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在四个主要国家的演变

我将简要地探讨一下在德国、法国、英国与美国这四个国家国际关系研究的演变。欧洲内部其他有趣的例子是具有独特国家历史的意大利与俄罗斯，以及堪称现在欧洲第二大或者第三大国际关系学术团体的北欧国际关系研究。

每个国家都按照同样的程序来讨论。现代社会科学是在19世纪中期两个重要的制度变革背景下产生的：一是民族国家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法国的现代化，以及美国国家建设的开始），二是大学通过彻底的改革，朝现代研究型大学转变。阐述了总的社会科学原则以后，我要论及社会科学内部的斗争问题：什么模式特别是什么类型的政治科学？由于国际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被视为政治学下的子学科，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产生于国际关系之前，但是一般又在其他社会科学之后，其他社会科学在19世纪就有了，而政治学直到19世纪晚期与20世纪早期才出现。我接着追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战后一段时间以及后来时间里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一门独立的国际关系学科出现了吗？如果是的话，它的学科边界、核心以及特征是什么？

德国

与法国和意大利相比，1870年后德国的政治学发展的推动力是不足的，“也许是因为德国受到当代社会转型问题的挑战比较少。相反，在许多国家机构中服务的保守官员以及大学教授眼中，……国家观念已经最终在帝国的德国中实现了，如果从事政策研究的知识分子还有什么可做的话，那倒不是去探究这个国家的结构与运行，而是要为加强与完成国家功能而服务”⁴⁶。可以不需要对政治制度进行分析，因为按照法律实证主义的设想，它是对国家法律理论的一个基本补充而已。由于它是个完整的概念与知识体系，它为律师、法官以及政府官员提供了行事的基本原则，从而把法律作为拥有独特方法与概念的一门现代学科。⁴⁷科学与政治领域中行为者之间这种话语联盟由于国家建设过程的原因，在德国比在其他地方都显得更为有效。

普鲁士教育部长威尔海姆·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推动的19世纪早期著名的大学改革产生了三个重要影响，其中两个是未曾料及的。第一，洪堡计划加强教授的地位——教授由国家任命而不是由大学任命——并确立单一教授体制（与美国多教授部门是相反的）。第二，尽管部分是因为第三个影响的结果，但是大学内部的学科分化与洪堡倡导的普通教育理念是相悖的。第三，作为研究与高等教育结合体的研究型大学的出现，导致对学术专业化的不断需求。与美国更为实用的过程相比，德国学术的专业化达到极端的理论纯粹化状态，如纯经济学、法律与社会学。⁴⁸学科的门槛非常高，当时认知上的需求很难满足政治学发展的条件。它对我们关注的主题的持久重要意义是：第一，政治科学的发展非常弱，不在职业训练的控制下（这个规则很大程度上一直保持到现在）；第二，各个系科中的等级结构确立了。

看上去矛盾的是，19世纪德国形成了本可以成为国际关系学科的一个概念核心——后来却出现在美国。在那时的德国，这组观念是历史研究的核心，因此人们并没有试图用它去建构一门独立的学科。德国历史研究中的历史主义或者“权力学派”是从理想主义、强国家概念以及把国家视为行动单位的严格的权力理论中产生出来的。⁴⁹

然而在德国，所有这些联系，包括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由于1945年德国的分裂而变得比其他地方更不重要了。制度特征而不是理论研究内容在战后发展中得以继续存在并获得更大的重要意义。国际关系研究完全是在政治学下展开的（没有独立的组织，以及1994年前没有独立的理论刊物）。理论研究内容受到继续以现实主义（不说是“地缘政治”）进行研究的不可能性的影响。矛盾的是，当现实主义思想的德国传统成为美国国际关系团体正式主导理论的时候，它在德国则正处于艰难时期。⁵⁰这种转折导致德国国际关系研究具有许多独特性。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这段时间，理论上大部分开创性的工作都集中在和平研究上。尽管有些研究的社会学倾向要比政治学倾向更明显（例如与加尔顿的北欧和平研究紧密相关的研究），但是大部分都是直接与国际关系研究相关的，例如迪特尔·森哈斯（Dieter Senghaas）关于威慑中断的研究。⁵¹80年代与90年代英美出现的许多批判研究对于德国那些处于中年的和平研究者来说看上去一定是特别的熟悉。

