油加醋地着意渲染自己如何受尽委屈，这样做甚至使他感到满足。有些人当面挖苦他：“尽管您遭到这样的不幸，可是看上去那么扬扬得意，旁人还以为您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做官了呢。”许多人甚至还说，他对于自己能以翻新的小丑面目出现感到高兴，而且假装并没发现自己的处境有多么滑稽，那是故意让人觉得更加可笑。不过，这也许是他的天真使然亦未可知。后来，他总算发现了出逃的妻子的踪迹。原来这可怜的女人和她的师范学校毕业生已一起迁往彼得堡，她在那里无拘无束地过起彻底解放的生活来了。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马上大起忙头，准备动身前往彼得堡，——去干吗？——可以肯定，他自己也不知道。当时他也许真的就这么去了，可是在作出这样的决定之后，他立即认为有权再肆无忌惮地痛饮一番为自己壮行。就在这个当口儿，他妻家获悉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已死在彼得堡。她不知怎么的一下子在某处的顶楼上死了，有的说死于伤寒，而另一种说法好像是饿死的。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是在酒醉状态中得到妻子死讯的。据说，当时他跑到街上，兴奋地高举双手，仰天大喊：“现在放开了。”[2]可是另一些人则说，他像个小孩子似的号啕大哭，直哭得别人瞧着他甚至觉得可怜，虽然人人都讨厌他。很可能两种说法都对，他庆幸自己得到解放，也为解放他的死者哭泣——两者兼而有之。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甚至恶人，要比我们想象中的他们幼稚得多、天真得多。其实我们自己也一样。
二甩掉第一个儿子
这号人会是个怎样的父亲，怎样教育孩子，当然可想而知。作为一个父亲，他的行为是在意料之中的，也就是说，他把自己与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所生的一个孩子压根儿扔下不管，倒不是因为恨他，也不是由于做丈夫的感情受到伤害的缘故，而是干脆把他完全给忘了。在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喋喋不休地向所有的人哭诉，而又把自己的家变成酒池肉林的时候，才三岁的小男孩米嘉全靠这家的忠实的仆人格里果利照料。当时要不是他关心米嘉，恐怕连孩子的衬衣也没有人给换。
偏偏孩子的母系亲属在最初一段时间内似乎也把他忘了。他的外公——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的父亲米乌索夫先生本人——当时已不在人世；他那移居莫斯科的遗孀——米嘉的外婆——实在病痛太多；阿黛拉伊达的姐妹们又都出嫁了。因此，差不多有整整一年，米嘉只得待在仆人格里果利身边，和他一起住下人的木屋。不过，即便老子还记得这个儿子（他总不可能真的不知道米嘉的存在），他自己也会打发孩子回到木屋里去，因为他要纵欲酗酒，孩子毕竟会妨碍他。但是，死去的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有位堂兄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米乌索夫从巴黎回来了。此人后来在国外接连住了好多年，当时他还非常年轻，不过在米乌索夫家族中是个突出的人物，他挺开明，在首都和国外见过不少世面，而且可以说，一辈子都是欧洲文化的产物，到晚年则成为四五十年代的自由主义者。他平生先后结交过许多他那个时代自由主义思想最鲜明的人，有俄国的，也有外国的，认识蒲鲁东[3]和巴枯宁[4]本人，到了浪游生涯行将告终之际，他特别喜欢回忆和讲述一八四八年巴黎二月革命的三天，并且暗示说他自己也差点儿没到街垒上去参加那次革命。那是他对青年时代保留的最最愉快的回忆之一。他有一份独立的田产，按老法估算，大约有一千农奴。一出我们这个小县城，就是他的十分出色的领地，与之接壤的是我们那儿一座著名修道院的土地，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刚得到遗产——那时年纪还很轻很轻——马上就开始跟那个修道院没完没了地打官司，争的是一条河里的几片捕鱼区或一处森林的若干伐木地的主权归属问题，确切情况我不了解，但他把跟“教权派”打官司甚至视为自己作为公民和文明人的一项义务。他自然记得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当初甚至还注意过她。他听说了有关这位堂妹的悲剧始末，并且了解到还有个遗孤米嘉，便勉强克制住自己年轻人的一腔怒火和对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的蔑视，插手管起这件事来。于是他第一次认识了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并且直截了当地向他表示愿意抚养那个孩子。事后他有很久经常向人讲述这样一个很说明问题的情况：当他与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谈起米嘉的时候，身为父亲的那位有一阵子竟现出莫名其妙的样子，完全不明白所说的是哪个孩子，甚至对于他有个年幼的儿子在家里某个地方似乎感到惊讶。如果说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叙述的情况可能有所夸大，那么，其中必定仍然有近乎真实的内容。
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一生都喜欢做戏，喜欢突然在您面前扮演一个意想不到的角色，其实有时候根本没有这样的必要，甚至会直接损害他自己，眼下这件事便是一例。不过，有这种脾气的人还非常之多，甚至是些十分聪明的人，绝非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者流。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把这件事办得挺利索，甚至被指定为孩子的监护人（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也是监护人），因为孩子的母亲毕竟有些东西遗留下来，包括一栋房屋和田产。米嘉果然由他的堂舅领走了，但这位堂舅自己并无家室，在办妥了确保自己田产收入款额事宜之后，他当即匆匆前往巴黎又住上很长一个时期，因此把孩子托付给自己的一位表姑、莫斯科的地主太太。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久居巴黎的结果，特别在那次二月革命爆发之后，他得到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使他终生难忘，居然也把那个孩子给忘了。莫斯科的地主太太死后，米嘉又转到她的一个已经出嫁的女儿家里。好像此后他还第四次挪过窝。这事现在我就不细说了，何况有关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的这个头生儿要讲的还有许多，眼下我只限于作一些必不可少的介绍，要是连这些也略去，那我这部小说就没法起头了。
