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西风东渐”背景下传统工艺美术的革新

19世纪中期之后，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敲开中国的国门，在不平等条约的支持下疯狂地向国内市场倾销各类商品，为能进一步入侵和控制国内市场以攫取丰硕的利润，各国列强纷纷在租借地开办工厂、兴建商行。琳琅满目的洋货、机械化大生产和租界地里的西式生活风格，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国内民众的传统生活观念，而同时期涌入国门的西方文化，诸如宗教思想、文艺和科学技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更为深刻地影响着近代中国的工艺美术风格。近代中国设计由此围绕着一个基本命题展开，命题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新生产方式和大众消费市场背景下对传统工艺美术的有效继承，二是面对着物化在各式洋货、洋楼上的古典设计风格和层出不穷的新样式、新设计，传统工艺美术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形式变动中重新自我定位，并找寻正确的发展方向。

19世纪后期的传统手工行业一方面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入侵和国内买办势力的双重冲击，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着从为传统宫廷服务转而面向民间商品市场及开发海外市场的新挑战，可谓是困难与机遇共存。在传统工艺行业中，部分凭借单一手工劳作和小规模家庭工场为生产基础的行业，不敌西方机械化生产的高效、高产和低成本的优越性，从而受到较大影响。以南京的丝织行业为例，清咸丰三年（1853年）尚有传统织机五万余架，而到了清光绪六年（1880年）竟锐减至五千架，整整缩小了十倍；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从清道光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1843～1844年），英国机制印花布进口中国的数量从十六万九千余匹猛增至二十四万余匹，平织布的进口也由一百二十余万匹增至二百三十余万匹。其他传统行业，如陶瓷生产，也由于西方机制产品倾销而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压。外来商品对本地市场的入侵虽然加速了传统手工业的瓦解，但由此引发的社会变革却也给部分行业，如牙雕、金工、漆艺和刺绣等的发展带了新的契机。在已往的封建社会时期，历朝统治者们为了标榜自身的财富与权势，同时也为满足穷奢极欲的腐朽生活需要，不惜投入巨资创办宫廷手工工场（作坊），倾国征召能工巧匠不惜成本长年累月地为其打造各类精致奢华的工艺品，如象牙雕刻、金银器、玉器和漆器等。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随着满清政府势力的衰微，原有的宫廷手工场纷纷解体，大量具有高超工艺水平和丰富制作经验的宫廷匠师流落民间，出于现实生存需要，同时也为延续高超的手艺，他们都不约而同地云集到上海、北京、广州等商品经济发达城市重操旧业，以创办作坊或商会的形式开展规模化生产，成为推动传统民间手工艺行业发展的一股新兴力量。为了适应民间市场的消费特点和拓展海外市场的需要，这些作坊里的匠师们在设计制作时不拘泥于皇家风格，而是大胆推陈出新，积极寻求符合社会大众和国外买家审美口味的新形式。以北京的牙雕行业为例，清宣统二年（1910年）由曾任宫廷牙雕师的郑一珂创办了首家民间牙雕作坊，发展至20世纪20年代，当地牙雕作坊增至十多家，并有专门营销牙雕成品的商铺。在众匠师中，以北京杨派的杨士惠（1911-1987）及其弟杨士忠（1917-1987）为代表的一批新人大胆变革皇家宫廷风格，积极吸取传统木雕、玉雕、金工、织绣等门类中的优秀经验，并从题材和形式等角度挖掘产品符合时代需要的新特点，留下了不少令人赏心悦目的传世名作（图7－1）。另如民间织锦工艺，20世纪初期，由于专为清廷皇家贵族织染衣物的江南织造局的撤销，民间织造行业随即兴起。为了能在进贡朝廷的同时也面向大众市场生产销售，这些民间作坊在技法、材质和创作观念上不断推陈出新，其中尤以织锦家都锦生最富代表性。爱国实业家都锦生原是浙江省甲种工业学校机织专业的教师，于1922年在杭州茅家埠家中创办作坊型的“都锦生丝织厂”，后通过不断置地和购买新式机器扩展规模，能同时生产观赏性织锦与实用型织锦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不同阶层的消费需要，营业所遍及上海、南京、汉口、广州、香港等十多个城市。都锦生为改进产品质量，常奔赴各地甚至东渡日本考察学习，汲取别家之长，不拘常规地研制出五彩锦绣，首创经纬起花丝织风景画工艺（丝织风景片），将中、西绘画的艺术表现形式整合到传统织锦工艺中去，开发出新颖别致的产品面貌。其产品不仅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还远销东南亚和欧美等地，并于1926年获得美国费城博览会金奖，在国际上造成一定影响（图7－2）。日寇侵华期间，都锦生拒绝出任日伪杭州市政府科长，他主持的丝织厂全面抵制日货、停用日本丝料，加之战火频繁侵扰，曾一度被迫停产。

