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际法委员会有关条约解释的专题及相关研究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ILC）自2008年起设立有关条约解释的专题工作组。⁽⁴⁾尽管该专题着重研究与条约解释相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惯例，但是，该专题特别报告员、ILC德国籍委员格奥尔格·诺尔特（Georg Nolte）所开展的研究与历次相关报告，尤其是13项结论草案及评注，⁽⁵⁾首先涉及条约解释的一般问题，即，“条约解释通则和资料”，并全面比较ICJ、各种国际经济制度下的裁判机构、人权法院和人权事务委员会和其他国际裁判机构的条约解释实践。正如诺尔特在其最初提案中所指出的：“当重要的条约，特别是1945年后的造法条约达到一定阶段，它们运作的环境与当初缔约方的环境已大不一样。所以，有些条约的规定很可能需要重新解释，甚至非正式修订。这可能涉及技术性规则以及更具普遍性的实质性规则。”⁽⁶⁾这说明条约解释对于更好地适用有关条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16年关于该专题的结论草案评注强调：应在VCLT规则框架下，“识别和阐释有关权威学说及例子，并分析某些适用这些规则可能引起的问题。”⁽⁷⁾

2006年ILC有关解决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的研究报告提及条约解释的“体系整合原则”，即，依据VCLT第31条第3款（c）项，将被解释的条约款项置于相关国际法规则的体系“背景”中加以解读，⁽⁸⁾并将条约解释作为与该报告密切相关的问题，但其主题毕竟还不是条约解释。因此，与条约解释相关嗣后协定与嗣后惯例专题组是ILC成立以来首次设立的条约解释专题工作组。

ILC近年来关于《习惯国际法的识别》的研究专题与条约解释的习惯国际法密切相关。该专题的2013年首次报告在“其他法院与裁判庭的判例法”项下，以WTO争端解决案件为例，论证VCLT编纂的条约解释规则具有习惯国际法的地位，⁽⁹⁾却未提及ICJ在“领土争端案”中最先做出相关明确判断。该研究专题的一系列报告对分析条约解释规定的习惯国际法性质，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此外，ILC于2011年通过有关条约保留的行为指南草案，⁽¹⁰⁾对VCLT关于保留的条款做了进一步的解释，⁽¹¹⁾并对条约缔约方“解释性声明”（interpretative declarations）的保留作了详细规定。⁽¹²⁾这些解释或规定本身虽不涉及条约解释的规则，但与条约保留方面的特殊解释问题密切相关，已引起了条约解释的学者关注。⁽¹³⁾可见，近年来ILC十分关注条约解释问题，通过专题或相关研究对条约解释的国际法实践做了全面、深入的归纳、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