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国际组织》的历史和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学科分支的兴起是建立在20世纪40—60年代丰富的学术传统之上的。许多在过去30年里受到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学者重视的主要理论线索就是在那些年里发展起来的。此后，学者们继续研究权力、财富和社会目标之间的关系，现在仍然如此。

《国际组织》的历史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是一些更加复杂、更加自觉的理论体系发展的组成部分，学者们使用这些理论体系，分析世界政治中恒久的问题。任何历史回顾都无法再现这一复杂独特的学术发展历程。为了叙述的方便，也是因为我们的叙述反映了我们自己的学术经历，这篇论文的讨论是沿着两条明晰的主线展开的：一是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现实主义理论和自由主义理论之间的论争，二是国内政治研究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之间的关系。

我们指出，20世纪90年代，学术争论的焦点发生了变化。受到经济学和文化学大潮的影响，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成为更为重要的学术论战。这场论战为一般的社会科学研究和具体的国际关系及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提出了不同的宏观理论。理性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之间的学理辩论对我们的最大启示是，任何一种理论，任何一种研究人员自己偏爱的理论，都不足以解释现实。如果坚持认为自己的理论是惟一正确的理论，学术就会变成贫瘠的荒原。知识和理解通过不同理论思想和研究纲领之间的论争而得以发展成长。但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要判断一般性理论和具体研究纲领是否有用，说到底，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看它是否能够提出既可以从学理上加以分析又具有重大实际意义的问题。

一般性理论之间的论战一直在持续，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在具体研究纲领方面也一直在发展。我们认为，这一研究领域已经变得越来越成熟。比起20世纪70年代来，我们的分析工具更趋完善，我们的理论解释更加丰富。但是，实质性研究成果仍显匮乏：非直觉的、论述严谨的因果分析还不多见。有些研究成果指出我们无法做出可信的预测，但却没有告诉我们如何才能做出可信的预测。多均衡解频繁出现的博弈理论在这方面就是一个很好的启示。但是，比起30年前，我们毕竟对国际政治经济运作的许多核心进程有了更多的了解，比如，权力在不同脆弱性条件下是如何运用的，国际机制是如何影响政府决策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是如何通过制度进程相互作用的等等。如果没有多年来在贸易和工业、货币和能源、金融和投资、环境和人权等各个领域中实质性研究成果的积累，本书刊载的许多论文都是不可能完成的。

在国际政治界和学术界，许多原先确立的界线正在变得模糊起来，新的界线也正在得以确立。柏林墙的倒塌，战略两极的终结，苏联的和平解体——在出现了这一系列事件之后，世界政治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目睹了不同地区的不同民主化进程、为争夺领土发生的种族冲突，以及由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向地区大国扩散引发的日益激烈的竞争。我们也看到了世界一些地区经济一体化意义重大的试验，另外一些地区继续被边缘化的景象。我们还看到由于重组后的世界贸易组织的支持，国际贸易得到扩展；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治理机构对其职责的重新定义。同时，在许多穆斯林地区原教旨主义也在扩展。环境主义、女性主义和人权运动等强劲的世俗社会运动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活跃。现在，有很多机会可以使我们跨越学科和次学科界线，创建新的联系。所有这些发展都显示了当今世界政治的复杂性，同时也表明，在不同的一般性理论之间、在不同的具体研究纲领之间，完全有可能建立新的联系。

当今的世界，跨越边界的活动日益增长，所以被人们称为“国际化”或是全球化。这一现象并非史无前例。19世纪末，国际金融市场已经高度一体化，其程度可能比不久之前的任何时候都要高。当时的贸易流量也比20世纪大部分时候都要大。新的技术开拓了新的机遇，但却没有明显的迹象说明新技术如何影响国家和社会中的控制格局和权威结构。全球化如何对国家的政策和行为产生重大影响，国家机构如何抵制这样的影响——这些仍然是有待研究的问题。这类研究的重点仍将会是过去30年里学者们研究的重要关系：财富与权力的关系、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利益与制度的关系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与国内政治的关系。制约因素和机遇都可能发生变化，主要行为体以及它们接受的规范也可能发生变化。然而，研究这些新现象的学者依然会从国际政治经济学上一代学者的成就和失误中得到启示、学到东西。

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复杂性使它还无法直接用于政策。正像我们在上面指出的那样，现在还无法得出关于因果关系的简洁明了的科学“结论”，使决策者很容易采纳应用。同时，为《国际组织》杂志审稿的学者采取了十分严格的社会科学研究标准，这似乎又不鼓励政策性论文，结果是《国际组织》杂志上发表的政策性论文越来越少。正因为如此，《国际组织》杂志也反映了国际关系学术界和政策界之间存在的鸿沟。

