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隋唐之盛
隋唐（589～907年）政治的统一，使东西南北多元的文化从杂陈走向融合，结束了多元文化长期的相互排斥和争斗，工艺设计也在气度恢宏的隋唐气象中达到了中古极盛。
一、历史概况
民族、地域之间的文化较量，终于在杨坚统一南北后，等来了融合的机会。隋王朝虽然二代而亡，但文、炀二帝建立的一系列政治制度，尤其是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为唐代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李唐自太宗的“贞观之治”（627～649年），经武则天的治理，至唐玄宗“开元盛世”（713～755年），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到了巅峰阶段。
唐朝有着丰富的物质生活，经济的繁荣为工艺美术奠定了厚实的基础。从思想上来说，隋唐延续了南北朝时期已初露端倪的三教合一的倾向，李唐以道家始祖李耳为宗本，而以孔子的儒家思想为治国方略，并推崇信仰佛教，儒、佛、道并行，而佛教尤其兴盛，三教在政权有意的撮合下相安共存。民族的融合在从南北朝时的被动消极转向隋唐的主动积极，初、盛唐的李姓统治者本为西魏、北周开国功臣的后代，有着较近的北方少数民族的血缘，对于胡汉之间的关系本没有太多的芥蒂，这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开放胸怀，工艺思想因而也兼容并包，为我所用。
社会的繁荣稳定给唐人带来了富裕的生活和高扬的信心，使设计艺术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从恢宏的城市到精妙的生活用品，从科技到生活小工具的进步，从华贵的金银器到葬于墓穴的唐三彩，唐人生活中方方面面的造物都呈现出一派富足繁华的景象。
唐代的手工业还有了相应的管理法规和制度，有少府监机构专业进行手工业的管理，官营工场制度严密，而私人的手工业也有着较大发展。隋唐与日本、朝鲜、印度、阿拉伯等地的密切往来，一方面使中国的工艺增添了异国风情，另一方面也将隋唐的灿烂文明带到了周边的国家。
图4-21西安大雁塔
二、宗教与艺术
（一）石窟
唐代的繁荣使敦煌莫高窟的开凿又起声色。与北朝时期的作品相比，唐代的莫高窟一改北朝的苦涩沉重，造像也由秀骨清像变为唐人的华美丰腴。佛教净土思想的传播，使描述西天极乐世界的作品增多，在这个世界里，菩萨矫健丰腴，飞天空灵潇洒，佛陀和蔼慈悲。而佛国的一切庄严美妙，均体现了唐代社会的富足安乐。
洛阳作为帝国东都，城市规模扩大，社会文化昌盛。初唐时期，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对佛教文化的大力倡导，使龙门再次兴盛。龙门现存石窟，绝大多数为唐代开凿。初唐时期开凿的龙门潜溪寺窟，高10米、纵深7米、宽9米，顶部中央雕莲花纹样，7尊佛像造型饱满，比例匀称，气象宏伟。特别是主像弥勒佛，高约7米，精神抖擞，体魄刚健，是初唐佛教艺术的代表作品。
（二）寺塔
隋唐寺塔延续南北朝佛塔的本土化进程，此时已非常成熟。其中著名的有大小雁塔、济南四门塔和南京栖霞寺舍利塔。
大雁塔建于公元652年（唐高宗永徽三年），因高宗纪念其母，而称大慈恩塔。佛经中有菩萨化为大雁，而舍身布施，以感化信徒的故事，亦俗称大雁塔，也是玄奘从印度带回的六百多部经书的翻译存放场所。大雁塔在武则天时重建，现高64米，共7层。阁楼式青砖仿木结构，外表呈方形角锥状，内部是楼梯环绕，每层均有拱门，登临高处，扶栏凭眺，南山隐隐，城池如盘（图4－21）。
