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情义最难接受”

日本人常说：“情义最难让人接受。”就如必须报答“义务”一样，对别人给予的“情义”也必须报答。但是，“情义”要求的义务和“义务”要求的义务并不一样。英语中很难找到“情义”的同义词或近义词。在世界文化的道德义务范畴中，人类学家发现了许多稀奇古怪的现象，“情义”就是其中之一。日本人讲究“情义”。日本人和中国人都重视“忠”和“孝”。虽然日本人对“忠”、“孝”二字的定义有些不同于中国人，但与其他东方国家对“忠”、“义”的要求相比，仍具有相似性。“情义”并非源于中国儒教文化，也和东方佛教文化无关，它是日本文化中独有的范畴。要了解日本人的行为方式，首先要了解他们对“情义”的态度。不管是谈论行为动机、名誉，还是有关自己在遇到的各种麻烦，他们经常会说“情义”二字。

在西方人的观念中，从报答旧恩到复仇，“情义”包含一系列义务，这些义务互相缠杂，这大概也是日本人不愿向西方人解释“情义”的原因，可能就连他们自己也很难对这个词有明确的定义。一本日语辞典对“情义”的解释是：“正道，即人应该遵循的；为了不受世人非议做自己不愿做的事。”西方人很难从这种解释中领悟它的含义，不过“不愿意”三字却告诉我们，“情义”和“义务”不同。不论任务多么艰巨，“义务”都要求对亲人，对国家，以及对代表国家、民族生活方式和爱国精神的最高统治者，尽一系列责任。“义务”是与生俱来的，必须履行。“义务”中有一些行为可能是当事人不想做的，但在“义务”的定义中，“不愿意”并非真的不愿做。“情义”却不同。在“情义”中，“不愿意”是真的不想做，如果做了会让内心不快。在“义务”的领域中，如果没有做到，当事人可能感觉不到什么；但在“情义”的领域中，对“情义”的亏欠却会让当事者内心不安。

“情义”分两类，一类是“对社会的情义”，字面的意思就是“报答情义”，向别人报恩的义务；另一类我称之为“对名誉的情义”，有点类似德国人的“名誉”，就是要保持自己的名誉不受任何玷污，这是一种责任。我们可以把“对社会的情义”当成履行契约的关系，它和“义务”的区别在于，“义务”要求履行与生俱来的责任，比如对父母的责任、对子女的责任等。所以，“情义”这个词语包括对姻亲家属要承担的义务。但是“义务”这个词只包括对直系家属应负的义务。例如：岳父、公公可以被看做是“情义”上的父亲，岳母、婆婆可以被当成是“情义”上的母亲，丈夫的兄弟姐妹、妻子的兄弟姐妹可以被当成是“情义”上的兄弟姐妹。这些称谓既适用于配偶的亲属，也适用于亲属的配偶。日本人的婚姻是家庭之间的契约关系，当事人对配偶的家庭具有终身履行契约的义务，这就是“履行情义”。在“情义”的履行中，最沉重的是对为自己安排了婚约的父母的情义。日本年轻儿媳妇要对婆婆履行的“情义”很重，因为儿媳妇要与公公、婆婆生活在一起，她们居住的家庭并非自己出生的家庭。丈夫对岳父、岳母要尽的义务虽然和妻子对公公、婆婆尽的义务不太一样，但也一样让人有些害怕。岳父有困难时，女婿有义务借钱给岳父，还要对岳父履行其他义务。所以，一位日本人曾这样说：“儿子成人后，侍奉亲生母亲是出于爱母之情，却非情义。”发自内心深处的行为不能被说成是“情义”。日本人对婚姻中要履行的义务很明确，不管要付出多大的代价都会履行，否则会被人谴责说“这人不懂情义”，这种舆论的谴责是可怕的。

浮世绘《新形三十六怪撰》

手提大刀的武士眼神坚毅而无畏，在这片波涛汹涌的水上，危险以很大的程度而存在。但对于武士而言，情义即责任，是为了效忠君主不惜牺牲一切的品质，甚至在“孝”和“忠”的取舍上，也当认为国家优先于个人，个人必须在国家或合法政权的基础上去选择自己的生存或死亡。

