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
第一章
教师卡尔·伊凡内奇
18××年8月12日，也就是我满十岁生日、得到许多精美礼物后的第三天，早晨七点钟，卡尔·伊凡内奇用糖纸绑在棒上做成的苍蝇拍在我头顶上方拍苍蝇，把我弄醒了。他动作笨拙，碰到了挂在栎木床架上我的守护神，还让死苍蝇一直落到我的头上。我从被子下露出鼻子，用手扶住还在摇晃的圣像，把死苍蝇扔到地上，又睡意蒙眬而怒气冲冲地瞪了卡尔·伊凡内奇一眼。卡尔·伊凡内奇身穿一件花哨的棉睡袍，腰束一条同样料子的腰带，头戴一顶红色的毛线带缨子小圆帽，脚穿一双山羊皮靴，一直顺着墙壁走来走去，瞄准苍蝇就拍。
“就算我年纪小，”我想，“他凭什么吵醒我？他为什么不在伏洛嘉床边打苍蝇？瞧，他那边有多少！哼，伏洛嘉比我大，我比谁都小，所以他就欺负我。他一辈子就是跟我过不去，”我嘀咕说。“他明明看到我被他弄醒，吓了一跳，却装作没有看见……这家伙真是讨厌！他的睡袍、小圆帽、帽缨，没有一样不叫人恶心！”
我心里这样恨着卡尔·伊凡内奇，他却走到自己床前，望了望床头上方那个台座上镶玻璃珠的挂钟，把苍蝇拍挂到钉子上，心情愉快地向我们转过身来。
“起来，孩子们，起来！……该起来了，妈妈已在饭厅里等着了。”[1]他和颜悦色地用德语大声说，走到我床边坐下，又从口袋里掏出鼻烟壶。我假装睡着了。卡尔·伊凡内奇先嗅了一撮鼻烟，擦擦鼻子，弹弹手指，再来对付我。他笑着搔搔我的脚后跟，说：“喂，喂，懒骨头！”[2]
尽管我很怕痒，我仍不起床，也不理他，只是把头往枕头底下钻，两脚乱踢，竭力忍住不笑出声来。
“他这人多好，他多爱我们，可我却把他想得那么坏！”
我恨自己，也恨卡尔·伊凡内奇，我又想笑，又想哭，心情很激动。
“哦，别碰我，[3]卡尔·伊凡内奇！”我含着眼泪叫道，从枕头底下伸出头来。
卡尔·伊凡内奇大为惊讶，放下我的脚，焦急地问我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做了噩梦？……他那和善的德国脸型，他竭力要弄清我流泪的原因，这种关怀使我哭得更伤心了。我感到害臊，我真弄不懂，一分钟之前我怎么会不喜欢卡尔·伊凡内奇，甚至讨厌他的睡袍、小圆帽和帽缨？现在，正好相反，我觉得他的一切都非常可爱，连他的帽缨也表明他这人十分善良。我对他说，我哭是因为做了噩梦，我梦见妈妈死了，她被抬去埋葬。其实这都是我瞎编的。我一点也不记得夜里做过什么梦。但卡尔·伊凡内奇却被我瞎编的故事所感动，连忙安慰我。这时，我仿佛觉得真的做过噩梦，而我流泪则是由于别的原因。
等卡尔·伊凡内奇一走，我就从床上抬起身来，把长筒袜往小脚上穿，我的眼泪减少些，但由那场瞎编的噩梦所引起的阴郁心情却一直没有消除。男仆尼古拉走来，他身材矮小，外表整洁，做事认真仔细，待人彬彬有礼，是卡尔·伊凡内奇的好朋友。他给我们送来衣服和鞋：给伏洛嘉送来靴子，给我送来我当时很不喜欢的带花结皮鞋。我不好意思在他面前哭，再说朝阳正喜气洋洋地从窗子里照进来，伏洛嘉站在洗脸盆旁模仿玛丽雅·伊凡诺夫娜（姐姐的家庭教师）的动作，笑得那么快乐那么响亮，连那站在旁边、肩上搭着毛巾、一手拿肥皂一手拿脸盆的严肃的尼古拉都忍不住笑着说：
“好了，伏洛嘉少爷，您洗脸吧。”
我快活极了。
“你们快准备好了吗？”[4]教室里传来卡尔·伊凡内奇的声音。
卡尔·伊凡内奇的声音很严厉，已不是使我感动得落泪的那种语气。在教室里，卡尔·伊凡内奇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他是个十足的老师。我赶快穿好衣服，洗好脸，手里还拿着刷子，边抚平湿漉漉的头发，边应声走进教室。
卡尔·伊凡内奇戴着夹鼻眼镜，手里拿着一本书，坐在门窗之间他坐惯的地方。门左边有两个书架：一个是我们孩子们的，另一个是卡尔·伊凡内奇私人的。我们的书架上摆着各种各样的书：有教科书，也有课外读物，有些竖着，有些平放着，只有两大卷红封面的《游记》[5]整整齐齐地靠墙竖着，然后是大大小小、长短厚薄不等的书，有的有封面，有的没有封面。每当课间休息前，卡尔·伊凡内奇总是吩咐我们整理图书馆（他就是这样把书架夸大为图书馆的），我们就胡乱把书往那里塞。卡尔·伊凡内奇的私人藏书册数虽没有我们多，但种类却五花八门。我还记得其中的三本，一本是没有硬封面的德文小册子，内容是讲大白菜的施肥方法，一本是羊皮纸精装，但烧去一角的《七年战争史》，另一本是《流体静力学》教程。卡尔·伊凡内奇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读书上，因此伤了眼睛，但除了这些书和《北方蜜蜂》[6]外，他什么书也不读。
