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作为“天下”型定居文明的中华文明

中国的早期国家

2016年8月，国际学术期刊《科学》（Science）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公元前1920年的洪水暴发为中国传说中的大洪水和夏朝的存在提供依据”（“Outburst Flood at 1920 BCE Supports Historicity of China’s Great Flood and the Xia Dynasty”）的文章。尽管此文引起了很大争议，但无论如何，通过“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展开的考古，对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新密新砦遗址和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的发掘整理，的确趋向于证明中国的夏朝和大禹其人的真实存在。

关于洪水和大禹治水，在《尚书》《国语》《孟子》《淮南子》《史记》和《汉书》等古典文献中都有详细记载。如果说夏朝标志着中国“早期国家”的诞生，那么根据这些记载，中国这个国家就是从治水活动中产生的。最初的“禹贡九州”就是治水的产物。

虽然学者们并不认为“禹贡九州”或“舜典十二州”真的是当时的行政区划，但即使只是一个规划和政治理想，若在世界范围内比较，也是独一无二的。它至少表示，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当时，位于东亚的这块土地上已经有了九块或十二块相互连接在一起的较大的定居农业经济体，并且处在一个中央权力的统一治理之下。

同时期的埃及、苏美尔等文明，尽管发育得更早，某些方面的文明成就也更发达，却没有如此大的地理范围，也不是一个地理中心，所以也不会产生“天下”的观念。即使在某个时期有过类似的意识，但随着邻近多个王国的崛起，相互交往和征战的增多，“中心”的观念也就很快让位于“林立”的观念了。

同时期的古印度文明，虽然地理范围也很大，但文明发育较晚。在夏王国时期，印度河流域还在哈拉巴文化时期，历史记录基本空白。

所以，公元前2000多年的世界，四大古文明当中只有古中国出现了大范围的、具有地理中心的、向四周延展的定居文明。而这个独特的古文明特征，就已经决定了中国早期国家的基本性质。

单从典籍这一个方面看，据《史记·夏本纪》：

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尧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鲧可。[16]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早期国家的诞生，起源于天降大任，是英雄圣王奉天之命救民于水火。

尧崩，帝舜问四岳曰：“有能成美尧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为司空，可成美尧之功。”舜曰：“嗟，然！”命禹：“女平水土，维是勉之。”禹拜稽首，让于契、后稷、皋陶。[17]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早期国家官员的诞生，从一开始就源于选贤任能。

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亹亹穆穆，为纲为纪。[18]

这讲的是为政之道。

翕受普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吏肃谨。毋教邪淫奇谋。非其人居其官，是谓乱天事。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19]

这讲的是为官之道。

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馀补不足，徙居。众民乃定，万国为治。[20]

这讲的是治理之道，即天下为公，即为人民服务，即社会主义。

虽然文献的记叙不是信史，但通过观念的形成也可以间接获得关于文明特色的基本认识。可以肯定的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世界，任何其他的文明体，无论是哪一个，都不会出现“众民乃定，万国为治”的局面，大多数根本就没有“众民”和“万国”的问题，只有在中华大地上、具有“九州”规模的大地上，才可能出现。这就是中华政治文明的真正起源，古代的诸子百家和现代的各种主义，统统离不开这个起源。

所以，并不是我们故意要排斥“西方中心论”、故意要回归“中华中心论”，历史就是这样过来的：在中华政治文明开始围绕具体的现实问题而自然展开时，真正意义的西方还没有出现，而其他文明则不具备类似的环境，也就不具有类似的问题。这是迄今为止所有西方学者所建构的“世界历史”中从未正视过的一个问题。

如果当时有一位神奇的旅行家能够走遍全球，比较世界各地的人类文明状况，他一定会震惊于中华大地上出现的发达政治文明。如果他足够睿智，甚至可以预测出各种不同文明未来的不同发展路径。如果他足够长寿，也必定会看到西方史学家们对世界历史的曲解、篡改和选择性采信。

就生产规模而言，中国的黄河和长江中下游这个广阔的平原地带，是当时世界上面积最大的经济体，而且是一个从中心向四周扩展直到外部边缘的完整范围。《左传》中有记载：“宋、郑之间有隙地焉，曰弥作、顷丘、玉畅、嵒、戈、钖。”[21]这说明，从三代到春秋的1000多年里，各个经济体一直随着大国对小国的兼并而扩大，相连的部分越来越大，但还没有完全连成片，一些小的邦国和蛮族还散落其间。而到了春秋末年，最迟至战国时期，就已经完全连成片了。秦朝统一时，这个完整的经济体已达约300万平方公里之广，约3000万人口之众。