虽然学术界和政策界的关系不甚密切，但是仍然可以在两者之间建立联系。与学术辩论甚至研究发现比起来，更为重要的是研究人员对于变化的现实提出来的各种解释，亦即这一学科分支提出的概念和从事的广义的“理论化”事业。学术界最先提出的一些观念已经在政策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我们还不清楚，这到底是反映了国际关系研究所产生的结果，还是仅仅反映了政策界和学术界对世界的同步认识。不管怎样，现有的共识是：相互依存影响着权力和财富；国际制度是使国家通过合作促进利益的有效机制；理解国内政治已经不仅仅要考虑国内利益，而且要考虑国内和国际制度，要考虑世界政治经济结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互动的重要意义在政策界也越来越得以理解。

学者在自己的研究活动中选择什么方式，是由诸多因素决定的。这要取决于他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提出和发展理论，还是解决具体的经验性问题；也取决于他们的研究兴趣、研究方法、可以使用的数据、可以掌握的资源以及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念等。我们之中谁都不能断言自己的选择就一定能在学术上收获丰饶。虽然我们借鉴前辈学者和优秀社会科学家的成就，但是，我们的视野是有限的。正因为视野有限，我们就更应该意识到，即使最近国际关系学界在方法论、理论和认识论方面展开了新一轮的辩论，我们的智力也不一定会因之神奇地聚集到学术要点上去。但是，世界政治的有些方面正在发生变化，有些方面没有发生变化，就这些问题展开的新的学术论战至少表明，国际政治经济学正在日益融入更为广阔的社会科学论战之中。对于《国际组织》杂志的作者来说，这无疑为他们提供一个备受欢迎的良好机会；而对《国际组织》的编辑和读者来说，这也确实开拓了一方令人振奋的学术天地。

（秦亚青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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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Lakatos 1970.

2. Kuhn 1962.

3. 世界和平基金会成立于1910年，创始人为Edwin Ginn出版公司老板埃德温·吉恩（Edwin Ginn）。

4. Goodrich 1947，17.

5. 参见Rothwell 1949；Little 1949；Dennet 1949。

6. Cox and Jacobson 1973.

7. 参见Schelling 1960, 1966; Kissinger 1957a, b, 1965; Allison 1971。

8. 参见Waltz 1959；Singer 1972。

9. 参见Hirschman［1945］1980；Staley 1939；Viner 1948；Kindleberger 1973。亦参见D.Baldwin 1985。

10. Carr［1946］1962.

11. 参见Nettl 1968；Huntington 1968。

12. 参见Kingdleberger 1962，1978；Landes 1969。

13. Bauer, Pool, and Dexter 1972.

14. Waltz 1959.

15. Waltz 1967.

16. 参见Kissinger 1969；Allison 1971；Halperin 1974；Steinbruner 1974。

17. 参见Bendix 1964；Gerschenkron 1962；Moore 1966；Tilly 1975；Skocpol 1979。

18. Haffmann 1966.

19. 参见Haas 1958，1961；1964b；Mitrany 1966。

20. 参见Deustch 1953；Deustch at al. 1957；Russett 1963；Merritt 1966。

21. 对这些研究做出精彩总结并有新的发现的著作有：Lindberg and Scheingold 1970；Nye 1971。

22. Lindberg and Scheingold 1971.

23. Haas 1975，1976.

24. 参见Moravcsik 1991，1998；Wallace 1990；Keohane and Hoffmann 1991；Sbragia 1992。

25. 参见Cooper 1968；Vernon 1971。

26. Keohane and Nye 1972.关于对此后20年相关文献的综述，参见Risse-Kappen 1995b。

27. “跨国关系”不是基欧汉和奈发明的。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在1959年的一篇论文中首先使用了这一术语。参见Keohane and Nye 1972，x。沃尔弗斯使用“跨国”一词是用其传统意义，他说：“在讨论非国家的团体行为体时，我们并不缺乏合适的术语。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重要的一点，即所有带有‘国’的词语都表现了民族国家的特征。”Wolfers 1962，20.

