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影子”

1934年10月间，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铁壁合围，开始了惊绝人寰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为此，蒋一方面对红军迅速进行追堵部署，一方面向大西南推进统一政略。此间，蒋对陈布雷说：“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从借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陈布雷亦主张蒋应借此机会，巡视西南各省，掌握各派政治势力，了解政情民情，部署追剿军事，推进统一政略，迫西南土著军阀作城下之盟，一统川、黔、滇诸省。

蒋然其计，即于1935年春夏间，先后飞抵重庆、贵阳、昆明、成都等地巡视，陈布雷亦不辞辛劳地跟在后面，在川、滇、黔各省间飞来飞去。此行，陈布雷处处表现出一个“宫廷侍从”所应有的“素质修养”，给蒋留下了深刻印象，为他一年后出任侍二处主任奠定了基础。同时，陈通过近距离地观察蒋身边的亲信圈子及“内廷”办事传统，对蒋的独特个性与心理气质也有了进一步的把握，这对他以后主管整个“内廷”文字与政务侍从工作，可谓得益匪浅。

其时，在入川伊始，蒋就关照侍从人员，不准随便接受川军招待，以免被川军腐蚀。可是，等到蒋飞抵重庆，闻讯先遣人员在川军那里已经饱餐了两天的美味佳肴。蒋为之大怒，训斥这些家伙说：“你们有什么头脑，吃喝也安排不好，照这样随便吃喝，要被人家骂成军阀！你们赶快把钱送去，收回条子给我看。”为此，蒋规定接受川军招待，每餐顶多四菜一汤，不允许随便添菜。

陈布雷到达重庆后，被安排在上清寺陶园住宿。川军打听到陈是蒋的亲信幕僚，颇想慕名结交。但陈谨守幕僚人员的职责，既婉拒川军头子的请客送礼，亦很少与三教九流的人物往还，深居帷幕，绝少出头露面，以免过分招摇，有失体统。陈自己回忆说：“故蒋公到川，首以质朴诚信为尚，而标揭除匪禁烟为最大要政。省中军政，仍重寄事权于刘主席甫澄，以其人在川省军人中较为廉谨自好，望其有所成就也。余于外界不轻易往还，即相见亦不多发言，唯力劝川人尊重军政系统，服从刘主席，以铲除防区时代所遗留之封建恶习，庶不负中央整理川事之苦心。其时川中政客说士，萃于各军首领之门，交通游说，纵横结托，蒋公幕中随行诸人，均处处持之以大，初到时尚有怀疑不安心理，未几即相安焉。”可见，川中政客说士的善于钻营，是非常厉害的。然陈布雷的这扇“后门”，始终关得铁紧，令川中说客望门兴叹。

在安定川省之后，蒋、陈一行即于3月24日飞抵贵阳。一下飞机，蒋即对贵阳军政大员发表讲话，宣称：“共军已是强弩之末，现今被迫逃入黔境，寻求渡江地点未定，前遭堵截，后受追击，浩浩长江俨如天堑，环山碉堡星罗棋布”，共军已入“走投无路”的绝境，天下太平，已是指日可待了。据此，蒋在贵阳期间，即已着手规划战后经济建设的蓝图了，并交代陈布雷起草《国民经济建设纲要》。然不数日，消息传来，红军已强渡乌江，有乘虚袭击贵阳的模样。蒋大惊，一面严令前线各部队衔尾疾追，一面调大军星夜驰赴贵阳救驾。其时，贵阳只有四个城防团，且大部守备外围；城内包括宪兵在内尚不足两团。陈布雷听到消息，也有点紧张了，自忖：这不是在唱一出“空城计”吗？如果红军真的打到贵阳城下，从蒋先生开始，这一批军政大员何以自全？最严重的险情，出现在4月5日。这一天，红军逼近贵阳，仅余数十里。战报传来，贵阳城里一夕数惊，彻夜不宁。尤其令中央大佬们不放心的，是清镇飞机场的安全问题。其时，就连素有领袖风度的蒋委员长也沉不住气了，当即步出行辕，查勘城区工事，把几个玩忽职守的城防将领骂了个狗血喷头。后因滇军孙渡纵队星夜兼程赶到，蒋才喜上眉梢，连连夸奖孙将军公忠体国，动作迅速，作战勇敢，并许诺对旅长以上将官均有犒赏。陈布雷等一干军政大臣及幕僚人员，亦喜笑颜开，纷纷把提到嗓门的心放回到肚子里。

