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章太炎小学研究中的“南方”

也必须指出的是，章太炎的“南方”不仅仅是政治的，又是学术的。这表现在他对方言，尤其南方方言的研究上。一般说来，北方方言属今音（大致为元明以来的音韵）范畴，南方方言，特别是闽语、粤语、客家话等近于中古音范畴（中古音大致为隋代至宋，大约包括西元581年至1278年的语音²³）。相对来说，这些南方方言去古音较近，对研究上古音（《诗经》音为代表的周秦两汉的汉语语音系统²⁴）有一定裨益，而上古音的研究又与经典解读直接相关。因此，方言不仅有音韵价值，也有训诂上的价值，更有史料价值。一如章太炎1908年在《民报》上所言：“中国方言，传承自古，其间古文古义，含蕴甚多。”²⁵章太炎《新方言》（1909年）即为此一关心的成果。该书成稿于1908年旅居辛亥革命基地之东京期间。《新方言序》曰：“然自戴、段、王、郝以降，小学声均炳焉复于保氏，其以说解典策，謋然理解；独于今世方言，丘盖如也。”²⁶（声均，均为韵古字，即声韵。保氏，《周礼·地官·大司徒》中官名，教育国子之官。丘盖如也，《论语·子路》：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孔丘以不知者为阙如，不知者即空缺也。）在此章太炎高度赞扬清朝小学研究自戴震（1724—1777）至段玉裁（1735—1815）、王念孙（1744—1832）、郝懿行（1757—1825）的音韵研究谱系，但是，章太炎也批评这一谱系忽视了“今世方言”。将现行口语方言视为小学家的研究对象，章太炎也因此被后人解释为“现代汉语语言学”的“开创者”。这一后人的解释未必符合章太炎的本意。但是，无意中章氏打下了现代汉语语言学的某些基础，却也是事实。章太炎将方言口语导入小学研究，固然与重视口语的现代汉语语言学有着一定的重叠，但是，章太炎导现代方言入小学的做法，其出发点及理论框架，实与现代意义上的汉语语言学多有不同。尤其是现代汉语语言学重视语法轻视文字、笃信普遍语法观、重语轻文等方面，²⁷与章太炎更是南辕北辙。

章太炎的方法论，具体说主要是将戴震的小学方法论中的音转理论用于方言研究。章太炎《新方言序》中开头便大幅引用戴震佚书《转语二十章》之序曰：“昔人既作《尔雅》《方言》《释名》，余以谓犹阙一卷书，创为是篇，用补其阙，俾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²⁸《新方言序》大段引用戴震之语，这绝非偶然，其实章太炎是在介绍其方言研究的方法论。章太炎的方言研究，首先是依据戴震的以声求义、因义求声的原理，当然这也是清代音学研究的路径。其次是章太炎应用的是戴震的“转语”（音转）原理。戴震的“转语”研究，主要是研究六书假借（实包含转注）中的“音近义同”现象。戴震认为意义相同而声音有一定关系的词，是语词的声音变转所致。²⁹《转语二十章》已为佚书，惟存一序。³⁰戴震《转语二十章序》之例曰：

尔、女、而、戎、若，谓人之词。而如、若、然，义又有交通，并在次十有一章。《周语》（引者按：《国语》所收）“若能有济也”，注云：“若，乃也。”《檀弓》（引者按：《礼记·檀弓》）“如曰然”，注云：“而，乃也。”《鲁论》（引者按：汉代传本《鲁论语》）“吾未如之何”，即“奈之何”，郑康成读“如”为“那”。³¹

戴《序》言及，其将“六书依声托事，假借相禅”的原理，划分为“二十章”，“各从其声，以原其义”。也就是依声近义同的原理，溯源某一字的本义。章太炎在《新方言序》中引用戴震，正是因为他将戴震的“转语”原理运用于方言研究，而开了前人未能为之的新的方言研究，一如《新方言》一名所示。就这一点，章门弟子沈兼士（1887—1947）有言，“章氏以为今言与古语，其质本同。今世笔札常文所不能悉的说话，只是声音有流变耳。倘以古今声韵通转之定律推之，皆可于《尔雅》《说文》之中得其本字。较之扬雄《方言》之但列同训而不辨本字者为澈底，其他诸家更无论矣。”³²也就是说，章太炎方言研究的目的，在于考察今之方言俗语与字词之关联，上探语源，下明流变。其方言研究方法论乃是依据声韵转变的原理，博引古代字书，旁及先秦、两汉古籍。蒋礼鸿（1916—1995）指出，《新方言》乃是就今语依据声韵转变的条理，以考察语源的语源学著作。³³因此，《新方言序》以引用戴震“转语”之说开头，是颇有其深意的。