在20世纪70年代，德国国际关系的中心研究开始倒向对跨国相互依赖的研究，这点比美国甚至英国当时的相互依赖研究还要明显。大部分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文献都以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为基础，它们对国际关系理论贡献不大。因为很多原因，90年代的德国国际关系研究似乎既要发展出独立的理论，又要将这些理论面向国际学者。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的话，德国的学者就会在理论与背景上具有很多比较优势。⁵²例如，哈贝马斯就是个例子（用德语出版的作品）。因此，所有关于理性选择的讨论——初看上去像是美国人的辩论——都会陷入不同的语义争论中，因为可替代的战略理性不是主要由规范限制的，而是由交往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限制的。⁵³尼克拉斯·鲁曼（Niklas Luhmann）的系统理论被运用到国际关系研究中时，语言学优点就显得更为明显。⁵⁴一个主要的背景优点来自德国在许多重要的方面都已成为欧洲化的国家（Europeanized country），⁵⁵因此德国学者更倾向于对一体化进行最为激进的后主权解释（可以比较本文“状态与展望”一节以及第126个注释）。

但是，大部分主流的学者——至少在规模较大的大学工作的重要学者——主要还是在阐释着美国的理论。这些著作的特点也许对英语读者来说是非常熟悉的，例如沃尔克·里特伯格（Volker Rittberger）领导的图宾根研究团队对机制理论的研究。⁵⁶德国式的缜密研究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复杂与无限的理论，其结果是，复杂的模型看上去似乎是正确的，但是却丧失了美国学者建立理论所要求的“简约性”。在受到日益增加的被动员起来的更低层次——例如像还没有在主流学术圈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却办的非常成功的ZIB杂志所表明的那样⁵⁷——以及欧洲国际关系研究国际化的压力下，德国国际关系研究可能会发生重大的变化。至少，人们会希望这样。这里的条件比其他地方可能对独立理论的产生都要更好，足以汲取丰富的国家传统，并完全赶上美国的国际关系发展。

法国

研究法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人常常会提到其影响很大的社会学，“行政趋向的，政治科学的职业化特点，以及混合新古典与工程思想特点的经济学”⁵⁸。当前法国社会科学三足鼎立的结构可以从足以追溯到17至18世纪的制度分裂中得到解释。法国国家的变革对社会科学认知身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在有些国家，社会科学是共同进化然后慢慢分裂开来的，但是在法国，各门社会科学是迅速独立起来的。在18世纪，人类科学开始包括社会理论的不同的形式，到了19世纪像哲学、心理学以及社会学已经公开制度化了。同时，经济学被纳入法学中。政治科学长期没有一个正式机构，1871年主要是以培训高层文官的职业学院形式出现的（政治科学院，即今日的政治研究所）。在战后早期，所有的学科都拥有专业组织、杂志、大学学位，因此都成为成熟的学科，但是它们仍然维持自己独立的状态。在法国，一个社会科学院（系）并不是正常的编制。⁵⁹

导致这种发展的两个重要原因是绝对的国家与大学的衰落。例如，与德国不同的是，在17与18世纪，大学并不是学术的中心舞台。新的制度更具有发展潜力——1530年创立的法兰西学院以及其他学术机构。这些研究机构独立于教会以及对国家的依附，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到不同的一级学科。人文学科获得了非凡的自由与荣誉地位，从而奠定了法国知识分子的独特传统。“没有授予学术权利的领域是政治学、法律与行政，……在绝对主义国家统治下的法国，政治是国家垄断的事情，不被认为属于知识分子考虑的正当主题。”⁶⁰

