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最后的悲痛回忆
妈妈已经不在了,但我们的生活还是老样子:我们仍按规定的时间就寝,按规定的时间起床,仍住在原来的房间里;早茶、晚茶、午餐、晚餐的时间一如往常;桌椅都放在原处;家里的一切和我们的生活方式都没有改变;只是她不在了……
我认为,在经历了这样的不幸之后,一切应该有所改变。我觉得,我们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亵渎了对她的悼念,一切都在清楚地提醒我们她已不在人世。
在出殡前一天,午饭后我想睡一会儿,就走到纳塔丽雅·萨维什娜的屋里,打算躺到她那铺软垫的床上,再盖上暖和的绗过的被子。我进去的时候,纳塔丽雅·萨维什娜正躺在床上,大概睡着了。一听见我的脚步声,她欠起身,掀掉头上防苍蝇的羊皮围巾,扶正睡帽,坐到床沿上。
以前我也常到她屋里午睡,因此她猜到我的来意,就从床边站起来,说:
“什么事?我的宝贝,您是不是要休息一下?那就躺下吧。”
“瞧您说的,纳塔丽雅·萨维什娜,”我拉住她的手臂说,“我根本不是为了这个……我是随便走过来的……您也累了,还是您自己躺一会儿吧。”
“不,少爷,我已经睡够了,”她对我说(我知道她已有三天三夜没有睡了),“再说,我现在也不想睡。”她长叹一声添加说。
我想跟纳塔丽雅·萨维什娜谈谈我们的不幸;我知道她的诚挚和爱心,因此跟她一起哭一场是会感到痛快的。
“纳塔丽雅·萨维什娜,”我沉默了一会儿,坐到床上,说,“您想得到会出这样的事吗?”
老妇人困惑而好奇地对我望望,大概不明白我为什么这样问她。
“谁能想到这种事呢?”我又问。
“唉,少爷,”她向我投来十分温柔的同情目光,说,“不但没有想到,直到现在我还无法想象这件事,像我这样的老太婆,早就该让我这副老骨头安息了。我还活着干什么?太老爷尼古拉·米哈依洛维奇公爵,您的祖父,愿他永垂不朽,还有他的两个兄弟、他的妹妹安娜,他们都比我年轻,少爷,如今她又走在我前头,这都是因为我罪孽深重。这是上帝的旨意!上帝把她召去,因为她够资格,天上也需要好人哪!”
这种淳朴的思想使我感到安慰,我向纳塔丽雅·萨维什娜靠拢一些。她双手交叉在胸前,抬头向上望了望;她那双凹陷的湿润眼睛流露出深切而平静的哀伤。她坚信上帝不会让她长期同她多年来全心全意爱着的人分离。
“是啊,少爷,我仿佛觉得不久前还抱着哄她,用襁褓把她包起来,她叫我纳莎。有时她跑到我跟前,两条小胳膊搂住我,吻我,嘴里说:
‘我的好纳莎!我的美人儿!你是我的火鸡。’
“有时我就开玩笑说:‘不对,小姐,您并不爱我,等到您长大了,出嫁了,您就会把您的纳莎给忘了。’她想了一会儿说:‘不,要是不能把纳莎带去,我宁可不嫁人,我永远不会抛下纳莎。’可如今她把我抛下了,不等我了。您那位去世的妈妈,她可是真爱我呀!说实在的,她又有谁不爱呢?唉,少爷,您可不能忘记您妈呀;她不是凡人,她是天使。等她的灵魂升到天国,她还会爱您,还会为您高兴的。”
“那么,纳塔丽雅·萨维什娜,您为什么说等她的灵魂升到天国?”我问。“我想她现在已在那里了。”
“不,少爷,”纳塔丽雅·萨维什娜压低嗓子,在床上凑近我说,“现在她的灵魂还在这里。”
她向上指指。她说话几乎是用耳语,并且充满感情和信心,我不由得抬起头望望檐板,在那里找寻着什么。
“一个正直的灵魂升到天堂之前,少爷,它还得经过四十道磨难,再过四十天,因此它可能还在家里……”
她又这样说了好一阵,说得那么朴素,那么肯定,仿佛在说最平常的事,而且是她亲眼目睹的,谁也不可能有丝毫怀疑。我屏息凝神听着她,虽然并不完全懂得她的话,但却完全相信她。
“是的,少爷,她现在就在这儿望着我们,也许还在听我们说话呢。”纳塔丽雅·萨维什娜结束说。
她垂下头,不再作声。她要了一块手帕,擦去掉下来的眼泪。她站起来,对直瞧了瞧我的脸,激动得声音哆嗦地说:
“上帝通过这件事使我跟他接近好几步。现在我留在这儿干什么?我为谁活着?我爱谁呢?”