日本人对配偶家属履行的义务，从倒插门女婿的身上能看得最清楚。和女人结婚进婆家一样，倒插门女婿在婚后也要进妻家。如果一个家庭里只有女儿，没有儿子，为延续“香火”，就要为某个女儿选择倒插门女婿，即养子，他的名字要从原先的户籍上取消，从此改为岳父家的姓氏。他进入妻子家后，在“情义”上就从属于岳父母，他死后也要葬在岳父家族的墓地中。这和女人婚后进入婆家是一样的。有时，为女儿选择倒插门女婿，并非因为家中没有儿子，而是为了双方的利益，这在“政治联姻”中尤其明显。有时，虽然女方家穷，可是门第高贵，男方可以带钱入赘女方家换取等级制，提高自己的身份。有时，女方家境富裕，有能力负担女婿上学读书，女婿接受这一恩惠，作为交换条件，他要离开自己的家庭前往女方家中。还有的时候，如果女方父亲为了得到某个公司，或者成为某个公司的合伙人，他会为自己选择一个符合条件的倒插门女婿。当然，不管男方进入女方家是什么原因，入赘妻家的养子都要承担沉重的“情义”。因为在日本，尤其在封建社会中，将自己的名字写入别人家庭的户籍，是一件严重的事，它意味着打仗时，养子必须代替养父出征；为了证明自己是新家族的一员，即使养父命令他杀生父，他也必须从命。在日本近代社会，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养子因为“政治联姻”，被束缚在岳父的事业或养父家族的命运上。在明治时期，这种事情有时对双方都有利。不过，日本社会对养子一直持嫌恶态度。他们有这样一句谚语：“有米三合，决不入赘。”意思是，只要没有穷到吃不起饭，就决不做人家的养子。日本人对养子的嫌恶也是出于“情义”。假如美国也有这样的风俗，美国人一定会说：“这哪里是男子汉大丈夫干的事。”但日本人不会这样说。不管怎样，养子履行“情义”都不容易，大概也是因为他们并不愿意这样。所以，“为了情义”最能形象表达日本人沉重的人际关系。

山本堪助

这是日本历史上一位著名武士——山本堪助在自杀前的一瞬，他脸上的表情充满了痛苦和悔恨。身为武田家重要武将的山本在1561年的第四次川中岛战役中采用独创的“啄木鸟战法”，但却被对手上杉谦信识破。山本认为自己的失误极有可能导致武田军的失败，愧疚之下，他自尽殉国。在日本的战国时代，常有武士为了报答主君的情义而死的情况发生。山本之死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

除了对姻亲的“情义”，对伯父母、外甥、侄子的义务也属于“情义”。但是，日本人对近亲的义务不列入“孝道”范围，这大概也是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差异。中国人不管是对近亲还是对远亲，都提倡“孝”，但日本人对近亲和远亲只有“情义”，也就是说只有“契约”上的关系。日本人对远亲和近亲的救助，并非是因为对他们有恩情，而是为了报答共同祖先的恩情。抚养子女也是同样的动机，不过，抚养子女是必然的“义务”；帮助远亲，动机是为了报答共同的祖先，被当做“情义”。如果必须帮助这些亲属，日本人就会像救助姻亲那样说：“我是为了‘情义’这样做的。”

武士对主君及其同伴的“情义”，远远重于日本人对姻亲的情义。在这种“情义”中，重视名誉的日本人会对上级和同辈保持忠诚。在很多日本传统文学作品中，我们都能看到他们对这种“情义”的宣扬与称赞，这被视为武士的品德。德川家族统治日本前，这种品德在日本人心中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忠”，即对将军的义务。十二世纪时，源氏将军要求一位大名交出躲藏在他那里的敌人。这位大名给将军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保留至今。在信里，大名对自己的“情义”受到将军的非难表示强烈的愤慨，他拒绝以“忠”的名义背叛“情义”。大名说：“在公事上，我个人无能为力。但武士重视名誉，武士之间的情义是永恒的真理”，即这种“情义”远远超越将军的权力。大名拒绝“背信弃义”。这种超越一切的武士品德，在日本古代历史故事中广泛流传。这些作品还经过润色，被改编成音乐、歌舞、神乐舞蹈等。

