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家研究述评

《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单部杂家作品的研究是杂家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杂家研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仍有自己的发展路径和特点。现就除具体作品研究之外的杂家研究做一梳理：

历代的杂家研究主要涉及两大领域：历代目录著录和对于杂家的议论探究之作。

目录著录构成了杂家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式，各代目录以不同的定位和著录方式阐释着对于“杂家”的认识和编排。自《汉书》将“杂家”纳入目录，后代目录基本沿承这种做法，将杂家作为著录中的一个重要类别。但是，在后代目录中，杂家的内涵悄然发生着变化。

作为诸子一家的“杂家”最初出现于《汉书·艺文志》，应该说杂家研究也正始自班固。他对杂家的界定为：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

 

显然，班固是将杂家作为诸子一家列出的。其中追溯了杂家学派源流，描述了学术特点、学术专长，以及末流状况。班固共列作品20种，认为其有兼采众家的特点，但是其显然也有学术归旨，也即所谓“归心”。杂家的优长在于“知国体”“见王治”。应该说，《汉书·艺文志》所列的“杂家”既有目录学的意义，同时也是诸子学意义上的家派。

随后的《隋书·经籍志》显然颇受《汉书》的影响，在子部中列出包括杂家在内的九家，其对杂家这样界定：

 

杂者，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以见王者之化，无所不冠者也。古者，司史历记前言往行，祸福存亡之道。然则杂者，盖出史官之职也。放者为之，不求其本，材少而多学，言非而博，是以杂错漫羡，而无所指归。

 

其中除对学派溯源与《汉书》有异之外，其他基本一致。它也将杂家描述为兼采众家，也显然认为杂家有学派指归——“见王者之化”。尽管如此，《汉书》以来的杂家概念，仍然从《隋书》就开始发生悄然变化，一些不该归入此类的书也被归入此类，“杂”悄然向着“杂录”的方向发展。在之后的目录变迁中，这种情况屡见不鲜，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以至《四库全书总目》已经对子部杂家类这样描述：

 

衰周之季，百氏争鸣；立说著书，各为流品，《汉志》所列备矣。或其学不传，后无所述；或其名不美，人不肯居。故绝续不同，不能一概著录。后人株守旧文，于是墨家仅《墨子》《晏子》二书；名家仅《公孙龙子》《尹文子》《人物志》三书。纵横家仅《鬼谷子》一书，亦别立标题，自为支派。此拘泥门目之过也。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于寥寥不能成类者并入杂家。杂之义广，无所不包。班固所谓合儒、墨，兼名、法也。变而得宜，于例为善。

 

《总目》已然将“杂家”看作“杂之义广，无所不包”的目录学概念，变成了“杂家类”，而其家派特征基本丧失。

关于这一演变过程，已有学者做出专门考证，以程有庆《“杂家”与“杂家类”浅说》为代表。其中论点可做参考：

 

但是，“杂家”与“杂家类”，或者说“杂家”类与“杂学”类的混淆，并非像《四库全书总目》所说发端于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其实早在唐魏徵等编撰的《隋书·经籍志》就已经把魏晋以后作者撰写的书籍列入到杂家之中，其中有些书，也实在难说它们就能够属于杂家类，比如《高僧传》《感应传》等。而最早把“杂家”改变成“杂家类”的，应该说是宋代尤袤的《遂初堂书目》。我们参考上列图表可以清楚地看出，尤袤首先把墨家、名家、纵横家等存书数量很少的流派全都并入了“杂家类”，从而使“杂家”的阵容扩大，但面目却变得含混不清了。

 

历代目录将“杂家”演变成“杂家类”的行为对杂家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目录学意义上的“杂家类”概念被移植到诸子学的“杂家”之上。许多目录将一些杂凑的丛书列入杂家类，这些丛书的杂凑特点影响了对于诸子之杂家的判断，杂家到底是杂凑还是诸子一家，也成为杂家研究争论的热点。而从《汉书·艺文志》看，无所归旨的杂凑正是班固所批判的“荡者”所为。可以说，《汉书·艺文志》在著录和定义“杂家”之后，后代目录将其所批判的末流著录吸纳进来，进而也影响到学者对于其所著录的“杂家”的理解。