戴震此处所说的“尔、女、而、戎、若、如、然”诸字中，“而、戎、若、如、然”今音普通话标准音除“而”外皆以［r］为声母。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之《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一文中早得出“娘、日二纽，古并归泥”的著名论断，意即中古之“娘”“日”二纽，上古都归入“泥”纽。章太炎自己就此一贡献于音学史自我定位曰：“古音纽有舌头，无舌上；有重唇，无轻唇，则钱大昕所证明。娘、日二纽，古并归泥，则炳麟所证明。”³⁴也就是说，中古汉语的舌上音知、彻、澄三母，上古分别归为端［t］、透［t'］、定［d］三纽；³⁵中古读轻唇音之非［f］、敷［f‘］、奉［v］、微［ɱ］四纽，上古（汉魏以前）则应为重唇音声母，亦即帮［p］、旁［p'］、并［b］、明［m］四纽。³⁶这是清人钱大昕（晓徵，1728—1804）的重要发现。以今人的汉语常识，娘母归泥,这很自然，因古今无大变。但是“日”母归于“泥”，今人可就费解了。查“日”之现代汉语方音中，赣语、客家话同为［ȵit］或［ngit7］，与上古拟音“娘”为［niaŋ］、³⁷“日”为［ȵǐet］³⁸或［ȵǐět］、³⁹“泥”为［niei］⁴⁰几乎同；闽东话为［nih］，则留上古声母而失去上古入声。⁴¹方言作为古音化石的作用，此处一目了然。顺便指出，日语中“日本”的汉字音为［nippon］，亦可证章太炎见解（韩、越、日文中多存汉字古音）。

回到戴震上述例子，“尔、女、而、戎、若”五字中，“尔”之上古音为［ȵǐei］，⁴²客家话为［ŋi］；“女”上古音为［nǐa］，⁴³因与今天之北方音声母无变化，此处从略；“而”上古拟音为［ȵǐə］，⁴⁴现代汉语方言似乎不见存其声母者；⁴⁵“戎”字上古音为［ȵǐuŋ］⁴⁶或［ȵǐwəm］，⁴⁷现代汉语方言不见存此原有声母的方言；⁴⁸“若”字上古拟音有［ȵia］、⁴⁹［ȵiak］⁵⁰两个拟音，今日闽东话则为［nuk］。⁵¹“若”之古音，除了闽东话外，当然也可以从形声字“诺”的北方音中窥见，“诺”的北方音不为［ruò］而为［nuò］,显然保留了上古音。

戴震的“转语”理论甚为重要，这一理论在段玉裁、王念孙那里被实践和发展，硕果累累。章太炎秉承此一乾嘉朴学传统，进而提出“娘日归泥”说。笔者简略叙述章太炎所承之乾嘉朴学谱系，更主要在于证明，章太炎的方言研究，其动机不仅仅是学术的，同时也是政治的。或许可以说，他的方言研究正因为是高度学术的，所以其政治性也变得高度有效。

章太炎在《新方言》中曰：“世人学欧罗巴语，多寻其语根，溯之希腊、罗甸（按，拉丁），今于国语顾不欲推见本始，此尚不足齿于冠带之伦，何有于问学乎？”⁵²也就是说，方言有利于循音而求本字，而知道词族由词源演变之轨迹，上溯词源。而上溯源流，即可窥见某一方言与古代历史、文化的关系（如移民史等问题），而明白方言承接古代的功用，进而明白方言使用者与古代文明、与古代其他民族的断裂或关联。故章太炎以“冠带之伦”言之。如果这是出于学问动机的话，所谓“冠带之伦”，亦即服制，引申为教化、礼仪，显然可以看出章太炎对方言的研究，一定程度上也为其立足于华夷之辨观念的民族主义意识所用。如黄宗羲所言“自髡髮令下，士之不忍受辱者，之死而不悔”⁵³（髡：音kūn，刑罚之一种，剃也）。赵园留意到“衣冠”之类的词汇在清代的特殊含义，因为清代之贬服毁形，对士人意味着奇耻大辱。⁵⁴章太炎此处强调“冠带之伦”正是为了凸显满洲之异族性，以服务于种族革命。一如章太炎自己所言：“博考方言，寻其语根，得其本字。”《新方言》又序曰：“余少窥扬、许之学，好尚论古文，于方言未遑暇也。中更忧虑，悲文献之衰微，诸夏昆族之不宁壹，略䌷殊语，徵之古音，稍稍得其䚡理。”⁵⁵至中年方觉得古文献传承衰竭，章太炎认为方言内藏古音，是研究古典的门径之一。同时，也与其对“文言合一”（言文一致，即白话文运动）的批判有关，章太炎认为“文言合一”是“遏绝方言，以就陋儒之笔札”。⁵⁶