在当代教学、研究与职业教育之间的分裂（每个都委托给不同的机构管理）下，各个名校都包括许多拿破仑时代所具有的那些工程式的行政管理者。⁶¹按照后种路线，政治科学获得了完全的学术承认但却是“以成为没有概念核心的专业为代价的”⁶²。创立私立学校的埃米尔·布特米（Emile Boutmy）对机构建设的关注要先于对他自己的政治心理学项目的关注。虽然有了一个训练所，但是其中却没有关于政治科学任何清晰的轮廓。今天政治学可以在学术体制的所有三个部分中发现：国立科学研究中心（CNRS）主导下的研究（国际关系主要集中在国际科学研究中心内）；私立学校的精英培训；以及大学体制中的教学（一些设立了政治学系，有些则把政治学置于法律门类下）。然而，由于早期政治科学主要是应服务于精英培训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所以与其本身的含义相去甚远。

法国政治学的许多主题关注的是政治经济学与政治社会学。不过，在实践领域，法国政治学一段时间与德国政治学形成强烈的对比，因为法国培养了大量的文官。然而，当戴高乐在1945年创立国立行政学校（ENR）时，政治科学的培训功能就削弱了。而且，它仍然保留着实践的色彩，使国际关系研究朝着实践知识（如国际法）的方向而不是理论方向发展。在美国，对政治学家来说，政治科学应该成为像经济学以及最终像自然科学那样，而法国的政治学则夹在行政学与人文学科之间。

由于法国的国家制度比德国与意大利要更为统一与结实，与法律相比，社会学对这种结合来说就是更关键的。德国与意大利在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所形成的国家制度建立在各种各样的社会基础上，因此不得不更多地依赖法律思想来完成整合。“而在法国则正好相反，在杜尔凯姆社会学中对社会一致性的理解成为新共和国自我理解的重要部分。”⁶³因此，当政治学转向往理论方向发展时，它最可能就是从理论社会学那里借鉴知识。

对国际关系的三个总的影响就是：不存在国际关系学科；大部分国际关系研究是实践性的而非理论性的；以及单个学者都可以横跨多个领域展开研究。像著名的社会学家阿兰·杜兰（Alain Touraine）或者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与哲学家安德烈·格拉克斯曼（Andre Glucksmann）与阿兰·芬基尔克劳特（Alain Finkielkraut）一样都发表国际关系文章。国际关系学者一般与其他知识分子一起在《精神与辩论》杂志上发表文章，就如摩根索以及其他一些学者在战后第一个十年中在美国也是在其他刊物上发表国际关系文章一样。（今天，美国最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都不是公共知识分子了。⁶⁴）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在两次大战期间并不存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热烈的辩论。就如玛丽-克劳德·斯莫茨（Marie-Claude Smouts）所言，对卡普兰系统理论的无动于衷，对华尔兹的冷淡，以及对后来跨国主义（功能主义、一体化理论与相互依赖理论等）的怀疑，显示戴高乐将军的拥护者们比德国或者北欧国家的学者们更强烈地感受到美国对这门学科的帝国主义式的主导地位。⁶⁵

