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漆器工艺

一、东周漆器工艺

中国漆器在其漫长的历史中经历了数次兴盛繁荣，而东周至两汉时期是这数次发展高峰中的第一次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次。商周时期，受工艺水平与社会等级观念影响，漆器的数量和应用面有限，作为一种贵重的稀有物品，漆器如同青铜器一般往往被少数上层贵族所独享，这种局面反过来又阻碍了漆器工艺的进展。东周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迅速，铁器的广泛应用为漆器制作提供了便利条件，而奴隶制社会旧有等级礼制的瓦解则为漆器行业的繁荣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意识形态基础：新的思潮和观念改变了原来的造物观，地方诸侯不再需要以深沉凝重的青铜器来标榜自己的社会等级，由于当时的瓷器工艺尚处于萌芽期间，于是，实用性与艺术性兼俱的各色漆器便自然取代了青铜器而成为各级贵族现实享受的主角。经考古发现，东周时期的漆器在成品数量、制作工艺、造型、纹饰和应用范围等方面都远超前代，并对后世漆器行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尤以战国时期最为突出。战国的漆工行业已经从传统木作中独立出来，漆器类型繁多，常见的有耳杯、盘、豆、壶、奁、盒等，涵盖食器、乐器、舞具、娱乐器、冥器、装饰品和家具等诸多方面，应用面十分广泛。该时期漆器造型别致生动，髹漆工艺成熟，纹饰精细流畅、绚丽多彩，早期以木胎斫刻为主，器物多有质朴厚重之感，中后期出现了卷木胎、夹苎胎、牛皮胎等新型工艺，器型朝着轻巧灵动的方向发展。在装饰方面，战国漆器多采用精工细雕结合色漆或金银彩绘的方式，漆色丰富，常以黑、朱红二色为底，配合红、黄、绿、紫等色漆进行彩绘，使得漆器的视觉效果绚丽夺目。这一时期常见的纹饰以动物神兽纹和几何纹为主，如龙、鹿、蛙、蟒、朱雀、鸳鸯、鹤、孔雀、豹、猪、狗、凤鸟、变形凤纹、怪兽等，以彩绘或雕刻的方式表现。此外，使用金、铜等金属材料包裹器口或制作箍、环、耳、铺首、足等部件即釦器的手法也比较常见。

战国漆器留世的经典作品大多出自楚国。楚国作为战国七雄中疆域最为辽阔的国家，其辖地在全盛时期几乎涵盖了当今的湖南、湖北、四川、江西、安徽和江浙一部，这些地区纬度较低，气候温暖湿润，土壤肥沃，是漆树生长的良好环境。至今发现的楚国墓葬约达千余座，遍布上述各地，在这些墓葬里都大量出土了类型繁多且富有装饰特色的漆器。楚国漆器总体上制作精良，具有代表性的是出土于楚国故都济南城所在地湖北江陵雨台山战国中期楚墓的彩绘木雕鸭形豆、彩绘木雕蟠蛇漆卮和望山一号楚墓的彩绘透雕漆座屏。卮是古代盛酒用的器皿，该彩绘木雕卮通高20.9厘米，呈平底小口的圆桶形，卮内遍髹红漆，外表髹黑漆。卮口上承略微凸起、雕有八条蟠蛇的盖，其中四条红蛇的头朝盖顶正中，四条黄蛇朝向盖缘。卮身四周也雕有类似的十二条相互缠绕游动的蟠蛇，蛇的头、身和鳞片以朱、黄色漆髹饰，在黑漆的衬托下显得十分耀眼。这件漆卮整构思巧妙，二十条动态各异的蟠蛇蕴涵着无尽的生命力，不仅没有破坏器物的整体外形，反而抵消了木料的僵直感，体现了制作者高超的雕刻水平和独特的设计意匠（图3－17）。豆是一种盛放腌菜、肉酱等调味品的器物，早期豆的造型类似高足盘，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多种变化，常有出人意料的新造型出现，与蟠蛇漆卮同墓出土的彩绘木雕鸭形豆便是其中一例。这件鸭形豆通高25.5厘米，盘径18.2厘米，深盘、短柄、喇叭形座，盘与盖共同构成一只卷伏的肥鸭，造型逼真生动，颇具生活情趣感。豆的内部髹朱漆，外表通体髹黑漆，并用朱红和金黄两色勾勒表现鸭的翎毛以及柄、座上的三角云纹、流云纹等图案，纹饰的朱红、金黄与基底黑色形成悦目的色彩对比（图3－18）。望山一号楚墓的彩绘透雕漆座屏为木胎斫刻，以黑漆为底，用朱红、灰绿和金银等色进行髹饰。座屏高15.8厘米，宽18厘米，在这有限的空间里共有凤、雀、鹿、蛙、蟒蛇等五十个动物，其中形态各异的大蟒小蛇就达三十余条，这些动物都是先用圆雕的手法独立制作，再榫接为屏，造型生动的各类动物迂回穿插，或奔跑，或飞翔，或缠绕游走，活跃而不显凌乱，体现了制作者极高的设计意匠（图3－19）。