假如说《新方言》出于学问动机，政治动机只是附带的话，《新方言》附录之《岭外三州语》，则可谓学问与政治意识交融的方言研究。语言学家罗常培（1899—1958）据正史及客家族谱指出，客家迁徙的动因主要有三：第一次是晋永嘉乱后元帝渡江；第二次是唐僖宗黄巢起义；第三次是南宋末年元人入侵。罗常培并根据这一路线从语言角度证实赣方言与客家话的关系，并作出赣方言为第二期客家所留下的语言这一假定。⁵⁷周振鹤、游汝杰认为，客家人成型于汉人三次大南迁中第二次的唐代中期、以及第三次的两宋之际北方南迁赣、闽、粤移民，而客家话成型于唐末，最终于两宋之际成熟于江西而后扩展至闽、粤。⁵⁸因此，章太炎的客家话本字研究，也作为“南方”话语的一环，被再次赋予学问和政治的双重意味。完全可以想象的是，与早于客家南迁的其他汉人一样，⁵⁹尽管程度不同，南迁后汉人与南方民族的融合应不可避免。遑论南迁之前民族的融合问题了。⁶⁰但是，这一问题自然也就有意无意地被高扬种族革命旗帜的章太炎忽略不计了：

广东惠、嘉应（今梅州）二州，东得潮之大阜（疑大埔之误）、丰顺，其民自晋末踰岭，宅于海滨。言语敦古，与土著不相能，广州人谓之客家，隘者且议其非汉种。余尝问其邦人，雅训旧音往往而在，即著之《新方言》。其后得嘉应温仲和所次州志，有方言一卷，自言与惠、潮客籍通。杨恭桓者，亦嘉应人，作《客话本字》。仲和能通音韵转变，其言靓审。恭桓稍凉驳，然本语皆实录也。因刺取二家言凡六十余事，颇有发正，别为一篇。察其语柢，出于冠带，不杂陆梁鄙倍之辞，足以斥攻者褊心之言，则和齐民族所有事。⁶¹（不相能，不和睦。审，周密、详细。凉驳，浅薄芜杂。语柢，语根也。褊，音biǎn，狭小。）

秦时称五岭以南为陆梁地。《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司马贞《索隐》：“谓南方之人，其性陆梁，故曰陆梁。”张守节《正义》：“岭南之人多处山陆，其性强梁，故曰陆梁。”⁶²杨恭桓的《客话本字》（1907年）以《广韵》所代表的中古音系统为准，考察客家方言。温仲和《嘉应州志》成书于1898年，卷七为章太炎所依据之《方言》。⁶³章太炎强调客家人来自中原，因而是“冠带之伦”，其证明的手段是学术的，而其目的却不仅是学术，也是政治的。这从其上面为“和齐民族所有事”，而强调客家人的“冠带之伦”，也是为了强调南方汉人的正统性，以彰显北方亦即清廷的夷狄性。章太炎的话语，毕竟是晚清种族革命语境中的言论。也可以看出，章太炎显然不仅基于华夷意识，至少还利用了源自西方的“种族”话语，以及源自西方的民族主义理论资源。⁶⁴

章太炎对《岭外三州语》客家话本字的研究，在此试举数例。如章太炎文中曰：“《说文》：‘㜺，白好也’。则旰切。三州人谓白好曰㜺。”⁶⁵“则”的上古拟音为［tsək］，⁶⁶“旰”的上古拟音为［kan］，⁶⁷则旰反切，则“㜺”的古代音应为［tsan］。将《说文》中的反切用字以上古音去构拟，然后相切而得出《说文》正篆的上古音，这样的方法也许欠妥，但却可以大致以此对照客家今音。今客家话音为［zǎn］，音大致同上古音，意思亦切合章太炎解释。章太炎文中又曰：“《毛诗·周颂》传曰：穰穰，众也。三州谓众多为穰。”⁶⁸“穰”的上古拟音为［ȵǐaŋ］,⁶⁹今客家话则为［jœŋ4］。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解释为假借用法，音为汝羊切。据前述章太炎“娘、日二纽，古并归泥”之说，“汝”（今音［rǔ］）的上古拟音为［ȵǐa］⁷⁰或［ȵīa］,⁷¹则客家话“穰”因古今音转稍微变其原音声母，但韵与意义则保持不变。此证明了章太炎客家话“穰”之本字音训。附带指出的是，“汝”今客家话音为［ŋi］，意为“你”，而“你的”客家今音则为［ȵīa］。这一用法似乎可为章太炎的方言本字研究提供例证，这一本字“汝”的客家话发音，也可为章太炎“娘、日二纽，古并归泥”的论断，提供了方言的语音例证。

