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投降后的日本人
美国人完全可以因为他们战后对日本管理方面发挥的作用而自豪。1945年8月29日，美国通过电台，发布了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的联合指令，并由麦克阿瑟元帅成功地付诸实施。但是，由于在美国报刊、电台中，对它或称赞或批评的报道都具有党派色彩，因此，这项政令实施的真实理由也被弄得暧昧不明。这项政策究竟是否恰当，只有对日本文化有深刻了解的人才清楚，而这样的人寥寥可数。
波茨坦会议三巨头
波茨坦会议期间发表了“美英中三国政府领袖公告”（史称《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后来苏联出兵对日作战时，也宣布加入《波茨坦公告》，《波茨坦公告》成为四国的对日共同宣言。照片中左为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中为美国总统杜鲁门，右为英国首相丘吉尔。
日本投降时，美国人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他们对日本的占领究竟是属于什么性质？对日本原有的政府机构，包括天皇，是继续让它存在？还是彻底废除？美军政府是否应该对日本每个县市的行政事务进行管理？当时，盟军占领了意大利和德国后，他们在每个地区设立了A.M.G.（盟军临时政府）总部，然后把这些地区的行政权牢牢地掌握在盟军行政官员的手中。最初占领日本时，在太平洋地区的A.M.G.官员也计划在日本建立这样的管理体制。当时，日本人并不清楚自己在行政方面的职权能够保留多少。在波茨坦公告中说：“凡是盟国指定的日本国内的地区都必须占领，以保证盟军的根本目标”，并说要对那些“欺骗或者错误领导日本人民，试图狂妄征服世界的权威和势力”进行永久性的清除。
在美国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对麦克阿瑟将军发出的联合指令中，对上面所说的各个细节都作了重大决定，并得到了麦克阿瑟将军所领导的美军司令部的支持。根据这项政策，日本的行政管理事务和重建工作，仍然由日本人自己负责。“只要能促进并满足美国的目标，最高司令官将通过日本政府机构，以及包括天皇在内的各行政机关行使权力。日本政府将在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的指示下，在内政方面行使正常的权力”。所以，美军对日本的管理，与盟军对德国和意大利的管理，存在着很大的区别。明确地说，就是美军司令部自上而下地利用日本各级官僚机构进行管理。美军最高司令部会把行政通告发给日本政府，而不是日本国民或某些市县的居民。美军最高司令部的任务是为日本政府制定工作目标。如果某位日本内阁大臣不愿实施美军最高司令部的工作计划，就可以提出辞职。不过，如果日本内阁大臣的建议是对的，美军最高司令部就会对工作规定进行修改。
这是一项大胆的举措。对美国政府来说，这么做具有明显的好处。就像当时的希德林将军说的：“对日本政府进行利用，在占领日本后采取的这种管理方式是有好处的。如果不利用日本政府机构，那么为了管理一个拥有七千万人口的国家，美国政府就必须直接运转一个复杂的行政机构。可是，日本人的语言、生活习惯、行为态度等，都和美国人截然不同。所以，对日本政府进行‘净化’和利用，使美国政府节省了时间、人力和物力。也就是说，在美国政府的要求下，由日本人自己整顿国家，美国政府只提供具体的指导。”
当这项政策在华盛顿制定之后，很多美国人都担心日本人将采取傲慢和敌对的态度，他们认为，一个怒目而视并伺机报复的民族，一定会对和平计划进行消极抵制。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美国人的担忧是多余的。因为日本民族的社会习俗和文化传统太特殊了，而与他们作为战败民族和战败国的身份无关。世界上可能再也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像日本人这样，能够顺利地接受这样的政策。在日本人看来，接受这一政策，将帮助他们从严酷的战败现实中消除屈辱，并促使他们能够施行新的国策。所以，日本人的独特文化和独特性格，使他们接受了这一政策。