首先，这位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是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三个儿子中唯一怀着这样的信念长大的：反正他拥有一些财产，等到成年之后经济就可以独立。他青少年时代的岁月过得颇不像话：中学没念完，后来进了一所军校，然后来到高加索服役，曾得到提升，因与人决斗遭降级，后又被提升，大肆吃喝玩乐，花掉了许多钱。他直到成年以后才开始从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那儿得到钱，可在这以前已经债台高筑。他成年之后才头一回看到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知道这就是他的父亲，当时他特地来到我们那个小地方跟后者谈自己的财产问题。看来，那个时候他就对老子没有好感；他在老子家里没待多久便急急忙忙地走了，只来得及从他那儿拿到一笔钱，并且就今后领取田产收入的问题跟老子做了一笔交易，至于那些田产价值多少，收益如何，那一回他从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那儿始终没问出什么名堂（这一事实值得注意）。当时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一开始就发现（这一点也必须记住），米嘉对自己那份财产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与实际情况出入很大。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对此非常满意，因为他另有算计。他认定这个年轻人心浮气躁，欲望不小，耐性很差，是个浪荡子，只消把握时机让他到手一些现钱，马上就太平无事，当然为时不会太久。于是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抓住这一点开始加以利用，也就是施一些小恩小惠，隔一阵子寄点儿钱去，结果竟是这样：四年以后，米嘉对于这种局面感到不耐烦了，当他再次来到我们这个小城，打算跟老子彻底清账时，突然万分惊愕地发现他已经一无所有，这账连算也很难算得过来，反正他通过提现金的方式把自己的全部财产所值已经从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那里支取一空，没准儿还倒挂呢；根据某年某月某日及某年某月某日他自己同意的某项及某项协议，他没有权利再提出任何要求，如此等等，等等。那年轻人给震懵了，不信这是事实，怀疑其中有诈，他几乎无法控制自己，仿佛失去了理智。正是这一情况导致了一宗惨案的发生，而铺叙这宗惨案将构成我这第一部作为楔子的小说的主体，更确切地说，将构成它的外壳。不过，在我转入这部小说之前，还必须把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的另外两个儿子即米嘉的弟弟也作一番介绍，交代一下他们的来历。
三续弦与续弦所出
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在甩掉了四岁的米嘉之后，很快便续了弦。第二次婚姻持续约有八年。这第二位太太也很年轻，名叫索菲娅·伊万诺夫娜，来自别的省份，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曾经为一注小买卖与一个犹太人结伴去过那里。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尽管酗酒好色、纵欲无度，但从不停止投资牟利，而且买卖总是很得法，当然差不多每次都要做些手脚。索菲娅·伊万诺夫娜是一名品行可疑的教堂执事之女，自幼失去怙恃，在一户富贵人家长大，收养抚育她的是沃洛霍夫将军的遗孀，这位老太太既是她的恩人，也是她的催命冤家。详细情况我不清楚，只听说那孤女性情十分温顺，向来唯命是从，有一回竟在阁楼的一枚钉子上挂了个绳圈投环自尽，让人给救了下来，因为她实在受不了将军夫人的怪脾气和没完没了的数落，显然，这位老太太心地并不坏，只是由于无所事事而养成别人极难忍受的专横性格。
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曾去求亲，但人家打听到他的情况后把他撵走了。于是他重施第一次婚姻的故伎，向孤女建议私奔。那姑娘要是能及时了解他较多的底细，极有可能不会嫁给他。但是双方不在同一个省内；再说，一个十六岁的少女又能懂得什么，只知道留在这位恩人老太太那里还不如去投河。就这样，可怜的姑娘用女恩人换了个男恩人。这一回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没拿到一个子儿，因为将军夫人盛怒之下什么也不给，这且不说，还把他俩诅咒了一番。不过，这一回他也没指望得到嫁妆，只是迷恋于那个纯洁少女出众的美貌，尤其是她那天真无邪的模样简直使这个好色之徒惊呆了，因为在这以前他只会用淫邪的眼光欣赏那种鄙俗的女性美。
“那一双纯真的眼睛当时就像一把剃刀在我心上刷地划了一下，”后来他不止一次这样说过，每次都带着他那种令人作呕的浪笑。其实，这在一个淫棍身上也只能是一种色欲的冲动。既然没有得到任何嫁资，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对他的太太也就不讲什么客气了，并且利用她觉得“对不起”夫君的心情，利用自己等于把她“从绳环中解救出来”这一点，此外还利用她那无与伦比的温驯和顺从，连最起码的夫妇之道他也大肆践踏。他把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弄到家里来，当着妻子的面干那些伤风败俗的勾当。这里我想讲一件事情很能说明问题。那个仆人格里果利生性阴郁，又蠢又倔，偏偏喜欢说教，他恨以前的主母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如今却站到新主母的一边，为了卫护她，格里果利不惜以不合用人身份的方式跟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对骂，有一回甚至大闹东家的“无忧宫”，硬把各处召来的放荡女人通通轰走。这个从很小的时候起就给吓坏的苦命女子，后来得了一种神经兮兮的病，这种病症最多见于没什么文化的乡下女人，她们因此被称为“鬼号婆娘”。患这种病的女人歇斯底里发作起来十分可怕，有时甚至会丧失理性。可是她倒给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生了两个儿子——伊万和阿列克塞：第一个生于结婚第一年；第二个生于三年之后。她死的时候，小阿列克塞还不满四岁，说来虽然奇怪，但我知道，后来他一辈子都记得自己的母亲——当然，那像是梦中留下的印象。索菲娅·伊万诺夫娜去世以后，两个男孩的遭遇跟老大米嘉几乎完全一样：他们也被老子彻底丢在脑后不闻不问，还是由格里果利照看，他们同样住进了他的木屋。那位专横的老太太，曾经收养和抚育他们的母亲的将军夫人，在木屋里找到了这小哥儿俩。老太太那时依然健在，而且八年来始终咽不下人家让她受的那口气。这八年中间，关于她的索菲娅的生活状况，将军夫人一直掌握着极其准确的情报。听说索菲娅得了病以及她所处的环境是多么不成体统，将军夫人曾有两三回向一些仰她鼻息的女帮闲出声说过：
“她这是活该，那是上帝对她的惩罚，忘恩负义的报应。”
