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日本式的人情

日本人极端要求回报义务和自我约束，似乎坚决把私欲当罪恶，并要求人们从内心铲除它。古典佛教的教义就是这样。但是，日本人却对感官享乐持宽容态度，这无疑令人惊异。因此，信仰佛教的日本人的道德伦理，似乎又与释迦牟尼及其佛典是对立的。日本人不谴责满足私欲，因为他们不是清教徒。他们也认为肉体享乐是好事，值得培养。他们追求享乐，尊重享乐，但又认为享乐要适可而止，不能干扰到人生重大事务。

在这种道德标准下，日本人的生活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印度人比美国人更能理解日本人感官享乐的后果。美国人认为，享乐不需要学习，拒绝感官享乐是克制诱惑。事实上，享乐和义务一样需要学习。在很多文化体系中，享乐不需要有学习的过程，人们更容易倾向于自我牺牲。有时甚至连男女肉体吸引也受到严格限制，但这并不影响家庭生活的圆满和幸福。对他们来说，婚姻基础与爱情基础完全不同。日本人却不一样。日本人一边鼓励享乐，一边限制将享乐当成生活方式并沉溺其中。于是，日本人处理生活就不再容易。日本人把肉体享乐当成艺术，但在体验了其中的乐趣后，又会牺牲享乐，为义务献身。

在日本人喜欢的享受中，有一项是洗热水澡。不管贫穷的农民，还是卑微的仆人，或者贵族富豪，每天晚上都习惯将自己浸泡在滚烫的热水中。泡热水澡时，他们大都使用木桶。木桶放在炭火上，木桶中的水温可以达到华氏110度或者更高。入浴前，先把身体洗干净，再把全身浸泡到热水中，并尽情享受温暖与舒适。他们会在木桶中如胎儿抱膝而坐，让水浸到下颌。他们每天都洗澡，这已成为他们的生活习惯。虽然美国人对个人清洁也很重视，但日本人的洗澡艺术却是其他各国难以媲美的。用日本人自己的话说：年龄越大，情趣越浓。

不管他们在洗澡方面如何节省费用和劳力，都不会减少“入浴”这个环节。在城镇中，一些公共浴池像泳池那么大，他们在里面一边洗澡，一边谈笑风生。在农村，往往由几名妇女轮流在院子里烧洗澡水，几家人轮流入浴。他们不在乎洗澡时会被别人看见。上流家庭中的入浴也必须严格遵守顺序。最先是客人入浴，然后是祖父、父亲、长子，最后才是地位最低的佣人。出浴时，他们浑身被泡得通红，就像煮熟的虾。入浴结束后，全家人坐在一起，共同享用丰盛的晚餐。

日本温泉

日本的资源虽然贫瘠，但频繁的地壳运动却造就了日本星罗棋布的温泉，这也养成了日本人喜欢泡温泉的习俗。据统计，日本全境约有2600多座温泉，有7.5万家温泉旅馆。每年大约有1.1亿人次的日本人使用温泉，相当于全国的人口总数。所以，日本有“温泉王国”的美誉。

和洗热水澡一样，他们也重视锻炼，甚至每天洗冷水浴。日语中，洗冷水浴被称为“寒稽古”（冬炼），或者“水垢离”（冷水洗身锻炼）。今天，日本人洗冷水浴的形式已和从前不太一样，但这个习惯仍然流行。以前，日本人必须在黎明前出门，前往并坐在冰凉的山间瀑布下。冬夜，即使房里没有取暖设备，他们也会往身上浇冰凉的冷水。这种苦行不可小觑。帕西瓦尔·洛厄尔（Percival Lowell）记述了曾经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流行的这种习惯。一些日本人并不是为了当僧侣或当神官才用冷水浴磨炼自己，而是为了治疗某些疾病，或者为了像传说中那样获得预言能力。他们在每晚睡觉前冷水浴，并在每天凌晨二时的“众神入浴”时间再起床做冷水浴。每天早晨起床后、中午时分、日落时分，也要分别进行一次冷水浴。以前，那些急于学会乐器，或者急于学会其他谋生手艺的人，都会在每天黎明时分“修炼”这种“苦行”。还有人为了锻炼身体，裸露在严寒中。日本人认为正在练字的儿童更需要锻炼，哪怕把孩子的手指冻僵或者长冻疮，也要让孩子坚持这种“苦行”。据说这种教育方式非常有效。即使在现代社会，日本小学也没有取暖设施，据说是为了锻炼孩子们的意志，只有这样，他们将来才能忍受各种苦难。所以，日本孩子经常感冒、流鼻涕，这给西方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日本人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决定了他们只能这样。