显然，明确目录学史上“杂家”概念的演进后，在进行杂家研究时，如何定位就会更加明确。

除历代目录之外，历代学者关于杂家的议论解读是梳理杂家研究需要关注的重点内容。

纵观研究史，关于杂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何为“杂家”的问题上。对此，学术史上形成过针锋相对的两极观点：或认为杂家为有着明确学术归旨的诸子一派，或认为杂家就是杂凑之作。具体说来，认为杂家为杂凑者，主张杂家实为学无宗主；认为杂家为诸子一派的，其研究又包含如下三个主要内容：杂家的内涵特征是什么，杂家包含哪些代表人物和著作，杂家和其他思想及家派的关系研究。究其根本，可以说杂家的内涵与外延是这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近年的杂家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将杂家视为诸子一家，而不是杂凑丛书。而对于其内涵与外延的研究也出现了重要进展。如，对其内涵的认识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

第一，认为杂家以某种理念和理论体系为统摄，构建理论体系。如潘俊杰：《论先秦杂家的存在问题》认为：“先秦杂家是通过阴阳五行和天、地、人一体的观念和思维模式来建立起庞大理论体系的”。类似的观点还可见于对《吕氏春秋》等著作的研究，如认为《吕氏春秋》以某家思想为主融合各家（详见上文关于《吕氏春秋》研究综述）。

第二，认为杂家确实学无宗主，但是有统一的编撰指导思想：王治。这一观点在当今学界较为常见，这主要从《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的描述出发，结合杂家著作如《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得出。

第三，认为杂家确是综合各家，但综合各家有着丰富的表现形态。这种观点以刘宝才为代表，他讲到：

 

有同一学派内部不同分支思想的综合，有企图兼取百家构筑新思想体系的综合，有主于一家吸取他家思想成分的综合，有某专门领域学术思想的综合。

 

可以说，近年关于杂家的研究，虽然对于杂家是否为杂凑的争论仍然存在，但是学术趋势趋向于承认杂家的家派特征。而对于作为诸子一家的杂家内涵特征的研究也日渐深入，逐渐切向杂家的本质属性，特别是以刘宝才等人为代表的观点启发颇大。

杂家体制庞大、思想广博，单纯以某一理念或观点贯穿整部著作实属不易，而《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的具体情况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其成书往往以多个体系、多重理念、多种方式相互叠加、参补使用，将其视为由某一单纯而突出的理念或体系贯彻成书，无疑有简单化之嫌。以《吕氏春秋》为例，其三个单元“纪”“览”“论”其实都有不同的结构理念，各自有着相对独立的体系。“纪”所体现的四时决定人事、天人合一的理念特别明显。“览”“论”从《有始览》开始言天地，继之以《孝行览》言人事，则是“天地人一体观”体现得较为明确。全书总体看来，很难找到一个突出而贯彻的理念和思想。

依照对前人研究的总结，以及对杂家诸多方面的考察，本文认为杂家至少应有如下几方面的本质属性或内涵：

第一，“王治”当是杂家的重要指导思想和学术目的。

这从《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最初对于杂家的界定中可以明显看到，“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为国事和政治服务是杂家的重要学术目的。但需特别申明的是，为“王治”服务是十分宽泛的提法，并不意味着杂家限定在治国之术、治国方略、权术等方面。有时，这一提法可以宽泛到涵盖一切，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中至人文，都可看作为王治服务。《吕氏春秋》作为《汉书·艺文志》以来最为典型的杂家著作之一，其实际情况十分鲜明地表现出这一点。其中包含关于天文的（如《有始览》、十二纪首篇）、关于地理的（如《有始览》等）、关于兵事的（如《荡兵》等）、关于农事的（如《上农》等）……可以说无所不包、无所不有。本书下面将要讨论的《淮南子》也有这样的特征。

可见，“王治”虽是《艺文志》等最早目录学作品所指出的重要学术目的，但是对于杂家作品而言，这一内涵表述确嫌过于宽泛，并不能近距离直接统摄和决定作品的内容与编排，对于研究这些作品的结构、内容、编排等直接和具体的指导意义有限。这一点必须清楚。