小雁塔又称荐福寺塔，建于707年，原为纪念唐高宗而建，由于规模小于大雁塔，便俗称小雁塔。小雁塔为砖结构的密檐式方塔，塔檐是叠涩砌法，原为15层，明代中期的关中大地震，将塔顶两层震塌。小雁塔现存13层，从第二层起，每层向上高度变低变密，同时，塔身中部略鼓，顶部收缩，出现了一条柔和的弧线。与大雁塔的外观相比，大雁塔笔直挺拔、巍峨雄浑；而小雁塔是端庄秀丽、丰润优雅，共同形成了丰富开阔的大唐风韵。
济南四门塔，是现存最早的仿木单檐石塔。四门塔修建于611年（隋大业七年），塔身为方形，用青石砌成，高15米，塔室内为方形塔心柱，并刻有佛像。塔顶置须弥座，山华蕉叶、相轮宝顶。四面有圆形拱门，所以称四门塔。整个塔立于青山绿水间，显得朴素大方，气氛庄重，是隋代佛塔的典范。
南京栖霞寺舍利塔是601年（隋文帝仁寿二年）始建，南唐时重建。外形呈现八角五层密檐式，为南方佛塔秀丽玲珑的样式。
（三）造像
唐代龙门开凿了最大的佛窟奉先寺，其中雕刻的卢舍那大佛，是武则天施两万贯脂粉钱，历时13年才真正完成的。奉先寺开凿在摩崖的大龛中，由九尊佛像组成，其中的卢舍那大佛通高17米，形态安详，面容端庄，两边依次是佛弟子、菩萨、左右护法天王、力士，形成中心对称的典型膜拜式造像（图4－22）。
四川的乐山大佛，为古代社会的第一大佛，是开元年间海通和尚舍身开凿的，依山造像前后90年才完成。大佛于岷江、大渡河、青衣江三江汇流之地凌云山摩崖，佛像身披袈裟，袒胸倚坐，面目和蔼，法相庄严。
三、建筑
（一）城池
隋唐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也是中国文明在中古时期发展到了极盛时期的象征。582年，隋文帝开皇二年，在龙首原南面，先修筑了大兴宫，此后，用了30多年，在建筑师宇文恺的创制下，建成了规模宏大的大兴城。初唐在大兴城的基础上又修了外郭城，以阎立德为设计监工，将大兴城改名为长安城，大兴宫改名为太极宫，并修建了大明宫、兴庆宫，扩大了长安城的规模，形成了都城、皇城、宫城的京城格局。
太极宫在长安城中轴线承天门大街的北端，至高无上，面南而王，为初唐李渊、李世民父子朝政的地方。大明宫原是太极宫的一处，后加修成大型宫殿，地处龙首原上，在唐高宗时加以扩建，成为后来唐代历代帝王的理朝和居住之处。含元殿是大明宫的前殿，殿前东有“翔鸾阁”，西有“栖凤阁”，两阁楼以及龙尾道，展示了大唐帝国的威仪。
长安城的布局经隋唐两代的经营，将宫城置于都城的北端，以承天门、朱雀门延伸的中轴线大街，将都城划分为南北11条大街，东西14条大街，共110坊，设12座城门，以合《考工记》中“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的理论。因而隋唐长安城规划合理，气象万千。长安城设置了东西二市，每市又分为9个经营区，并各有市局和平准局专门进行市场管理。长安城中的私人作坊、酒馆、旅店比比皆是，许多少数民族的首领在唐朝担任职务，并将各地的物品传入长安，有的甚至定居终老（图4－23）。
隋唐洛阳在魏晋洛阳的西边，即今天的洛阳城。利用伊水两边的香山和龙门山为阙，北依邙山，将洛水贯流城中，亦见宇文恺的匠心。隋唐洛阳只有长安的一半大小，最终也未完成。洛阳宫城在城市的西北角，因而中轴线也未在中央，洛阳西市终未建成，而城东有南北两市。
洛阳宫城的正门为应天门，为凹字形结构，与长安大明宫的含元殿相似，即将阙与宫门连为一体，成为宫阙。武则天时期在洛阳宫城中心用了10个月的时间建成了明堂，以追尊周文王为始祖文皇帝，以避李唐之祖的尴尬。被火烧毁后，武则天又重新建造，名为“通天宫”，至唐玄宗时，因其不合礼仪，派人拆去上层，改建为“乾元殿”。
（二）桥梁