例如，德国学者一直关注自己的研究要符合美国学者的标准，⁶⁶而法国学者一直对这样的比较——既不在国家传统视角上也不在这门学科的全球视角上做比较——不感兴趣。⁶⁷就如约翰·格鲁姆（John Groom）所指出的，法国学者在国际上占有的地位非常小，但是“法国学术界的相对孤立的确也有自己的优点，它赋予了国际关系学以多样性以及独立的学术话语。它让国外学者感受到新的与众不同观点的冲击，这也许正是有益的。这不是中心与外围的问题，而是独立的、自主的知识议程与学术话语问题。仅就其存在而言，是有一定意义的”⁶⁸。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是目前为止在国外名气最响的学者，但是他对典型的美国理论特别是摩根索的理论并不是非常在乎，他以自己独到的方式解释国际关系，因而得到美国学者的广泛承认。他的独到之处在于致力于把社会学理论与人类行为学糅合在一起。战后法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另外一支传统是历史学派，它具有独特的风格，部分是因为外交史研究被逐步与年鉴史学派（Annales School）研究合在一起。⁶⁹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年鉴史学派通过对马塞尔·默利（Marcel Merle）的影响而突出其重要性。默利、伯特兰·巴蒂（Bertrand Badie）以及斯莫茨强调国际关系研究相对于美国大学中的理论来说，文化特殊性的重要意义所在，并且与阿隆截然不同的是，他们放弃了把国家作为统一的单位的假设。⁷⁰结果非常出人意外，即激进的跨国主义似乎并没有与法国政策研究圈中的主导概念形成互动。也许这可以部分理解为法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理论与经验研究的薄弱联系以及理论地位的相对不重要。大部分法国学者从事经验或者政策研究，并不存在美国学者那样一定要把自己的研究定位于理论研究或者要证明自己的文章具有理论意义。结果是，过去许多以国家为中心展开的国际关系研究多多少少受到阿隆的影响。由于理论是多余的，它可以独立发展，扮演与传统智慧相反的角色。⁷¹在理论和政策研究中看重的都是严格的概念化以及通过对概念的恰当使用，而非在一般辩论中所惯常持有的立场。

区域研究也被认为是法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突出点，它影响了理论的发展。⁷²一段时间在其他国际关系团体中几乎消失的像伯特兰·巴蒂这样的一些学者，开始是在其他学科中开展研究的，他们很晚才跨入国际关系学者行列。⁷³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国际关系研究作品几乎都无意声称要确立该学科的自主性，按照斯莫茨的说法，在政治科学独立性形成都如此困难的情况下，这似乎是不现实的。⁷⁴克劳斯-吉尔德·吉森（Klaus-Gerd Giesen）颇有微词地认为，国内市场上的主导地位是通过与世界市场的分离来得到维护的，因此，一门清晰的国际关系学科身份对这些学术领导人来说是没有吸引力的。⁷⁵最温和的解释是，这样可以保持法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特色：也就是与社会学、哲学、人类学研究保持密切的联系，这是从阿隆到当代法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特点，例如在对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研究上就产生了大量有创新性的成果。

英国

英国的例子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因为它只有一个理论主线——尽管是多种含义的——解释大部分当代形势。作为“绅士知识”（gentlemen's knowledge）的旧的自由主义教育传统一直维持着，并与新的大学教育结合起来。旧的英国大学学院的目的不仅仅在于传授知识，还在于培养年轻学生的个性与观念，以在19世纪为帝国产生一批意见一致的统治阶层。⁷⁶这种情况“反映拥有土地的贵族所具有的不可动摇的地位，他们憎恶正规化、集中控制以及规则，……应该最终由精英文化……来维持相对非形式化的国家制度。从某些重要意义上说，精英文化可以在学术制度中得到再生产以及改造，学术制度可以被恰当地描述为精英社会化的场所而非为了特定专业进行正式培训的地方。”⁷⁷

这种教育传统的核心因为新专业的出现而得以扩大，即使在牛津与剑桥这样的学校，也开设了更多的专业医学与工程科目，19世纪晚期，更多的大学开始增设更多实用性的学科。不过，其核心从来没有被代替过，英国的文官仍然接受非常古典与非实践性科目的培训。

因此，直到20世纪中期，政治科学仍然集中在政治哲学研究上，在那些精英机构中尤其如此。至少在一些新建的年轻大学中（除了伦敦大学、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以外），开始展开对大战的经验、战后区域发展的需求以及福利国家所提出的计划与管理议程问题的研究，研究主题从法律与历史转到社会学、经济学与心理学。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领导下的著名的伦敦经济学院政治系，“政治研究事实上还是政治理论与政治观念史研究，其他课程才是公共行政或者奥克肖特所称的政治调查研究的‘管道工’行业。”⁷⁸