楚国漆器总体上带有浪漫、激情和巫术文化的特点，这与楚国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作为一种源自长江流域的古老文化，楚国文化受到北方中原地区的华夏文化、东南江浙地区的吴越文化和西南地区巴蜀文化的综合影响，并以湖南、湖北为中心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楚国的文化精神比较自由、浪漫，不像中原地区那样受传统文化的层层制约，因此漆器的装饰风格也呈现出一派舒展活泼、充满活力的自然气息。

图3-17彩绘木雕蟠蛇漆卮

图3-18彩绘木雕鸭形豆

图3-19彩绘透雕漆座屏

二、秦汉漆器工艺

秦汉时期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为社会稳定和生产力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频繁的区域文化交流、商品经济的繁荣以及王公贵族们好大喜功和现实享乐的心态极大地刺激了官办与私营漆行的发展；漆艺业的工艺水平和行业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较之东周来说获得了显著的整体提升，漆器日渐成为一种重要的商品类型，并朝着实用化和世俗化的方向深入发展。

秦代初期，虽然经历了剧烈的政权更替，漆艺却依然受到楚系漆器风格的深刻影响，在工艺和技术上是战国漆器的自然延续，但行业规模更大，制作也更为精良；至中期，经过初期阶段的继承和模仿，秦代漆器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制胎工艺、造型以及色彩和纹饰风格这三个方面。

在制胎工艺方面，秦代漆器以木、竹胎为主，也有部分使用夹苎胎、铜胎或陶胎的情况。木胎漆器的制作除了继续采用战国时期遗留下来斫刻、挖制、雕刻等手法外，以薄木卷胎的工艺开始日益盛行，这种工艺不仅能提高漆器的成型效率，有效减少漆器的重量，而且可以轻松获得各种优美的弧形外表，如平面为椭圆形的奁、盒或立面为椭圆形的扁壶等，可以说是秦代漆艺的重要创新。竹胎漆器常采用篾条编织或锯制的工艺，适合制作杯、筒、扇、简牍和乐器等日常用具。夹苎胎又称脱胎法，实际上是一种以苎麻纺织品制胎的独特工艺，制作时将浸透漆胶的苎麻布片层层缠绕于胎模的表面，胶干后再脱模上漆。夹苎胎的优点是轻便而不易开裂，一般的小型漆器如奁、盒、耳杯等常以该法制作。陶胎漆器即在陶器内外表面上漆的工艺，这种工艺的出现正是漆器日常化的重要体现。

在器物造型方面，秦代漆器更为规整、简洁和生活化，耳杯、奁、盘、盒、盂、匕、扁壶等实用器形多见，战国时期用于随葬的冥器和敬鬼神的装饰器明显减少，并涌现出许多构思巧妙的新造型。如出土于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的一件兽首凤形勺，造型新颖别致，以挖、雕相结合的方法制成。制作者巧妙地把勺柄设计成昂首曲颈的样子，挖空的勺体当作凤身，又在另一侧雕刻凤尾为把，凤鸟的翅和足被大胆省去以获取简洁的外观。该勺以黑漆为底，结合红、褐色漆彩绘表现凤鸟的眼、耳和羽毛，显得十分优美（图3－20）。

图3-20彩绘兽首凤形勺

图3-21秦代鱼鹭纹漆盂

在色彩和纹饰风格方面，秦代漆器在色彩计划上继承了战国以来的黑红体系，“朱画其内，墨染其外”依然是当时的主流，但漆料品质更佳，光泽鲜亮。纹饰风格同战国时期的楚系漆器不尽相同，构图常显得庄重、严谨，并带有浓重的装饰意味。秦代漆器的纹样以凤、鹭、鱼、鸟云、变体鸟云纹、兽纹、牛马纹等动物纹为主，各类动物形象一改楚国时期的抽象性特点，带有明显的写实与夸张特征，在一派严正质朴的整体氛围中却又透露出些许灵气，如常见于各类漆器上的鱼鹭纹（凤鱼纹），其基本格局不变，都是一鹭（凤）二鱼的构图，反映了工艺规范化的特点，但局部都经过适当的调整以谋求变化（图3－21）。