比较于一夕数惊的贵阳“历险记”，陈布雷的“春城”昆明之行，简直就是刘姥姥走进了大观园，不但是吃好喝好玩好，而且是大开眼界了。陈布雷感叹：“到昆明之日，省府龙主席设盛大招待宴以迎蒋公。其客厅之闳丽有如北平之居仁堂。是日宾主到达三百人，礼数极盛。”陈布雷被安排在昆明翠湖边的一处别墅里住宿，翠湖坐落在五华山（省政府所在地）之麓，湖水不深而澄碧，堤上植柳，有阮公堤、唐公堤，俨如杭州西湖之苏、白二堤。陈布雷旦暮游行其间，偶至昆华图书馆阅书，颇有自得其乐之感。至于侍蒋游幸昆明风景胜地西山及滇池，到安宁温泉洗澡等等，更有“此间乐，不思蜀”的感慨了。

在这次“巡幸”过程中，蒋接受陈布雷的建议，采取因省而异的办法，推进统一西南诸省的政略。对川局而言，本着又拉又压的原则：对四川王刘湘是以拉为主，对其他川军头子则是以压为主，从而达到安定川局的目的；对黔局而言，本着彻底改组的原则，解除黔省军阀头子、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的职务，以蒋的亲信元老吴忠信继任，真正把黔局拿到中央手中，以除后患；对滇局而言，本着拼命笼络的原则，以“册封”龙云为“云南王”的手段，达到换取中央在滇的一种表面上治权。所以，蒋、陈巡视川、黔、滇三省，在云南受到的礼遇最为隆重。“王中王”蒋介石与“云南王”龙云为此争相吹捧，互相贴金。陈布雷回忆说：“蒋公某日约龙主席同乘飞机巡察匪势，为之指点进剿方略。龙主席自谓乘飞机尚属第一次，观蒋公在机中指点山川、剖示方略，益叹服总戎之伟大，为余等言之者再。蒋公对龙主席亦备极称许，谓其坦易而明大义。故到滇以后，唯与之讨论如何振兴文化产业以建设西南国防根据，其他政策，虽龙君屡请指导，蒋公均示大概，嘱其全权负责，不愿责以速效焉。”坐了一次飞机，蒋介石与龙云也拿出来吹了一通，可见是没话找话了。

5月26日，蒋、陈一行由昆明飞重庆，再飞成都。此间，蒋嘱陈布雷：凡杨永泰转呈的文件，在蒋批复后，陈仍须详看一遍，始可送出办理。这个举动可以看作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蒋对政学系主脑、武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已有戒心。杨乃一代权变宗师，擅长专权自恣，上下其手，蒋疑有非常，为了防止杨从中下其事，以售其奸，由此嘱陈对杨的呈件进行把关，也是一个补救措施；二、杨永泰确是办理政务及公牍事务的长才，让陈多看看杨办理的呈件，也是一种官场的历练。

应当说，到了这个时候，陈布雷差不多成了蒋介石的影子，须臾不能离开了。蒋创办峨眉山军官训练团，陈不但要助蒋处理文件公务及代撰各种演讲稿，还须兼任训练团训育干事；蒋出席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陈不但一并列席会议，并且奉命召集程天放、萨孟武、梅思平等人一起对立法院宪法草案加以研究修改，并代蒋专程赴浙江莫干山访问黄郛，然后再携宪法草案送呈蒋阅。