卡尔·伊凡内奇的书架上有一件最使我难忘的东西。那是一小片圆形纸板，下面支着木腿，可以利用几根小钉子移动。圆纸板上贴着一张图画，画的是一个贵妇人和一个理发师。这件东西，卡尔·伊凡内奇做得很精巧，是他自己设计的，用来遮住强烈的光线，保护自己视力很差的眼睛。
我至今仿佛还看见卡尔·伊凡内奇：瘦长的个子，身穿棉睡袍，头戴小红帽，帽子下露出稀疏的白发。他坐在小桌旁，桌上竖着画有理发师的小圆纸板，圆纸板的阴影就落在他脸上。他一只手拿着书，另一只手搭在安乐椅扶手上，面前放着一个钟面上画着猎人的钟，还有一条方格手帕、一个圆形黑色鼻烟壶、一个绿色眼镜盒和一把放在小托盘里的剪烛花的钳子。一切都整整齐齐，井井有条，单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卡尔·伊凡内奇是个心地纯洁、襟怀坦白的人。
有时，我在楼下大厅里玩够了，就踮着脚尖悄悄上楼，往往可以看到卡尔·伊凡内奇独自坐在安乐椅上，神态安详端庄地读着一本他喜爱的书。有时遇到他不在读书，眼镜低低地架在大鹰钩鼻上，那双蓝色的眼睛半开半闭，现出一种特别的表情，嘴唇上浮着忧郁的微笑。房间里静悄悄的，只听见他均匀的呼吸和那座画有猎人的时钟的嘀嗒声。
他往往没有发现我，我就站在门口想：“老头儿真可怜，真可怜！我们人多，一起玩呀，乐呀，可他孤零零一个人，也没有人安慰他。他说他是个孤儿，这是事实。他的身世真是不幸！我记得他给尼古拉讲过这方面的事，真是可怜！”我非常可怜他，常常走到他跟前，拉住他的手说：“亲爱的[7]卡尔·伊凡内奇！”他喜欢我这样称呼他，总是抚摩我，心里显然很感动。
另一面墙上挂着几幅地图，破得很厉害，但被卡尔·伊凡内奇精心修补好了。第三面墙中间有一道门通向楼梯，门的一边挂着两把尺：一把刀痕累累，是我们的；另一把完好无损，是他私人的，但多半被他用来训诫人，难得用来划线；门的另一边挂着一块黑板，黑板上用圆圈表示我们大的过错，用十字表示我们小的过错。黑板左边的角落是我们被罚跪的地方。
这个角落令我终生难忘！我记得那个炉门、炉门上的通风口，以及转动它时发出的响声。有时，我跪着，跪着，觉得腰酸背痛，心里想：“卡尔·伊凡内奇把我给忘了，他准是舒舒服服坐在柔软的安乐椅上，读他的《流体静力学》，可是我呢？”为了使他想到我，我就轻轻地把炉门打开又关上，或者从墙上挖下一块灰泥，但要是有块太大的灰泥嘭地一声落到地上，我心里那份害怕啊，真是比什么惩罚都难受。我回头望望卡尔·伊凡内奇，可他依旧捧着书在那里读，仿佛什么也没有察觉。
房间中央摆着一张桌子，桌上铺着一块黑色破漆布，窟窿里许多地方露出被铅笔刀划出道道的桌子边缘。桌子周围放着几张凳子，凳子没有漆过，但因为使用久了磨得发亮。剩下的一面墙上有三扇小窗，窗外的景色是这样的：正前方有一条大路，路上每个坑洼、每颗石子、每条车辙都是我早就熟悉和感到亲切的；过了大路就是一条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菩提树林阴道，透过林阴道可以隐约看见几处篱笆，林阴道之后有一片草地，草地一边是打谷场，另一边是树林，树林深处有看林人的小屋。从窗口向右望，可以看见凉台一角，午饭前大人们常坐在那里。当卡尔·伊凡内奇批改听写卷子的时候，我常常往那里看，我能看见妈妈的黑头发和谁的脊背，并隐约听见那里的谈话和笑声。我不能到那里去，总感到很气恼，心里想：“我几时才能长大，不再念书，不再死读《会话课本》，而同我喜欢的人坐在一起呢？”气恼变成悲伤，天知道我怎么会这样想得出了神，连卡尔·伊凡内奇发现卷子上的错误发脾气我都没有听见。
卡尔·伊凡内奇脱下睡袍，穿上他那件肩上有垫肩和打褶的藏青燕尾服，在镜子前理好领带，这才领着我们下楼去向妈妈请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