第二，兼采诸家是杂家的重要特征，但是就具体编撰方式和编撰理念看，杂家显示得丰富多样、具体生动。

杂家体制庞大，以某一种理念贯穿始终显然不能做到内容丰富庞博。就典型作品《吕氏春秋》《淮南子》看，其实《汉书》《隋书》等所说的“兼”和“合”，不见得一定有唯一主导的思想来融合各家。更切合实际的情况是：以宽泛的王治为目的，为各家思想的掺入提供十分自由的空间。就具体方式而言，则是丰富多样：可以是相互并行不悖（各派思想中容易与其他家派产生冲突的内容被消融，只留有家派中不易冲突、最为稳固的内容），可以是兼容并包（各种思想间的家派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甚至还有一定程度抵牾冲突，这在《吕氏春秋》与《淮南子》中均可见到），也可以是糅合重生（各家派思想被重新糅合以新面貌出现）等。关于这些，后文将有具体论述，兹不赘述。

第三，结构上具有较为明确的编排和体系观念。

这是杂家作为一个家派而不是杂凑之作，很重要的特征体现，较为鲜明地体现出作者构成体系、创为一家的有意和自觉。《吕氏春秋》十二纪中贯穿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理念、览论中贯穿的天地人理念、《淮南子·要略》中对于全书结构的大段文章学阐述和勾连等等，都说明这一点：编撰者在结构上有着较为明显的自觉。

但是也应该看到，这些杂家著作的结构观念往往不能绝对彻底地得以贯彻，其贯彻程度有限。具体说来，往往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多重结构理念的叠加，如《吕氏春秋》纪与览论的结构理念不同，览以天地人理念贯穿，但是同时又有君事在前、臣事在后理念（详见拙作《〈吕氏春秋〉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1月）等。《淮南子》总体上遵循着形上在前（《原道训》《俶真训》等）、形下在后的结构，但同时篇章间又形成聚落式存在，它们之间又遵循君道在前、臣道在后，或理论在前、实践在后等理念。总体上看来是多重理念叠加的状态，关于这一点后文将有详述，此略。二是往往会出现溢出于结构体系的内容。虽然某理念贯穿某部分，但往往会有溢出于这一理念的内容，如《吕氏春秋》十二纪《春纪》以“生”为主题，但是不见得所有篇目均以同样力度关涉这一主题，有的很近、有的较远、有的甚至基本无关涉，如《贵生》《本生》等篇目直接关涉这一主题，但是《论人》《圜道》等篇目与这一主题的关涉并不十分直接，初看有溢出之嫌。其关联或还需更为深层或其他角度的挖掘。《淮南子》总体看形上在前、形下在后，但是后部分的多个篇目仍有较多关于形上的阐述和议论，也属于对结构体系的溢出。

第四，应适当考虑杂家的时间内涵。亦即杂家的出现当有时间限定，它是在特定时间内产生的。兼采众家是杂家重要的学术特征，然而这种融合各家的思想趋势有着较为明确的时代性。具体说来，战国中后期，特别是后期才是这种融合趋势的典型时期。如李泽厚说：

 

自战国后期起，它们在长久相互抵制、颉颃和论辩中，出现了相互吸收、融合的新趋势，从《荀子》到《吕氏春秋》，再到《淮南鸿烈》和《春秋繁露》，这种情况非常明显。旁及《文子》《鹖冠子》、陆贾、贾谊以及地下发现的《经法》等等，无不在各种不同的程度或不同角度上表现出这一综合趋向。

 

在这种背景下，杂家应运而生，因而杂家内涵特征中应该有关于时间的考量。从《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二十种著作看，它们都不会早于这一时期。所以，作为诸子一家的杂家应当有“产生于战国中后期或此之后”这一时间内涵。

当前杂家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便是：定位意识不清晰，很多研究存在定位混乱问题。杂家研究有自己的特殊性，包含若干方面需要厘清的问题，否则就无法定位自己的杂家研究是什么意义上的，或是什么角度的杂家研究。在混乱和不自觉的定位中进行杂家研究，势必会造成各说各话、研究平台不一、讨论无法对接等问题。

