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20世纪80年代：期盼脱贫致富的十年

追忆南开

尽管慕名已久，但我第一次来到北京已是1981年的暮春。机场就像一个烤箱，里面闷热的空气烤得我大汗淋漓。那时还没有行李传送带，只有一个愁眉苦脸的机场工作人员把行李箱从车上扔下来。他们毫不在乎你包里装的是什么东西，根本没有“服务”的概念。那便是特殊时期之后的职业道德。大家什么都不在乎。

我仍记得我在苏联风格的高大宽敞的机场向外走着，头顶的天花板上还装饰着红色五角星。刚出机场，我又一脚踏进了北京炽热的空气之中。后来我才知道，这座城市是几乎没有春天这个季节的。等在机场外的男男女女，要么穿着绿色的军装裤，要么穿着蓝色的工装裤。他们的上半身则穿着质量很差的短袖衬衫，你都能看透这层面料。我试着用我蹩脚的普通话问路，却没有一个人回答。他们只是一直盯着我。

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从太空中掉下来的外星人，就像一部科幻电影里发生的那样，例如《人猿星球》那一类的。

首都机场通往北京市区的老旧小道似乎很长，路的两边都种着白杨树。公交车在路上坏了好几次，每一次抛锚，全车人都迅速下车并开始七嘴八舌地讨论，想要修好这辆车。当时我就想到，中国的经济就像这辆公交车！

同当时大多数外国人的选择一样，我到北京的第一站也是友谊商店。那是一个高大宽敞，拥有四层楼的百货商店，在那时几乎是北京最高的建筑了。我买了一瓶可乐，还是进口的，花了一美元。但这个价格已经远远高于当时中国人对饮料消费的想象。还有一种叫“qishui'er（汽水儿）”的当地软饮，意思是有汽的水，尝起来也是名副其实。它有橙色和绿色两种颜色，就像年轻的朋克摇滚乐手会染的发色一样。我的那些中文老师都因为我花一美元买了一瓶可乐而抓狂，他们觉得我太浪费了，而且还当着面这样说我。在那个年代，普通的中国百姓对友谊商店是望而却步的，当然，更没有人会去支付一瓶进口可乐的费用。

在令人窒息的炎热夏天里，买一瓶可乐这种简单之举，却因为发达与欠发达国家的误解与隔阂，成为一个尖锐的焦点。那瓶一美元的可乐使我想起了我曾经提出的所有经济假设。

当时，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法挣到很多钱，因为1981年的中国几乎没有多少在流通的货币。就算有人获得了一笔钱，其实也没有多少商品可供他购买。除了友谊商店，大多数国营百货商场都只有空空的货架，或是只有蓝色和绿色的裤子。

那就是一种匮乏经济。

那时，我还是一名年轻的大学交换生，非常理想主义，想要凭一己之力改善中国的经济状况。而且这种念头由最初的幻想逐渐变为了痴迷。每当我在廉价白色锡杯里泡一杯黏稠糟心的上海速溶咖啡时，这种念头就激励着我。不久后，我学会了喝茶。每天，我都在肩上斜挎一个绿军包去上中文课，坚持学习普通话。我相信这门语言是打开潘多拉魔盒的钥匙，可以助我解决这个国家所处的困境。

中国的经济落后使我震惊。我来自美国，来自世界上最富裕的社会，我很难不去注意到中国什么都缺的现实。这样的现状有可能改变吗？每个下午，我独自踱步在南开大学的湖边，我都这样问着自己。总有一些中国学生会将他们的红书作为礼物送给我，我起初以为他们是想和我分享毛泽东的思想，但后来我才明白，他们其实只是简单地想分享一些有中国特色的书。

那时，我还无法想象我正踏入的未来。我的中国同学留着板寸，一边抽烟一边开着玩笑。他们其实是正在接受训练的军官和干部，将来会在国际关系领域工作。和我交朋友也是他们的训练之一。这一点我是几年后才知道的，因为我们的友谊看似非常单纯，他们练习英语，我练习中文。

不过，其中一些友谊还是伴随了我的一生，并向我提供了打开中国政治权力迷宫大门的钥匙。这些同学都被提升到了重要的位置，有的还继续深入到了体制之中。在中国，深入体制比公司升职更能获得权力。这些同学成了我在这种严肃紧张的政治文化之中的担保人，让我在完全不被信任的大环境中，通过了一道道信任之门。

后来，我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其实是像大型企业一样在运作，而不是以我们西方人以为的那种政党运作方式。

我很快意识到，如果我想成为中国转型变革中的一分子，还需要一些其他的技能，只会说中文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将经济与法律炼铸成一个坚硬的刃具，才能切开这个叫“中国”的社会经济难题。

当时，中国领导人和政策制定者已经开始描绘未来的蓝图。很明显，中国官员看到了美国的成就，而且很想知道美国政治体制里什么是真正管用的，什么是没用的。中国领导人刚从“失去的十年”里走出，深受其害的中国下定决心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尽管会戴着厚重的黑框眼镜一直盯着你，但其实也是乐于听取新颖观点的。冬天，他们身上穿着的中山装让他们在严酷的环境中保持着温暖。

当我在最没有希望的时候，我的老同学出现了。他们邀请我参加一些会议。起初，我觉得他们是在利用我来代表外国人，使会议变得“国际化”，但不久后，我发现我无心提出的一些解决经济问题的建议，其实是能被中国的体制所接受的。

