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美国情绪不稳定的背后根源

美国硅谷著名的天使投资人彼得·蒂尔（Peter Thiel）^[13]在其著作《从0到1》之中坦承，人类在原子创新领域进展缓慢，而在比特创新领域进步很快。如果在20世纪下半叶去掉了信息技术方面的进步，则人类在物质创新领域和其他基础领域的技术发展是缓慢而低效的。他认为：生物技术、太空探索、能源替代领域进步很小，包括美国政府和大企业在物质重资产领域缺少战略决心，绕过了人类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而选择了集中力量在互联网领域进行投资，这将耗尽前人在基础科学方面拓展的知识边界内的资源，社会应该呼唤原始创新。

信息技术领域带来的技术大爆炸，掩盖了基础科技进步缓慢的现实。美国战略家群体从自傲到不自信的过程，在于美国本身在科技发展和产业发展领域已经撞上了一堵厚重的“墙”。全球5G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系统的发展路径说明，美国其实也没有什么隐藏的“战略黑科技”，美国遇到的这堵墙，是基础科技本身和投入不足带来的障碍，而不是美国科学家丧失了应用现有知识的能力。

在全球，美国政府对于中国5G技术的限制和阻碍，引发的批评声音是比较大的。美国战略决策层知道这种做法的后果，即割裂技术发展链条，引起全球市场的动荡，其反身性对于美国文化精神、信誉的伤害可能是永久性的；而且，在战略层面上的人在语言表达上应该是冷静的，但是这种情绪性的攻击性语言开始占据了媒体空间。曾经从容自信的美国哪里去了？背后的根源是什么？我们需要一个解释框架。

2008年经济危机到现在，已经有十几年了，美国大企业和美国政府并没有革命性的创新，美国的技术家底已经无力让新一代企业家再全面引领一场人类的产业革命。尽管信息技术产品还在不断地迭代，但这是技术改进的模式，并不能保证美国在一些关键领域获得绝对优势，甚至保持相对优势也比较困难。

从科学的角度来阐述，现在的技术工程是构筑在20世纪上半叶和更早的物理学、化学、数学、生物学进展的基础之上的。原生创新大多数都是50年之前科学家的天才发现，现在，作为德国之后的世界科学中心，美国也失去了原生创新和应用技术创新的战略连接。而这曾是美国崛起的国家战略之本。

横亘在美国面前的科学之墙，用最新的数据来观察，近期并没有突破的希望。中国经济和科技快速进步，也将很快逼近这堵墙。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系主任、经济学家泰勒·考恩^[14]是《大停滞？》一书的作者，他在书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全球经济停滞的最主要障碍在于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科技创新的停滞，已经不能够用经济荣枯周期来解释了。放眼全球，中国经济在整个人类经济发展中创造了奇迹，这种奇迹的本身得益于全球性知识的传播和再学习、再消化、再创造的过程。知识扩散的进程是不可逆转的，这是这个时代最大的趋势。互联网增进了人类之间的连接，庞大复杂的知识架构有了适用的工具。

在全球范围内，科学和技术的停滞是收入增长停滞的总根源。按照泰勒·考恩的分析框架，互联网经济对于人类社会的总体贡献和福利不如预期的多，尽管有很多人反对他的观点，但泰勒·考恩解释说，多数情况下这不是产业革命，而是经济的结构性再造，重塑经济结构不过是重新分配了财富。我觉得他的这个分析有一定道理。泰勒·考恩说：“科技处于一个高位停滞期，而我们恰恰坐在最顶端。”接着他又说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美国崛起的过程其实是建立在欧洲大量的知识创造基础上的，但美国曾经拥有的‘低垂的果实’基本被采摘完结了。”

南京邮电大学电子与光学工程学院副教授方承志对于技术停滞的思考，从时间线上看，比泰勒·考恩更早，大约早了两年时间。我将方承志和泰勒放在一起来看科技发展，方承志是中国看世界的技术视角，泰勒·考恩是美国看全球的视角，融合两个视角，能够更好地看待5G竞争之下的大环境和大背景。美国的尴尬处境和中国的历史机遇在同一个时空里叠加，二者之间产生一些错位摩擦的事情，也算正常。

根据上述时间线，中国互联网政经领域观察家冷哲在2009年提出中国是“发达国家粉碎机（Developed countries pulverizer）”概念，这是一个不严肃的自设靶子的“招打”概念。当然，冷哲认为这不是他首先提出的概念，而是国外智库的词汇。这忽略了语言的反向力量，中国的市场观察家需要思考自己的语境和词汇，因为中国已经是全球性的国家，表达需要考虑到全球跨文化特性，毕竟，我们想要海外市场，就需要一种共赢式的信仰，形成“知行合一”的中国商业文化。我在欧洲和企业家接触了解到，他们也知道这个概念，并且他们也有自己的臆想，认为中国国有企业将在一个个战略市场将他们赶尽杀绝，将他们从产业链高端赶下来，而不是在高端进行战略合作。他们也是“阴谋论”的感受者。这种观点，在客观上为中国高端科技企业进军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市场造成一定的观念障碍。