再从生产形态上看，这个范围又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定居经济体，具有极高的生产力。在《禹贡》中，关于九州各州的地形、河流、土壤和物产都有详细描述，并按照“五服”的划分，规定了不同的赋纳。“五服”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各五百里，全部接起来，就是一个“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22]广达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天下”。

“天下”的观念，在游牧文明中不可能产生，因为他们感觉不到固定的地理范围；在小规模定居文明中也不可能产生，因为他们感觉不到固定的地理中心；在任何边缘地带文明中也不可能产生，因为他们既感觉不到范围也感觉不到中心。所以这个重要观念只可能在一个广达千里、一直伸展到外部边缘的超大定居社会中产生，因为只有这里的人们才可能充分感觉到天和地的范围和中心，也才能将世间万物的运行与“天道”联系起来。

而“天下”“天道”“天命”“天子”“天民”等观念自从产生之后，就牢固地扎根在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当中，成了中国政治文明的基础，也成了中华民族这个“广土巨族”所独有的一种精神。

根据古史文献内容推测，黄帝部落还是游牧的，不是定居的，“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23]但到了第三代的颛顼时期，就已经有了明确的定居范围：“帝颛顼高阳者……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24]

此后，这一特有的关于“天下”范围的表述几乎在每一个朝代都会重新出现。《吕氏春秋·为欲》：“会有一欲，则北至大夏，南至北户，西至三危，东至扶木，不敢乱矣。”[25]《史记·秦始皇本纪》：“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东到大海，西涉流沙，南及北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莫不臣服。”[26]《元史》：“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北逾阴山南越海表，汉唐极盛之时不及也。”[27]《大明一统志》：“我皇明诞膺天命，统一华夷，幅员之广，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南越海表，北抵沙漠，四极八荒，靡不来庭。”[28]

所以，中国的国家具有完全不同的起源，它是中华古文明的特殊产物。在巨大的定居经济体这个经济基础、发达的古代农业技术这个生产力基础、独有的“天下”观这个思想观念基础，以及圣王英雄号召“天下”、以救民利民为“天命”这个政治基础之上，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天下”型定居文明，并孕育了独一无二的“广土巨族”。

如此看来，那些根据古代地中海世界和欧洲世界历史材料归纳出来的国家起源学说，基本不适用于中国的国家起源历史，因为那里既没有出现定居文明，也没有产生“天下”的观念，而是属于“狭土小族”“游猎蛮族”，而国家也指的是那些林立的邦国，在生产规模、社会管理和政治组织等各个方面，远远不能与“广土巨族”的古中华相提并论。

（文　扬）

“天下”型定居文明

在整个古代世界，与中国类似的超大定居经济体，只在古印度出现过。但由于印度古史严重缺失，此前的哈拉巴文化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所以最早也只能追溯到公元前15世纪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建立起婆罗门教社会之后。

公元前4世纪末建立起来的孔雀王朝，是在亚历山大东征的冲击下引发的本土崛起，到了第三代帝王阿育王时期，在疆域上已是超大定居社会了，也有丰富的物产和发达的贸易。

虽然根据现代的文献有理由相信鼎盛时期的孔雀王朝在疆域、人口、政治、军事、文化等多个方面很接近中华的秦汉王朝，阿育王的多个壮举甚至还早于秦始皇，但最根本的区别是，这一王朝并未完成政治制度的现代化和国家的大一统建设。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比较了中国的秦朝和印度孔雀王朝之后，得出结论：（两者）“政体的性质可说相差十万八千里”。[29]他写道：“孔雀王朝……政府用人完全是家族式的，受种姓制度的严格限制。……据我们所知，孔雀王朝没有统一度量衡，也没有在管辖地区统一语言。……孔雀王朝的终止导致帝国分崩离析，分割成数百个政治体，很多尚处在国家之前的层次。”[30]

相比之下，同时期的中国秦朝已是一个成熟的“天下”型定居文明了。这个王朝首先实现了国家政治制度的现代化，废封建行郡县，并进行了大量的大一统建设——收天下兵，开疆扩土，堕城郭、决川防、夷险阻，驰道于天下，器械一量，同书文字，别黑白而定一尊……而秦亡之后，虽然出现了封建制回潮，但终归“汉承秦制”，一个更加建制化的“天下”帝国在秦朝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实现了更为伟大的崛起，登上了中华王朝的第一个巅峰。这最充分地说明了古中华政治文化的高度发展和持久的生命力。