只花了二十年，中国就从一个物质匮乏的国家变成了每项产品和服务都充足甚至过剩的国家。三十多年后，它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最强经济力量。

我很难想象这一切能发生得如此之快，更难想象我能成为这个过程中的一分子。在炎热干燥的那天，这些想法是遥不可及的。因为那时，我才在友谊商店喝完了我的可乐，愁眉苦脸的店员正坐在满是灰尘的柜子后面，柜子上堆着奇形怪状的玉雕还有进口的显像管电视机。

我在中国的第一年里，花了好几个月在天津南开大学学习普通话。这座古老的工业城市是清朝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瓜分的通商口岸之一，以至于其主干道都是欧式的。但欧式主干道两边的老房子上却已挂起了红色的宣传横幅。古老拱形铁桥的对面，有一个游行广场，上面摆满了毛泽东、马克思和斯大林的巨幅画像。每天，我都会从他们严厉的目光中骑车经过。

我们这班交换生其实只是第二批来到中国学习的美国人。我们感觉自己就像先驱一样。在两年前的1979年，邓小平与吉米·卡特总统才刚刚促成中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一切才刚刚开放。由于西方政府组织得太糟糕，很少会有外国人参加政府组织的中国之旅，更别说去投资这个神秘的、过度在意安全的国度。

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撼动了中国。在毛泽东去世的那年，地震摧毁了周边许多房屋。为百姓搭建的临时避难所随处可见。

南开大学看上去也像刚经历了一场战争一样。天花板已经崩塌，到处都是碎石瓦砾。后来我才知道，特殊时期，这里曾经进行了一场激战。在这场风暴过后，一切都显得风平浪静。学生们在图书馆边的湖畔散步，晚上进图书馆读着马克思的相关著作。当我问起这些房子里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他们只会低声说道：“有可怕的事情发生过。”除此之外，不会有人再多说些什么，老师比学生还更为谨慎。那时，每个人都穿着同样的衣服：宽大薄透的白衬衫配绿色的军装裤。

不久后，我也穿起了绿色的军装裤。

我买了辆自行车。在漫长的炎炎夏日里，它开始变得松垮。每隔一段时间，我都得换上一个不同的零部件。不同如今，那时中国国产的产品质量真的很差。最终，我的自行车上每一个零部件都是换过的，已不再是我买来时的那样。每次骑过天津坑坑洼洼的泥泞街道，我都非常心慌，我很难想象中国有一天会成为零部件出口的巨头。

有一天，我和我的一个同学正修理着我们的自行车，替换着损坏的零部件。他突然指向了一位正骑车驶向修理站的老农。那位老农的自行车完全由废料捆绑或焊接而成，中国人民这种朴素节俭的心灵手巧使我感到震撼。他们的生存能力和有限资源下的建造能力使我感到震惊。

那辆自行车是我第一次瞥见中国在金融杠杆下的工业再造潜力。每当我谈及这个方面，我都会用这个自行车来打比方。

几天后我遇见了一位叫楚江雄（音译）的叛逆艺术生。他让我在某天晚上骑自行车来湖边的一棵树旁见他。等我赶到那里时，他躲在附近的阴影里，招手示意我跟上。我们便骑着自行车，由一条脏脏的小路骑出了校园，到达了一座小屋。当我们从自行车上下来时，人们从黑暗中走出，抬起我的自行车，把我推进了一个房间。屋子里大声放着音乐，有着昏暗的灯光。房间四壁都画着壁画，大多是法国印象派的风格。

我问挤在屋里的这些人都是谁，为什么墙上都是画。楚江雄低声解释说，他们也是艺术生，想让我作为外国艺术评论家评价一下他们的作品。我惊呆了，但也别无他法。于是我建议他们把灯开亮，把音乐放小，这样我才能好好看看这些画。楚江雄摇摇头说，他们担心学校知道我在这儿。中国学生与外国人接触是严格受限的，尤其是讨论一些像艺术之类的“腐朽”话题。

这些中国艺术生临摹西方画作的举动使我感到困惑。我们正处于一个历史性变革的前夜，他们却在画着法国乡村的草垛和一碗碗桃子？

当时，我和那些常与我外出游玩的中国学生在方方面面都已经感觉到，我们身处的中国已经走到了改革的风口浪尖。尽管这种新希望在学生群体里愈加高涨（他们都是在特殊时期后重返大学的），但也充满着一种令人窒息的紧张氛围。这种氛围让我们所有人都意识到，任何时候的任何进步都可能把我们甩到后面。

为什么这些艺术生不能从自己身处的文化中挖掘灵感，不能描绘自己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和珍爱的一切呢？我委婉含蓄地建议他们，在使用一些西方绘画技巧的同时，也应该多多结合中国的景象和思想，多多采用中国传统的画法。

炎热的夏季还在继续，我和楚江雄则开始了定期见面，他带我去已经开始接受我的建议做实验的艺术家的家中，向我展示宣传海报背面的空白上，画出的狂野现代大爆炸。这便是地下艺术。在仓促地展示他们实验性作品之后，他们又小心翼翼地卷起画作，把它们藏在床底和柜子里，生怕别人会找到。随后，他们会有礼貌地、轻声细语地把我送到门口。

我从未想过，二十五年后，这些艺术家的画作与雕塑会在苏富比拍卖到上百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