28. Gilpin 1972.

29. Gilpin 1975.关于其他现实主义的优秀著作，参见Knorr 1975；Strange 1976。不过，这些著作在系统性和力度方面均不如吉尔平的著作。

30. 参见Baran and Sweezy 1966；Magdoff 1969；Mandel 1976；Gilpin 1975，1981。

31. 参见Waltz 1970；Rosecrance and Stein 1973；Katzenstein 1975。

32. Strange 1979，1988.

33. Morse 1970；1976.吉尔平在对战争的研究之中进一步探讨了技术变革与世界政治之间的关系。Gilpin 1980.

34. Strange 1966，14.

35. Krasner 1976，317.

36. 参见Keohane and Nye, 1977; Baldwin 1979。

37. Morgenthau 1948.

38. Waltz 1959，1979.

39. 参见Kaplan 1957；Rosecrance 1963；Waltz 1979，1986。

40. 参见Haas 1958, 1964a, b; Allison 1971; Keohane and Nye 1972; Rosenau 1969a。

41. Dahl 1961.

42. Burley and Mattli认为，外溢效应在欧洲法律进程中仍然得以继续，这是许多研究人员没有注意到的现象。Burley and Mattli 1993.

43. Allison认为这一说法是Don K.Price的发明。Allison 1971，316，n.71.

44. Kehane and Nye 1974.亦参见Rosenau 1969a。

45. Halperin 1974.

46. 参见Ruggie 1975，570；Keohane and Nye 1977，19。

47. Kindleberger 1973.

48. 参见Gilpin 1975；Krasner 1976。

49. 参见McKeown 1983；Stein 1984。

50. 参见Lake 1984；Snidal 1985b。关于贸易的论述，亦参见Milner 1987，1988；Oye 1992。

51. Gowa 1989，1994.

52. Krasner 1983b, 1.

53. 参见Keohane 1982，1984。

54. 参见Olson 1965；Akerlof 1970；North 1981，1990；Willaimson 1975。

55. 参见Axelrod 1981；Oye 1986。亦参见Rapport and Chamnah 1965。关于这方面的进一步论述，参见Axelrod 1997；Cederman 1997。

56. 可参见Young 1989，1994，1997；Lipson 1991；Rittberger 1993。

57. Krasner 1991.

58. Grieco 1988，1990.

59. Powell 1991，重载于鲍德温（Baldwin 1993）编著的书中。亦参见Keohane 1993。相对收益问题是由两种“主义”（分别为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之竞争所导致的辩论的一个范例，这样的辩论引发了经验研究，并最终实现了分析性的解决方案。

60. 参见Stein 1990；Martin 1992a；Oye 1992。

61. 参见Martin 1992c；Aggarwal 1996。

62. R.Cox 1981，1987.

63. 参见Prebisch 1959；Cohen 1973；Cardoso and Falleto 1979。

64. 参见Wallerstein 1974，1979，1991；Arrighi 1994。

65. Caporaso 1978a.

66. Evans 1979.

67. Pachenman 1992.

68. 可参见Haggard 1990；Wade 1990；Evans 1995；Haggard and Kaufman 1992，1995。

69. 关于研究葛兰西和国际关系的论文集，参见Gill 1993，其中重载了Cox 1983年发表的重要论文。

70. Krasner 1977, 1978. 亦参见Katzenstein 1976; Evan, Rueschemeyer, and Skopcol 1985; Evans 1995。

71. 布鲁斯·安德鲁斯（Bruce Andrews）曾写过一篇优秀的论文，他借鉴话语理论，将国家视为受规则管理的社会行为体。这种观点在10多年的时间里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参见Andrews 1975。

72. Ikenberry, Lake, and Mastanduno 1988.

73. 参见North and Weigngast 1989；Fearon 1994b；Schultz 1996。

74. Katzenstein, 1978.

75. Zysman 1977，1983.

76. Comisso and Tyson 1986.

77. 这类文献太多，在这里无法一一列举。自从20世纪80年代起，“康奈尔大学政治经济研究系列丛书”收入了关于这类问题研究的70部著作。

78. Gourevitch 1978.

79. 参见Cameron 1978；Kurth 1979；Katzenstein 1984，1985；Snyder 1991；Kupchan 1994；Simons 1994。

80. 参见Putman 1988; Evans, Jacobson, and Putman 1993。

81. Moravcsik 1997.

82. Rogowski 1989.

83. Frieden 1991.

84. 参见Frieden and Rogowski 1996，42—47；Milner 1997；Lake 1996及其即出著作。

85. 参见Keohane and Milner 1996，10—14；Feldstein and Horioska 1980；Oman 1994；Shaw 1994；Jones 1995；Rodrik 1997；Obstfeld and Tayloy 1997。

86. 参见Keohane and Milner 1996；Garnnett and Lange 1995（在Keohane and Milner 1996中重载）；Pauly and Reich 1997；Samuels 1994。

87. 参见Rosenau 1990，1997；Appadurai 1996。

88. 参见Lebow 1994；Stein 1994。

89. Wohlforth 1994.

90. 参见Waltz 1990；Snyder 1996。

91. 参见Mearsheimer 1990；Waltz 1993。亦参见米尔斯海默（Mearsheimer 1994）以及后来在《国际安全》杂志上的辩论。

92. 参见Morgenthau 1948，chap.2，3；Schweller 1996。

93. 参见Katzenstein 1996b; Lapid and Kratochwil, 1996。

94. 可参见Fankel 1996。

95. 参见Fearon and Laitin 1996；Posen 1993a。

96. 参见Nye 1990；Ikenberry and Kupchan 1990。

97. 参见Scott and Lake 1989；Nau 1990。

98. Morrow 1994b.

99. Fearon 1995.

100. 参见Keohane, Nye, and Hoffmann 1993; Wallander 1998。

101. 参见Goldstein and Keohane 1993b；Garrett and Weigast 1993。

102. Goldstein 1993, 1996. 亦参见Hall, 1989b; Sikkink 1991, 1993a, b。

103. 雷蒙·阿隆从社会学角度对战争与和平研究的巨著在美国的研究生教育中没有起到重要作用，赫德利·布尔关于国际社会的重要论著在出版后的十年里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参见Aron 1966；Bull 1977；Hoffman 1986，1987。