日本人还喜欢睡觉。不管哪种姿势，他们都能舒服地睡着。有时，甚至在我们根本不可能入睡的情况下，他们也能睡得很香。这令许多研究日本的西方学者惊奇。美国人认为失眠和精神紧张联系在一起，按他们的标准，高度紧张的日本人为什么又能轻松入睡呢？日本人晚上睡得很早，在东方国家中，像他们这样的并不多。在农村，很多村民通常在日落后不久就开始睡觉。美国人认为，睡觉是为了给第二天积蓄精力。但日本人早睡却并非这个原因。有一位对日本人很了解的西方人写道：“在日本，你千万不要认为今晚的睡眠是为了明天的工作。睡眠就是睡眠，不要把它与消除疲劳、休息、保养等联系在一起。”就像在工作中遇到的不同提案，睡眠只是一个“单独的提案”，它与其他任何事无关。美国人认为睡眠是为了补充并维持体力。很多美国人早晨醒过来，第一件事就是计算睡了多少个小时。他们认为，睡眠时间长短决定了白天的精力和工作效率。但是日本人睡觉不是为这样的目的。日本人喜欢睡觉，只要没人打扰，他们就能高高兴兴入睡。

日本人也能毫不犹豫牺牲睡眠时间。例如，学生准备应考时，会通宵看书，根本不会想睡觉，也不认为只有睡好了才能考好。在军队，训练第一，睡眠第二。从1934年到1935年，杜德（Harald Doud）大尉曾在日本陆军部工作。他谈到与手岛上尉的一次交谈。他说：“平时演习时，部队常连续行军三天两夜，行军途中除了十分钟小憩，以及短暂的间歇可以稍微打一下盹，根本就不能睡觉。有时，士兵们会一边走一边打瞌睡。曾经有名少尉一边走一边睡了过去，竟然撞到了路边的木堆上，引起一阵大笑。回到军营后，士兵们还是不能睡觉，而是被分配去站岗或巡逻。我问：‘为什么不让一部分士兵先休息呢？’上尉回答我说：‘不需要，他们知道怎样睡觉，现在要训练他们不睡觉。’”这段话生动描绘了日本人对待睡眠的观点。

和取暖、睡觉一样，日本人既把吃饭当享受和休息，也把吃饭当成严格的训练。闲暇时，日本人喜欢烹调各种菜肴，每道菜的色、香、味都非常讲究，每道菜都会配一把羹勺。但有时，他们又强调用吃饭训练自己。埃克斯坦（G.Ecks－stein）曾引用一位日本农民的话说，“快吃快拉是日本人的美德”，“吃饭不是大事，……只是为了维持生命需要，所以要尽快把饭吃完。要让孩子们快点吃饭。男孩尤其要吃快点。不要像欧洲人那样，总让孩子慢慢吃饭。”在佛教寺院中，僧侣们吃饭前要进行感恩祈祷，并把食物当做良药。即在修行中的人不能把吃饭当享受，只能把吃饭当做是维持生命的需要。

浮世绘《厨房里的女人》

按照字面的含义来讲，日本料理就是把料配好的意思。日本料理是当今世界上一个重要的烹调流派，有它特有的烹调方式和格调，其影响仅次于中餐和西餐。这幅浮世绘中展现的是日本的本膳料理，是一种以日本传统文化为基础的料理体系。主要特点是在十分正式的日本宴席上将菜放在有脚的托盘上食用。