杂家研究的定位，首要问题就是杂家的名与实，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杂家”一词最早见于《史记·韩长孺列传》，云：“（御史大夫韩安国）尝受《韩子》、杂家说于驺田生所。”司马贞《索隐》说：“安国学《韩子》及杂家说于驺县田生之所。”显然，这里的“杂家说”泛指杂取各家的学说，还没有获得学术上的名分，也不是诸子学意义上的杂家学派。应该说，诸子学意义上的“杂家”之名是得自《汉书·艺文志》，其中对诸子作品共列十家，“杂家”位次第八，包含作品二十种。

这里的“杂家”显然是学术史上杂家研究的起点，因为得名于此。至于其“实”如何，则表现出不同研究者的不同定位，此处就既有研究总结出如下几种情况：

一、立足于《汉书·艺文志》，以《汉志》所设定之内涵与外延进行杂家研究。这种研究限于秦汉杂家，一般不会对杂家的内涵与外延进行改动，《汉志》所列作品是其研究的主要对象。

二、对杂家的内涵进行综合分析和界定，随之对杂家的外延和具体作品进行新的划分和取舍。可以说，这种研究视野中的杂家已不是《汉志》意义上的杂家了，其对《汉志》的分类也进行了改装。

三、将目录学上的“杂家类”等同于诸子学上的杂家研究。这种研究会将一些学无宗主的丛书也纳入研究视野。

杂家研究应该立足在哪里，确无正误优劣之分，每种对于杂家之“实”的定位都有自己的道理。但是，明确研究目的十分重要，在相应的研究目的下，以何种定位进行杂家研究则存在优劣之别。比如，目的是研究诸子意义上的杂家，如果将定位混杂于第三种情况，显然欠妥；若目的是对杂家内涵进行总结和分析，尽力找到后人所认同的杂家的普遍特征，则可以定位于第二种情况进行探索和尝试；而目的如果是尽力还原最初的“杂家”，从其名到其实，在承认《汉志》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则是必要的。

杂家之实始自先秦，其名始自《汉志》。杂家研究应该怎样定位、何处着手，以什么样的方法进行？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确实需要认真思辨，否则就会造成如上所说的定位不清、各说各话的问题，甚至导致积重难返。

回顾迄今为止杂家研究的研究方法，现选取两种最为常见的方法检视如下：

1．从历史的分析中得出杂家的意义和内涵。

从《汉志》到《四库全书》，对“杂家”进行过界定的只有《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这两处目录的界定成为重要参考，通过对此的分析归纳，结合对“杂”字本义的考察，得出对于杂家内涵的认识。基于此，对杂家的外延进行重新监视和选择，杂家内涵是这种检视与选择的基础。依从这种研究方法的研究成果，如潘俊杰《先秦杂家研究》、山东师范大学胡岳潭硕士论文《先秦杂家综论》等。

但实际上，杂家既有自己一贯倡导的学术主张，又有本学派的先驱以及追随者，既有一派整体的理论，又有独特的学术特征，应该是一个学术派别。而如果我们考察《汉书·艺文志》以及其后各类经籍志所列杂家著作后，得出诸如这样的结论：“先秦杂家的特征是通过其代表作《管子》和《吕氏春秋》表现出来的。”认为《管子》《鹖冠子》等也是杂家，而《汉志》中的某书又不是杂家。是否有自相矛盾、自我否定的嫌疑呢？这在逻辑上存在抵牾和跳跃。这也属于研究定位不清、研究目的不明确。

2．西南大学2012年宋文婕硕士论文《杂家内涵研究》，代表了另一种研究思路。

论文从《文心雕龙·序志》篇对于文体论的基本方法得到启示：“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她将这种研究方法移植到杂家研究中，“首先是要确定边界，其次是考述源流，再次是阐释概念，再次是细读代表作品，最后是归纳总结得出规律性认识”。

可以看出，杂家的内涵仍是当前研究者的兴趣所在。

应该说，第一种研究主要从历代目录入手，梳理概念的流变，从而得出对于杂家内涵的界定。可以称为外围研究。第二种研究在方法上十分自觉，对传统的研究方法进行了认真反思，采用的研究方法也于古有据。在研究范围上，既有目录为主的外围研究，同时也结合了代表作品解读，可以说是外围研究与内部研究的结合。但是细读其研究成果，同样也可以看出，其结合作品的内部研究，也无非是内外参证、印证其外围研究得出的结论。