索菲娅·伊万诺夫娜死了三个月以后，将军夫人突然亲临我们的小城，径直来到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家中，在城内总共逗留半个钟头左右，却做了很多事情。那会儿正值傍晚时分。整整八年没跟老太太会过面的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醉醺醺地出来见她。据传，将军夫人一看见他，没开口说一句话，马上就扇了他清脆、响亮的两个耳光，并且揪住他的一簇头发从上往下扯了三下，然后仍然一声不吭地直接到木屋里去找两个孩子。她刚一瞥见他们蓬头垢面、衣衫邋遢的样子，立即又给了格里果利一个耳光，再向他宣布，要把两个孩子都带走，然后领着他们出门，也不更换衣服，就用毯子一裹，登上马车，带回她自己的城市。格里果利显示出义仆本色，挨了那一下耳光，没说半句粗话，他把老太太送上马车时，还深深地向她鞠了一躬，用庄重的语气说，“上帝会为这两个没娘的孩子酬谢”她的。将军夫人在马车起步时冲他喊道：“可你还是个笨蛋！”
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把全部情况考虑了一遍，认为这事儿并不坏，故而后来在正式同意两个孩子由将军夫人抚养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关于所挨的两下耳光，他自己满城奔走，逢人便讲。
在这以后不久，将军夫人也告下世，不过她在遗嘱里给了两个娃娃每人一千卢布“供他们受教育，而且这些钱一定要完全花在他们身上，但必须细水长流，足以维持到他们成年，因为对于这种孩子来说，这份布施已经够可以的了，谁要是愿意，那就请他自己解囊”，如此等等。笔者本人没有看到过遗嘱，只是听说里边确实有这类奇怪的条文和过于独特的措辞。不过，老太太遗产的主要继承人倒是一位正人君子、那个省里的首席贵族叶菲姆·彼得罗维奇·波列诺夫。他跟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通了信，并且一下子就看透，想要此人掏钱供他自己的孩子受教育根本不可能，尽管他从不正面拒绝，可总是使出他应付此类情形的套路——拖，有时候甚至能做到声泪俱下。有鉴于此，叶菲姆·彼得罗维奇便着手自己来关心那两个孤儿，而且对小的一个即阿列克塞还特别喜欢，所以阿列克塞有很长一段时间简直就像他家的人。我请求读者从一开始就注意这一点。如果说，那哥儿俩所受的抚养和教育之恩理当没齿不忘，那么他们要感谢的正是这位叶菲姆·彼得罗维奇，一个极其高尚、极其富于人道主义精神的人，这样的人是不多见的。他把将军夫人留给两个孩子的每人一千卢布为他们完整地保存起来，使这笔钱到他们成年时连利息翻了一番，而抚育他们的费用则由他自己支付，当然，花在每人身上的钱远远不止一千。对于他们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我又不准备在此缕述，而只是介绍一些最主要的情况。关于大的那一个——伊万——我只想交代一点：他长成了一个阴郁乖僻、性格内向的少年，虽然远非胆小怕羞，但好像从十岁左右开始便明白他们哥儿俩毕竟是寄人篱下，接受人家的恩惠，他们的父亲是个简直一提起来就让他们颜面蒙羞的人，等等，等等。这孩子很早——几乎在幼儿时代（至少传说如此）——便开始显露出不同凡响的学习才能。确切的情形我不了解，但好像他十三岁便离开了叶菲姆·彼得罗维奇家，去莫斯科的一所中学就读，食宿则在一位经验丰富并且当时很有名气的教育家叶菲姆·彼得罗维奇的总角之交家中。据伊万后来自己说，一切都出于叶菲姆·彼得罗维奇那份“行善的热心”，他被这样一个主意吸引住了：如此天才横溢的少年应由一位天才的教师加以培养。不过，当伊万中学毕业考入大学时，叶菲姆·彼得罗维奇和那位天才的教师都已不在人世。由于叶菲姆·彼得罗维奇没有作出妥善安排，加之种种在我国万难避免的手续和拖延，使伊万迟迟拿不到专横的将军夫人遗赠的那笔钱，即已经从一千卢布带利息增至两千的教育费。这个年轻人上大学最初两年的生活十分艰苦，因为他在整个这段时间内不得不自己养活自己，同时又得学习。必须指出，当时他甚至不想尝试与父亲通信——可能是出于傲气，出于对他的蔑视，也可能是冷静思考的结果，因为理智告诉他，从父亲那里连一点点切实的帮助也不会得到。不管怎样，这个年轻人丝毫也不气馁，居然能设法打工，先是给人家的孩子补习功课收两毛钱一回，后来又经常跑报社，送去一些十数行的短文章报道街头发生的事件，署名“目击者”。据说，这些短文总是写得那么引人入胜、富有文采，所以很快就被采用，单是这一点就充分显示出这个年轻人在智慧和实干方面都强似我国为数众多的那一部分男女青年学生——他们总是穷愁潦倒，在两大都会[5]照例从早到晚跑各家报社和杂志社，翻来覆去地不是请求给些东西抄写，就是干一些从法文译成俄文的活儿，此外再也想不出更好的主意。伊万·费奥多罗维奇跟编辑们打过几次交道之后，始终与他们保持着联系，在念大学的最后几年里，他已开始发表一些颇有才气的书评论述各种不同的专题，从而在写作圈子里甚至已小有名气。不过只是到了最后，他才偶然得以在范围大得多的读者中间引起特别的关注，这种状况有些突如其来，以致当时有好多人一下子便注意到并且记住了他。那是一件相当有趣的事。当时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已经离开大学，正准备用他那两千卢布去一趟国外，忽然，他在某大报上发表了一篇奇怪的文章，引起甚至包括非专家在内的人们的注意，尤其是他对文章的主题显然一点也不熟悉，因为他学的是自然科学。文章所论乃是当时到处议论纷纷的教会法庭问题。他在分析有关这一问题已经发表的各种意见的同时，也谈出了他自己的观点。关键在于文章的调子及其异峰突起的结论。其时，教会派中许多人无保留地把文章的作者视为自己人。突然，和他们一起喝彩的不光有非宗教主义者，甚至连无神论者也加入进来。临了，某些明白人认定，该文纯粹是一场放肆的恶作剧。我之所以要提到此事，特别是因为这篇文章经过一定的时间也传到了我们城郊一座著名的修道院内，那里对于议论中的教会法庭问题本来也感兴趣，文章传入后却引起极大的困惑。他们打听到了作者姓甚名谁，对于他原来在本城出生并且“就是那个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的儿子这一点也关心起来。恰恰在这个当口儿，文章的作者本人忽然出现在我们这个小地方。
当时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来到我们城里有何目的？——我记得，那时候就曾带着近乎不安的心情向自己提过这个问题。那次鬼使神差的家乡之行，成了一连串严重后果的发端，在这以后很长时间我未能摸清它的来龙去脉，它在我眼里几乎始终是扑朔迷离的。按常理推断也有些奇怪：一个如此有学问、自尊心那么强而且看样子处事谨慎的年轻人，突然到这样不成体统的家里去见这样的老子——做老子的一辈子没把他当过一回事，根本不了解他，也不记得他；尽管儿子若是向他要钱，不用说他是断乎、绝对不会给的，但他仍然一辈子担心他的儿子——伊万和阿列克塞——有朝一日会来要钱。可是，这位年轻人竟在这样的老子家里住了下来，一住就是一个月、两个月，而且爷儿俩相处得甭说有多好。尤其是上述最后一点，不但使我，也使其他许多人大为惊讶。前文我提到过的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米乌索夫，就是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前妻分儿上的远亲，那会儿恰好从他已经定居下来的巴黎又一次光临本地，来到他那近郊的田庄。我记得，正是他在认识伊万之后比任何人更感到诧异，他对那个年轻人非常感兴趣，他们的交谈有时实际上是双方学识的较量，结果不免使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内心隐隐作痛。