隋唐时最著名的桥梁是赵州桥（图4－24）。赵州桥的设计者是隋炀帝大业年间的工匠李春。赵州桥横跨河北赵县南的洨河，建于605年，全长52.82米，主桥孔跨度37.4米，中间宽度9米，全部用石头砌成。桥梁采用了并列式砌筑的方法，由28道独立的狭拱并行，每道拱券由43块石头组成，而石拱桥的高度只有7米多，形成了跨度和拱高1∶5的比例，出现了一个扁弧形的弓式拱桥。
在大桥的两边，各开了两个小拱，称作“敞肩型”样式，不但可以节省石料，而且还减轻桥身压力，提高洪水高峰时的泄洪能力，由于设计精巧，选址合理，桥基牢固，因此历经千余年洗礼仍非常结实，是桥梁史上单孔式石拱桥的典范。
此外，605年修建的洛阳天津桥，是由铁链连接的船只组成的浮桥。
图4-22龙门石窟奉先寺卢舍那大佛
图4-23唐长安城平面图
图4-24赵州桥
图4-25曲辕犁受力方式示意
四、工具
（一）农耕用具
唐代农具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江东犁。江东犁也称曲辕犁，是与汉代以来的直长辕相区别的短曲辕（图4－25）。曲辕犁是对传统犁具的一个重大突破，将犁辕、犁箭、犁梢、犁底的模式改变，犁架变小，操作简便，深浅自如，标志着犁具的成熟，使中国农业精耕细作的生产有了工具的保证，也奠定了后来犁具的基础。
唐代广泛推广了马钧的“龙骨水车”，还出现了大型提水灌溉的工具水转筒车，利用竹木制作木轮，架在水边的木架中，使木轮的下面浸入水里，利用河水的冲力转动木轮，而安装在木轮上的小水桶，携带着河水从下面转到上面，从低处转到高处，注入高处的水渠中。
（二）流通工具
唐朝经济生活中，除少部分以实物作交流物之外，已普通实现了以通宝钱币为交换等价物的交易方式。开元通宝是唐代的一种新型币制。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废除五铢钱，而铸造“开元通宝”，意为新世开元，流通宝货（图4－26）。通宝钱币以朝代年号为文字标志，仍为圆形方孔制，以一枚为一钱、十枚为一两，废除铢制，改变了以重量计数的方式，而成为厘、分、钱、两的十进位计算方法。开元通宝成为一种标准，钱也成为了一个固定的交易单位。从唐以来，通宝钱币一直沿用到清末，共流通了1290年。
类似支票的金融交易方式在盛唐时也已出现。由于西市金融市场稳定，商业繁荣，各地商人经常将钱币存入西市的钱庄，等购买货物时，只需要书写交易账目，列出款项的书贴，由收款者到钱庄拿书贴支取现钱。这种书帖类似于今天的支票。
（三）纺织工具
纺车是纺织的主要工具，在汉画像石中已经有了明确的形象。斜织机经隋唐工匠的改进，机架、经面、脚踏提综板等构造非常合理，一直流传到现代北方农村。另有一种竖织机，即织物是垂直于平面的，在敦煌壁画中也可以看到。
隋唐提花机在汉代多综多蹑和花搂束综提花机的基础上不断改进，使唐代的织物花团锦簇，富丽堂皇，如新疆等地出土的唐代文物，是这一时期织物水平的实物证明（图4－27）。
此外，用来抽丝的缫车，以及织物印染中的绞缬、夹缬、蜡缬、介质印花等技术，在隋唐都有了明显的进步，使丝绸的产量和质量都有了显著的提高，丰富着隋唐人们的世俗生活。
唐朝官营纺织业由专门的织染署管理，有庞大的组织结构，划分为25个“作”，使纺织制作严格分工，工序明确。
（四）科学仪器
唐代的技艺发明成就体现在诸多的仪器中。如浑仪、水运浑天仪。浑仪是测绘星象，制定历法的仪器。唐代李淳风对北魏铁浑仪进行了改造，在公元633年制成浑天黄道铜仪。后来僧一行和梁令瓒在725年进一步改进浑仪，使之完备精准。他们又进一步改造张衡的水运浑象，并安装自动报时器，成为原始的天文钟，既能表示天象，又能计时，是一种真正意义的机械钟，较之早期的刻漏更加先进。水运浑仪后因缺乏保养，生锈而无法转动。僧一行在浑仪测量的基础上制定了著名的大衍历，对太阳的运行进行了正确的描述，使传统的历法更加细致准确，严谨成熟。