为驻日美军提供服务的日本慰安妇
令一些美国人没有想到的是，日本全国上下对占领盟军的态度出奇的“友善”。甚至当时的日本内务省还专门建立了为占领军提供性服务的慰安所（RAA协会），日本人称之为“国家卖春机关”。先后在这个机构中从事过服务的日本女性达7万人之多。据一位曾在里面“工作”过的女子回忆，最高峰时，她一天曾接待过55个美国大兵。
美国人并没有对和谈条件的宽严进行争论。事实上，真正的问题不是宽严，而是能否将日本人传统的、危险的侵略性模式彻底摧毁，并建立新的目标。日本国民的性格和传统的社会秩序与文化习俗，决定着实施的手段。例如：在普鲁士民族的家庭生活和市民们的日常生活中，都具有根深蒂固的权威主义，所以，对德国就要制定适合他们的谈和条件。对日本人的谈和条件显然不同于德国。德国人和日本人不一样，德国人并不认为自己对社会和历史“亏欠”什么，他们努力奋斗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偿还债务或者恩情，而是不想成为牺牲者。在德国，父亲代表权威，和其他在社会组织中居于高位的人一样，用德国人自己的说法“强迫别人尊敬他”。如果他得不到尊敬心里就会不舒服。所以，在德国人的家庭中，每一代儿子都会在自己的青年时期对权威的父亲进行反抗。可是，等他们长大成人后，就和自己的父母一样，仍然要屈服于单调乏味，缺乏激情的生活。所以，德国人一生中的最高峰是他们处于叛逆的青年时代。
在日本文化中，人们面对的问题并非极端权威主义，而是日本父亲对儿女的那种关爱，这在西方社会很难见到。在日本孩子看来，与父亲之间的亲密关系是理所当然的。所以，父亲只需要一个眼神或者稍稍改变一下说话的语调，儿女就会按他的意愿行事。但是在日本，父亲并不是幼儿的严师，日本人在自己的青年时期也不会反对父亲。反之，日本孩子一进入青年时期，就必须驯服于家庭责任。在日本人看来，尊重父亲是为了“学习”和“自我修养训练”，即日本父亲是被作为尊敬的对象，是等级制社会的象征，也是能够正确待人接物的人格象征。
日本儿童在早期和父亲的接触中，就将学到这种态度，而且这成为整个日本社会的模式。那些处于等级制社会的上层，并且受到了尊敬的人，他们并不具有什么专断的权力。在等级制社会中，位居首脑地位的官员也不具有什么实权。上自天皇，下到社会底层，都自有顾问和隐蔽的势力在幕后操纵。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日本黑龙会的一位领袖对东京一家英文报纸记者发表谈话，明确说明了日本社会的这个侧面。他说，“我们的社会是一个三角形，其中一角被大头针固定住了”。也就是说，大家能够看见桌面上的三角形，可是，用来固定三角形的大头针却是看不见的。三角形有时会右偏，有时左偏，但不管怎样，它都是在围绕一个隐蔽的轴摆动。用西方人常说的话就是，任何事情都要通过“镜子”来反映。日本人不会让专制权力表现在外部，他们所有行动都要显示对象征性地位的忠诚，而这个象征性地位通常也并不行使实权。如果日本人发现了被剥掉假面具之后的权力的源泉，就会认为那是与自己制度不相称的剥削，就像他们对放高利贷的人和暴发户的看法一样。
因为日本人是这样观察社会的，所以，虽然他们能够反抗剥削和不义，但是却不会成为革命者。他们并不愿意破坏自己的社会组织。他们可以像明治时代那样实行彻底的改革，但是他们不会对制度进行批判。他们称明治时代的变革为“复古”，也就是回到过去，但是他们不是革命者。有的西方人希望日本人能够在意识形态领域掀起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有的西方人对日本战争期间的地下势力进行了夸大，还指望他们能在日本投降前掌握领导权；甚至还有西方人预言日本激进派势力会在日本战败后的选举中获胜。这些西方人对形势的估计都是错误的。1945年10月，日本保守派首相币原男爵（币原喜重郎）在组阁时，发表的演讲非常准确地表达了日本人的想法。
