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难选择：“入朝”与“在野”

从1927年1月赴南昌第一次谒蒋，到1930年12月赴南京第一次到蒋手下做官，陈布雷一忽儿“在朝”，一忽儿“在野”，上上下下，反反复复，总计折腾了四年之久。可见，这一步他迈得太难了。事实上，这也难怪，从他以后20年的人生轨迹来看，他迈出的这一步，代价太大了。

如果说陈布雷权欲熏心，一心想入朝为官，未必竟然，或许可以说是“冤莫大矣”。陈布雷之所以磨蹭了四年之久，才羞羞答答地踱到蒋介石身边做官，确有许多不为外人知的苦衷。

一方面，陈布雷确有不愿入幕为僚，亦不愿入朝为官的思想。陈布雷熟读经史子集，对政治之肮脏，官场之黑暗，仕途之凶险，可谓知之甚深；特别是对“伴君如伴虎”，以及一言不慎、满门抄斩等官场险恶，更是深信不疑。此外，在陈布雷的心里深处，还深藏着一种道家的隐士情结，“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一旦“入世”，到了名利场上，终日攻名逐利，成为贾宝玉所说的“禄蠹”，岂不是自贬人格，此乃陈布雷所不为也。当时，陈的许多同学好友，都极力反对陈布雷弃报从政，到“独夫民贼”蒋介石手下去“讨生活”。诸如，浙高老师叶景葵，为陈布雷素所敬爱，但自从陈布雷出任浙省教育厅长后，就不愿再与陈布雷多有来往，这对陈布雷的入世思想也都起了很大的消解作用。加之，陈布雷原本就具有两种品格，既有浓厚的封建遗民意识，对儒教传统及专制秩序，亦步亦趋，诚惶诚恐；又有着强烈的民主精神，蔑视权威，敢作敢为，嫉恶如仇。多年的报人生活，使他在纵论天下、评说政治时，形成了那种时而危言深论，时而放言高论的文章风格。陈布雷很清楚，以自己这种缺乏城府、简慢不羁、狷介狂放的个性，可以成为一个名记者，却不容易成为一个好官僚，尤其是不适合于到一个像蒋介石这样专制而多疑的“人主”身边工作。这就是陈布雷不愿入朝的忧虑所在。

另一方面，传统知识分子那种“以天下为己任”、“一封朝奏九重天”的入世思想，对陈布雷亦有着很深的影响。“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在封建时代，这是读书人的唯一追求，也是唯一出路。在儒家文化这个大背景下，读书人不想做官的，大都是因为做不到官，或做官失败，才以不想做官做标榜的（实际上也是一种酸葡萄的逆反心理）。至于张良、诸葛亮等一批布衣卿相，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在辅佐一代开国雄主创立帝业时，“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的雄才大略，不但是儒家知识分子的楷模，亦是陈布雷心目中的偶像。因此，陈布雷寄希望于在辅佐蒋介石的过程中，一展所长。这是陈布雷的抱负，也是促使他“入朝”为官的主要思想动机。

在这两种思想理念的相互作用下，陈布雷自南昌谒蒋后，便深深地陷入选择“入朝”，还是选择“在野”的苦恼之中，彷徨而不能自决，痛苦而不能自拔，以致一时心理失衡，甚至常常出现言不由衷、言行不一等自相矛盾的现象。比如，在南昌时，曾当面向蒋表示“仍想回沪作记者，办报纸”。一转身到了上海，言犹在耳，记者就不想当了，报纸也不想办了。未几，一忽儿出任浙江省府秘书长，一忽儿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频繁出入官场，真可谓官运亨通。