图4-26开元通宝
图4-27唐代联珠圈鹿纹锦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五）传播工具
唐代传播工具最重要的是雕版印刷的发明。
南北朝时，出现了专门代人抄书的“经生”。敦煌藏经洞的许多经卷也是由专门的人抄写的。唐代开明的政治和昌盛的经济，使商业美术日渐兴起。中外文化和科技交流的日益频繁造成了对典籍的大量需求。
笔墨纸砚的生产在唐代非常繁荣，纸的来源更加多元化，制墨技术更加进步，毛笔和砚台的制作更加精良。墨和纸的精良为印刷术提供了物质条件，工具和材料的丰富为文字书写的广泛交流提供了条件。
雕版印刷的发明也有着传统技艺的支撑。春秋时候的印玺、印章发展到公元5世纪的时候，中国已有拓印的方法，可将石刻文字或图画文本复制下来，雕版印刷即是据此原理，将图文反刻于一整块木板或者其他材质的板上，制成印版，施墨进行印刷。捶拓、制印技术的完善，是印刷术发明创造的技术条件。
书法技艺的进步为雕版印刷的发展提供了书写形式的多种可能，字体的日益规范也成为印刷术发明的一个重要前提。隋唐时期国力鼎盛，重视立碑作传，因此隋唐碑刻极多，书法精湛高古，风姿绰约。其中，隋代的《龙藏寺碑》整密瘦健、一线之延、笔力沉着而方正得体。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笔力刚劲，峻利凝重，法度严谨，有唐楷之冠的称誉。另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书法都冠于一时。而唐初楷书的共同之处就是书写文字的规范化，减弱了魏晋时期楷书草创期散漫自由的天性。从文字设计的角度看，有利于文字的推广流行，也为印刷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条件。
雕版变称雕板、刻梓、模勒等。木板多用梨、枣木，因其质地细腻，结实耐用。按书籍版面大小选择材料，需先在水中浸泡或煮烫，然后抛光晾干，上油磨平。首先是写样，即将需要雕刻的文字写在纸上，反面贴在木版上，就可以看见反字，纸晾干后用镌刻阳文的方法，将版刻好。印刷时用棕帚在木版上刷墨，贴上白纸，再用干净的棕刷均匀地刷纸，揭下晾干，就是一个印张。依此类推，书籍就可印完。
早期印刷品难以保存到今天，传说唐太宗为纪念长孙皇后，雕版印刷了长孙皇后的著述《女则》10卷，可能是最早的雕版印刷书籍。现存最早的印刷品基本都是佛经。1966年韩国佛国寺发现的佛经《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约为武则天时期的作品，中间有其在位时创的几个文字。该经用12块木刻雕版印在褚纸上，接连在一体，约有6.6米长，0.08米高，应是目前所见的最早的印刷品。新疆吐鲁番曾出土过一卷《妙法莲花经》，印在黄麻纸上，与韩国出土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风格一致，有可能是同时期的印刷品。
唐玄宗开元年间，即公元713年开始，唐朝官方出版了中国最早的报纸《开元杂报》，属于政府公文邸报性质，标志着印刷术进入新闻领域。
文化的进步与书籍的发展是同步的，书籍装帧与分类在隋唐时也已非常丰富。受韦编竹简的影响，初期书籍的装帧形式是卷子装的形式，隋唐时期僧人写经和文人抄本，也多装潢成手卷，开始有了卷轴的配置，这在敦煌藏经洞中遗留的文书中，有实物可证。《隋书·经籍志》“炀帝即位，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出现了书籍分类的意义。在唐代还出现了以轴、缥带、牙签的质地和颜色来区分经史子集的分类方法。
图4-28唐代白瓷莲瓣座灯河南陕县刘家渠唐墓出土