章太炎对包含方言在内的语言文字研究的重视，与其对历史的重视，并不矛盾，因为他视方言、文字为历史的重要构成部分。比如其客家话研究，也可归于构成其南方话语之下，而“南方”又始终是历史中的“南方”。章太炎视语言文字为历史之重要构成，也见于其《致吴君遂书》（1902年8月8日）中。在信中，章太炎反驳章学诚对戴震的攻讦，然后说：“试作通史，然后知戴氏之学，弥仑万有，即小学一端，其用亦不专在六书七音。……惟文字语言间留其痕迹，此与地中僵石为无形之二种大史。”⁷²此处太炎所发，应是针对章学诚于《书〈朱陆〉篇后》中诋戴震为“其于史学义例，古文法度，实无所解”，言戴震为“空说义理”⁷³。显然章太炎将文字语言视为“大史”之重要构成。

章太炎《新方言》的政治意图，也在附录的刘师培《后序一》中，被进一步阐发：

抑自东晋以还，胡、羯、氐、羌入宅中夏，河、淮南北，间杂夷音。重以蒙古、建州之乱，风俗颓替，虏语横行。而委巷之谈，妇孺之语，转能保故言而不失。此则夏声之仅存者。昔欧洲希、意诸国受制非种，故老遗民保持旧语，而思古之念沛然以生，光复之勋虇蕍于此。今诸华夷祸与希、意同，欲革夷言而从夏声，又必以此书为嚆矢。此则太炎之志也。⁷⁴（建州，明于1408年设建州卫，辖女真，亦即后来之满洲。虇蕍，音quǎnyú，萌芽、盛开之意。）

刘师培的“注解”，显然属于晚清和明治日本受欧洲影响之下的语言民族主义话语，同时，又有着传统的本文化中心主义的夷夏之防色彩。当然，对于清朝小学之集大成者章太炎来说，他对方言的关注应该说首先是学问的，附带才是政治的。但是，对于晚清种族革命者来说，这一政治的层面更有着其意义。因此，如刘师培那样，这一政治层面被高扬、放大，彰显了刘师培本人的反清种族革命意识。而章太炎对此解读，料也是乐观其成，否则《新方言》就不会收进这一附录了。在刘师培的解释中，“夏声”亦即与上古关联更为密切的汉语，被东晋以来的“北声”，亦即“河、淮南北”因“胡、羯、氐、羌入宅中夏”而被改变。章太炎自己也在《新方言序》中夫子自道曰：“读吾书者，虽身在陇亩，与夫市井贩夫，当知今之殊言，不违姬、汉。既陟升于皇之赫戏，案以临瞻故国，其恻怆可知也！”⁷⁵（姬，周朝之国姓，代指周朝。陟，音zhì，登高。赫戏，光明、美盛貌，语出屈原《离骚》“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

另一方面，章太炎运用古今音转原理整理方言，固然在学术上受到很高评价。比如罗常培便认为章太炎的方言研究，比之古人续补扬雄（前53—公元18）《方言》或考证常言俗语的著作更有价值。⁷⁶但是，章太炎过求方言与古代典籍、《尔雅》、《说文解字》之间的对应，亦即求方言的本字，进而证明“今之殊言，不违姬、汉”。⁷⁷假如将之推至绝对，自然容易受到质疑。罗常培便评价章太炎以口语为研究对象，延续扬雄以来的问题意识，同时也批判其“拘泥固执没有发展观念”，而认为其弟子沈兼士“来得高明”。⁷⁸沈兼士1923年对章太炎的批评中有一条被认为较有说服力，即认为“后起的语言，不必古书中都有本字”。⁷⁹沈兼士另一条批评指出，汉语方言与异族语的关系也是章太炎的方言研究的短缺之处。⁸⁰就前一点，章太炎1929年4月为弟子马宗霍（1897—1976）所作的《〈音学通论〉题辞》曰：“妄者乃以今音特殊者悉为古音，此诬之甚者也。宗霍受吾言，退而求方域殊语，乃知其合者半，不合者半也。”⁸¹此处章太炎既是为马著作序，但也可理解为回应那些对自己方言研究的批评，为自己的既有观点做某种补充，有其说服力。但是，就其未论及汉语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的交互关系上，与其说沈兼士之言是对开创者前出未精的苛责，不如说章太炎本身便有意无意予以忽视。毕竟章太炎的方法论是探讨方言、音转与汉语文字之间的关系，而与文字没有关系的部分自然忽略不语而已，更不必说章太炎的方言研究本身就带有一定的民族主义政治动机。

关于章太炎的方言研究的反应和评价，孙毕著有《章太炎〈新方言〉研究》，⁸²相信为第一本系统研究章太炎方言研究及其影响的论著，对章太炎的贡献与局限以及学界的评价，多有详述，此处不赘。⁸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