国际关系一开始并不被认为是政治学的一部分，而是被认为需要利用许多学科知识进行研究的新领域。即使它在政治科学内部被制度化了，这门学科与其他学科的联系还是很密切的。国际关系因此继续保持它与史学、国际法、政治哲学以及社会学的联系。⁷⁹与美国不一样，在英国，国际关系更少只是被定义为政治科学。

早期英国在国际关系研究的领先地位主要与其外交政策形式有关。凡尔赛会议后出现的政策与和平导向的国际事务研究从观念与制度上与国际联盟联系在一起，因此自然被维持现状的大国（特别是德国）所格外重视。另外，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关于英美在外交事务传统上的经典论述提供了一个比较矛盾的解释。由于经历不受自己控制力量的约束，欧洲大陆的国际关系理论把重点放在“国家的必要性”上。而由于安全上的隔离性，英国与美国具有可以选择怎样将道德原则运用到外交政策中的可能性。⁸⁰该选择刺激了寻求新的解决办法与新学科的努力。

大部分关于英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阐述都强调其对大战略理论、英国学派或者“国际社会研究传统”的独特贡献。然而，只有很少一部分英国国际关系学者参与到英国学派研究中。英国的国际关系团体具有特殊的多样性，从非常贴近美国的风格到斯蒂夫·斯密斯（Steve Smith）描述的完全批判摩根索理论研究的类型，后者相信外交史才是真正的国际关系应该研究的对象。⁸¹

正如记录其发展历程的蒂姆·邓恩（Tim Dunne）所阐述的，英国学派本身是由现实主义中的革新派（reformist）创造的。英国与美国的国际关系都经历相同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虚假）辩论这样的事件，但是在美国，它主要是被人们作为可以随意使用的虚夸之词，而在英国，现实主义很快就获得胜利，卡尔以及那些受他影响的人都想去探究国际关系的社会成分。⁸²政策的背景因此占据很重要的地位：美国战后的现实主义者并没有感到多少特殊的教育需要，非常滑稽的是，他们只是坚持注意最基本的教训。而且，国际社会的观念主要来自欧洲特别是英国的历史传统。⁸³美国人所考虑的历史常常意味着战后历史，很少想象到更早的历史会与这个独特的超级核大国有关。⁸⁴在英国，欧洲外交体系的持续性意味着与英国起过重要作用的部分历史的联系，并且很可能意味着英国作用的继续发挥。

国际社会的传统为国际关系学科提供了可以组织的核心概念，因为它认为国际关系应该作为有其自身权利的社会来研究，而不是通过国内类比（要么是国内社会的对立物要么只是对国内社会的简单复制）来进行研究。⁸⁵英国国际关系学者对国际关系的可能贡献，就是不大愿意把国际关系作为政治学的子学科看待。

美国人对英国国际关系的想象，仍然受到在第二次辩论中布尔所领导的反对用科学途径研究国际关系的影响。英国的传统主义因此成为了一个陈词滥调。然而，强烈的科学研究途径在英国从来没有出现很多追随者，今天的理性选择理论在英国的命运也是如此。主要的解释可能还是因为英国国际关系内在的自由主义教育以及国际关系与历史与哲学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不过，一个战略因素不应该被低估。英国是第二大的国际关系研究团体（可以比较图1与表2），因此自然是对美国的挑战者。因此，让人惊讶的是，鉴于英国亲近欧洲一体化而不是均势理论，英国带头主张去组成一个欧洲的国际关系组织，目的是在与美国的关系中处于更强的地位。