可是，一旦做官之后，陈布雷又有些追悔莫及了，深感“去旧业而改入公务生活，常常个性与任务格格不入”，终日“忽忽不乐”。蒋介石第一次下野，陈布雷亦弃官回到官桥，一时有如释重负之感，并以不谙日语作遁词，婉辞蒋的赴日之邀。终日游山玩水，对那种清风徐来好读书的隐居生活，颇有向往之念；然而，不做官了，陈布雷又有一种若有所失的感觉，并且不肯找一份专职工作，而是默默地等待蒋的再次出山。可是，蒋复出后邀约陈出任总部秘书长时，陈布雷又再次婉辞，表示只肯作蒋之私人秘书，不肯作国家“重臣”，希望与蒋能维持一种“客卿”关系，用则来，不用则去；合则来，不合则去。然一年之后，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当上了，浙江省政府教育厅长做上了，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也接任了。可见，这三年中间，陈布雷言行自相矛盾，变化无常，连他自己都不知做什么好了。真是进退不知处，朝野两茫茫。

除了这种进退两难的矛盾心理外，在陈布雷的心灵深处，或许还潜藏着另一种复杂微妙的心态，这就是他意识到对蒋知之不深，不敢贸然以身相许。赴南昌之前，陈与蒋从未谋面，对蒋的了解，也只是限于二三好友的口头介绍，此外就是一些道听途说，抑或报章上的介绍，这只能算是一种浮面上的掌握罢了。事实上，陈布雷对蒋的内心世界，几乎是全然不知。即便是这种浮泛的了解，实际上也是见仁见智，见忠见奸，莫衷一是。有的人对他敬畏有加，视他为完人般的革命领袖；有的对他切齿痛恨，视他为腐朽没落的封建军阀；一些外国人把他当作民主的捍卫者而进行赞美，一些外国人把他视为残忍的独裁者而加以诅咒。所有涉及蒋氏的评价，只有一点是没有争议的，这就是都承认蒋氏乃非凡俗之辈。其实，陈布雷对蒋也是下过一番功夫，做过一番研究的。但是，得出的印象，也还是一种雾里看花，没有一种踏实的感觉。总觉得蒋的经历过于奇特，性格也过于复杂，为人聪明、机警，富于冒险精神，亦异常世故、老猾，精于权谋，且常有种种乖僻之举，往往能想常人所不敢想，为常人所不敢为，等等。陈对蒋的认识，大致到此为止。从政治上说，陈尽管是一个拥蒋派，但是，如果要把蒋看成是一个明君英主，陈自感没有这个自信，也没有这个把握。南昌之行，与其说是蒋主动邀陈见面目测的过程，不如说亦是陈布雷赴南昌对蒋进行当面考察的过程。蒋、陈相会，虽说很有那么一点相见恨晚之感，但是，蒋的专横与残酷，蒋的权谋与手腕，蒋的多疑与猜忌，这是让陈布雷始终不能放心的地方。本来，南昌之行，陈已辞去《商报》编辑部主任职，准备留在蒋身边工作。可是，到了南昌，陈布雷临时改变主意，仍然回沪办报。这就说明，陈布雷对蒋还有某种戒心，还需要有一个深入了解的过程，至少在心理上还没有作好入幕的准备。当然，从蒋介石那个角度看，何尝没有同样的想法。这就是说，蒋、陈在南昌相会后，还需要有一个相互磨合的过程。陈布雷最终欣然受命，出任南京政府教育部“蒋部长”手下的常务次长，也许正是这种相互磨合的结果。