图4-29唐代凤首龙柄白瓷(釉色显青)执壶故宫博物院藏
五、生活用品
（一）陶瓷
1.青瓷
唐代制瓷业水平空前提高，“南青北白”的制作技术和风格区分继南北朝后更加明显。南青指的是越窑的青瓷。在南朝青瓷技术的基础上，越窑有了新的发展，生产了许多生活用品如碗、盘、壶、瓶、碟、罐、钵、盒、盂、匙、灯等，达到了当时的最高制作水平，在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十余件唐代秘色瓷器的实物，釉色雅致，清淡宜人，印证着唐代青釉瓷器的水平。
浙江温州等地的瓯窑系统也生产青瓷，胎质和釉色结合紧密，釉色温润如玉，淡雅青翠。而浙江金华等地的婺州窑系统的青瓷，质地厚重，釉色深暗，釉色中点状的白斑。岳州窑是最早利用匣钵来烧制青瓷的，大量生产青瓷用品，与越窑的区别是胎质轻巧，釉色泛白，多有冰裂片，有明显的玻璃质感。
2.白瓷
唐代的白瓷仍以河北邢窑为主，并扩展到了山西、陕西、河南等地区。邢窑经过北朝以来的发展，在白瓷和白釉技术上有了进一步提高，使其胎质细腻，釉色洁白，改变了北朝白瓷泛青黄的釉斑现象。唐代白釉和白瓷的同时出现，使白瓷“似雪类银”，标志着中国瓷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图4－28）。
唐代白瓷还学习和借鉴了西亚波斯等地的造型和图案，烧制出瑞兽类形象的器皿（图4－29）。唐代白瓷上常常有刻写的文字和纹样特征，以确定分类及用途。这在陕西西安唐墓出土的白瓷器具中多可以见到。
3.釉下彩
唐代的长沙窑还烧制出了釉下彩的瓷器，克服了瓷土不纯的困难，在瓷胎上绘制纹样，上釉烧制，改变了瓷器单色的状态。长沙窑在唐代以其独特的创造价值，为瓷器发展开拓了新思路，为后世釉下彩技术的完善奠定了基础。
（二）家具
唐代家具中最重要的现象是椅子的出现。椅本意为倚，多以木制而称为“椅子”，原为佛教高僧登台说法的宝座，随着佛教文化从西域传入中原，再从上流社会转入民间家居生活，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家具物品。椅子作为高足坐具，提升了人的身体重心，改变了盘、跪、等传统的坐姿。椅子的靠背、扶手、脚踏，对人的身体重量有着明显地分散性，适应劳作和休息的不同需要。隋唐的椅子在西域华丽样式的基础上，经过了中原文化的改造，以原质木材为构造，形成粗壮大方、简洁古朴的样式，唐代画家周昉《挥扇仕女图卷》中描写了当时椅子的造型（图4－30）。
自魏晋南北朝时传入中原的胡床，形式类似于现在的马扎，造型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变，被一直保留了下来，胡床在隋改名为“交床”，唐又有“逍遥座”之称。
绳床，近乎胡床的绳状坐面，但又不似胡床的折叠特征；有椅子的造型，但背部和坐面为绳索，而且多有扶手，仍然是唐代僧侣社会的常见之物。世俗生活也开始使用绳床，并不断中原化，加入了竹木的衬板，渐渐成为寻常百姓的坐具。
凳是缘于床榻前面的踏登，与几有相似之处，成为了“凳”。杌本有树桩之意，魏晋以来，成为一种坐具，由于凳和杌形制接近，从南北朝开始便以“杌凳”联称。在隋唐时，高足坐具的流行，杌凳因无背无扶手区别于椅子，也广泛应用于世俗社会，成为中原坐具中的重要器物，有高、矮、方、圆、半圆等各种造型。唐代画家周昉《挥扇仕女图卷》中描写了当时的凳子的样式（图4－31）。
墩的外形近似于鼓，于是也称鼓墩，原先常见于寺院，随着椅子的流行，高足坐具的普及，墩也衍生出木、石、竹、瓷等多种材质的样式。
桌和案在唐代配置使用，因而桌案联称，案略大于桌。