在全球化时代，商业观察家即使在互联网上发表自己的观念，也需要表现出理性的专业精神，即使用汉语表达，也会有无数的中国通在阅读这些观察家们表达的观念。中国5G技术系统的领先地位，也正在被一些国家拿来做“阴谋论”的素材。但其真正的根源却是全球集成电路产业和信息技术领域早就到达了一个瓶颈期。方承志先生说：“晶体管（集成电路）和信息技术革命只是一个特例，并且在2001年后，进入了一个同样的停滞时期。”

读者如果对于华为和中兴这些中国通信技术领先者的发展进程有所了解的话，就会发现，这20年间，正是中国数字通信技术从全面落后、全面追赶、局部领先到局部领跑的进程。“摩尔定律”^[15]日益逼近技术极限，技术系统本身都处于一种小步迭代的微创新条件之下。这是进行技术追赶的最好时机。但美国是金融立国的国家，美联储和华尔街运用金融手段来为经济打“强心针”，巨大的资本流向了各个地方，军队配合华尔街资本，一直在进行全球性的资本围猎游戏，但是并没有投入到基础科研和战略产业方向上。美国自己的战略失误也给中国等国家在技术领域的赶超提供了机会。

基础创新的难度大增，资本主导的短期逐利性，难以从人类全局来思考解决人类遇到的最大问题，在资源配置领域，逐利性欲望全面覆盖了对于全人类科技的使命感，当探月等巨型科学工程都给不出预算的时候，期待基础突破就难了。用一句中国的流行语来表达，就是美国战略管理层现在也陷入了“杀死诗人嫁给会计的时代”。

技工红利和工程师红利由于制造业空心化，也已经丧失掉了，互联网无力支撑数亿人口获得中产阶层的生活水准，少数巨型企业和华尔街巨富在获得巨量财富的过程中，并没有创造长期稳定的适合中产阶层的大量工作机会。顺便说一句，印度信息技术领域的成就也有同样的弊病，少数人成为信息技术领域的受益者。印度和中国应该是天然的好友，两国面临的共同问题都是面向大众的人力资源开发，需要发展能够普惠大众的产业结构。

创新领域和技术工程的复杂性对于大规模协作和个体专业素质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大型企业需要在信息技术系统管理和巨大物质技术工程领域的每一个细节知识之间，有完美的融合能力。本书表达的重点，是主要考察一个经济体能不能够建立“创新为基础的复杂管理结构性组织”，技术和创新经济的背后是人，能够同时驾驭基础科技、应用科技、临场工程技术知识、市场和跨文化适应性、资本和信息技术管理的大公司，是5G时代的标准能力指标。华尔街资本主导型的力量，单一市场要素，或者两个要素（基础研究成果）驾驭不了这样的复杂性。

巨大的技工群体和工程师群体是这个时代最具生产力的核心力量。很可惜，在去工业化的过程中，美国制造的产业链已经基本嵌合到全球分工体系中来了。现在，美国战略家们想要产业链回流到北美大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肯定需要等到5G全面落地、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流程中全面应用之后，这个时间可能是几年，也可能是几十年。智能机器需要在传统的制造场合中获得巨量数据才能够经过训练变成机器产业工人。这里有一个悖论：没有传统工厂集群，就很难建立智能工厂机器，因为在人工智能时代，最重要的资产是数据，而不仅仅是机器。工业4.0绕不过工业3.0，产业链已经分布在全球了，其实产业链上系统知识和数据也就分散到全球了。在这里，我们就能够理解保持完整产业链条的重要性。

美国战略管理层“非市场方式压迫制造业产业链回到美国”的决策模式显然不会成功。因为市场在哪里，消费者在哪里，企业就会出现在哪里。中国市场本身的消费规模很快就将超越美国，消费市场的魅力是无法阻挡的。寻求短期逐利的美国战略管理层，他们的敌人是整个全球化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美国更好的定位是全球化领域一个重要的战略节点，而不是霸权中心，称霸市场的概念和自由竞争的概念是对立的，反市场竞争，这违背了自己国家两百余年的立国信条。

5G时代的企业管理，需要更加强大的领导力，我将之称为“5G数据领导力＋领导者决心”。美国战略家和一些大企业家现在确实焦虑，因为全球领导力的缺失其实是和技术停滞一样呈现严重的局面。历史的天平正在悄悄地倾斜，当下的5G全球竞争只是全球性知识大转移的一个序曲，盯着一两年的变局，往往看不到趋势。如果我们站在2030年的视角回溯一下现在，很多事情就会看得更加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