新的日本政府将尊重全体国民的意愿，将具有民主形态……自古以来，天皇的意志就是国民的意志，这就是明治天皇宪法的精神，而我说的民主政治正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在美国人看来，日本人这样解释民主根本就没有意义。可是，在这种“民主”的基础之上，日本国民的自由将容易得到推进，国民的福利也更容易得到改善，这比西方意识形态更有利于日本民主政策的实施。
虽然日本会试行西方的民主政治体制，但是西方的政治制度，也并不是能够改善世界的值得信赖的工具。在西方民主体制中，虽然普选和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能解决一些问题，但也会面临许多困难。如果连续遇到这样的困难，日本人就会对美国人的民主体制进行修改。如果那样的话，在美国人看来这场战争就算是白打了。虽然美国人相信自己的民主体制是最好的，但是在日本重建和平国家的过程中，普选却居于次要地位。日本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试行选举以来，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小泉八云曾经记载的那些困难，今后可能还是会重复的。
虽然在激烈的选举中牺牲了许多生命，但是并不存在个人的恩怨仇恨。在议会中，或者激烈论战，或者使用暴力，纵然这一切都让外人惊讶，但它们并不属于个人之间的对抗。政治上的争论并不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斗争，而是藩阀之间、党派之间的利害之争。在每个藩阀和党派之中，它们的追随者会把新的政治理解为新的战争，即忠于领袖利益的战争。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选举中，日本农村的选民把选举比喻成从前武士对平民的攻击，并在投票前说：“洗好脑袋准备砍头。”今天，日本选举中包含的意义，与美国是不一样的。不管日本会不会推行危险的侵略政策，情况都是一样的。
日本人重建和平国家的动力在于，他们敢于承认自己从前的行动方针的“失败”，并将精力转向另一方面。日本人善变。当他们试图以战争的方式获得在世界上的“适当地位”失败后，他们就可以马上抛弃这种政策。他们在自己民族传统文化中接受的教育，使他们能够随时改变行动方向。在那些拥有绝对伦理观的民族中，总是相信自己在为原则而战。向胜利者投降时，他们会说：“我们失败了，正义也不存在了。”但是，自尊心会促使他们继续寻找“正义”，并力争在下次获胜。有时，他们也会承认自己犯了罪并表示忏悔。可是日本人不一样。日本投降后的第五天，美军还没有在日本岛上登陆，东京就有一家名叫《每日新闻》的大报，对战败及其带来的政治变化进行了评论。社论中说：“但这能最终解救日本，对日本人是有好处的。”在这篇社论中，强调每个人都不要忘记日本彻底失败了。既然以武力的方式建设日本的努力失败了，那么，日本以后就要走一条和平国家的道路。还有一家名叫《朝日新闻》的东京大报，也同时发表文章，说日本在近年来“过于相信军事力量”，这是日本对外政策的“重大错误”，并说“过去的态度使我们一无所获，而且损失惨重。我们应该抛弃这一态度，并采取另外一种立足于国际和平的新态度”。
西方人对这种原则性的转变心存疑虑。但是，对日本人来说，这却是他们为人处事的特点，对待人际关系如此，对待国际关系也是如此。当日本人采取了某种行动，却又没有达到目标时，就会认为自己犯了“错误”。一旦失败，他们就会予以抛弃。他们不会固守失败的方针。日本人经常说“噬脐莫及”。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人认为军国主义是博得全世界人尊敬的一种手段，可以依靠武力获得其他民族的崇拜，并为此付出了很大的牺牲。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宣布日本投降。于是，日本人迅速接受了战败后的一切，这就意味着，当美军占领日本时，他们欢迎美军；在日本帝国的侵略战争失败之后，他们主动考虑并制定了一部新的摈弃战争的宪法。