值得注意的是，秦代漆器精良的工艺水平还同当时的工场管理方式有重要的联系，秦代官办漆器工场的管理实行一种严格的“物勒工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漆器制作的高质量水平。这种“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管理方式也被汉代统治者继承了下来。

汉代漆艺水平在秦代基础之上又有长足的进步，达到漆艺史上的鼎盛。两汉统治者非常重视漆艺业的经济价值与社会影响，在中央和地方各郡均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如少府、尚方令、工官等分级监督和指导漆器的生产，这些举措有力地促进了漆艺行业的规模化发展。汉代漆器的制作工序繁琐，即使普通器物的制造也至少要经过六至八道工序。如出土于贵州清镇平坝的一只西汉时期漆耳杯，上书铭文“元始三年，广汉郡工官造乘舆髹画工黄耳培（杯），容一升、十六籥，素工昌、休工立、上工阶、铜耳黄、涂工常、画工方、工平、清工匡、造工忠造”，其中的素工指得是制胎工序，休工是上漆工序，上工是刻划和镶嵌工序，铜耳黄和涂工是铜饰和鎏金工序，画工是纹饰绘制工序，清工是清理打磨工序，造工是制造整理工序，一只小小的耳杯竟然牵涉如此繁多的工序，汉代漆艺业分工协作的行业特点由此可见一斑。这种多工种协作的生产方式有利于漆艺的专业化和纵深发展，并保证了漆器成品的质量。

汉代漆器品种繁多，色彩艳丽，纹饰精致且题材多样化，整体上注重实用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统一，这种设计风格的形成是多方面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首先，汉代国力雄张，盛行通脱放达、纵情享乐的生活风气，受此影响，汉代漆器形制多样，功能合理，体现出较高的生活应用性。如出土于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一件彩绘双层九子漆奁，其主人是长沙国丞相轪侯利仓之妻辛追，在大奁中巧妙地安排了九个大小、形状不一的套奁，有圆形、椭圆形、长方形等，分别用于放置马蹄形的象牙梳、圆形的胭脂、粉扑、长条形的刷子和铜镜、镊、笫、环首刀等化妆品，奁与奁之间的空间分割合理，错落有致，设计得非常巧妙，显示了墓主人生前养尊处优的奢侈生活（图3－22）。

其次，受儒道思想和楚文化的多重影响，汉代漆器的纹饰题材十分广泛，叙事性、绘画性的因素明显增多。汉初，受楚文化复兴的影响，漆器纹饰曾一度恢复了战国楚系漆器神秘怪诞的遗风，但少了凝重，多了清新秀丽，各种变体鸟纹、兽纹、鱼纹线条奔放，迤俪多变。汉代贵族贪恋骄奢淫逸的生活，因此诸如狩猎歌舞、出行郊游等反映现实生活的画面成为漆饰的重要题材（图3－23）。两汉时期，祈望长生不老、死后羽化升仙的道家观念兴盛，使得神怪纹、山纹、云气纹、羽人纹等大量涌现，如出土于长沙马王堆西汉墓的漆棺，里外共三重，每一重都髹漆彩绘，尤其是内棺，在遍髹黑漆的棺表描绘了大量S形云气纹和五十余个羽人怪兽，线条潇洒飘逸，气势恢弘（图3－24）。此外，汉代统治者独尊儒术，封建正统思想的确立也促进了以仁人义士、孝子等儒家经典为题材的纹饰的大量流行。

再次，丰富的装饰技艺体系为汉代漆器风格面貌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基础，汉代漆艺中的漆色种类与纹饰题材已十分丰富，但漆工们并不满足于传统的毛笔描绘，反而创造性地使用了许多诸如堆漆、戗金、金箔银箔贴花等新装饰技艺。所谓戗金，其工艺源自青铜器工艺，制作时先以尖锐的工具在器表刻划花纹，再在其中填入金粉以获得闪亮华贵的纹饰效果；堆漆又称为“识文”，即以油漆调和漆灰鹿角灰等其他材料在漆器表面堆饰花纹的工艺。正是这种以黑、红为底结合多色彩绘、镶嵌、堆漆、金银箔贴、戗金的多样综合手法，使得汉代漆器呈现出一派瑰丽多彩的风貌（图3－25）。

图3-22西汉彩绘九子漆奁

图3-23车骑出行图漆奁

图3-24西汉马王堆漆棺彩绘局部

图3-25汉代彩绘漆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