还有一个故事讲述十二世纪的豪杰弁庆。他是一个力大无穷的浪人（没有主君，靠自己的能力谋生的武士）。他寄住在寺庙时，僧侣都害怕他。为了能有武士的行装，他杀其他武士，把他们的刀剑等物品收集起来。后来，他向一位武艺看似平常的年轻领主挑战，却没料到遇上了劲敌。原来，这位年轻领主是当时受人崇拜的英雄——源义经，源氏家族的后代。源义经正一心要恢复源氏家族的将军地位，弁庆投靠了他，向他表达“情义”，为他立下无数战功。在一次寡不敌众的战斗中，源义经被迫带着家臣逃跑。他们化装成为修建寺庙化缘的僧侣行走全国。为掩人耳目，弁庆假扮领队，源义经混在人群中。每当他们遇到敌人时，弁庆就拿出事先编造的寺院募捐簿念诵，蒙混过关。有一天，源义经引起敌人的注意。他虽然衣衫褴褛，却仍然有贵族的气质，敌人对他充满怀疑，就把他们叫回来。在这关键时刻，弁庆借口打了源义经一耳光，见他打耳光，敌人就不再怀疑源义经，因为如果这个“疑犯”是源义经，家臣绝对不敢动手打他，打主君耳光是违背“情义”的行为。弁庆的不敬行为挽救了这一行人的生命。到达安全地方后，他立即跪在源义经面前，请求赐死。但是，通情达理的源义经原谅了他。

这些故事中的武士“情义”都出自内心，在那个年代，人们对“情义”没有丝毫嫌恶之念，并为近代社会的日本人构筑了一个黄金时代的梦想。那时，“情义”不含任何“不情愿”的因素。如果“情义”与“忠”冲突，可以坚持“情义”。“情义”受到了普遍珍视。“懂情义”意味着要终身忠于主君，把生命献给主君；主君也要以诚相待，用恩惠回报“情义”。

不错，这是一种幻想。在封建社会中，很多大名利用武士的忠诚收买他们。更重要的是，如果家臣受到主君侮辱，不但可以弃主君而去，还可能会同敌人勾结起来向主君复仇。日本人既颂扬向主君“复仇”的行为，也宣扬为主君“尽忠”的行为，二者都是“情义”。尽忠是对主君的“情义”，复仇是对自身名誉的“情义”。日本文化中的“情义”犹如一块盾牌，具有两面性。

本能寺之变

虽说武士可以为主君的情义而死，但情义的束缚有时也并不是那么牢固的。1582年，当时有实力统一日本的战国大名织田信长在讨伐高松城的路上，寄居于京都的本能寺，不想却遭到部下明智光秀的叛变，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而葬身火海。一代枭雄就这样死在了自己人的手上。这次事件就是日本历史上有名的“本能寺之变”。

古代有关忠诚的故事，对于今天的日本人只是一种梦想。今天，“报答情义”并不是指对合法的主君表示忠诚，而是对社会各类人需要履行的义务。在与情义相关的语言中，我们能听出其中的嫌恶之意，人们时常强调自己迫于舆论，不得不违背心意履行情义。他们会说“这门亲事出于情义”，“我聘用那人是出于情义”，“我见他是出于情义”，等等。日本人还常说“受到了情义的纠缠”，在辞典里，这句话被翻译成“I am obliged to do it”（我被迫这样做）。他们会说：“他用情义强迫我”，“他用情义逼迫我”，等等，大意都是某人曾经给予当事人恩惠，后迫使当事人做不愿做或者不想做的事。在农村，在小店买卖中，在上层社会，在政府内阁，时常都能听见人说“为情义所迫”、“受情义的强迫”。求婚者可以凭借双方家庭关系的深浅或交易，强迫某人做自己的岳父；还有人用同样手段获取农民的土地。当事人被“情义”所迫，不得不答应。他们会说：“如果不帮恩人，别人会说我不懂情义。”这些说法都含有“不愿意”、“只是为了情面”的意思，正如辞典里的解释：for‘mere decency's sake’。

“情义”的标准是报答，这是严格规定的，和《摩西十诫》的道德准则不一样。迫于“情义”，有时甚至不得不无视正义。人们常说：“为了情义，我不能坚持正义。”“情义”的准则与“爱邻如己”也毫不相关。“情义”不要求当事人主动宽容别人，他们会说：履行“情义”是因为“如果不这样做，人们会说‘不懂情义’，会在人前蒙羞”。日本人履行“情义”是因为担心别人的舆论才不得不做。在英语中，“对社会的情义”常被翻译成“conformity to public opinion”（服从舆论）。英语辞典里还把“因为对社会的情义，只好如此”翻译成 “people will not accept any other course or action”（人们不会承认其他办法）。