图7-1司马光砸缸杨士惠牙雕作品

图7-2都锦生织平湖秋月（局部）

除上述一些在传统工艺风格上谋求积极更新的工艺美术师，在其他一些行业中还涌现出了一批大胆借鉴西方现代设计的优长之处以革新传统工艺面貌的工艺美术师，正是在他们卓有远见的积极倡导和身体力行的改革实践下，传统工艺美术不仅得以保留自己的根基，同时也通过借用西方设计风格和现代化机器生产方式获得更进一步的发展。这其中就有著名的刺绣工艺大师沈寿（1874－1921）。

沈寿原名云芝，号雪，江苏吴县木渎人，是苏绣的创始人。沈绣自小学习传统刺绣工艺，十六岁便技艺非凡。婚后与擅长书画的丈夫余觉共同切磋绣艺，从而使技艺倍增，其绣品一度超过上海松江的“顾绣”，为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们所争抢（图7－3）。1904年沈寿以《无量寿佛》、《八仙上寿图》等八幅刺绣作品进贡清宫为慈禧祝寿，获慈禧褒扬而赐“寿”字，遂易名为沈寿。同年，沈寿获清政府农工商部奉派东渡日本考察，期间特意学习了西洋写实绘画的光影表现手法和日本的“美术绣”技术。翌年归国后沈寿便在考察的基础上自创颇具西洋写实绘画风格的“仿真绣”，并出任清宫（农工商部）绣工科总教习，以西方新式工艺教育模式培养刺绣人才。1911年辛亥革命后，沈寿在天津创办自立绣工传习所，后受实业家张謇延请任江苏南通女红传习所所长并主持绣工科（附属于南通女子师范），倾心于仿真绣的教学，采用教学生产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教育，先后培养出包括宋金苓、周禹武、巫玉等著名刺绣艺人在内的绣工共计一百六十余人，实现了将传统民间刺绣从“实用型”提升到“艺术表现型”的目标（图7－4）。沈寿同时还十分注重对刺绣理论的建构，由她口述、张謇整理出版的《雪绣谱》一书，从绣备、绣引、针法、绣要、绣品、绣德、绣节、绣通八个方面系统总结了传统刺绣工艺的理论和技法，这本专著同她孜孜不倦的教育实践一起，为近代中国刺绣工艺的发展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

沈寿的仿真绣作品在传统刺绣工艺体系中独树一格，巧妙地将西方绘画艺术里的写实手法同传统刺绣中的精湛针法相结合，从而获赋予传统工艺以全新的面貌和创作方向。其作品《意大利皇后爱丽娜像》1911年在意大利都朗博览会上荣获一等奖，并被授予“世界至大荣誉最高之卓越奖状”，作品《救世祖耶稣像》1915年参加美国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展出，得一等大奖（图7－5、图7－6）。

图7-3沈寿像

图7-4沈寿主持的江苏南通女红传习所

图7-5救世祖耶稣像沈寿作品

图7-6救世祖耶稣像（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