在日本投降后第十天，日本的《读卖报知》上，发表了一篇题目为《新艺术与新文化的起步》的社论，社论中写道：“我们必须坚定地相信，军事失败与民族的文化价值是两回事，我们应该把军事失败当做动力……只有全民族失败的惨重牺牲，才能帮助日本国民的思想得到改善和提高；才能使日本国民放眼世界，客观真实地观察事物。从前那些歪曲日本人思想的非理性因素，都应该加以理性对待并抛弃……战败的现实是冷酷的，但是我们需要勇气正视。我们必须对日本的未来具有信心。”也就是说，日本人曾经奉行的行动方针失败了，他们将奉行一种新的和平的处世艺术。在日本的每家报纸上，都有社论在强调说：“日本必须在世界各国获得尊重。”对日本国民来说，他们的责任就是在新的基础上赢得别人的尊重。
这些社论不仅仅是来自少数知识分子阶层的心声。在东京的街头和偏僻的农村，我们一样能看到日本民众的转变。这些如此友好的民众，竟然就是曾经发誓要用死战斗到底的人吗？占领日本后，这一情景简直令美军难以置信。在日本人的文化伦理中，有许多东西都受到了美国人的排斥。然而，美军占领日本的经验却充分地证明，在日本人的文化伦理中，也有许多值得称赞的东西。
美国政府以麦克阿瑟将军为桥梁，对日本进行管理，并承认了日本人具有改变自己航向的能力。美国政府并没有采取令人屈辱的手段来阻碍这一进程。如果根据西方人的伦理观将这种手段强加给日本，在文化伦理上，也许能够被日本人接受。根据西方人的伦理观，为了让做过坏事的人认识到自己的罪过，有效的社会手段就是使用侮辱和刑罚。自我认罪也是重新做人的第一步。就像我们在前面说的那样，日本人的看法并非如此。根据日本人的伦理观，人必须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而错误产生的后果就是，他们不会再继续那样去做，这样的后果包括战争的失败。可是，日本人对此并不视为屈辱和憎恶。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就是，某人或某国对他人或他国用诽谤、嘲笑、鄙视、侮蔑等手段进行惩罚，是对他人或他国的一种侮辱。对日本人来说，一旦受到侮辱就会复仇。他们将复仇视为美德。虽然西方人的伦理观对复仇作强烈的谴责，但是美国政府对日本采取的政策，却没让日本人感到受了侮辱而想复仇。日本人憎恶嘲笑和侮辱，这与他们愿意在战败后解除军备，并负担苛刻的赔偿义务是不同的。
参加孙中山先生葬礼的黑龙会创始人头山满（左一为头山满，右二为蒋介石）
黑龙会，军国主义色彩浓厚的日本民间组织。1901年，由头山满等人创立于东京，目的在于谋取黑龙江流域为日本领土，其会名即从黑龙江而来。日俄战争之后，黑龙会与日本军方的合作日趋紧密，先后参与了对米骚动的镇压和对朝鲜侨民的屠杀。二战结束后，被定义为极端右翼组织，于1945年9月13日遭盟国占领当局取缔。
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日本曾经打败了一个强国。俄国投降后，胜利的日本人曾经谨慎地避免对失败的敌人进行侮辱，因为日本人认为俄国人并没有嘲笑、侮辱过日本人。俄军在旅顺口投降时，有一张日本妇孺皆知的照片。在照片上，日军和俄军唯一的区别就是军服不同。俄军并没有解除武器，他们依然佩带着军刀。据说当俄军司令官斯提塞尔将军同意日方的投降条件时，有一名日本大尉和翻译官带着食品来到俄军司令部。当时，俄军“除了斯提塞尔将军的坐骑，所有军马都被杀掉吃了。所以，日本人带到俄军中的五十只鸡和一百个生鸡蛋受到了俄军的欢迎”。第二天，斯提塞尔将军和日本的乃木将军会见，“两位将军握手，斯提塞尔将军称赞日军的勇敢……，乃木将军则称赞俄军长期的坚强防御。斯提塞尔将军对乃木将军在战争中失去的两个儿子表示同情。……斯提塞尔将军把自己心爱的阿拉伯种的白马送给乃木将军。乃木将军说，虽然自己很愿意从斯提塞尔将军手中获得这匹马，但是，这匹马必须献给天皇陛下，并相信天皇陛下一定会再把这匹马赏赐给自己。他对斯提塞尔将军承诺，一旦天皇陛下把这匹马赏赐给自己，他就会像爱护自己的马儿那样爱护它”。日本人还知道，乃木将军特地在自己的住宅前建了一所马厩，用来安置斯提塞尔将军的爱马。据说这座马厩，比乃木将军自己的住房还要讲究。乃木将军去世后，这个马厩成为乃木神社的一部分。