把日本人对“情义”的行为规范，与美国人偿还借款的规矩相比，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日本人的态度。收到别人的信件，接受别人的礼品，得到别人的劝告，美国人对这些“情分”并不认为必须像偿还银行借款或付清利息那样对待。在金钱交易中，如果对方不能偿还欠款，美国人最多宣布对方破产。对他们来说，这种惩罚已经很严厉了。但是，日本人把不能报答别人的“情义”视为人格“破产”。日常生活中的每个细节都可能涉及“情义”，美国人对此可能不介意，更不会把“情义”当义务偿还，但日本人却对一言一行都很认真，这也意味着日本人始终谨小慎微，唯恐有失。

对“社会的情义”，日本人有一点和美国人借钱还债相似，就是他们报答“情义”时，总是毫厘不爽，等量对待。在这点上，“情义”和“义务”不同。“义务”没有止境，不论怎样都不可能全部报答。“情义”却有止境。在美国人眼中，日本人对恩情的态度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但日本人并不以为如此。日本人的馈赠习惯也让美国人感到奇怪。每过半年，日本人都会准备一些礼物，作为对半年内收到的馈赠的答礼。女佣人家每年都要给雇主寄东西，感谢雇主的雇用。不过，如果日本人收到的回礼比馈赠出去的更重的话，他们会不高兴，这是他们的忌讳，这种礼被称为“赚礼”，并认为这是不名誉的事，认为送礼的人在“用小虾钓大鱼”。报答“情义”也是如此。

日本人会把人际往来记录下来，包括他们提供的劳务，收到的物品等。在农村，一些人际往来的记录由村长保管，有的由“组”内某个人保管。“组”的原文是Work－party，可能译自日文的“结”，有的地方叫“契约”、“同业”，指农村在插秧、盖房、结婚、丧葬等繁忙的时候，组织换工互助，以及由这类关系组成的集体。还有的记录由家庭或个人保管。日本人送葬要带“奠仪”，亲戚们还要送各种布匹制作送葬的挽幅。左邻右舍也会来帮忙，女人进厨房做饭，男人制棺、挖墓穴。日本须惠村的村长就有一本账簿，专门记录这些事。对死者家庭来说，这是一份非常珍贵的记录，上面记录着邻居们送了什么，帮了什么忙，在其他人家办丧事时，他们就根据记录还礼。这是长期性的礼尚往来。在农村葬礼中还有短期性的礼尚往来，就和结婚喜宴一样。办丧礼的家庭要款待帮忙制作棺材的人，帮忙的人也要给丧主送些大米等作为 “回报”。赠送给丧主的大米也会被村长记录下来。举行庆祝宴会时，很多客人会带来米酒作为饮料。不管出生还是死亡，或者插秧、盖房、举办联欢会等，对双方“情义’的交换都要仔细记录下来，作为日后回报的依据。

浮世绘《旅情》

日本人在进行婚丧嫁娶这样的事情时，往往是整个地区的大事，会得到所有亲朋好友、街坊邻居的帮助。有“牢记情义”习惯的日本人会将每一笔这样的帮助都详细地记在本子上，以备将来不会少还但也不至于多还诸如此类的情义。图中显示的是一位日本村民正在自己烧水的场景。

日本人对“信义”也有一点类似于西方人借债还钱，那就是如果逾期未报，“情义”就会像利息一样增长。埃克斯坦（Eckstein）博士和一位日本制造商打过交道：日本制造商给他提供去日本的旅费，让他收集为野口英世写传记的资料。回到美国后，他写完传记寄给日本的制造商，但他既没收到制造商的回执，也没收到制造商的来信。他有些担心，暗想会不会是书中某些内容触怒了日本人。他又接连发出好几封信，仍然没有得到回音。几年后，突然有天，他接到日本制造商的电话，说正在美国。没几天，这位日本人就带着几十株樱花树去他家拜访。这是一份出乎意料的礼物。因为日本人给他的“回报”延误了很长时间，所以，日本人认为自己必须送一份厚礼。日本人说：“你大概也并没希望我立刻回报您吧！”所以，在日本人的观念里，迫于“情义”的人，会因为“回报”时间的延长加倍偿还。曾经有个人向一位小商人求助，他是这位商人童年时代的老师的侄子。商人年轻时无法报答老师，他在“情义”上的负债就随岁月的流逝逐渐增加。为了偿还对老师欠下的“债”，不受人非议，就答应帮助那个向他求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