104. Ruggie 1983a, b, 1998.

105. 参见Kratochwil and Ruggie 1986；Onuf 1989；Kratochwill 1989，尤其是第四章。

106. Wendt 1992以及即出著述。

107. 关于从哲学角度对建构主义理论进行的精彩论述，参见Searle 1995。

108. 我们在这里使用这一分类方法，主要是出于分析的目的。我们清楚地意识到，在每一类中都存在差异，三类之间的界线也不甚清晰，学者在不同论述中也会改变立场。我们的这一分类借鉴了Price and Reus-Smit 1998和Hopf 1998的分类方法。

109. 参见Meyer 1980; Thoma, Meyer, Ramirez, and Boli 1987; Strang 1991; Finnemore 1996a, b。

110. Keck and Sikkink 1998.

111. Mueller 1989.

112. 参见Katzenstein 1996b；Berger 1996。

113. 参见Katzenstein主编文集收入的论文，1996b。亦参见Kier 1997。

114. 参见Tincker 1992；Kek and Sikkink 1998。

115. Ruggie 1983a.

116. 参见Katzenstein 1996a；Price 1997。

117. Johnston 1995a.

118. Nau 1990，1997.

119. 参见Risse 1997；Adler and Barnett 1998。

120. 参见Ruggie 1983a, 1992, 1998; Koslowski and Kratochwil 1994; Risse-Kappen 1994; Reus-Smit即发表论述。

121. 参见Klotz 1995c；Price 1997。

122. George 1994.

123. Ashley 1984.

124. 参见Katzenstein 1996a, b. Adler 1997。

125. 参见Rogowski 1989；Frienden 1991。

126. 参见Shepsle 1986；Morrow 1994b；Fearon 1995。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博弈式理性主义典型的做法是表明存在多种博弈均衡解，这就削弱了对行为的任何确定性预测。

127. Katzenstein 1996b.

128. Kreps 1990a.

129. Sugden 1989.萨格登提到休谟在18世纪的理论；帕斯卡在一个世纪以前也提出了同样的理论。参见N.Keohane 1980，278—281。

130. Ferejohn 1991.

131. Schelling, 1960, 55—56.

132. Jervis 1976.

133. Janis 1983.

134. 参见Goldstein and Keohane 1993b; Haas 1993, 1997; Sikkin 1993a, b; Adler and Haas 1992; Adler 1987; Haas 1992c。

135. Wendt 1987，1992，以及即出版论述。亦参见March and Olson 1989; Powell and Dimaggio 1991; and Jepperson, Wendt, and Katzenstein, 1996。

136. 关于说服问题，参见Finnemore 1996a；亦参见具有长期传统的法律研究，如Franck 1990；Chayes and Chayes 1995。

137. Swedeberg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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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我们收到了对前几稿的批评意见。这些意见篇幅长、富有思想，且内容详尽，对我们帮助很大，使我们能够在这里做出清晰和恰当的历史陈述。还有几位同事的口头评论也非常有价值。我们要感谢以下同事：伊曼纽尔·阿德勒（Emanuel Adler）、戴维·鲍德温（David Baldwin）、马克·布希（Marc Busch）、本杰明·科恩（Benjamin Cohen）、戴维·德斯勒（David Dessler）、朱迪思·戈尔茨坦（Judith Goldstein）、彼得·古诺维奇（Peter Gourevitch）、斯蒂芬·哈格德（Stephan Haggard）、厄恩斯特·哈斯（Ernst Hass）、彼得·霍尔（Peter Hall）、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迈尔斯·卡勒（Miles Kahler）、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Kupchan）、戴维·莱克（David Lake）、罗伯特·利伯（Robert Lieber）、亨利·诺（Heenry Nau）、约瑟夫·奈（Joseph Nye）、M.J.彼得森（M.J.Peterson）、西蒙·赖克（Simon Reich）、托马斯·里斯（Thomas Risse）、约翰·杰拉德·鲁杰（John Gerard Ruggie）、布鲁斯·拉西特（Bruce Russett）、基伦·斯金纳（Kiron Skinner）、阿瑟·斯坦（Arthur Stein）、贾尼丝·斯坦（Janice Stein）、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和奥兰·扬（Oran R.You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