“他自尊心很强，”那时他曾向我们这样谈起伊万，“任何时候都有办法自己挣到钱，他现在就有一笔够他出国的钱——那他到这儿来究竟为了什么？人人都清楚，他来找父亲，不是为了钱，因为他父亲无论如何不会给钱。喝酒、玩女人他都不喜欢，可如今老头儿竟离不开他了，他俩居然相处得这么融洽！”
这是事实；那年轻人对老头儿简直有一种谁都看得出来的影响；有时候老头儿还真听他的，尽管此人性情极其乖戾，间或甚至蛮不讲理；现在他的行为居然也多少讲点儿体面了……
以后才弄明白，伊万·费奥多罗维奇部分是应他的兄长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的请求为后者的事而来。伊万生平头一回知道他还有个哥哥，也几乎在这同时即此次家乡之行中才头一回见到兄长，不过，在此行之前，伊万从莫斯科已就一件主要是对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关系重大的事开始与他通信。至于那是怎么回事儿，读者到时候自会详细了解。然而，即便在我已经知道这一特殊情况之后，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在我眼里仍然是个神秘人物，他的家乡之行也仍然是我猜不透的一个谜。
我还要补充一点：当时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似乎在父兄之间扮演调停人兼和事佬的角色，因为那会儿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正打算跟老子大吵一场，甚至准备正式告他。
我再说一遍，这一家子那时破题儿头一遭聚在一块儿，它的某些成员还是生平第一回互相见面。三个儿子中只有最小的一个阿列克塞·费奥多罗维奇在这以前已在我们城里住了一年光景，所以说他比两个哥哥更早来到此地。我想趁这个阿列克塞在小说中正式出场之前，先在这番楔子式的交代中把他介绍一下，这恰恰是我最感到为难的。但是，关于他也得写一段楔子，至少是为了预先说明一个十分奇怪的情况，那就是：我在向读者介绍本书未来的主人公时，不得不让他从第一次登场开始就穿上见习修士的黑色长袍。是的，当时他在我们那儿的修道院里住了已有一年光景，看样子是准备在那里终生隐修了。
四老三阿辽沙
那年他才二十岁（他的胞兄伊万当时二十四岁，比他俩都大的德米特里则是二十八岁）。首先我得声明，阿辽沙这位青年决不是一个宗教狂，甚至也不是神秘主义者，至少我认为不是。我不妨先说说我的全部看法：他只不过早早地有了一颗仁爱之心，他之所以会闯到修道院这条路上来，仅仅由于当时唯有这条路给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在他看来，那可以说是一条理想的出路，因为他的心灵急于挣脱世俗仇恨的黑暗，向往爱的光明。这条路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只是因为当时他在那里遇见了一个他认为不寻常的人物——我们的修道院长老、大名鼎鼎的佐西马，阿辽沙凭着一颗如饥似渴的心，以初恋般的热情对他爱慕备至。我不想争辩，他这人当时就已经怪异得很，这甚至从襁褓中便开始有所表现了。顺便说一下，我已经提到过他在母亲去世时还不满四岁，可他以后一辈子都记得母亲的面容和慈爱，“仿佛她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这样的印象即使在年龄更小、例如两岁的孩子记忆中也能保存下来（这是谁都知道的），但在他一生中只是像点点光斑从黑暗中显现，犹如从一幅巨大的画上撕下的一小角，画本身已经隐没、消失，只有这小小的一角除外。阿辽沙的情况恰恰就是那样：他记住了夏季里一个寂静的傍晚、洞开的窗户、夕阳的斜晖（斜晖是记得最牢的）；屋角供着神像，神像前一灯如豆，母亲就跪在它前面歇斯底里地号啕痛哭，不时发出狂呼和尖叫；她双手把他抓住，紧紧地搂着，搂得他都生疼了；她为他祈求圣母，用双手把他从怀中捧向圣母，好像要把他置于圣母的庇护之下……突然，保姆跑进来，惊恐地把他从母亲手中夺走。就这么一幅画！阿辽沙就是在那一瞬间记住了母亲的面容。他说，那张脸神情狂乱，但据他所能记起的印象判断，那是很美的。不过，他不太喜欢向人谈这段回忆。在童年和少年时代，他不够开放，连话也不多，但是并非不信任、怯懦或孤僻所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而是出于别的原因，出于某种好像是内心的专注，它纯属个人问题，与别人不相干，但对他来说又是如此重要，以致他因此仿佛把别人给忘记了。但他对人怀有一颗爱心：他似乎一辈子都生活在对人的完全信任之中，而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没把他当作头脑简单或幼稚天真的人看待。他身上有一种气质使人觉得（以后毕生都是这样），他并不想当人们的裁判，他不愿承担批判的责任，也决计不会谴责任何人。他好像什么都能宽容，没有一点点责备的意思，虽然时常感到痛苦和悲哀。更有甚者，在这方面他竟发展到了谁也不能使他惊讶或害怕，而那时他还刚刚步入青年时代。他未满二十岁来到父亲家，踏进了这个不折不扣的淫秽垃圾坑，每当景象不堪入目时，这个纯洁的童男只是默默地走开，却绝无半点鄙夷的表情，也决不指责任何人。做父亲的曾是惯于看别人脸色的食客，因而颇为敏感，动辄以为受辱，起初对阿辽沙抱着不相信和不欢迎的态度（按他的说法，阿辽沙是“话少心眼多”），然而结果却很快表现出来：才过了大约两个星期，老子就频频拥抱和亲吻这个儿子，而且次数多得可怕，虽然是一双醉眼闪着泪花，情感冲动带着酒意，但显然他打心眼里深深地爱上了阿辽沙，当然，像他这号人还从来没有这样爱过任何人……
其实，凡是阿辽沙所到之处，人人都喜欢他，从他很小的时候起一直是这样。当初他来到自己的恩人、给他受教育的叶菲姆·彼得罗维奇·波列诺夫家里，曾使这个家中人人都疼他，完全把他当亲骨肉看待。要知道，他进入这户人家时还是个幼儿，决不可能设想这样年龄的娃娃会工于心计、耍滑头、搞钻营，或有一套奉承、邀宠、设法招人喜欢的本领。所以，这种特别引人喜爱的禀赋是他自身具备的，可以说是天性使然，绝非矫揉造作。他在学校里的情形也是这样，虽然看起来他好像属于那一类会招来同学不信任、嘲笑乃至憎恨的孩子。比如他好沉思，似乎不大合群。他自幼就爱独处一隅看书，然而同学们是那么喜欢他，可以说他在学校里始终都是大家的宠儿。他并不贪玩，甚至难得现出欢快活泼的样子，但只要看他一眼，人人都会明白，这根本不是什么他的阴郁性格造成的，相反，他举止沉稳、情绪开朗。在同年伙伴中间，他从不愿意表现突出。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从来不惧怕任何人，而别的男孩马上就明白，他决不把自己的无畏引以为荣，他似乎并不意识到自己有多么勇敢。他从不记恨别人。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即使受了欺负才一个小时，他也不会不答理欺负他的人，甚或能主动与之说话，而且态度大方，诚意可掬，好像他们之间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般。他在这样做的同时，并不会现出偶然忘了那回事或故意原谅对方的样子，而是坦荡荡不以为忤，这一点确实令别的孩子心悦诚服。他身上只有一个特点，在中学里从最低到最高的各个年级，经常激起同学们逗他玩儿的愿望，倒不是恶意嘲笑，而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可乐。他这个特点便是脸皮嫩得要命，纯洁无以复加。他听不得涉及女人的某些用词和某些话语。不幸的是，这“某些”用词和话语在学校里难以根除。心灵纯洁的男学生，几乎还是一些孩子，却经常喜欢在教室里彼此之间，甚至堂而皇之谈论一些连当兵的也未必说得出口的物事、情景和形象。更有甚者，许多东西当兵的尚且不知道、不懂得，可是对于我国知识阶层和上流社会一些还如此年轻的孩子来说，却已经并不新鲜。道德败坏或许还不至于，真正腐化到骨子里的那种玩世不恭也谈不上，但有这样的苗头，而这样的苗头在他们中间往往被看作某种微妙的、够味儿、带劲儿和值得模仿的事情。他们一谈起“这档子事儿”，阿辽沙（同学们都管他叫“阿辽什卡”）·卡拉马佐夫赶紧用手指塞住耳朵。看到这情形，他们有时故意在他身旁围拢来，硬把他的手从耳朵上扳开，冲他的左右两耳大喊脏话，阿辽什卡则使劲挣扎，在地上坐下、躺倒，极力想躲起来，而在这同时却不对他们说一句话，也不骂人，只是默默地忍受欺负。不过，最后他们还是饶了他，不再用“小姑娘”的绰号逗他，甚至瞧着他觉得怪可怜的。附带说一下：他的学习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但从没有得过第一。