有人说，自从俄国投降后，日本人的性格就变了。例如：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们对菲律宾进行肆意破坏，并实施残暴行为。不过，对日本这样一个可以随意视情况而改变道德标准的民族来说，这样的结论也是必然的。首先，在巴丹战役之后，日军并没有全部投降，而只有局部地区的日军投降了；后来，菲律宾的日军虽然投降了，可是其他地区的日军仍然在战斗。其次，在二十世纪初，日本人认为俄国人没有“侮辱”过自己，但是在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几乎所有日本人都认为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在“蔑视日本”，或者说是“根本瞧不起日本”。对美国排斥日本人的移民法，以及美国在《朴次茅斯和约》和“第二次裁军条约”中扮演的角色，日本人都持这样的反应。美国在远东地区经济中的影响力逐渐扩大，以及美国人对世界有色人种的种族歧视态度，也都让日本人采取了相同的反应。所以，日本战胜俄国后的态度，与日本在菲律宾打败了美军后的态度相比，显示出日本人在其行为中具有明显对立的双重性格。日本人受到侮辱时，表现的是一种性格；在其他情况下，表现的又是另外一种性格。
美军的胜利使日本人的环境再次改变。就如同日本人在生活中的其他事例一样，战败使得他们放弃了以前采取的国策方针。这种独特的伦理观，使日本人能够自行清除“污垢”。美国对日本的政策，以及麦克阿瑟将军对日本的管理，并没有使日本人产生“清洗新的侮辱”的想法。他们只是认为，自己应该接受战败的后果，而坚持这样做，而这样的做法显然也奏效了。
东京审判
1948年11月4日，位于东京的国际军事法庭庄严宣布：判处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等7人绞刑；小矶国昭、梅津美治郎等16人无期徒刑。但由于美国的保护与支持，日本的军国主义亡灵并没有就此灰飞烟灭。
对日本人来说，保留天皇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美国政府在这件事情上处理得很好。天皇首先拜访了麦克阿瑟将军，而非麦克阿瑟将军首先去拜访天皇。这件事给日本人上了生动的一课，它的意义是西方人难以预料的。据说，在麦克阿瑟将军建议否认神格时，天皇提出了异议，并说他对抛弃本来就不存在的东西感到为难。他对麦克阿瑟将军真诚地说：日本人并不像西方人想象的那样，把他这位天皇看成是神。麦克阿瑟劝他说，西方人对于天皇仍然在坚持神格的想法会影响日本的国际声誉。于是，天皇同意发表否认神格的声明。元旦时，天皇发表了这份声明，同时要求把世界各国对此事的评论翻译给他看。读了这些评论后，天皇给麦克阿瑟写信表示满意。天皇对自己发表的声明感到高兴，对这一点，外国人显然很难理解。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还让日本人在某些方面得到了满足。美国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的联合指令上明确写着：“对于日本在民主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劳动、工业、农业等团体，要鼓励它们发展，并为它们提供方便。”于是，在许多产业中，日本工人组织起来了。那些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积极活动的农民组织也重新活跃起来。对很多日本人来说，主动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就是在战败之后能够有所收获的一种证明。美国有一位特派记者对我说，在东京，有一名参加罢工的人看着美军士兵喜气洋洋地说：“日本‘胜利’了，对吗？”今天，日本工人罢工与战前的日本农民起义有些相似。从前，日本农民时常因为年贡、赋税过重而请愿，并妨碍了正常生产。日本人的起义和罢工都不是西方人以为的阶级斗争，因为它们并非要试图对制度加以改变。今天，日本各个地方的罢工并没有妨碍到生产。罢工的人通常会采用这样的办法：工人“占领工厂，继续工作，增加生产，使经营者丢脸”。在日本三井集团的一家煤矿中，罢工的工人把所有管理人员赶出了矿井，然后把煤矿的日产量从250吨提高到了620吨。