此外，陈布雷最终“入朝”，与邵力子的推动不无关系。特别是邵力子的所谓“仕隐”一说，起了催化和聚合作用。以国民党要人而论，在这一段时间里，邵力子之于陈布雷，“可算是相知的第一人”。陈与邵相交，始于《商报》时期。其时，邵在《民国日报》主编副刊《觉悟》，遵循国民党一大路线，导率青年，贯彻中山先生之遗志，名震一时，为陈布雷所钦慕，且志同而道合，从此相知颇深。邵后来能成为蒋、陈之间的牵线人，其源盖出于此。据陈训慈回忆，1930年间，他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邵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陈布雷自浙来京，不到中央大学找他，却寄寓到三元巷邵力子处，可见邵、陈关系之深。这一年年底，蒋自兼教育部长，要陈布雷来京任教育部常务次长，陈布雷恳辞未即到任。当时，陈训慈在其兄处看到邵的信，劝陈不必固辞，邵以他自己的出处为喻，谓昔有“隐于市”、“隐于朝”的说法，谓他之出任党政职务，“弟在此亦隐而已”。意谓清明在躬，仍可心安理得，亦可以说只是“仕隐”。据陈训慈说，陈布雷对邵的这封信甚珍之，知陈训慈爱保存史料，故交他保存，可惜被陈训慈不慎遗失。

事后来看，当“入朝”与“在野”两种观念，正在陈布雷思想上进行激烈斗争的时候，邵力子现身说法的一句“仕隐”说，不啻使陈布雷顿有茅塞顿开，如释重负之感。自古以来，中国的隐士思想就十分发达，不但道家学派极力推崇，就是孔孟学派在初期也是提倡的。孔家店的大老板孔丘在《论语》中，就有所谓“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说法。最初，隐士是隐于山、隐于水、隐于林、隐于市，大凡能隐的地方，都让他们隐遍了。后来，聪明的“隐士”发现了一条“真理”：倡言隐居可以得名，有名就可以被征召入朝，做大官，发大财，这就是所谓“终南捷径”了。陆放翁先生看不下去，写诗骂这些家伙：“志士栖山恨不深，人知已是负初心。不须更说严光辈，直到巢由错到今。”从尧帝时的隐士巢父、许由，到东汉初期的隐士严光，都被放翁先生大骂了一通。再后来，“隐士”的理论水平更高了，“小隐在山林，大隐在市朝”。跑到山林湖泊中“隐”起来的，只是一些小角色，一边在朝中做官，一边当隐士，这才是“大隐”，此即“大隐在市朝”了。这也就是邵力子先生身体力行的“仕隐”。所谓“仕隐”一说，陈布雷此前大概不敢苟同。何为“隐士”？《辞海》上说：“隐居不仕的人”，意即躲起来不肯做官的人。现在官也让他们做了，仕也让他们“隐”了，岂不是得了便宜又卖乖，甘蔗两头甜，世上哪有这样的好事？这是陈布雷不肯对他们表示信任的理由。

但是，现在有一个活生生的“大仕隐”站在面前，这就是现身说法的邵力子。邵做官，是为了“隐”，这在陈布雷还是第一次听说。邵这个人，对于陈来说，简直是太熟悉了。当初，邵确是不愿入侍蒋幕。蒋一再拉他出山，邵虽勉力为之，但仍保持自己的某些观点，并不是一味跟在老蒋后面扛顺风旗。尤其是在蒋氏发动四一二清党之后，邵不愿苟同，成为国民党内民主派的旗手之一，日益为蒋所疏远。于此，陈布雷恍然大悟，深感邵力子的“仕隐”说，不但是经验之谈，简直就是天上的圣音了。陈布雷数年来苦恼不堪的一个问题，瞬息之间，有了圆满解释的答案，心理上、精神上都得到了解脱。事实上，邵力子的“仕隐”，是不是一种真隐，或许还可以商榷，但陈布雷的“仕隐”，很难说是“隐”。应当说，这个时候的陈布雷，重要的不在于是不是“隐”，而只在于从此为自己入朝做官，找到了一个自欺欺人的遁词而已。