日本人认为强行绝食是检验意志的好办法。就像不要暖气，不要睡眠一样，绝食也能锻炼忍受苦难的能力，正如我们在前面说过，武士要“口含牙签”。日本人认为只要能够经受绝食的考验，体力不但不会因热量、维生素的缺乏而下降，反而会因精神的胜利得到提高。美国人认为营养和体力一一对应，但日本人不这样看。所以在战争时期，东京广播电台向躲在防空洞内避难的人宣传说，做广播体操可以帮助饥饿的人恢复体力和元气。浪漫主义的恋爱也是日本人培养“人情”的方式，并成为他们的一种文化习惯。不过，这种浪漫的恋爱形式，与他们对待婚姻的态度，要履行的义务完全相反。日本小说中有很多这样的题材。日本文学作品的内容与法国文学作品的内容相似，主人公大多数是已婚的。日本人喜欢阅读和谈论“为情而死”。《源氏物语》创作于十世纪，是一部描写爱情的著名小说，可以与当时世界其他著名小说媲美。在封建社会，大名和武士们的爱情故事也充满浪漫色彩。今天，这一题材仍然能在当代小说中看到。当然，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不同。中国人往往不愿谈论浪漫主义的爱情和性享乐。中国人对此持否定态度。因此，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中少了许多人际纠纷，家庭生活也平稳和谐。在这方面，美国人更理解日本人而非中国人。但是，美国人的理解又很肤浅。在性享乐方面，日本人既没什么禁忌，也不太爱谈伦理道德。但美国人却把性与伦理道德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像其他“人情”一样，只要把“性”放在人生的低微位置就可以了。“人情”不是罪恶，享受性也没有必要讲究伦理道德。在英美人眼中，日本人收藏的很多画册都是淫秽物品，认为吉原（日本艺伎和妓女集中的地方）简直就是人间地狱。日本人重视这样的评论。从开始和西方人接触，日本人就重视西方人的评论。为了让自己的生活与行为习惯更接近西方人的标准，他们还特地制定了一些法律。但是，日本人和西方人的差异仍然存在，法律也不能消除这种差异。

有教养的日本人不把性享乐当做是不道德的、猥亵的事。但英美人不这样看。可能日本人没有意识到，英美人对性的习惯态度，与日本人的“人情与人生大事无关”的信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所以，英美人往往很难理解日本人对待恋爱和性享乐的态度。在日本人看来，妻子与性享乐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两方面都要公开、坦率。这点与美国不同。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妻子可以公诸于众，性享乐必须掩人耳目。日本人认为妻子属于“义务的世界”，性享乐属于“消遣的世界”。在这个范围内“各得其所”，使妻子和性享乐不仅对家中的模范父亲适用，也对市井之中的花花公子适用。日本人并不像美国人那样把恋爱和结婚当同一件事。美国人的恋爱观建立在择偶基础上，“相爱”就是结婚理由。婚后，假如丈夫和别的女人发生肉体关系，就是对妻子的侮辱，因为丈夫把应该属于妻子的东西给了别人。但是日本人不这样认为。选择配偶时，他们听命于家长。日本人和妻子的关系通常要遵守清规戒律。不管家庭多么融洽，孩子们都看不到父母之间与性爱有关的行为表现。正如一位日本人在一本杂志中写的：“在我们这个国家，结婚只是为了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其他任何目的都会歪曲婚姻的真实含义。”

可是，这不意味着日本男子必须循规蹈矩过这种生活，他们只要有钱就可以找情妇。和中国封建社会不一样，日本人不会把自己喜欢的女人带回家。如果这样做，就会将“妻子”与“性享乐”混杂在一起。他们的情妇可以是精通音乐、舞蹈、按摩的艺伎，也可以是妓女。如果是艺伎或妓女，他必须与她的雇主签订契约，保证为她提供金钱，为她另筑新居，不能轻易遗弃她。如果她有了孩子，男人希望这个孩子能与自己其他孩子共同生活，那么他可以把女人接回自己的家。她进门后不是妾，而是佣人。她的孩子将正式夫人称为“母亲”，而不会承认与她的关系。这与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夫多妻制不同。对待家庭义务与“人情”，日本人在空间上也泾渭分明。只有上流社会中有钱的日本男人才能养情妇。多数日本男人只能不时地与艺伎或妓女一起玩乐。这种玩乐也是公开的。丈夫外出玩乐时，妻子会替他梳洗打扮。妓院可以把账单送给他的妻子，妻子会照单付款，而且她视为理所当然。妻子内心可能会不快，但也只能自己烦恼。日本男人去艺伎那玩，比去妓院玩花的钱更多。与艺伎玩乐或共度一夜，费用并不包括性行为。和多才多艺、能歌善舞的艺伎在一起，男人得到的是“艺术性”的享受。如果要和艺伎进一步亲近，就必须先成为艺伎的保护人，签订契约，并在契约中规定艺伎从此成为男人的情妇。当然，也有的时候，艺伎先对男人动心而自愿“献身”成为情妇。在艺伎处玩乐并不排除色情之事。艺伎的歌声、舞蹈、仪态等，都对男性极具挑逗性，艺伎们的很多行为都是上流社会女子不具有的。男人沉浸在这种“人情世界”中，会从“孝的世界”给予的压力中得到解脱，感到放松。但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不同的领域，必须被分得清清楚楚。