此后，陈布雷即参与国民党五全大会文件的准备工作，先后起草了开幕词、外交报告及大会宣言等文件，重点是为蒋起草外交报告，阐释国民党现阶段的对日政策。大会宣言本由国民党理论权威戴季陶草拟要点，再交陈布雷连缀成文，陈前后修改三次，费了20个钟头，才算交差。11月19日，蒋介石拿着由陈布雷绞尽脑汁的对外关系讲演稿，登上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讲台，开始作中外瞩目的对外政策报告，声称外交方针为：“对本国求自存，对国际求共存。”报告的著名之处，就是提出了所谓对日政策的“限度论”，即：“和平未至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最后牺牲之决心为和平作最大之努力”等等。蒋并表示，日本如果无止境的进攻，超过了和平之限度，只有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了。所谓的“限度论”，实质上还是一个“妥协论”，就像一条狗一样，处处以忍辱负重、退让求和为原则，不打急了，是不肯跳墙的。故所谓的“限度论”，虽然哄传一时，但于舆论不佳，它没有而且也不可能阻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

大会推举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等100人为中央执行委员，陈布雷亦由四届中央候补监委一跃而成为中央执委之一。在随后召开的五届一中全会上，胡汉民被推为中常会主席，汪精卫被推为中政会主席，蒋介石表面上仅为两会副主席，当了胡与汪的下手，两人之下，有屈了。而事实上，蒋是五全大会上最大的赢家。一是当时中常会主席胡汉民远在欧洲，即使同意回国与蒋合作，还要谈谈条件，中常会的实际工作，仍有劳“蒋副主席”主持；二是中政会主席汪精卫因在四届六中全会上被爱国志士孙凤鸣打了一枪，已住进医院，不久即赴欧洲治疗，中政会的工作，亦只好有劳“蒋副主席”主持了；三是汪被蒋推选为中政会主席，行政院院长一职只好让出，推蒋先生遥兼。于此，蒋一身兼领中常会、中政会、行政院、军委会等四大要职，用陈布雷的话说，就是：“自兹，蒋氏遂躬负党政军重职于一身”了。

蒋在五全大会后，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独裁地位进一步巩固，正所谓总揽乾纲，独运威福，尊居九重，坐运四海。这一局面的形成，为不断膨胀侍从室的权力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也为陈布雷在入主侍从室以后，能够居于权力的中枢，预留了通道。

汪精卫就任中政会主席伊始，即推出改组派的第二把手顾孟余出任秘书长，蒋亦毫不放松地将陈布雷推为副秘书长。汪、蒋高高在上，会中日常事务，自是不屑一顾，均交由顾、陈具体负责。顾、陈各为其主，意见相左，也就免不了有一番暗斗。这在顾孟余这样的派系高手来说，本是家常便饭，驾轻就熟，但落到书生意气的陈布雷身上，就有些力不从心了，深感自“党政机关改组以后，人事接洽，甚感纷纭，一部分同志，不明蒋公意志，动辄以安置亲厚为先，而不计办事之效率。中政会下设各专门委员会，尤为不易安排。积劳之余，加以烦闷，几于神经错乱，遇事焦躁不能自抑，客座中常出言不逊，事后追悔，旋又犯之。延医诊视，授剂服药亦无效力”。

在民国政坛上，顾孟余与陈布雷都称得上是一流人才，但顾是一流的政客，陈是一流的文学侍从。写文章，顾不敌陈；玩政治，陈不敌顾。在中政会里，顾、陈交手，未及一个回合，陈就被气出病来，这便是例证。从政的苦酒，开始由陈布雷慢慢地品尝。

陈布雷不是老政客顾孟余的对手，只得以“体力心力交瘁”为由，上书请假。蒋准假一月，陈于12月中旬经沪转杭，回到原先的西湖小莲庄，与妹夫翁祖望一家住在一起，养病休息。是年冬，陈布雷在南京觅得一寓所，将全家迁居南京，过去在京、沪之间所谓跑来跑去的客卿生涯，到此不但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也已经彻底地与之告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