桌、椅、凳、墩在唐代的形制日趋完善，标志着高足家具进入中华民族的社会生活中，这一趋势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整体提高了人们的室内陈设和装饰，以适应身体和视线的高度。如此时的屏风，不再是以围屏的形式出现，有着折屏、插屏、吊屏等新品种，而且加大了高度和宽度。屏风的目的是分割室内空间，加强日常生活的私密性，而唐代社会生活的丰富，反过来为人们的活动提升了个性化的品格，因而屏风形制的改变和丰富，也顺应了社会的需求。
在唐代还出土了箱、函、盒、奁一类的储藏家具，如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文物，可和壁画中的形象相互参照。
图4-30（唐）周《挥扇仕女图卷》中的圈椅线描示意图原图藏故宫博物院
图4-31（唐）周《挥扇仕女图卷》中的凳子线描示意图原图藏故宫博物院
（三）服饰
隋唐服饰出现了法服和常服并存的特点，除帝王外，官员常服与庶人无异。
唐朝的百姓皆头戴幞头。幞头，本是头巾，从汉代的幅巾演变过来，分为软脚幞头和硬脚幞头。硬脚幞头是在巾脚加入铁丝和铜丝支撑而成，为帝王专用。幞头在盛唐时加衬了一些木藤皮革的材料，凸显成为发髻的样式，使幞头有了固定的形状。
隋唐立国起于北方，因而服饰样式深受北方游牧民族影响。北周上下衣相连的襕衫，在隋唐改为袍衫，是唐代男子的常服，非常流行。其式样圆领紧袖，受北方游牧民族骑射风俗的影响，文官长遮脚面，武官仅过膝下。袍衫成为唐代社会男子服饰的基本特征，区别在于服色。皇帝为黄色，官员有紫、绯、绿、青等色，腰间配以金、玉、银等材料的腰带，因而称为“品色衣”。而庶民多为白衣，士兵多为皂衣。配以唐代流行的黑皮靴，亦为骑射风俗的流布。
唐朝豪迈通脱的社会风气，使唐代的女装千姿百态，一方面，有体现女性柔媚的服饰，如襦及裙、帔帛的配合为特征。襦即短衣，裙为长裙，帔帛是肩背上如长围巾一样的服饰。另一方面，“露髻驰骋，或有着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旧唐书·舆服志》）妇女着男装在唐代画家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及唐墓一些壁画中都可见到（图4－32）。
唐代妇女常着翻领细袖上衣，戴卷沿胡帽，明显受西域服饰影响，其中波斯、印度等地的服饰成为唐代妇女模仿的对象。“女为胡妇学胡装，伎进胡音务胡乐”，大唐一时胡风荡漾，中原文化与外来文化合而为一种大气象。
图4-32（唐）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辽宁省博物馆藏
图4-33唐代镏金铜龙
图4-34唐代花鸟纹金执壶
图4-35唐代镂空银熏球西安何家村窖藏陕西省博物馆藏
（四）金银器及铜镜
1.金银器
金银器制作经过长期发展，从秦汉时期开始，金箔打制和鎏金加工技术的不断提高，到唐代已非常成熟。唐代开元年间，长安城中云集着一批金银器制作工匠，能够采取钣金、浇铸的基本技术和焊接、刻凿、切削、抛光、铆镀等工艺方法制作器物，其中的焊接技术又有铜锡合金的大焊、邋焊、用金银丝作掐丝焊等，技艺高超，焊口光滑，有天衣无缝的精妙。这些制作方法除了中原文化的延续之外，还有从西亚波斯等地引入的工匠技术。唐代官府手工业对工匠技术的培训和提高，促使了金银器水平的发达（图4－33、图4－34）。
1970年10月，在陕西西安何家村出土了一批珍贵的唐代金银器，刻花金碗、刻花银碗、金花银碗、鎏金舞马衔杯银壶、金花八曲银杯、金花鹦鹉提梁银罐、镂空银熏球等一系列精美绝伦的金银器，令人叹为观止。尤其是镂空银熏球，上下为两个半圆，透雕出飞鸟及葡萄纹饰，中心有两个同心圆机环，机环中还有轴承环和香盂。香盂总是处在平衡的位置中，不因晃动时倾斜，实为精心构思的杰作（图4－35）。这种工艺技艺是对汉代“被中香炉”的进一步发展。很多金银器还体现了来自西域的异国风情，如，鎏金舞马衔杯银壶，是仿皮囊壶型，小口、提梁、舞马部分采取鎏金技术，使银壶和鎏金相互辉映。