明治中期的艺妓

日本艺伎，并非妓女，而主要是一些在宴席上从事表演艺术的女性。它产生于17世纪的东京和大阪，最初的艺伎也全部是男性，直到18世纪中叶，才渐渐被女性取代。即使是现代，在日本的大街上，也经常会见到从事艺伎行业的女性。她们都身穿传统艳丽的和服，脸上涂了厚厚的脂粉。

妓女们住在烟花巷中。男人与艺伎玩乐后，意犹未尽，会再去妓院。妓院费用低，钱少的人会时常到妓院里玩乐。妓女的相片被挂在外面，游客们可以对相片进行品评、挑选。妓女的身份和地位很卑微，比不上艺伎。大多数妓女都是因为家境贫寒被卖到妓院的。她们没有受过艺伎那样的训练，不懂音乐、舞蹈、艺术。从前，妓女们会坐在人群面前，面无表情地面对顾客，听凭顾客对她们的肉体进行挑选。后来，日本人注意到西方人对此的非议，就把她们的相片挂在妓院外供人挑选。

男人可以挑选妓女，和妓院签订契约，成为妓女的保护人，妓女成为男人的情妇。艺伎和妓女都受契约保护。但是，如果男人看中的是女侍或女店员，不需要契约，女侍或女店员就可以做他的情妇。她们这种“自愿情妇”没有任何保障。她们通常以“恋爱”的方式和男人在一起，但却被排斥在公认的“义务世界”外。对日本人来说，这类“自愿情妇”类似于在美国被情人抛弃的年轻女性，或者那些不幸的私生子的母亲。

在日本人的传统“人情”中还有同性恋。以前，在武士、僧侣等上等阶层中，同性恋被视为享乐。明治时期，日本人为了获得西方人的认同，就将一些旧行为习惯宣布为非法，同性恋也在其中。但在今天，同性恋仍然被当做“人情”之一。除了将它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不让它妨碍家庭，日本人并不会认真对待。日本人不像西方人那样对同性恋感到担忧。有些男性自愿选择做职业男妓。在美国，一些成年男子在同性恋中充当被动角色让日本人感到惊异。日本的成年男子搞同性恋，大多会选择少年。他们认为，成年男性充当同性恋中的被动角色有损自尊。日本人的标准与美国人不同，但那毕竟是他们自己的标准。只要不伤害到自尊，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日本人还把“酗酒”当“人情”。美国人发誓戒酒，日本人认为这是怪异的想法。美国人投票号召禁酒，日本人也觉得古怪。日本人认为饮酒是人生的乐趣，正常人都不会反对。但日本人只把饮酒当做小消遣，认为正常人不应该被饮酒困扰。根据他们的逻辑，就像不用担心搞同性恋会真的变成同性恋一样，也不用担心饮酒会让人变成酒鬼。所以，日本没有强制酒精中毒这类社会问题。喝酒只是他们的消遣，是愉悦的，日本家庭和社会都不会厌恶或嫌弃醉酒的人。他们也几乎不会在酒后胡来，很少打孩子。在日本经常可以看到他们把严格的礼仪规范抛弃到一边，纵情于歌舞，开怀畅饮。

某些时候，他们也很古板，并对饮酒和吃饭作了严格规定。他们一旦开始吃饭就不再饮酒。饮酒和吃饭也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被分得很清楚。在自己家里，他们有时也会饭后饮酒，但不会一边饮酒一边吃饭。他们习惯把吃饭和饮酒这两件事分开享受。

日本人信奉的神也具有善恶两面性。日本最有名的神是天照大神（女神），她的弟弟素盏鸣尊是一位“迅猛的男神”。这位男神对姐姐很粗暴，在西方神话中几乎可以被视为魔鬼。他住到天照大神的房间里，天照大神怀疑弟弟用心不良，想把他赶走。于是，他开始胡闹，在姐姐的饭厅里拉大便，还毁坏稻田的田埂，这可犯了滔天大罪。最让西方人不理解的是，他竟然还在姐姐卧室的屋顶上挖了个窟窿，并把男性生殖器从窟窿扔进姐姐房里。他干尽了坏事，受到了众神的审判，被处以很重的刑罚。众神将他赶出了天国，把他驱逐到“黑暗之国”。但是他仍然受人喜爱、尊重。虽然这样的神在世界神话中很常见，但在非常讲究伦理道德的宗教中，却会被排斥在外，因为人们普遍习惯把超自然的东西分到善、恶两个不同的阵营中。是非分明更符合善与恶的宇宙斗争哲学思想。