也许，陈布雷认为自己等待得太久了，再不入朝，无论是年龄，还是身体，都将是一个大问题。毕竟，这个时候的陈布雷，已经41岁，耽搁不起了。以开国时期的人才而论，这个年龄已经不算年轻。蒋介石在这个年龄，已君临天下。他是领袖人物，姑且不论。但戴季陶、陈果夫这一班炙手可热的权臣，年龄都比自己小。陈立夫30岁便做中央党部秘书长，当上陈家党的头子了。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几年过去，不啻又是一代人才涌现，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到那时哪里去找自己的位置！再说，蒋先生以一国之尊，大可以说是谋臣如雨，猛将如云，自己再不识抬举，真要让他感到厌倦了，何在乎区区一个陈布雷！真要那样，岂不是弄巧成拙，欲取反弃。许多事情都是可一可二不可三的，以诸葛亮这样的千古奇才，在刘备面前端架子，只敢三次，第四次就不敢玩了，遑论我等这种小角色！况且，自己从5岁启蒙，到22岁走出浙高，18年寒窗枯坐，18年冷板凳的煎熬，不都是为了能有一个出将入相、经世致用、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机会吗？现在，机会就在眼前，再不抓住，所为何来？其实，说到底，在陈布雷的灵魂深处，仍然深根蒂固地潜藏着儒家知识分子的那种挥之不去的入世意识，是那种念念不忘的对政治的热衷，对政权的放置不下。

1930年12月22日，陈布雷正式赴任接事。初期，陈未携家眷，临时住在中央饭店一间三等客房里，王允默及孩子们留在上海，陈于节假日回沪团聚。

陈布雷上任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参与处理上海“《新月》事件”。《新月》（月刊）由徐志摩、闻一多等人于两年前创刊，胡适、梁实秋等积极参与其事。《新月》开张后，最为轰动的活动，就是在胡适的率领下，开展了一场关于保障人权的讨论，此举无疑触到了国民党的痛处。结果，胡博士遭到国民党党部组织及新闻舆论机构的围剿，国民党行政院及教育部亦出面警告，直打得胡博士落荒而逃，只得携家离沪北上，重返北大任教。随后，《新月》撰稿人罗隆基被拘捕，经保释后，罗以此写成《我的被捕和经过与反感》，在《新月》登载，又被当局认为是“挟忿诋毁”。教育部以部令停止罗隆基光华大学教授的聘约，将罗先生的饭碗也敲掉了。胡博士为之不平，当即致书一封，连同《新月》月刊所出两卷全部及第三卷已出三期，托人送交新任教育部常务次长陈布雷，表示“甚盼先生们能腾出一部分时间，稍稍浏览这几期的议论”，“不读我们的文字而但凭无知党员的报告，便滥用政府的威力来压迫我们，终不能叫我心服的”。以此希望教育部能收回成命。陈布雷虽然很快复信胡适，然声称“此事部中既决定，当不能变更”。口气强硬，且无商量余地，罗隆基的饭碗终于无可挽回，从此，只好以译文卖稿为生了。一次，毛泽东给邵力子写信，曾有这样的话：“窃谓《觉悟》时代之力子先生，一行作吏，而面目全变。”如果把这句话移用到陈布雷身上，亦精当至极，这就是：“窃谓《商报》时代之布雷先生，一行作吏，而面目全变。”

如果说，凡是对党国有所不敬的人，陈布雷都是这样一副冷面孔和铁石心肠，也不尽然。此间，上海市党部曾向当局检举中央大学法学院教授陶希圣是反动分子。陈布雷当即为之转圜：“我在复旦大学见了他一面，他没有别的，只是锋芒太露。”陈没有看错，陶不但不是党国的反动分子，而且简直就是中坚分子。数年之后，陶希圣也进了侍从室，与陈布雷一起，共同为蒋先生出谋划策，贡献“治国安邦”的大计了。

陈布雷在教育部任职期间的最大“政绩”，是平息学潮及整顿大学教育，诸如：整顿上海劳动大学，停办劳大附中，贯彻劳动大学停止招生的命令；实行国立大专院校会计报销的制度；平定九一八事变后清华大学的学生风潮；整顿上海光华大学及上海法政学院、中法工学院；解散北京俄文法政学院，调整北平大学组织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