再看同时期的地中海世界。大约与秦汉帝国建立的同时，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先后崛起，虽然从版图上看两者规模相当，但实质上差别巨大。首先，中国从禹贡九州这一连片定居农业区一直发展到秦国广达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一统天下，一方面是文明疆域的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是物产和人口的不断增加，是一个以定居文明为主的统一形态文明体，具有极大的内生成长力。而反观罗马帝国所覆盖的环地中海沿岸，即使实现了帝国的统一，但各处的文明类型仍然千差万别，民族和宗教也千差万别；虽然也有多处定居文明，但与中华大地无法相提并论：一是幅员较小，二是地处分散，三是相互林立。

每一个王国都清楚地意识到不远的地方还有其他王国和民族，虽然可以通过战争征服建立起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大型帝国，但不可能实现中华式的大一统，也产生不出“天下”的观念。

而且在环地中海沿岸的定居文明中，以谷物为主的农作物的生产区域并不多，也没有连成片，大多数地区只能生产橄榄油、葡萄酒和木材，所以不太可能养育很多人口。根据有关资料，罗马帝国时期由奥古斯都亲自主持了三次人口普查，根据他的自传记载，三次分别为406.3万、423.3万和493.7万人，只相当于中国战国时期一个大国的人口。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一书中将信将疑地写道：“从公元前356年到前236年，秦国据说一共杀死150多万他国士兵。历史学家认为，这些数字夸大其词，无法证实。但它仍颇不寻常，中国的数字简直是西方对应国的10倍。”[31]

根据《中国人口史》中的统计，秦朝时人口在2500万—4000万之间，虽然秦末汉初战乱导致了人口锐减，但经过休养生息之后，在汉朝的高峰时期达到过6000万。考虑到其时中国巨大面积的农业生产区，以及在当时就已很发达的耕种技术，养育的人口十倍于地中海和欧洲地区，并不奇怪。

再看古波斯。从早期历史上看，古波斯帝国是一个半游牧、半定居的文明。崛起于前7世纪的米底王国，包括了十个部落，其中有六个以农耕为主，四个以游牧为主，疆域覆盖了整个伊朗高原和小亚细亚的部分地区。公元前559年居鲁士大帝统一古波斯各部落，于公元前553—前550年击败米底王国统治者，建立起强盛的阿契美尼德王朝。

阿契美尼德王朝史称第一波斯帝国，历经220年。极盛时期的疆域横跨欧亚非三洲，总面积约为600万平方公里，人口峰值约为1800万。

国家建设方面，在史称“大流士改革”的时期，大流士划分了行省、军区，统一了铸币，修建了道路，开通了运河。从大流士一世时起，帝国就有四个首都：苏撒、爱克巴坦那、巴比伦和帕赛玻里斯。据记载：苏撒的宫殿用埃及的乌木和白银、黎巴嫩的雪松、巴克特利亚的黄金、粟特的青金石和朱砂、花剌子模的绿宝石以及印度的象牙修建装饰而成，国王及其宫廷一年四季轮流驻于每个都城。希腊剧作家欧里庇得斯在《酒神的伴侣》一篇中写道：“我离了佛律癸亚和盛产黄金的吕狄亚之后，经过太阳晒焦的波斯平原，巴克特里亚的城关，墨狄亚的寒冷高原，富庶的阿拉伯，还经过亚细亚沿岸有美丽望楼的许多城市……”[32]

古中华、古印度、古东地中海、古波斯这四个地区，是最早出现较大型、较发达的定居文明的地区。但是，古印度虽然也是超大，却没能实现政治制度的现代化，也就是没有用官僚制度取代家族统治，用世俗权力取代神权，也没有完成大一统国家建设。而东地中海古文明虽然最早，却只有狭小的、分散的和林立的定居文明，即使在罗马时期建立起了环地中海的超大型帝国，疆域面积甚至超过了秦帝国很多，但也不是大一统国家。其民族是分离的，阶级是分离的，宗教、文化、经济各方面都是分离的，帝国解体之后，一切回到从前。古波斯与罗马帝国类似，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罗马帝国的前身，所达到的文明成就也早于罗马帝国数个世纪。只是因为对于波斯帝国的历史描述主要是来自其宿敌希腊的历史学家，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