对法国与德国国际关系的预测总是围绕着它们要组成一个更加内在一致的国家共同体而展开，而对英国国际关系的展望则不同，因为它与美国主导团体共享一种语言。这种形势使各个学者在进入美国-全球的领域中要更为现实一些（尽管让人惊讶的是现在很少有英国学者在总的学科中占有地位，几乎不大会有几个人包括在社会科学引用指数的前25位里，但是总的来说英国比可能一个学者都没有被包括的欧洲大陆要好一些）。英国对这门全球性的、以英语为主的学科的参与，在某些领域得到英国中心的学术团体的补充，英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在正在出现的欧洲学术团体中（也主要是说英语）非常积极。一个更独特的与自我意识的国家学术共同体对英国比对法国与德国来说更不大可能是个选择。相反，英国更可能继续在一些重叠的跨国体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美国

按照德国大学（理想化设想的）模式，19世纪新创立的美国大学很快发展出自己独特的特点并且超过德国的规模。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美国大学的学生注册数就是德国大学的6倍了。⁸⁶美国的大学更灵活积极，对国家的依赖少，校长的作用非常大。由于更少具有既定的利益纠葛，美国学科的专业化也更容易并且更彻底。⁸⁷

在19世纪晚期，当各个组织从美国社会科学协会中分离出来的时候，它们共同的特点都是认为“应该坚持经验的不断增加的定量方法论，使用科学知识中有些有用的概念在所谓中立的立场上解决社会问题”⁸⁸。不是批判国家，而是在缺少国家的色彩上展开的非理论与经验性研究适合进步性的研究议程。⁸⁹多罗西·罗斯（Dorothy Ross）展示了美国历史意识的重要性。美国例外主义中的美好信念可以使美国免受性质上的变化，通过自然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遏制进步、法律与理性部分的变化，从而使对意识形态的历史决定论的威胁处于最边缘的位置。这种历史意识在巨大的挑战之前能够调适并生存下来，维持一种与欧洲历史意识完全不同的从历史中分离出来的更为抽象与“科学化”的社会科学。⁹⁰

就像托尔斯腾·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1906年已经指出的一样，美国的社会科学已经更为经验主义式了，它拒绝研究内在的所谓形而上学的因果因素，对预测与控制倒是非常热衷。这非常适合改良主义的想法以及受到商人控制的大学的需要。例如，寻找贫困的内在复杂因果决定因素是危险的，因为经验主义者会辩解性地在未经解释的经验与观点框架下坚持老一套的补救办法。⁹¹第一次世界大战代表实证主义的决定性胜利，先前有影响的德国形而上学、国家主义、历史主义以及整体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被渐渐边缘化了，对战争的研究占据了重要位置。

一般说来，尽管美国的大学都是在受到德国大学思想巨大影响下创立起来的，但是政治科学却以非常典型的方式借鉴了其他内容，因为它反对美国社会中的许多主导概念。“国家”成为组织政治科学的中心概念。但是美国的经典著作中并不很多地使用这个概念［而是更多地使用像“政府”、“市民政治”（civil polity）、市民社会与民族这样的词语］。⁹²在19世纪中期与晚期引入国家这个概念具有许多政治与社会功能——北方陷入内战、民族主义以及国家建设——但是政治学家给予其不平常的力量，因为它赋予正在出现的学科以逻辑一贯性。

约翰·贡内尔（John Gunnell）谈到了学科的“德国化”问题。他很有说服力地指出，两派都反对把这些概念视为美国的普通观念，也都反对把它们看做完全是外来的或者非美国的——要是不这样的话，他们本是可以有一次选择的。它们具有政治功能，但是它们的总的哲学思想，以及它们理念的输入，明显意味着与德国的理想主义与组织主义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本质上与内在于美国自我理解与政治语汇中的自由主义是矛盾的。政治科学在美国是在欧洲大陆（德国）哲学传统基础上创立的，它可能对美国是有相关影响的，但是本质上是与主流相偏离的。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以及其他多元主义者的抨击一般来说与美国的国家、社会以及个人的概念更为一致，但是它使政治学没有了中心，而国家这个概念早已如此了。这使从查尔斯·梅里亚姆（Charles Merriam）到当代的学者们都“更多地在方法而不是主题上寻找政治学的认同与权威问题”⁹³。