如果这样看，两种常见典型的研究方式中第二种方式虽更为综合深入，但是都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的学术瑕疵：容易导致对杂家内涵认识的简单化，不能更加生动全面的展示杂家的内涵特征。

何以如此？原因正在于这些研究方法注重从外围研究入手，总结归纳出内涵特征，这种归纳和总结多依从《汉志》和《隋志》。而这两处的描述与界定固然重要而根本，但是其不可能完全展示杂家丰富生动的内涵特征。即便是两处均提到的“兼”“合”，也实属笼统描述，至于如何兼、如何合，我们根本无从知晓。第二种研究方法部分地避免了这一问题，但是其以具体作品参证外围研究的做法，还是无法主动避免这一问题。这也就是我们看见的研究成果的事实：几乎所有的内涵研究不外乎《汉志》和《隋志》所描述的总体特征。

类似方法的内涵研究就此停止？当然也不是，这种研究对于外围研究的深入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还有继续探索的余地，但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研究不可能独自发展以至自我完善。

必须看到，对杂家的研究除了这种研究方法之外，必须辅以另外一种理念完全不同、目的有所调整的研究方法。也即：从内部研究入手，展示杂家作品丰富生动的内涵特征，以此反观所谓的杂家内涵。如果加以作品之间的对照研究，认识就会更加全面深入。就研究目的而言，其终极目的不在于确切描绘出杂家的内涵特征，而首要任务是深入剖析作品，展示这些作品的属性与特征。在此基础上，适当而合理地反观和补益对于杂家内涵的认识。这一研究需要对杂家作品有广度和深度的研究，需要研究更多的杂家作品，需要对杂家作品有更加广泛的观照维度和深度。这方面做得越好，当然就会离杂家的真实内涵越近。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本课题的定位和意义就十分清楚了。以《淮南子》的文本作为研究对象，尽量展示其真实而丰富的属性与特征。这一研究并未给出杂家的终极内涵，只是补充、增益、描活、丰富。但是，对于杂家研究而言，这确实又是十分必要的。同时，《汉志》所描述的杂家作品二十种还有一种——《吕氏春秋》，也是重要的研究对象。但是，限于篇幅本书主要针对《淮南子》展开，在必要时会对两部重要杂家作品做参照对比。

所以，就杂家研究而言，本研究一定也是杂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因为还有更多的杂家作品、更多的研究维度可以进行这种研究。本课题希冀在此研究理念上对杂家研究产生有益的学术启发。

对于秦汉杂家进行研究，选择哪些杂家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当然，最稳妥的研究定位还是依据《汉书·艺文志》，因为这是杂家研究的起点。至于当前有的学者依据自己对杂家内涵的认识，对其外延——杂家作品进行增删选择。其研究理念与定位本课题截然相反，无须适从。

诚然，每个时代每位研究者都有自己对于杂家内涵的认识和解读，但是无论怎样认识都不能偏离杂家的名与实，其名得自《汉志》，其实始自先秦。《汉志》最早呈现给我们杂家之名，而且又罗列出杂家之实（20种作品），自然是我们研究的起点。后代无论赋予杂家何种内涵，只要是研究秦汉杂家，《汉志》的视角永远都是研究的基础。

当前不少研究致力于对杂家代表作品的增删上，证明某作品属于或不属于杂家（如前所列）。从杂家研究看，如果研究只定位在表明个人对于先秦时期家派分类的一家之言，与《汉志》并列，确无不可。从研究原理上讲，也会有更多类似的一家之言出现。如果这样，这种研究的价值也就显而易见了，它提供的是对于先秦诸子家派分类的一种新标准，显然，所说的杂家也不应该是《汉志》意义上的杂家。但是，这种研究不能以《汉志》对于杂家内涵的认识与界定为前提，否则这种研究就显然属于理路不清、逻辑抵牾。试想，以《汉志》等的描述为起点得出所谓杂家的内涵特征，然后又据此更改《汉志》所列的杂家作品，研究理路是何等混乱！而当前此类研究基本都存在这一问题。