叶菲姆·彼得罗维奇去世之后，阿辽沙在省立中学又读了两年书。叶菲姆·彼得罗维奇的太太悲痛之余，在他死后不久即携全家（由清一色的女性组成）前往意大利居住很长一个时期，阿辽沙则到了以前他从未见过的两位女士家里，她们是叶菲姆·彼得罗维奇的远亲，至于费用由谁负担，他自己并不知道。他从不关心自己的衣食靠何人供给，这也是他的一个特点，甚至是颇具代表性的一个特点。在这方面他跟自己的胞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恰恰相反，后者在上大学的最初两年受过穷，不得不自食其力，而且从小就痛感自己是吃恩人家的面包过活的。但是，对于阿列克塞性格上的这一奇怪的特点，似乎也不能十分苛责，因为任何人只要对他稍有了解，碰上这个问题时马上可以肯定，阿列克塞无疑属于那种傻里吧唧的青年，要是他蓦地发了一笔大财，他会毫不犹豫地响应第一个请求，或者用于办好事，或者没准儿就这样给狡猾的坏蛋骗了去，如果坏蛋向他要的话。总而言之，他好像全然不知钱的价值，当然，此话并非就其字面意义而言。他自己从来不向谁要钱，每当别人给他零花钱的时候，他要么几个星期留着不知怎么花，要么稀里哗啦一下子便花得一文不剩。
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米乌索夫在涉及钱和资产阶级的信誉问题上是个相当敏感的人。若干年后，经过对阿列克塞的冷眼观察，有一次他谈到这个青年时用了如下的比喻：
“这可能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个人，倘若您突然让他身无分文、孤零零一个人待在一个百万人口的异乡城市的广场上，他决不会活不下去，不会饿死、冻死，因为马上会有人给他东西吃，安顿他住下；万一别人不给安置，他自己也能立刻找到栖身之所，这对他来说根本不费吹灰之力，无须忍受任何屈辱，而让他安身的人也不会感到任何负担，反而认为这是件愉快的事情。”
他没有念完中学；在还剩下整整一年的学业时，他突然向那两位女士宣布，他想到了一件事，要上他父亲那儿去。两位女士心中老大不忍放他走。由于路费有限得很，她们没让他典押恩人一家去国外前送给他的一块表，并且给了他绰绰有余的盘缠，还有里里外外的新衣服。可是他还了一半钱给她们，说是一定只要三等座位。他到了我们的小城，老子一再诘问：“你还没毕业就上这儿来干吗？”——起初他什么也不回答，据说那种若有所思的神情显得很不寻常。不久事情便明白了：他在寻访母亲的坟地。当时他自己也承认，就为这件事而来。但这未必是促成他此行的全部原因。八成那个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也决计不可能解释：究竟是什么一下子从他心中升起，并且不可抗拒地把他引向一条陌生的、吉凶未卜、但已经无法避免的道路？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没法向他指点埋葬第二个妻子的地方，因为棺材入土以后他从来没有到她坟上去过，事隔这么多年已经完全忘了当时埋葬她的地点……
这里不妨来谈谈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在这以前他有很长一段时间不住在我们城里。续弦死了三四年之后，他动身前往南俄，辗转来到敖德萨，在那里一连住了好些年。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先是结识了“许多老犹太、中犹太、小犹太和犹太崽子”，到后来不光是普通犹太佬，“连犹太大财主也接待”他。估计他正是在一生的这个时期练就了一套积攒和榨取钱财的特殊本领。他最终又回到我们这个小城只是阿辽沙来此之前两三年的事。过去的熟人发现他老了好多好多，虽然论年龄他还不算太大。他的所作所为比之过去不是体面了些，而是更加厚颜无耻。比方说，这位以前的小丑如今有了一种恬不知耻的需求——要别人扮演小丑。他不但照旧爱跟女人恣意胡来，甚至干得好像越发令人作呕了。不久，他便在县里新开了许多家酒馆。看得出，他可能有十万卢布，即使不足也所差无几，城里和县里好多人马上开始向他借钱，不消说，那都有十分可靠的财物作抵押。最近他看上去体态浮肿，好像不大能够控制自己的动作，对所言所行自己心中无数，甚至变得稀里糊涂，这一档子才开了个头又转到另一档子，万事都抱脚踏西瓜皮的态度，而且愈来愈频繁地喝醉；还是那个仆人格里果利，他到那会儿也老多了，有时候就像家庭教师似的管着东家，——要是没有格里果利，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也许免不了种种特别的麻烦。阿辽沙的来临对未老先衰的父亲似乎在精神上产生了影响，早已在他心中归于死寂的感情好像有些萌动了。
“你可知道，”近来他常常注视着阿辽沙，对他说，“你像她，像那个鬼号婆娘，你知道吗？”他就是这样称呼死去的续弦夫人、阿辽沙的母亲。最后，还是仆人格里果利给阿辽沙指点了“鬼号婆娘”的坟地。格里果利带他去了我城的公墓，在那儿一个偏僻的角落里指给他看一块价钱不贵、但样子还过得去的铸铁墓碑，上面有死者的姓名、所属阶层、生卒年份，下面还刻着四行诗，不出中等人家坟台上常用的古诗范围。说来令人惊讶，这碑还是格里果利立的呢。他曾向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提过不知多少回修坟的事，后来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一甩手索性去了敖德萨，别说修坟的事不管，连所有的回忆也一股脑儿给抛到九霄云外，于是格里果利便自己掏钱在可怜的“鬼号婆娘”坟上竖了这块碑。阿辽沙在母亲坟前并没有显得特别激动，他只是听格里果利郑重其事而又不厌其详地叙述立碑的经过，低头站了一会儿，然后离去，一句话也没有说。自那以后，也许有一年之久，阿辽沙没有去过公墓。然而这一小小的插曲对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也起了作用，而且是非常奇特的作用。他突然拿了一千卢布，送到我们城郊的修道院去为妻子追荐亡魂，但不是为第二个妻子即阿辽沙的母亲、那个“鬼号婆娘”，而是为第一个妻子、那位曾经揍他的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当天晚上，他喝醉了酒，却冲阿辽沙大骂那些修道士。他自己远非笃信宗教之辈，大概连五戈比一支的蜡烛也从未在神像前点过。这号人就是会突然之间心血来潮，发生如此奇怪的感情冲动。