霍夫曼提供了国际关系得以出现的两条标准：（1）外交政策的民主化；（2）一国在实践中实行真正的外交政策——也就是说，一国不能超然离群（就如美国1930年前与欧洲的关系一样），也不能简单地主导弱的邻居（就如美国在西半球所为一样）；理想的情况是，一国对外部世界卷入的程度正好使其对外交政策的研究与对体系的研究相同。1945年以后，美国完全符合这些标准，因此，这个时候国际关系成为了一门学科。⁹⁴学者们常常提到，战后现实主义坚固的形式非常类似一幅讽刺画，因为现实主义的提倡者们感到这种地位对教导人们去走极端或者相反的路线是必要的。总的来说，国际关系可以被说成是：为了传递信息，它被设计成一个不变的命题——一种关于法律的经验科学或者对国家行为进行管制的科学。

霍夫曼提到，美国人确信任何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科学可以找到解决各个问题的关键钥匙。在二战结束以后，“确定科学”（寻求确定性与相信进步性）的荣誉给予了经济学。实际上，对外国学者来说，美国政治学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其经济学模型，这对许多美国政治学家来说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但是需要像霍夫曼认为的那样要做出准确的解释。它经历了两个发展步骤：第一，自然科学比社会科学要更为进步，处于更高的等级（例如，与法国或者英国的形势完全相反）；第二，经济学似乎正在跨越这个差距。政治学已经受到科学方法模式的广泛影响，因为人们认为政治学研究中存在的障碍可以通过引入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论而得到超越。⁹⁵

尽管存在加强与经济学联系的兴趣，但是美国国际关系学者们一般认为，国际关系是政治学的子学科——这与英国所广泛认为的国际关系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与政治学的关系就如它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一样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这种情况在英国国际关系研究会的国际关系学者论坛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而在美国，国际问题研究会竭力从美国政治学会那里为国际关系争取最重要的地位。《国际组织》杂志的编委会参加的是美国政治学会的年度会议而不是国际问题研究会的年度会议。

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的美国以及后来60年代到70年代的西欧，与世界上其他地方不同的是，以大学为基础展开的研究，而不是更多地以政策导向为基础的研究中心与思想库，开始主导国际关系研究。⁹⁶其结果是，政策考虑的影响减少了，社会科学的方法胜出了早期基于法律、历史地理的概念研究。

1945年以后，美国给予国际关系研究以许多渠道的资金支持（受到战时研究的可用性的启发）。尽管国家科学基金会甚至一些私人基金会维持着对学术研究的控制，但是新的资金刺激了实用性与有用知识的发展，因而导致“行为科学”与“政策科学”的崛起。⁹⁷（由于以大学为基础的研究的主导性，这些资金导致理论研究项目都要有自己的政策相关性，而不仅仅局限于简单的政策研究文章。）

在后行为主义时期，经济学方法论开始逐步取代行为主义方法，作为组织这门学科的方法。这种现象的出现有三个原因：（1）要使国际关系研究变得更为科学，学者们一般都把经济学模型作为最相关的模仿对象；（2）学者们需要在方法论上代替国家作为这门学科的概念核心；（3）学者们因此要确立政治学学科水平相同的国际关系学科的地位，就如洛威所说的：“经济学开始取代法律，成为国家研究的语言，……不管作为一种方法它有多大的优点，然而事实情况是，公共选择因为政治原因占据研究中的统治地位，或者因为国家的原因而身价大增。”⁹⁸另外，建构主义在美国作为一种方法获得发展，而在欧洲，它更多地是被作为主体性的、可以构成我们必须面对的历史上的政治问题来定义的。⁹⁹

由于后面还要阐述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因此这里没有必要对此再做详细复述。下文将要讨论不同时代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概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