而日本足尾铜矿的工人在罢工的过程中，也增加了生产的产量，还把工人的工资提高了两倍。
当然，不管美国对日本的管理政策如何具有好意，作为战败国，它的行政总是困难的。日本的粮食、住宅、重建等，都面临着尖锐的问题。如果美国不利用日本政府机构和官员，也一样会面临尖锐的问题。美国政府在战争结束前，最为担忧的是日本军人的复员问题。因为美国政府在对日本新的管理体制中，保留了日本政府机构和官员，所以，这方面带来的威胁得到了减轻。但是问题仍然不易解决。日本人非常清楚这些困难。去年秋天，日本报纸中以同情的语气说，对那些历尽艰辛的日军士兵来说，战败的苦酒是那样难喝。报纸请求这些军人不要因此影响自己的“判断”。一般来说，被遣返的军人在对待人和事情上，会表现出正确的“判断”，但是，由于失业和战败，有一些人参加了旧式的秘密结社，这些结社以追逐国家主义为目标。他们对自己现在的地位感到愤慨。他们已不再具有往昔的特权地位。从前，伤残军人穿白色的衣服，街上的行人看见他们都要行礼致敬。入伍时，村子里的人要为他们开欢送会；退伍时，村子里的人又要为他们开欢迎会，并用美酒佳肴款待他们，在宴席上还有美女和歌舞表演，而且士兵总是坐在首席。但是现在，日本复员的军人再也得不到这样的待遇。只有家人安置他们。他们在很多城市和村镇中都受到了冷遇。所以，如果你了解日本人在这种剧烈的变化中是多么痛苦，你就会知道，这些复员军人更喜欢和过去的同伙聚在一起，并极为缅怀从前那个荣誉属于军人的时代。而且，他们的战友还可以这样对他们说：一些幸运的日本军人正在爪哇、中国山西、满洲等地与盟军作战。他们会说：不要绝望，我们还会再次打仗的。其实，日本早就有这样的国家秘密结社。这些结社通常都致力于“洗刷日本的污名”。那些因为复仇的心愿未了，感到“不平衡”的人，很可能会参加这些秘密团体。这些结社就像黑龙会、玄洋社那样会使用暴力。而在日本的伦理道德体系中，暴力是“对名誉的情义”，是允许使用的。为了消灭这样的暴力，在今后很多年里，日本政府都要继续坚持强调“义务”，而贬抑“名誉的情义”。
所以，仅仅号召复员军人不要“判断”错误，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对日本经济加以重建，使那些年仅二三十岁的复员军人能找到一条生活的道路，能够“各得其所”。农民的状况也必须加以改善。经济不景气时，很多日本人就会回到农村。可是，日本很多地区都土地面积狭小，再加上沉重的债务，很难养活众多人口。日本的工业也必须发展。当时，日本人普遍反对平分遗产。在日本人的家庭中，通常只有长子能够继承遗产，其他幼子只能前往城市寻找机会。
密苏里号上的日军投降仪式
虽然日本无条件地接受了《雅尔塔公告》，并在投降书上签字，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接受了来自美国的羞辱与压迫。虽然天皇已经从神的位置上跌落凡间，但仍是日本人心中不可诋毁的神圣象征。
日本人无疑还有一条艰难而漫长的道路要走。如果在国家的预算中没有重整军备的费用，日本人就有机会提高全体国民的生活水平。大约在珍珠港事件前的十年里，日本全年财政收入的一半都耗费在军备和维持军队上。如果国家能够停止这类支出，并逐渐减轻农民的租税，就能够为一套健全的经济体系建立基础。正如前面所说，在对农产品的分配上，日本农民得到60%，还有40%用来支付租税和佃租。缅甸、暹逻也是主要产稻米，但是它们与日本的情况却完全不一样。这些国家的分配方式是：90%都要留给农民。日本农民交纳的那些高额的税金，基本上都用来支付军费了。