我已经说过，他浮肿得厉害。他的一副尊容在那时已清清楚楚地证明他以往全部生活的特征和实质。他那双永远不识羞和充满猜疑、嘲弄的小眼睛底下长出了长长的眼包儿，他那张小而肥的脸上出现了好多深深的皱纹，除此以外，他那尖尖的下巴颏儿下边还悬着个大喉结，肉鼓鼓、长溜溜的，像个钱包，使他具有一副令人恶心的淫邪相。这模样还得加上一张贪欲的大口，从两片肥厚的嘴唇后边露出差不多已经烂掉的黑牙剩下的几颗小小残冠。他一开口说话便唾沫四溅。他自己也爱拿自己的脸打哈哈，不过对这张脸好像还挺满意。他特别要指出自己的鼻子，此鼻并不太大，但是细长，呈非常突出的鹰钩状。“真正的罗马式，”他常说，“配上这喉结，便是衰落时期古罗马贵族的正宗相貌。”[6]看样子，他为此感到自豪。
就在找到母亲的坟墓之后不久，阿辽沙忽然向父亲宣布要进修道院，并说那里准备让他当一名见习修士。他同时作了解释，说这是他渴望实现的心愿，所以恳求父亲以相应的身份郑重表示许可。老头儿已经知道，在修道院里隐居修行的佐西马长老给他的这个“斯文的孩子”留下了特殊的印象。
“当然，这位长老是他们那儿最正直的修士，”他默默地听完了阿辽沙的话之后，带着深思的表情说，不过，对于儿子提出的请求几乎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呣，敢情你是想到那个地方去，我的斯文的孩子！”
他正处于半醉状态之中，突然露出一副持续时间很长、半醉不醒、但醉意中不乏狡狯神情的笑容。
“呣，其实我已经预感到你早晚会走到这一步，你信不信？你是一心想往那儿去。那好吧，反正你自己有两千卢布，这就算是给你的陪嫁；我也决不会对你撒手不管，我的天使，现在我就愿意为你向那边缴必要的费用，如果他们要的话。可如果他们不要，咱们何必硬去巴结人家，你说是不？反正你花钱简直像金丝雀啄食，一星期才吃两小颗……。呣。告诉你吧，有一座修道院在城外搞了一处小村庄，那儿人人都知道村里住的全是‘修士的婆娘’（那儿就是这么称呼她们的），我想大概有三十个这样的婆娘……。我到过那里，说真的，挺有意思，当然不是一般的有意思，可以换换口味。可就有一桩太煞风景，那股俄国味儿太冲了，法国娘们一个也没有，其实完全可以搞一些个，他们有的是钱。等猫儿闻到了腥味，会去的。不过这儿没有这档子事，这儿没有修士的婆娘，修士有二百来人。挺正派。守清规。我承认……。呣。这么说，你是想当修士？我倒是舍不得你，阿辽沙，真的，你信不？我已经喜欢上你了……。不过，这倒也方便：你可以为我们这些罪孽深重的人多多祈祷，我们待在这儿造的孽太多了。我老是在寻思：将来谁能为我祈祷哇？亲爱的孩子，要知道在这方面我笨得要命，你也许不信吧？确实要命。是这么回事：我在这方面尽管很笨，可我还是寻思着，还是寻思着，当然只是有时候这样，而不是整天这样。我寻思着：等我咽气的时候，魔鬼们总不可能忘了用钩子把我拖去吧。于是我就纳这个闷儿：钩子？他们哪来的钩子？用什么做的？铁钩？在哪儿打的？难道他们那儿有工场？修道院里的出家人想必认为，比方说，地狱是有顶的。我倒是愿意相信有地狱，可不要带顶的，这样好像雅致些、文明些，也就是说，比较接近新教路德宗的风格。其实，有顶无顶还不是一回事儿？可是该死的问题恰恰就在这里！要是没有顶，也就不会有钩子。要是没有钩子，那就什么都不在话下，不是没有谁会用钩子来拖我了吗？可这又是不大可能的，因为要是不用钩子把我拖走，那还成什么样子？世上哪儿还有天理正义？如果上帝不存在，必须把它们造出来[7]，专门为我一个人也得把钩子造出来，因为，阿辽沙，你不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混蛋！……”
“那里没有钩子。”阿辽沙注视着父亲，轻声而又认真地说了这么一句。
“是啊，是啊，只有钩子的影子。我知道，我知道。有一个法国人曾经这样描述地狱：‘我见到一个车夫的影子用一把刷子的影子刷一辆马车的影子。’亲爱的，你怎么知道没有钩子呢？你在修士们中间待上一段时间，就会唱另一种调子了。不过，你去吧，上那儿去找到了真理，就来告诉我。离开人世去另一个世界的时候，如果确实知道那里是怎么个样子，心里终归要好受些。再说，到修士们那儿去也比在这儿跟一个老酒鬼和小娘们待在一起体面些……尽管你是个天使，什么也不能使你动心。想必，那儿也没有什么能使你动心，我之所以允许你去，就指望着这一点。你的智慧没让魔鬼吃掉。你像一团火，烧上一阵子也就熄灭了，等治好了病会回来的。我将等着你，因为我觉得你是世上唯一不责骂我的人，我亲爱的孩子，这一点我感觉得到，我不可能感觉不到这一点！……”
他甚至抽抽搭搭哭了起来。他容易动感情。他心地邪恶，感情脆弱。
五长老
读者中有人也许认为，我写的那位年轻人是个病态、狂热、发育不良的主儿，是个面色苍白的空想家、骨瘦如柴的痨病鬼。不，相反，那时的阿辽沙是个身材匀称、面色红润、目光明亮、体魄健壮的十九岁小伙子。甚至可以说，那时他长得很英俊，体态优美，中高个儿；棕色头发，脸形端正，尽管呈稍稍偏长的椭圆形；一双眶距较宽的深灰色眼睛奕奕有神；他十分好深思，显然也十分沉着。也许有人会说，脸色红润的人照样能陷入宗教狂热和神秘主义；可我觉得阿辽沙甚至比任何人更贴近现实主义。哦，当然，在修道院里他对于种种奇迹深信不疑，但我认为奇迹从来难不倒现实主义者。促使现实主义者产生信仰的不是奇迹。真正的现实主义者如果不信神的话，总有勇气和办法不相信奇迹；即使奇迹以无可辩驳的事实的形式出现在他面前，他宁可不相信自己的感觉器官，也不承认这是事实。如果承认，也只承认那是一种自然的、不过在这以前他不知道的事实。在现实主义者身上，并不是奇迹产生信仰，而是信仰产生奇迹。一旦现实主义者接受了信仰，那么，正是根据他的现实主义他一定也得承认奇迹。使徒多马宣称，若非亲眼目睹他就不信；及至看到以后，才说：“我的主，我的上帝！”[8]是奇迹使他相信的吗？很可能并非如此，他之所以相信，只是因为他愿意相信，也许，他在说“我非看见……我总不信”时，内心深处就已经完全信了。
也许有人会说，阿辽沙生性迟钝，智力没有得到开发，中学未曾毕业，等等。他没有完成学业，这是事实；但说他迟钝或愚笨，那就太不公平了。我只想把前面说过的话重复一遍：他走上这条道路，仅仅由于当时只有这条路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使他一下子看到了自己的心灵挣脱黑暗，奔往光明的理想出路。您还得加上一点：他部分地已经是当代青年，也就是说，禀性正直，渴求真理、寻觅真理并且信仰真理，而一旦有了信仰，便切盼立刻全心全意地投入，切盼迅速干一番大事业，为此必定愿意牺牲一切，乃至生命。不幸的是，这些青年并不懂得，在很多情况下，舍身也许是所有的牺牲中最轻而易举的，而从自己风华正茂的生命中拿出五六年来埋头苦学，做点学问，哪怕只是为了十倍地增强自己的力量，以便为他追求的真理服务，为他心向往之并且引为己任的大事业服务，——这样的牺牲对于他们中许多人来说几乎完全做不到，实际情况往往如此。
阿辽沙选择的是一条和大家相反的道路，但他也同样渴望迅速建功立业。他经过认真思索，刚一确信灵魂是不灭的，上帝是存在的，随即很自然地对自己说：“我要为灵魂不灭而活着，决不接受折中式的妥协。”同样，设若他认定灵魂无法不灭，上帝并不存在，那就马上去加入无神论者和社会主义者的行列。因为，社会主义不单单是一个劳工问题或所谓第四等级问题，而主要是一个无神论问题，是无神论在当代的表现以及恰恰在不要上帝的情况下建造巴比伦塔[9]的问题；建塔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从地上登天，而是把天挪到地上来。