日本人却始终否认在人的德操中包括善与恶的斗争。几百年来，日本哲学家和宗教家不断宣扬说：善与恶作斗争的道德观并不适用于日本。日本人的道德观比其他的更优越。他们说：中国人建立了以“仁”为基础的道德观，提高了“仁”的地位，即公正、慈爱等行为在道德标准中的地位，并把“仁”作为绝对标准。以“仁”为标准，有缺点的人都能“看到”自己的不足。他们还说：“这种道德观适用于中国人，因为中国人有劣根性，需要这种人为约束手段。”这是十八世纪日本神道家居宣长说的。在近代社会，日本的佛教家和国家主义分子分别就同类主题发表过演说或写过专著。他们说：日本人的本性是善，值得信赖，没有必要与恶斗争。只需要保持心灵干净，让言行举止适合各种场合。如果容忍污秽，污秽就很容易被清除干净，人的善性会再度闪光。与其他国家的佛学相比，日本人更主张人人皆可成佛。他们认为道德不存在于佛经中，而在于每个人的悟性，以及取决于人的心灵是否干净。既然这样，又何必怀疑自己呢？恶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圣经》中有一句话：“我来自罪孽，在母亲怀上我的时候，我就有了罪。”日本人的道德观中没有这一概念。他们也不会对人的堕落进行说教。他们认为“人情”是上天赐予的幸福，不应受到谴责，不管哲学家还是农民，都不应对这种“幸福”加以谴责。

正在斟酒的日本人

日本人喜欢饮酒，酿酒的历史也很久远。虽然在日本全国各地都有酿酒厂，但日本酒大多是由大米酿造而成的，所以日本人普遍认为，只有好水和好米的地方，才能酿出好酒。现在日本比较著名的酒有兵库县的“滩”牌、京都的“伏见”牌、广岛的“西条”牌等等。

在美国人看来，这些言论一定会导致自我放纵。但是，就像我们在前面所说，日本人把履行义务看做人生最高义务，相信“报恩”必须牺牲个人欲望与享乐。他们不会把追求幸福当做人生的重大目标，认为这样不道德。他们认为幸福只是一种消遣，不能把人幸福与否作为判断国家和家庭的标准。如果这样做就不可思议。他们知道，为了履行“忠”、“孝”、“情义”要时常忍受苦难。虽然人生不容易，但他们也早有准备。他们认为经常放弃并不是什么坏事的享乐，需要坚强的意志，而坚强的意志是一种美德，受日本人称颂。

一些日本现代战争片也经常表现这类主题。美国人看了这些电影后，经常会说这是最好的反战宣传片。因为在这些影片中，主题只有牺牲与苦难，没有阅兵式、军乐队、舰队演习，以及用巨炮鼓舞人心等场面。在日本战争影片中，不管是关于日俄战争的，还是关于中国事变的，都只有一个基调：日军在泥泞中行进，进行惨烈的苦战，在胜负未卜中忍受煎熬，等等。银幕上没有胜利的镜头，看不到士兵高喊“万岁”冲锋。人们只能看到可怜的士兵们要么深陷在泥泞中，要么露宿在中国小镇的街头。有的影片描写一家三代经历了三次战争后幸存下来的人，要么成了瘸子，要么成了盲人。有的影片描写的士兵死后，他的家人们如何聚在一起，为他哀悼，妻子哀悼丈夫，父亲哀悼儿子，女儿哀悼父亲，家里失去了维持生计的支柱，但是家人们仍然需要鼓起勇气活下去。影片中看不到英美骑兵们的动人场面，也很少有关于伤残军人如何康复的故事，甚至还有很多影片的内容根本不涉及战争目的。在日本观众看来，只要银幕上的人物处处表现努力报恩就足够了。因此，这些电影是军国主义分子的宣传工具。制作电影的人也知道，这样的电影并不会在日本观众中激起和平反战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