“难道您不爱我们吗?”我责备她说,勉强忍住眼泪。
“上帝知道我有多么爱你们,我的宝贝们,但我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像爱她那样爱任何别人。”
她再也说不下去,转过身去放声痛哭。
我已经不想睡了。我们默默地面对面坐着流泪。
这时福卡走进屋来;他看见这种情景,大概不愿惊动我们,在门口站住,一声不响,怯生生地瞧着我们。
“你有什么事?福卡?”纳塔丽雅·萨维什娜用手帕擦着眼泪,问道。
“要一磅半葡萄干、四磅糖、三磅黍米,做甜粥。”
“就来,就来,老伙计。”纳塔丽雅·萨维什娜说,匆匆吸了吸鼻烟,快步走到箱子跟前,当她动手做一件她认为非常重要的事情时,由我们谈话引起的最后的悲伤痕迹也消失了。
“怎么要四磅?”她一面唠叨,一面用天平称着糖,“三磅半就够了。”
她说着从天平上拿下几块糖。
“昨天刚给了八磅黍米,现在又来要,真是太不像话了。福卡·杰米德奇,不管你怎么说,黍米我不给。现在家里乱成一团,万卡这家伙就高兴,他想浑水摸鱼。不行,老爷家的东西我是不肯随便给人的。谁见过这样的事:一要就是八磅?”
“这怎么办,他说都用完了。”
“好,那么拿去吧,拿去!给他!”
她跟我谈话时感情那么悲伤,现在一下子又变得那么唠叨,在小事上斤斤计较,这种变化使我感到惊讶。事后考虑下来,我明白尽管她心里悲痛,她还有足够的精神去处理她分内的事,习惯的力量又促使她从事日常工作。悲痛是那么强烈,以致她认为无需掩饰她还有力量处理别的事,要是人家有这样的想法,她也不会理解。
虚荣心是一种同真正的悲哀格格不入的感情,然而这种感情在人的天性中却根深蒂固,就连最强烈的悲痛也很难把它驱除。在悲痛的时刻,虚荣心表现为想显得伤心、不幸或坚强。我们不承认存在这样一些卑劣的愿望,但它们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即使在极度悲哀的时刻),并损害了悲哀的力量、美德和真诚。纳塔丽雅·萨维什娜真是悲痛万状,她心里已没有半点杂念,完全是按照多年的习惯生活。
她给了福卡所要的食品,提醒他别忘了给神父做馅饼,这才放他走。她拿起编织的袜子,又在我旁边坐下。
我们又谈起那件事,又哭了一阵,又擦去眼泪。
我同纳塔丽雅·萨维什娜每天都谈话,她悄悄地流着泪,平静地说着由衷的话,这使我感到轻松和安慰。
但不久我们就分离了,丧礼过后三天,我们全家搬到莫斯科去,而我注定再也见不到她了。
我们到了莫斯科后,外祖母才得知这个可怕的消息,她真是悲痛欲绝。我们不能去见她,因为她整整一星期不省人事,医生都为她的生命担忧,尤其因为她不仅不肯服药,而且不同任何人说话,不睡觉,不吃东西。有时她独自坐在房里的安乐椅上,突然哈哈大笑,然后干哭一阵,全身抽搐,声嘶力竭地喊出一些荒唐或者可怕的话。这是空前的巨大悲痛,给她的打击太沉重了,使她万念俱灰。由于遭遇这样的不幸,她需要随便骂人,她说出可怕的话来,非常严厉地威胁什么人,她从椅子上跳起来,迈着大步急急地在屋里走来走去,然后昏倒在地。
有一次我走进她的屋里,她照例坐在安乐椅上,样子很平静,但她的眼神使我吃惊。她睁大眼睛,眼神迟钝,游移不定。她直勾勾地望着我,但多半视而不见。她的嘴唇上慢慢现出一丝微笑,她用温柔动人的声音说:“过来,我的孩子,过来,我的天使。”我以为她是在对我说话,就走上前去,但她并没有看我。“唉,我的心肝,你真不知道我有多么痛苦,现在你来,我就高兴了……”我明白她是在幻想中看见妈妈,就站住了。“可是他们告诉我你没有了,”她皱着眉头继续说,“真是胡说!你怎么会死在我的前头呢?”她又发出可怕的歇斯底里的大笑。
只有能强烈地爱的人,才能产生强烈的悲伤;但这种强烈的爱的愿望使他们能抵抗悲伤,治愈精神创伤。因此,人的精神力量比身体力量更富有生气。悲伤从来压不垮人。
过了一星期,外祖母能哭出声来了,她的精神也就好了一些。她清醒后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她更爱我们了。我们没有离开她的安乐椅;她低声哭泣着,说到妈妈,温柔地爱抚我们。
看到外祖母的悲伤,谁也不认为她夸大了她的感情,这种悲伤的表现是强烈而动人的。但不知怎的我更同情纳塔丽雅·萨维什娜,并至今深信,再没有人像这个淳朴而富有爱心的人那样真挚赤诚地爱着妈妈,怀念着妈妈。