从对《汉志》进行研究的角度看，对各家作品进行重组，也不无意义。但其研究应定位于剖析《汉志》家派著录的得失。如各家的内涵描述与作品实际属性特征是否矛盾，分家标准是否重叠（如果重叠容易出现一部作品可同时划入两家或多家），分家标准是否过疏（如果过疏容易出现有的作品无法归入某家）等。如将《汉志》中“道家”类的《管子》重新划分入“杂家”，则除了需要证明《管子》符合《汉志》所述的杂家特征，还需证明《管子》特征与《汉志》所述的道家特征不符，或者论证《汉志》的分家分类标准存在重叠致使《管子》同时符合道杂二家。显然，这些研究都没涉及这些问题，不是定位在此。

是不是将《汉志》奉为圭臬、不可置疑？当然也不是。关键在于定位明确，如果定位在修正《汉志》的分类，则需要正本清源，从先秦学术实际出发，提出自己的分类标准和分类方法；如果定位在依从《汉志》的内涵描述与既有类别，但欲修正其外延作品，则需要辨正《汉志》分类上的得失（如上文所述）；如果定位在《汉志》意义上的诸子研究，则需要充分肯定《汉志》的分类理念和方法，从内部研究入手，丰富和描活《汉志》的内涵描述。原因很简单：《汉志》对于某家的内涵描述只是对最为主要特征进行的总体阐述，不能展现丰富生动的作品实际，笼统、概括是基本特征。以杂家为例，其所述“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等，具体内涵是什么？具体表现如何？显然仅凭这只言片语难以透见，需要实实在在的文本研究、内部研究来描活和丰富。本书的研究理念和方法正是定位于此。

应该看到，这种文本研究的优势在于能展现出《汉志》意义上秦汉杂家真实生动的内涵特征，能补益和描活《汉志》对于杂家内涵的表述；而劣势是不能提供对于杂家内涵的终极表述。原因在于：《汉志》所列的20部作品多已亡佚；再者，每种对《淮南子》等的研究也都必然是有限视角、有限深度的挖掘，因而是开放的而非终极的，是漫漫杂家研究路途上的正向的有益推进。

应该说，在定位明确的基础上致力于描述出杂家的内涵特征也是研究的需要，但是从研究原理上讲，从外围入手的研究其研究结论一定是有限的、封闭的。如果在这种结论的基础上又急于重新框定所谓的杂家作品，实为学术冒险或学术游戏。因为，在完全真实准确生动的描述出杂家内涵之前，这种框定存在着巨大的学术风险：有可能增入的作品正抵牾了杂家特征，或删出的作品正否定了杂家应有的特征。所以，这类研究，即便定位准确，也实为学术冒险或学术游戏，不值得推荐。

有鉴于此，本课题定位在《汉志》意义上的秦汉杂家作品研究，具体说来就是针对其中重要作品之一《淮南子》进行研究和新解，致力于展现丰富生动的作品特征，尽力丰富对于杂家内涵特征的理解与认识。

从杂家研究的角度看，本课题的选题和研究意义在于：

第一，对其他先秦诸子研究在研究定位和研究理路上的启发与辨正。包括杂家在内先秦诸子大多存在这样的问题，其实始自先秦，其名得自汉代。所谓某家内涵是什么、外延怎样，哪部著作属于何家等，是在研究中经常遇到的问题。类似的课题怎样研究？研究定位和研究理路显得十分重要。此课题可为类似的课题和研究提供参考。

第二，对于秦汉之后杂家的研究也能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秦汉杂家的研究存在定位问题，秦汉之后未被《汉志》著录的杂家研究当然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这样就出现诸多学术问题，如：学术史上的杂家内涵是什么？外延是什么？某作品（特别是《汉志》之后）是否属于杂家？等。必须承认每个时代对杂家都有不同的认识与理解，包括目录和研究。但是从《汉志》开始的杂家之名确永远是学术史上杂家研究的源头，不可回避。本课题的研究能帮助杂家研究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不至于使研究失源忘本、积重难返。

所以，《淮南子》的文学新解，既是专著研究，同时也有更为宽广的研究背景。将《淮南子》研究放到杂家研究背景中加以观照，有利于廓清源流、正本清源，带来研究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