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世纪20年代中期，为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苏联格拉纳特百科辞典研究所准备出一本苏联知名人士的自传集，有数百人详略不等地叙述了自己的革命经历，结果《格拉纳特百科辞典》在“苏联卷”（第41卷第1—3分册）中增加了一个附录《苏联和十月革命的活动家》，共收录240多人的传记。这些传记颇有特色，大部分为自传，小部分虽非自传，也都经本人审定，因此，就传记本身而言，都是非常宝贵的一手资料。例如写列宁传记的安·乌里杨诺娃—叶利札罗娃是列宁的姐姐，写斯大林传记的是他的秘书伊·托夫斯土哈，而布哈林写的是颇有特色的自传。

这些传记写于20年代中期，内容没有受后来苏联党内斗争结局的影响，因此比较符合实际。这些传记不是记叙个人的生活琐事，而是把个人经历同各个时期的革命斗争、革命事件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虽长短详略不一，但还是给我们提供了大量有关俄国革命历史的生动的珍贵资料。当然，这些本人撰写的或经本人审定的传记不免带有传主本人的主观成分，对传记材料的取舍往往有所选择，例如对梯弗里斯“抢劫”国库一事，当事人或者回避不提，或者语焉不详，但相关人员的传记还是可以相互印证的。

十月革命不是1917年11月7日攻占了冬宫，逮捕了临时政府成员就完成的，这仅仅是一个关键环节，此前有几十年的地下斗争，此后有三年的国内战争。国内战争是十月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武装起义的延续，只是在击败白卫军的反抗和外国武装干涉之后，才在全国确立了苏维埃政权，最终完成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史是从十月武装起义到国内战争胜利的历史。

需要交代一下，武装起义胜利后最初几年，红白双方通常都把这一事件叫作“переворот”（政变），而少称“революция”（革命），现在的俄国史书，也常用“переворот”的说法，通常都直接译作“政变”。白方把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叫作“政变”，是毫无疑问的，红方自己也称“政变”，虽然有点奇怪，但也是有据可证的，例如十月革命一周年，斯大林发表了两篇纪念文章，其标题就是《十月政变（переворот）》、《十月政变（переворот）和民族问题》，只不过《斯大林全集》中文版把“переворот”译作“革命”了。就十月武装起义的具体做法而言，也像一场政变：一边用武装力量占领彼得格勒城的各战略要地，攻打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逮捕临时政府部长，另一边议会（苏维埃）在开会。在临时政府成员成为瓮中之鳖之时就宣布起义取得胜利，政权转入“军事革命委员会”之手。革命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武装起义、国家政变、国内战争、通过选举上台执政等等，都可以是革命夺权的手段。政变是一个中性词，有革命政变，也有反革命政变。政变是革命的形式之一，说政变并不降低其意义。因此本书把“переворот”统一译作“政变”，以保留用语的历史面貌。当然毫无疑问，十月武装起义或者十月政变，是20世纪一场影响深远的革命——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掌握了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验。

现在对俄国十月革命有各种议论，但不管怎么样，从本书选载的56人的传记中可以看出，当年为革命奋斗的那些人是有理想，有信念的人，他们在沙皇专制制度的艰难环境下学习革命理论，追求真理，投身革命，出生入死，为理想献身。过去我们只知道斯大林多次被捕，多次流放，多次逃脱，实际上俄国的那些革命者谁不是这样，许多人都经历过多次被捕、流放、逃脱，再被捕、流放、逃脱的过程，这个过程往往不是个位数，而是两位数。武装起义、国内战争就是靠这些人的共同奋斗取得胜利的。然而我们对这些人的经历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看到的十月革命以及接着的三年国内战争中只有两个人——列宁、斯大林，其余的人不是反对派，就是为外国服务的间谍特务。这既不符合逻辑，更不符合事实。

一个人是打不下天下的，领导革命、实施革命的是一个群体，我们从《格拉纳特百科辞典》中挑选出56人，他们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和中坚力量，是革命的功臣。是他们以及成千上万的赤卫队员、水兵、士兵、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组成浩浩荡荡的战斗大军，完成了十月革命。56人的传记使我们对俄国革命有一个直观的生动的认识。这些自传有点像尘封多年的历史档案，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俄罗斯也不容易找到。中央编译局图书馆藏有苏联在50年代赠送的全套《格拉纳特百科辞典》，这些人的传记就是从此百科全书中选译的。个别人物如基洛夫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是不足道的，入选的原因是他遇刺身亡是斯大林镇压行动的一个转折点。

传记讲得较多的是传主们革命前的经历，这些经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通过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地下的革命出版物，经过自己的思考，最终加入革命队伍，这是一些自觉的革命者。斗争是艰苦的，他们不断地出入沙皇当局的监狱、流放地、苦役劳改地。不过相对来说，沙皇当局的监管还是比较松的，或者说监管存在漏洞，在监狱里可以读书甚至写作，监狱成了他们的研究室，在流放地可以找到工作，能有出逃的机会。陈独秀说过：“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价值的文明。”在沙皇统治时期那些革命家通常有可能轮番出入研究室和监狱。

这些传记只写到20年代中期，现在根据有关图书和网上资料，我补写了简短的“续志”，介绍了他们以后的活动和遭遇。从中可以看到他们在国内战争和新经济政策时期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苏联20年代存在激烈的党内斗争，这实质上是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同看法和主张，是一种意见分歧，而非敌我斗争，谁对谁错，需要历史实践的检验，然而，那些与斯大林有分歧的人在30年代都变成了“人民公敌”、“叛徒”、“外国间谍”，惨遭镇压。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特别会议”在实施镇压过程中起了恶劣作用，30年代的镇压除几个公开审判案是由法院审理的以外，本书提到的监禁、流放、关集中营、枪毙等判决都没有经过法院，而是由这个不合法的特别会议做出的。苏联的“大清洗”“大镇压”让那些二流、三流的人物淘汰了那些一流的人物，取代了列宁的近卫军，这种做法大大损伤了苏联的元气，其中对图哈切夫斯基等将领的镇压直接导致苏德战争初期的败局。

在十月革命一百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我们编译了这本传记，一方面介绍那些为十月革命出生入死的人物的事迹，还原这场革命的真实历史，同时也为总结苏联成败的教训提供有血有肉的案例，其中一批革命的功臣从战斗、工作到最后屈死的经历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后来苏共垮台的一个重要内因。

郑异凡

2016年4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