对于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福山评价孔雀王朝的那句话皆适用：“王朝的终止导致帝国分崩离析，分割成数百个政治体，很多尚处在国家之前的层次。”[33]原因并不复杂，只有实现了政治制度的现代化、完成了国家大一统建设的“天下”帝国，才有可能在未来的历史上一次次复活，而不是昙花一现。实际上，除了中国的秦汉帝国，世界历史上所有其他帝国都只是半完成，或没完成。

为什么秦朝首先完成了政治制度的现代化，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国家？为什么秦朝废封建、设郡县的政治措施在此后两千多年历史上成为“百代秦制”，被每一个王朝所实行？为什么中国在世界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里都是最富庶的国家，而且会有从中国向世界各地源源不断输送丝绸、瓷器和其他物产的“丝绸之路”？根据唯物史观，道理也很简单，就是由巨量的物产和巨量的人口这两个基本的物质环境因素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天下”型定居文明已经内含了世界第一的经济基础，加上一个与之相适应的现代上层建筑之后，就是世界第一的现代大国。

《礼记·王制》曰：

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国三十，七十里之国六十，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国。名山大泽不以封，其馀以为附庸间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国。天子之县内，方百里之国九，七十里之国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国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国。名山大泽不以封，其馀以禄士，以为间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国，天子之元士、诸侯之附庸不与。

……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国二卿，皆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34]

这种对于“四海之内”的统一规划和管理，在当时的世界没有第二个。也许如某些学者所怀疑的，《礼记》不是先秦的书，而是汉代儒生的托伪，但也仍然是世界第一，因为世界上其他地区根本没有如此范围巨大的定居文明。

秦始皇时期的石刻碑文泰山刻石辞云：“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琅琊刻石辞云：“诛乱除害，兴利致福。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碣石刻石辞云：“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35]

在世界范围内比较，孔雀王朝、波斯帝国和罗马帝国都没有达到过如此程度的大一统。

简言之，在中国这个天下国家，“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政治文化和“百代秦制”的政治制度，首先是因为其天然性而带有了必然性，从而成了自然而然的路径选择。身处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定居文明环境当中，国家一统、政治安定与经济繁荣、民生发展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不言自明。而且这个道理也只能从中国天下国家自身的历史经验中归纳出来，与任何产生于其他地区的主义和理论都不可一概而论。

（文　扬）

非定居文明

以中华“天下”型定居文明为基准，再来衡量世界上其他文明，就有了新的观察视角。

与定居文明相对的，是非定居文明。打开古代世界的地图，从中国长城以北的蒙古草原，一直到欧洲的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日耳曼森林，整个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都是非定居文明。

简单说，世界各地的非定居文明，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类是以畜牧生产为主的游牧文明，如内亚草原地区的各民族；一类是以商业贸易为主的游商文明，如阿拉伯世界各民族；一类是以远征掠夺为主的游盗文明，如西欧大陆各民族。

从历史上看，非定居文明在文明发展程度上总是大大低于定居文明的，其形象的描述、身份的定位、历史的记载，都掌握在其定居文明邻居那里。在工业化出现之前，这些落后文明的演变有两个主要方向：一是通过强行入侵和迁徙不断地将自己融入附近的定居文明当中；二是通过敲诈、贸易和掠夺在自己的故土上逐渐发展出定居城市，演变成商业型或军事型的定居文明。总之最后的出路都是逐渐演变成定居文明。

前一种主要发生在邻近的定居文明王朝陷入混乱、中央政权崩溃的时期，后一种则主要发生在邻近的定居文明政治统一、繁荣兴盛的时期。而中国的数千年历史，就充分见证了这两种演变方式。除蒙古帝国时期之外，中原王朝兴衰的周期与草原帝国兴衰的周期基本同步：匈奴帝国与大汉帝国同时出现，突厥帝国与隋唐帝国同步崛起，而八王之乱的发生紧接着就是史书上所说的“五胡乱华”。

美国波士顿大学人类学教授托马斯·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在《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The Perilous Frontier：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一书中写道：“南部的本土王朝以及东北与西北的外族王朝分割了中国的领土。在那些摧毁外族王朝并在本族统治下形成大一统的统一战争期间，草原也顺畅地再次联合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周期。一个主要的本土王朝的覆亡与在稳固的外族统治下的秩序重建之间的滞后时间在每一周期中日渐减少：汉朝崩溃后的数世纪混乱局面，唐朝覆亡后的数十年，以及明朝被推翻后的几乎同时。外族王朝的持久性表现出类似的特征——在第一个周期中是最短的，在第三个周期中是最长的。”[36]