2.铜镜
唐代的铜镜十分发达，有着文化的寄托。传说唐玄宗将自己八月初五的生日定为“千秋节”，以铜镜为礼品，广赠百官，流风所及，民间百姓也以镜相赠。铜镜也是女子出嫁的必备之物，因而铜镜与唐时的社会风尚紧密相连。
隋唐时期的铜镜是中国历史上的繁盛期。铜质饱和，镜体厚重，纹饰精美，除了传统的圆形、方形之外，还有菱形、八弧形、海棠花形、亚字形、带柄等样式，以圆钮为主，也出现了兽钮和龟钮的形制。唐代铜镜的纹饰有四神、十二生肖、瑞兽葡萄、瑞兽鸾凤、打马球场面、人物故事等，生动活泼，典雅清闲，成为唐时人们生活的写照（图4－36、图4－37）。
铜镜的铸造有制范、浇铸、刮削、研磨、抛光、开光等工艺流程，而纹饰以模印法为主，也有直接在范模上雕刻图案。模印有整范整模和分范分模等，其产地以北方的太原和江南的扬州最为著名。
另外，节俗中的一些特殊制品，也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要和娱乐需要，如传说中唐玄宗以钟馗为门神，是年画的较早样式。而盛唐时期，上元节花灯的鱼、龙、灯楼等不同的造型，衬托出大唐盛世的辉煌。唐代还出现了一种“走马灯”，利用灯光产生的热气流，推动灯罩内人物马形的流转，产生出光怪陆离的灯影效果。
图4-36唐代打马球菱花铜镜故宫博物院藏
图4-37唐代花鸟人物螺钿铜镜河南洛阳唐墓出土
图4-38昭陵六骏之一白蹄乌陕西省博物馆藏
图4-39三彩凤首瓶陕西西安郊区出土
六、丧葬
（一）唐陵
关中平原上渭河北面的山地，耸立着18座唐朝帝王陵及大量王公贵族陪葬墓，称为唐陵。从唐太宗开始，唐朝历代帝王以山为陵，使其陵墓的宏构巨制，合天地于一体。
唐陵的地表有庞大的建筑，甬道两旁有数量颇多的石刻、碑石。地下有结构宏大的墓室。尤其是以唐太宗的昭陵、唐高宗武则天合葬的乾陵地表构筑为代表。
昭陵地处陕西礼泉，是唐太宗生前自己选择规划的墓地。周围还有众星捧月式的贵妃、公主、近臣的陪葬墓约190座。因山为陵，气象宏伟。陵前祭殿曾有著名石刻“昭陵六骏”。昭陵六骏现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四座，1914年被贩运出的两座，现藏于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昭陵六骏分为三组形态：奔驰状的是什伐赤、青骓、白蹄乌，行走的是拳毛騧、特勒骠，站立的即飒露紫。这些马本是唐太宗的坐骑，唐太宗诏令阎立本绘样，亲自题词，欧阳询书写，刻工镌刻成高浮雕，立于昭陵（图4－38）。
乾陵与昭陵相望，在陕西乾县，为唐高宗武则天合葬墓。甬道两边设置了大量的石狮、石马、石人、鸵鸟、华表及无字碑等，目前还存100余件石刻作品。
（二）唐三彩
唐三彩是一种特殊的多色釉陶器。是初唐出现的产品，盛唐时便达到了繁华的高峰。唐三彩以高岭土、黏土为胎质，可以模制，也可以塑形，经高温烧制后，再上釉彩重新入窑烧成。唐三彩的釉质为硅酸铝，再加入铅灰为助溶剂，以不同的金属氧化物为色调配置，成为多彩的器物。三彩是泛称，有时甚至可以达五六种色彩。唐三彩是明器，往往反映墓主人生前的豪华生活，从牛马房仓到神兽动物，展示了唐代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还有表现西域胡人乐舞、骆驼等内容的唐三彩作品（图4－39、图4－40）。
图4-40唐三彩载乐驼西安出土陕西省博物馆藏
图4-41四兽透雕金饰牌西晋内蒙古博物院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