在以后十年里，欧洲和亚洲那些不扩充军备的国家，都将比其他那些要搞军备的国家更有发展优势，因为它们可以把财富用来建设一个健全而繁荣的经济体系。美国人在推行亚洲政策和欧洲政策时，几乎都没有注意到这样的情况。美国人不会因为巨大的国防开支而陷入贫困状态，美国也几乎没有蒙受战争的巨大伤害。美国更不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美国人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工业生产过剩。美国人的生产线和机械设备都已经达到了一个完善的程度。所以，如果美国不会大规模地从事军备、奢侈品、福利、研究设施方面的事业，就会有大量的美国人失业。同时，美国人对盈利投资的需求也很迫切。可是，其他国家则不一样，包括西欧也与美国很不相同。虽然德国要负担巨额的战争赔偿金，但是因为它不能重新进行军备建设，所以在今后十年内，如果法国扩充军备，德国就有可能拥有一个健全而繁荣的经济基础，并超过法国。日本也会因为同样的优势而在经济方面超过中国。中国目前的目标是军事化，而且中国的野心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在日本的财政预算中，如果没有含有军备预算，那么在不久的将来，日本经济就能繁荣，并成为东方贸易中的主角。日本经济将以和平利益为基础，并致力于提高日本国民的生活水平。和平的日本将在世界各国中，重新获得声誉和地位。如果美国政府能够利用自己的势力，支持日本的这些计划，对日本会产生很大的帮助。
今天的日本农村
如今的日本农村，富裕、整洁，而且基础设施也比较发达。
美国不可能以强制的方式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日本，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行。不管在哪个被统治国家，这样的方法从未成功。任何国家都不能强迫一个社会习俗及文化伦理观迥异于自己的民族，按自己的模式生活。日本人不会因为法律，就承认那些被选举出来的人是权威。他们也不会因为法律，就漠视等级制中对“各得其所”的要求。法律也不能使日本人自由随便地对待人际交往或者自我独立。日本人也更不会因为法律，就可以自主选择配偶、职业等等。不过，日本人也明确表示，他们会努力向这个方向去改变。日本投降后，当权者说，日本必须鼓励男女国民掌握自己的生活，尊重自己的良心。但是，虽然他们这样说，可是每个日本人都知道，他们开始怀疑“耻”在日本社会中的作用，并希望在日本国民中发展一种新的自由，让日本国民从对“社会”的谴责和追究的恐惧之中解放出来。
因为，不管如何心甘情愿，日本社会的压力对个人的要求都过于苛刻。社会压力要求日本人隐藏个人的感情，抛弃个人的欲望，以家庭、团体、民族代表的身份面对社会。他们曾经证明，忍耐这样的生活方式需要自我修养的训练。可是，由于负担太沉重，为了得到善遇，他们必须高度压抑自己。他们不敢要求过心理压力较轻的生活，结果在最后，他们却被军国主义分子引上了一条漫无止境的牺牲之路。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之后，日本人开始变得自以为是，并看不起那些道德观念比较宽容的民族。
在迈向社会改革的过程中，日本人首先承认自己发动的侵略战争是“错误”的，是一种失败。日本人希望在和平国家中重新获得尊重。为此，他们必须实现和平。在今后几年里，如果俄国和美国致力于军备扩张和军事进攻的话，日本人就可以利用自己的军事知识参与那场战争。虽然我们承认这一点，但是对日本会成为一个和平国家的可能性却从不怀疑。日本人的行为是善变的。如果情况允许的话，他们是会在和平世界中谋求地位的。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就会加入武装阵营。
如今，日本人已经认识到军国主义失败了。但是，日本人也会继续关注，其他国家的军国主义是否也在遭受失败？如果其他国家的军国主义没有失败，那么日本人也许会再次点燃好战的情绪，并显示他们将如何为战争作出贡献。如果其他国家的军国主义失败了，日本人也会证明他们从中汲取了教训，那就是军国主义的侵略并不会带领他们走向一条荣誉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