阿辽沙认为，继续像原来那样生活简直是奇怪和不可能的。圣经上写着：“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去舍掉你所有的……跟从我。”[10]阿辽沙则对自己说：“既然要舍掉‘所有的’，我就不能只舍掉两卢布；既然要‘跟从我’，我就不能只去做晨祷。”也许，在他孩提时代的记忆中保存着关于我们城郊那个修道院的某些印象，他母亲可能带他去那里做过晨祷。也许，他那害“鬼号病”的母亲把他捧向神像的情景和夕阳的斜晖也起了作用。阿辽沙若有所思地来到我们的小城，也许纯粹为了看一下：这里果真值得他舍掉“所有的”，还是只可舍“两卢布”，于是——在修道院里遇上了那位长老……
前边我已经说过，这位长老就是佐西马长老。在此本该费一些笔墨总的介绍一下我国修道院里的“长老”是怎么回事，遗憾的是本人自知在这方面才疏学浅，把握不大。不过，我还是想试试用不多的篇幅作一些肤浅的概述。
首先，根据专家权威的见解，长老的出现和长老制的设立在我们俄国的修道院里仅仅是不久以前的事，甚至还不到一百年，而在整个信奉正教的东方，尤其是西奈[11]和阿索斯山[12]，已有千年以上的历史。有人认为，在遥远的古代，我们俄国也曾存在或者势必存在过长老制，但由于俄国迭遭灾难，鞑靼入主，内乱频仍，君士坦丁堡陷落[13]后与东方的传统往来中断，这一制度在我国被遗忘了，长老就断了代。自十八世纪末叶起，长老制由帕伊西·维利契科夫斯基（人称“伟大的苦行者”）及其门徒在我国重新建立，但是，差不多一百年过去了，至今设置长老的修道院仍然不多，有时这做法甚至还被当作在俄国闻所未闻的怪事而遭到排斥。在我们俄国，长老制在一座著名的荒野隐修院——科泽尔斯克的奥普塔修道院——特别取得成功。我们城郊那座修道院的长老制是在什么时候、由何人引进，我说不上，只知道那里已先后有过三任长老，佐西马长老是最近的一任，他因体弱多病也快要死了，可是由谁来接替他还不知道。这问题对我们的修道院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该修道院迄今为止并无其他出名的理由：那里既没有圣徒的骸骨，也没有会显灵的神像；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传说把它和我国历史联系在一起，没有什么历史功绩和对祖国的贡献可以记在它的账上。该修道院香火鼎盛、名扬全俄，正是由于它的历任长老的缘故，朝圣者成群结队、不远千里从俄国各地纷纷前来，就是为了一睹长老的仙颜，聆听长老的教诲。
那么，究竟什么是长老呢？长老就是能把你的灵魂、你的意志纳入他的灵魂和意志的人。一旦选定了长老，你就不再有自己的意志，自愿舍弃一切，完全交与长老，由他做主。受戒者自愿接受这种考验，接受这种可怕的试炼，希望在长期的考验之后战胜自我、控制自我，直至通过终生修炼最后能达到完全自由即不受自身制约的境界，免蹈一辈子始终未能找到自我的那些人的覆辙。
这一制度，即设置长老的办法，并没有什么理论基础，而是在东方从至今已有千年历史的实践中形成的。对长老的义务并不是一般的“修炼”，这在我们俄国的修道院里是向来就有的。凡立志受戒者必须永远向长老忏悔，施戒者与受戒者之间有不容破坏的师徒关系。
例如，在基督教兴起之初的古代，据说有这样的一名见习修士，有一次他没有完成长老给他布置的某项修炼课业，便离开长老和修道院远走他乡，由叙利亚前往埃及。他在异国经过长期的苦行，由于功业卓著，最后称得上历尽磨难，殉道以终。当教会追认他为圣者、为他举行葬礼时，随着执事发出“非我教徒，一律退出”的一声喊，突然，——棺材连同里边殉道者的尸体拔地而起被扔出教堂，如是者竟达三次之多。后来才知道这位受难的圣者曾经违背绝对服从的誓约，离开了自己的长老，而未经长老许可是不可能得到宽恕的，即使功业卓著亦不例外。直到那位长老被请来解除了他的誓约，他的安葬仪式才得以圆满结束。
当然，这一切只是古老的传奇，然而也有发生在不久以前的一个事例。
我国当代有一位教士在阿索斯山隐修，他从自己心灵深处喜爱这个神圣、宁谧的安身之处；忽然，他的长老吩咐他离开阿索斯山，先上耶路撒冷朝拜圣地，而后返回俄国，到北方的西伯利亚去。“你应该到那里去，而不是待在此地。”教士震惊和伤心之余，前往君士坦丁堡谒见普世牧首，恳求解除他的誓约。可是，正教世界的这位最高主宰回答他说，一旦长老规定了他必须服从的义务，不但作为总主教的普世牧首无法解除他的誓约，而且全世界都没有、也不可能有哪一种权力能解除这种誓约，只有那位长老本人才有此权力。
由此可见，长老拥有的权力在某些情况下是不受限制和不可思议的。正因为如此，长老制在我国许多修道院起初遭到排斥，几乎没有立足之地。然而，长老们旋即开始受到民众的高度敬仰。比如，到我们城郊的修道院来觐见长老的既有普通老百姓，也有显赫的贵人，为的是匍匐在长老脚下，向他倾诉自己的疑虑和痛苦，忏悔自己的罪过，恳求长老指点迷津。见此情景，长老的反对者们在提出其他种种责难的同时还叫嚷道，忏悔的圣礼被轻率地恣意庸俗化了；其实，见习修士或在家人不间断地向长老倾诉自己的心事，根本不是作为圣礼仪式进行的。然而，结果却是长老制站稳了脚跟，并且渐渐在俄国的修道院里得到确立。这种经过千年考验的工具使人获得新生，由精神奴役向自由和道德完善升华；诚然，它也可能变成一件双刃利器，把某些人不是引向温顺和完全的自制，相反，会引向十足魔鬼式的傲慢，换言之，不是导向自由，而是导向锁链。
佐西马长老时年六十五岁上下，地主出身，少壮时当过军人，曾作为尉官在高加索服役。毋庸置疑，他以自己心灵的某种特殊素质征服了阿辽沙。阿辽沙就住在长老的修室内，因为长老十分喜欢他，所以收他为入室弟子。必须指出，阿辽沙那时虽住在修道院内，却还没有受到任何约束，他可以走出修道院去任何地方，哪怕整天不回去也行；如果说他身穿修士的长袍，那也是自愿的，为的是在修道院里不显得与众不同。当然，他自己也喜欢这样。也许，从他的长老身上不断放射出来的力量和荣耀之光，对阿辽沙年轻的想象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关于佐西马长老，许多人说，这么多年凡是来向他忏悔、渴望他提出忠告、企盼他用良言治心病的人，他从不拒之门外；他纳入自己心中的衷曲、隐痛、自白如此之多，到后来已练就一种明察秋毫的本能，他只要对来求见的陌生人脸上看一眼，就能猜到那人抱着什么目的而来，需要什么，甚至能猜到是什么样的痛苦折磨着他的良心。有时不等来者开口，长老对他心中的秘密已了如指掌，使来者感到诧异、困惑乃至惊慌。
阿辽沙注意到，许多第一次来求长老单独谈话的人，进去时惶恐不安，而出来时的神情几乎总是豁然开朗，即使满面愁容，也会变得喜气洋洋。还有一点也使阿辽沙异常心折，那就是：长老绝不严厉，相反，他对人的态度向来近乎欣悦。修士们谈到长老时常说，他最牵挂的恰恰是罪过较重的人；谁的罪孽最深最重，他对谁倾注的爱也最多。即使到了长老行将下世的残年，修士中也还有一些憎恨他、忌妒他的人，但为数已经很少，而且他们保持沉默，尽管其中有几位在修道院里地位十分显要，如年事最高的修士之一便是，此人以缄口默修和斋戒谨严著称。但毕竟绝大多数人无疑是拥护佐西马长老的，其中许多人甚至可以说全心全意、热烈而真诚地爱他，某些人对他的好感几乎带有迷信色彩。后面那些人干脆说（不过并非大声宣布）他是圣者，认为这一点已毫无疑义，他们眼看长老即将谢世，甚至预料立即会有奇迹显现，修道院亦将由于藏有圣者的遗骸而在不久的未来享有非同小可的光荣。
对于这位长老神奇的力量，阿辽沙也绝对相信，正如他绝对相信棺材飞出教堂的故事一样。他见过许多人带着病孩或有病的成年亲属前来，求长老把手按在他们头上，为他们做祈祷，而这些人不久便又再来，有些甚至第二天便来跪在长老面前，热泪滚滚地感谢长老治好了他们亲人的病。
