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论》《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光辉典范

写作于延安时期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简称“两论”），是毛泽东最著名的哲学代表作，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和精华所在。“两论”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实践的土壤，反映着中国共产党人真切的理论渴望和实践需求，从哲学层面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相互关系这一困扰中国共产党多年的根本性课题。“两论”驱散了长期被党内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笼罩着的思想迷雾，并以其闪射出的辩证思想光芒照遍现代中国革命广阔大地，从而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哲学旗帜，培育和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方法论的基本框架，也影响了现代世界的格局发展。从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道路越走越宽广。法国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认为，毛泽东的两篇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把马克思主义和人类思想推向了全新的高度。

《实践论》和《矛盾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一道具有中国实践哲学特色的独特理论景观，是中国革命的理性写意和实践写实的辩证统一，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重塑的标志性哲学论著，也是尔后毛泽东哲学思想进一步丰富发展的基石或出发点，并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史上的一座高峰。2011年5月13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党校2011年春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开学典礼讲话时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很重要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因为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的主要缔造者和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源头和基础。……有些篇目需要反复精读。比如《实践论》和《矛盾论》。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两篇代表性著作，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作出哲学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毛泽东同志就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社会科学家，他撰写的《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名篇至今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他的许多调查研究名篇对我国社会作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是社会科学的经典之作。”

“两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范式。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始终存在着如何中国化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何和中国具体实践、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这是一个关系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的问题，也关系中国革命的得失成败。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也意味着，解决这一重大问题，不是教条式照抄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原则，也不是机械地听命于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外部指令，而是需要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中国社会的实践基础，继承和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按照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哲学智慧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

一方面，“两论”从认识论和辩证法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了哲学论证，从哲学层面论证和阐明了理论与实践、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理论框架和哲学范式，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飞跃过程中最重大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哲学创造。正如毛泽东在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强调的：“离开中国特点来读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¹¹⁾

另一方面，“两论”从深层次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结合起来。《实践论》的副标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这就从题目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认识论，同中国传统哲学在知行观问题结合起来，赋予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以中华民族的文化形式。在《实践论》《矛盾论》中，毛泽东大量运用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故事、寓言、成语、俗话等形式来表达深刻的哲理，以中国元素形象生动地解析了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语言体系作了积极探索，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成功的典范。

“两论”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建设的哲学范式。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开展了全新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大国里，在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怎样才能将革命引向胜利的彼岸。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课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确立思想建设和哲学引领的自我主张，实现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文化自觉。从1921年成立到1937年这16年中，在领导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曾先后犯过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右倾机会主义使中国共产党丧失了革命领导权，导致大革命失败。大革命失败后，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有人简单地照搬俄国革命模式，使中共党内连续出现三次“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经典和理论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在制定革命政策时主观化，给中国革命带来的直接恶果，就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只能进行长征去开辟新的根据地。血的教训表明，教条主义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迷惑性大，危害性大。中国共产党人在长征途中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后，还需要在哲学上和思想上进一步厘清一系列问题：党为什么不走俄国式革命的道路？党的革命道路为什么是自己开创的？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坚定走中国式革命道路信心的关键。“两论”的发表，一方面，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全面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国革命的道路如何选择？这些关于中国革命道路选择的哲学思考，“两论”从认识论和思维方式的高度予以科学阐述。另一方面，通过揭露“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教育全党从思想上、理论上分清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带领全党摆脱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思想倾向，又逐渐形成解释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中国特色哲学智慧，即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统一，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飞跃，锻造了一个具有较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先进政党。

“两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光辉典范，集中展现了独特的中国性格和中国思维。“两论”既有与作为外来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密切联系的一面，更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由外来哲学转化为中国哲学的一面。就前者而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发源地西欧而演变为世界性哲学，将批判精神和实践精神带给了非西方民族，唤起了东方中国和中华民族的觉醒。就后者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在这一过程中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实际情况、革命实践相结合，融入中国革命的思想世界之中。对于毛泽东来说，正是由于前一方面，他才在中国哲学自身的资源外获得了一种能够再造中国的新的哲学力量；正是由于后一方面因素，他才成功地用这种新的哲学力量掌握了广大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从而真正实现了中国思想的新引领、中国历史的大飞跃。“两论”的基本思想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