随着妈妈的去世,我的幸福的童年也就结束了,一个新的时期——少年时期开始了。不过由于我对纳塔丽雅·萨维什娜(我再也没有见过她,而她对我个性的发展和感情的培养却起过那么重大的有益的影响)的回忆属于第一个时期,我在这里想就她和她的去世再说几句。
后来留在乡下的人告诉我,我们走后她没有事干,感到非常无聊。虽然所有箱子仍由她掌管,她也不停地翻箱倒柜,整理,晾晒,放好,但她觉得缺少了她从小就习惯的老爷乡间住宅里那种喧闹忙碌的景象。悲伤、生活方式的改变和没有事干,不久就使她患了老年病,其实这种病的征兆早就出现了。我母亲去世整整一年后,她得了水肿病,从此卧床不起。
我想,纳塔丽雅·萨维什娜在彼得罗夫斯科耶空荡荡的大房子里无亲无故独自生活一定很难受,而她在那里孤苦伶仃死去就更难受。家里人人都敬爱纳塔丽雅·萨维什娜,但她没有一个朋友,并以此自豪。她认为,身为管家,受到东家的信任,手里又掌管着那么多装满各种财物的箱子,一旦跟谁有了交情,就会徇私枉法,姑息偏袒;因为这个缘故,或者因为她跟其他仆人截然不同,她避开大家,并说她在家里跟谁都不沾亲带故,为了保护东家的财物她对谁都不讲情面。
她在热情祷告时把自己的感情都交给了上帝,并从中寻找安慰;但有时在我们大家都会遇到的感情脆弱的时刻,动物的眼泪和同情会给人最好的安慰。于是她就把她的小哈巴狗放在床上(它用那双黄眼睛盯住她,舔她的手),跟它说话,爱抚它,自己悄悄地哭着。当小哈巴狗惨叫时,她就竭力安慰它,嘴里说:“够了,你不叫,我也知道我快死了。”
临死前一个月,她从自己箱子里取出些白棉布、白纱和红绸带;在她的使女帮助下给自己做了一件白连衣裙和一顶白帽,并详详细细地安排了自己的后事。她还把东家的箱子清理好,根据清单一件件清清楚楚地交给女管家;然后她拿出外祖母以前送给她的两件绸连衣裙、一条古老的披巾,以及外祖父的一件带金饰军服,这件军服也是完全归她所有的。由于她精心保管,军服上的绣花和金饰还是崭新的,呢子也没有蛀坏。
临终以前她宣布她的遗愿:那件粉红色连衣裙给伏洛嘉做餐袍或外衣,那件深咖啡格子连衣裙给我同样用途,那条披巾给柳波奇卡。那件军服她要遗赠给我们中间当上军官的人。她的其余财物,除了四十卢布留作她的丧葬和追荐礼拜费外,全部送给她弟弟。她的弟弟是个早就获得自由的农奴,居住在一个遥远的省份,过着放荡的生活,因此她生前从不跟他来往。
当纳塔丽雅·萨维什娜的弟弟前来领取遗产时,发现死者的全部财产只值二十五卢布。他不相信这件事,说一个老太婆在有钱人家待了六十年,掌管一切财物,一辈子省吃俭用,连破布都舍不得丢掉,居然什么也没有留下,这是不可能的。但事实的确是这样。
纳塔丽雅·萨维什娜被病魔折磨了两个月,她以真正基督徒的耐心忍受着痛苦,不哼哼,不诉苦,只是按照她的习惯不断地呼唤上帝。临终前一小时,她平静而愉快地做了忏悔,领了圣餐,行了终敷礼。
她请求家里所有的人饶恕她,如果她有什么地方得罪他们的话。她还请求接受她忏悔的华西里神父转告我们,她不知道该怎样感谢我们的恩惠,如果由于她的愚蠢使谁不快的话,她请求我们原谅她,她说:“但我从来没有做过贼,从来没有拿过东家的一针一线。”这是她引以为自豪的美德。
她穿戴上准备好的衣帽,臂肘支在枕头上,同神父一直谈到最后一瞬间。她想到没有给穷人留下什么,就取出十个卢布,请神父替她分发给他们。最后她画了十字,躺下来,深深地吐了一口气,露出愉快的笑容,呼唤上帝的名字。
她毫无遗憾地离开人世,视死如归,并把死当做一种幸福。人们常常这样说,但事实上很少有人这样做!纳塔丽雅·萨维什娜能够不怕死,因为她至死怀着坚定的信念,遵守福音书上的戒律。她的一生充满纯洁无私的爱和奉献精神。
如果她的信仰能更高尚些,她的生命具有崇高的目的,那又会怎么样?但即使这样,难道这颗纯洁的灵魂就不那么值得钦佩和敬爱吗?
她在她的一生中创建了极其美好而伟大的事业,她死时没有遗憾,没有恐惧。
遵照她的遗愿,她被埋葬在离我母亲墓上小教堂不远的地方。她长眠在荨麻和牛蒡丛生的土墩下,四周围着黑色栏杆。我每次从小教堂出来,从不忘记走到栏杆旁低低地鞠躬。
有时我默默地停留在小教堂和黑栏杆之间,心头突然浮起痛苦的回忆。我常常想:上帝把我同这两个人结合在一起,难道就是为了要使我终生怀念她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