究竟是确实治好了，还是病情仅仅自然而然地有所好转，——对于阿辽沙来说这不存在问题，因为他已完全相信他的师父的精神力量，连师父的荣誉也好像是他自己的胜利。那些平民百姓中的香客从俄国各地专程前来，守在修道院大门口等候接见，以便瞻仰长老的慈容并得到他的祝福；每当长老出来与人群见面时，阿辽沙的心总是颤动得特别厉害，而且他会容光焕发、神采飞扬。那些老百姓在长老面前纷纷趴下，热泪纵横，吻他的脚，吻他站着的地，放声大哭；妇人们捧着自己的孩子向他递去，也有的把患病的“鬼号婆娘”带到他跟前。长老跟他们交谈，为他们念一段简短的祷文并加以祝福，然后让他们离去。近来，由于连连发病，他有时变得十分虚弱，几乎连迈出修室的力气都没有，于是香客们便在修道院内等上几天才得见他出来。他们为何这样敬爱长老，为何一见他的面便匍匐在他脚下感激涕零，——在阿辽沙看来，一概不成问题。哦，他十分清楚地懂得，俄国老百姓饱尝劳累和忧患之苦，尤其是一贯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一贯身受自己的和人世间的罪过折磨，他们最大的需要和安慰莫过于目睹一件圣物或一位圣者，对之匍匐膜拜。
“如果说我们周围是罪过、不义和诱惑，那么地上某处终究有一位圣者贤人；他那儿有公道正义，他知道真理；这就是说，真理在地上不会消亡，那么它总有一天会来到我们身边，像预言所许诺的那样统治整个大地。”
阿辽沙知道这正是人民心中的感受，甚至知道他们正是如此思考的。对此他能理解，而长老在人民心目中正是这样的圣者并且保存着上帝的真理——对此他自己也没有半点怀疑，和那些痛哭流涕的劳苦汉子一样，和他们患病的老婆一样，和那些把孩子捧向长老的妇人一样。阿辽沙心中可能比修道院内任何人更加坚信，长老圆寂后将给修道院带来殊荣。总之，最近一个时期，似乎有一种深藏在内而又如火如荼的欣喜在他心中燃烧，其势越来越旺。至于这位长老毕竟只是他面前独一无二的例子，阿辽沙却毫不在意。
“这不打紧。他是神圣的，他心中藏着能使所有的人获得新生的秘密，藏着最终将在世上确立真理的那股伟力，那时人人都是圣贤，都将相亲相爱，没有贫富贵贱之分，大家都是上帝的子女，真正的基督王国也就来临了。”
这便是阿辽沙心向往之的梦想。
两位兄长的到来给阿辽沙的印象似乎十分强烈。在这以前，阿辽沙对他们完全不了解，他与异母的长兄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比跟同胞的次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相互熟悉得更快，也更为接近，尽管伊万先于德米特里来到我市。阿辽沙渴望了解胞兄伊万，然而，伊万已经在老家住了两个月，他们也没少见面，可还是没能彼此接近。阿辽沙自己话也不多，他仿佛在等待着什么，有些难以为情似的。虽然阿辽沙曾暗暗察觉胞兄伊万起初常以好奇的眼光对他注视良久，但很快就好像对他毫无兴趣了。阿辽沙注意到这一点，多少觉得有些窘。他把胞兄的冷淡归因于他俩年龄上、尤其是受教育程度上的距离。但阿辽沙也有另一种想法：伊万对他如此漠不关心，可能由于阿辽沙一无所知的某种原因。不知为什么，他总觉得伊万心有所专，专于某一件别人不摸底的重要事情，力图达到某种目标，这目标可能很不容易实现，所以顾不上弟弟，这就是他在对阿辽沙的态度上心不在焉的唯一原因。
阿辽沙还考虑过这一层：那位有学问的无神论者兴许瞧不起他这么个傻里傻气的见习修士吧？（他完全知道胞兄是个无神论者。）若确实是这样，他不能为此怄气，但总是怀着某种自己也莫名其妙和忐忑不安的心情期待胞兄会愿意接近他。长兄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对次兄伊万的看法包含极深刻的敬意，他谈起伊万来特别有感情。近来，一件重要的事情使他的两位兄长结成了颇为密切的关系，此事的全部细节他还是从德米特里那儿了解到的。在阿辽沙看来，德米特里对伊万赞不绝口的评价特别耐人寻味，因为跟伊万相比，德米特里简直毫无知识，这两个人摆在一起，无论人品还是性格，都形成鲜明的对照，恐怕再也想象不出有哪两个人比他俩更不相似的了。
这一家子就是在这样的时候举行了一次会晤，说得更确切一些，那是一个不祥和之家的全体成员在佐西马长老修室内的一次家庭碰头会，因为这位长老对阿辽沙拥有不同寻常的影响力。这次碰头的缘由实际上只是一个借口。正是在那个时候，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与他父亲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之间在遗产和财产账目问题上的分歧，显然发展到了糟糕透顶的地步。两人的关系极度紧张，再也无法忍受。好像是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首先提出，而且好像是闹着玩儿出了这么个主意：大家在佐西马长老的修室里集合，即使不求他直接插手，毕竟可以比较体面地谈到一块儿，同时长老的神职人员身份和面子也会起到某种劝解和调停作用。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从未到过长老的居处，甚至从未看见过他，自然认为父亲想利用长老来吓唬他；但由于他自己暗暗责备自己，最近一个时期在与父亲的争端中不少做法失诸过火，便接受了这一安排。顺便指出，他并没有像伊万·费奥多罗维奇那样住在父亲家中，而是单独住在小城的另一端。偏偏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米乌索夫当时正好从国外回来，一听说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这个主意，立刻抓住不放。这位四五十年代的自由主义者，一贯拥护思想解放和无神论，他也许是出于无聊，也许是想开开心，在这件事情上非常起劲。他忽然想瞧瞧那座修道院和那位“圣者”。由于他跟修道院长期以来的争端还在继续，有关两造的领地界限，有关伐木权、捕鱼权等等的官司还一直在打，他立刻把这一点加以利用，托称他本人有意跟院长神父谈谈，看能不能想办法友好解决他们双方的争端。抱着这样善良的愿望去修道院访问，当然会比纯粹出于好奇前往受到更认真、更殷勤的接待。本来，长老因病最近几乎已经不出修室一步，甚至不见一般来访者；但由于米乌索夫放出了那样的空气，修道院内部可能对长老曾施加某些影响。结果，长老表示同意，日子也定了下来。
“谁指定过我充当他们之间的仲裁人？”他只是含笑对阿辽沙说了这么一句。
阿辽沙知道了要举行会晤的事，非常不安。如果说卷入讼争或纠葛的这些人中间有谁认真看待这次聚会的话，那么无疑只有长兄德米特里一个人；其余的人赴会的动机都不纯，对于长老可以说是大不敬，——阿辽沙明白这一点。胞兄伊万和米乌索夫出于好奇而来，这种好奇心也许是极不健康的；而他父亲的目的大概是作一番小丑式的表演。哦，阿辽沙虽然沉默寡言，但他对父亲已有相当深刻的了解。我再说一遍，这小伙子完全不像大家认为的那样头脑简单。他等候约定的日期来临，心情是沉重的。毫无疑问，他内心渴望所有这些家庭纠纷能得到解决。然而他最关心的却是长老：他为长老，为他的荣誉战战兢兢、提心吊胆，怕他受到侮辱，尤其担心米乌索夫表面上很有礼貌、骨子里相当尖刻的嘲讽，还有博学的伊万那种居高临下、吞吞吐吐的语调，——这一切都是他想象得出来的。他甚至想冒一下险，预先把可能会来的那几个人向长老作一番概述，让他也好提防一二，但经过考虑，还是没说。到了约定日期的前一天，他仅通过一位熟人给长兄德米特里捎了句话，说自己非常爱他，期待着他履行诺言。德米特里陷入了沉思，因为他想不起自己向阿辽沙许诺过什么，于是便回了一封信，表示要尽全力克制自己不干“丢人现眼”的事，并且说，尽管他对长老和二弟伊万深怀敬意，但他确信这里面要么是对他设下什么圈套，要么是一出不成体统的闹剧。
“不管怎样，我宁愿咬断自己的舌头吞下去，也不愿冒犯你如此敬重的一位圣贤。”德米特里在信的末尾这样写道。此信没有给阿辽沙带来太大的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