这也就意味着，非定居文明的发展实际上“依托”于邻近定居文明的发展，通过敲诈、和亲、内附、迁徙、征服等各种形式，保持与定居文明之间在民族、文化、技术、经济、政治各方面的交流与杂糅，最终成为军事征服型的定居文明。

关于民族的杂糅，葛剑雄教授在《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一书中写道：“从秦汉以来，由北方进入黄河流域的非华夏民族至少有匈奴、乌桓、鲜卑、羌、氐、羯、丁零、突厥、高丽、回纥、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维吾尔、回、满等，其中有的来自遥远的中亚和西亚。这些民族中，一部分又迁回了原地或迁到中国以外去了，但相当大一部分加入了汉族，有的整个民族都已经消失在汉人之中了。”[37]

张文木教授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中，则从“农业全球化”的角度描述了这个现象，他认为，古代世界发生过以文明古国为辐射源的农业全球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居于强势地位的农业国家和民族最终或征服或同化了其他非农业国家和民族……其他民族也曾对这种农业全球化浪潮进行过和平或暴力的抵制……其结果是征服者被被征服者所征服，这些征服民族无一例外地被农业全球化的浪潮所溶化。”[38]

在亚欧大陆另一端，西北欧地区与地中海地区之间的关系，类似于中国北方与南方的关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前者是落后野蛮的文明，后者是先进开化的文明。前者通过类似的两种方式与南方定居文明之间在民族、文化、技术、经济、政治各方面进行交流与杂糅，逐渐演变成商业型或军事型的定居文明。

若以中国西周到秦汉，或印度孔雀王朝，或阿契美尼德王朝等任何一个文明古国的文明标准来衡量，古代欧洲基本上是文明空白，长期居住着凯尔特人、汪达尔人、东哥特人、西哥特人、伦巴第人、勃艮第人、阿勒曼尼人等被统称为蛮族的史前民族。正如朱迪斯·M.本内特（Judith M. Bennett）在《欧洲中世纪史》（Medieval Europe：A Short History）中所说的：“在与罗马帝国发生接触之前，这些民族都目不识丁，那时候的事情也都没有书面记载，因此也都属于‘史前’。”[39]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近代欧洲在崛起之后一定要将古希腊和古罗马从古地中海文明中分离出来，硬说成是西方文明的“古典时期”，因为它真实的“古典时期”什么都没有。

近代西方文明真正的诞生，始于十字军东征。在此之前的一千年里，它不过是从原始的哈尔施塔特文明和拉坦诺文明转变成为罗马帝国覆灭之后的一个个信奉基督教的蛮族部落。彼得·弗兰科潘（Peter Frankopan）在《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The Silk Roads：A New History of the World）一书中描述了这段历史：“教皇的动员得到了广泛的响应：1096年，几万人的大军开始向耶路撒冷进军。……局势突然发生了变化，西方正逐渐将自己拖向世界的中心。”[40]他的意思是，这才是西方在世界历史中的第一次亮相。

十字军东征是欧洲通过掠夺外部世界的财富将自己发展为富裕的大型定居文明的开始。在此后的一千年里，“十字军方式”不断重复——对印度的掠夺、对美洲的掠夺、对非洲的掠夺，直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全盛时期，实现了对于全世界所有非西方国家和民族的掠夺。甚至在今天，西方也仍然在进行着一种本质上属于新殖民主义的全球掠夺。

由于西方文明诞生得很晚，在它诞生之前，南方的地中海文明和东方的波斯文明与印度文明都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因此它对其他文明的“依托”表现得更为明显，文化、技术、财富和制度几乎都是输入的，很大一部分就是抢劫得来的，包括蛮族入侵和十字军这种形式的陆地远征，也包括大航海时期的海上远征，即海盗活动。

兰克将蛮族入侵、十字军东征和大航海称为西方文明诞生过程中的“三次深呼吸”，倒是客观上承认了西方文明的“游盗文明”本质。

这就是“天下”型定居文明的视角，看清世界，认清西方，理清自己，都要出于这个视角。从这个视角看出去，世界历史的真实图景其实很灰暗，远没有中华文明自身的历史那样光明。

（文　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