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文”童子
陈布雷5岁时，开始读书了。这位未来的民国第一流政论家、国民党的“文章机器”、蒋介石的铁笔圣手，从此与古老而又神奇的方块汉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陈布雷的第一位启蒙老师是陈依仁。在老父严而又严的督促下，到这一年的年底，陈布雷日识30字，以一个五龄童的智商来说，这样的启蒙速度，简直可以说是连蹦带跳了。
陈布雷的第二位启蒙老师是陈屺怀。陈屺怀思想激进，颇有些游侠气质。
1895年，陈布雷6岁时，陈屺怀在县参与组织石关算社与剡社，一边研究数学，一边以诗文相砥砺。其后，陈屺怀本着诸葛亮“非静无以成学”的古训，决意辟老屋西之仓屋为书房，闭门谢客，家居读书。陈依仁看出这是一个机会，立命陈布雷跟着博学多才的大哥就读。对陈屺怀极为崇拜的陈布雷，从此处处学着大哥的样子，每天早晨很认真地挟着书包入学，规规矩矩地熬到下午放学归来，很有点乐此不疲的劲头。很快，陈屺怀与陈布雷之间形成了一种亦兄、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关系不断加深。陈屺怀终于成为对陈布雷前期影响最大的人物。
西仓屋尽管是一所临时辟就的书房，但是，按照家族的儒学传统，“大成至圣先师”孔圣人的画像是少不了的。陈布雷每日入学的第一课，及每日放学的最后一课，就是恭恭敬敬、诚惶诚恐地向这位端正威严的老先生鞠躬行礼。此外，当陈依仁与族中元老商谈公益事务时，往往命陈布雷临时辍读侍坐，以教导、训练他的进退应对之礼。中国儒家那种知上下、懂进退、明规矩、重秩序的伦理道德，就这样逐渐渗透进一个六龄童的灵魂深处。可以想象，30年后，陈布雷之所以能够任劳任怨地随侍乖僻暴戾的“共和皇帝”蒋介石，是与他在“小学”阶段的这种严格训练分不开的。
按照儒学传统，陈布雷的启蒙读本不外是《毛诗》、《尔雅》、《礼记》之类，这是儒学的经典之作，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都在里面，是不可以不苦学深钻的。如此读来读去，读了两年，不用说，《毛诗》是读完了，《尔雅》读完了，《礼记》也读完了。这是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的事，那一年，陈布雷8岁。这是一个重要的人生分水岭。
其时，正是康有为、严复等一批资产阶级改良派人物酝酿发起戊戌维新运动的前夜，国事日非，社会动荡，变法之议蜂起，改革之火正在点燃，这是一个呼唤与造就英雄和枭雄的时代。26岁的陈屺怀在西仓屋坐了两年的冷板凳，再也按不住他那一颗激越的心了，外出的时间越来越多，家居的时间越来越少，指导陈布雷读书的时间，自然是少而又少了。于是，陈依仁先请陈小沱先生到家设馆课读，次请徐二沆先生坐馆督教。
徐二沆先生是陈依仁的老同学，其人深目高颧，不苟言笑，督学极严。徐先生为陈布雷制订的教学大纲是：读毕《礼记》，则续读《左氏春秋传》，傍晚读唐诗，日课一首，风吹不摇，雷打不动。这样的教学方式，虽说旧而又旧，却也为陈布雷打下了扎实的旧学根基。
官桥陈克介一支，到了陈布雷这一代，父辈、祖辈数世经商，已经成了道地的商人世家了。可是，从陈依仁到徐二沆，又都是极力推崇儒学的老夫子，言行举止，衣食住行，无不以儒家的标准为标准。陈布雷的幼学环境，依然是在一个儒学空气很浓的氛围中度过的，这就给陈布雷幼时性格的形成，打上了一个强烈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色。然而，陈布雷出生与成长的时代，毕竟到了封建王朝的垂死阶段，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正在潜滋暗长，各种新思想、新风气、新举措纵横激荡。特别是对陈布雷影响极大的陈屺怀，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活跃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莫不给陈布雷以深刻影响，这在陈布雷幼时性格形成的过程中，又染上了另一层底色，那就是强烈的叛逆意识。传统意识与叛逆意识的交融汇合及不断撞击，铸造出了一颗矛盾的灵魂与一个矛盾的人生，从此形成了陈布雷终身性格的主流旋律。
青年陈屺怀既是极受陈布雷尊敬与爱戴的大哥，也是陈布雷的新学导师与文学引路人。1898年，光绪皇帝在一班资产阶级“法家”的推动下，颁布《明定国是诏》，决定变法，推行新政，并在教育方面下令：废除八股，设立学堂，改以策论课士等等。但在慈禧老太后的一记“铁砂掌”下，光绪发动的这场改革运动立即烟消云散。然而，陈屺怀以他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眼光看出，清王朝的这次“克己复礼”，终究不过是兔子的尾巴，是封建专制王朝的一次垂死挣扎而已。于是，陈屺怀从宁波赶回家中，对陈依仁、徐二沆说：当今变法之议盛行，“八股运命必不久，且本为高明者所不屑为，何必以是苦童子”。陈屺怀主张：陈布雷不必先学“四子”书，应以“五经”作为识字为文的基础。
经过一番严肃认真的讨论，陈依仁与徐二沆接受了陈屺怀的建议，决定调整“教学大纲”，以《书经》、《易经》为主要课程。此外，陈依仁也常于课余为陈布雷开小灶，给他讲《廿一史约略》等等。这个时候的陈布雷只有10岁，且为致力于新学之始，却对历史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兴趣，不但听得专心致志，简直是如醉如痴，真令人不可理解。徐二沆见了，感叹之余，决定因材施教，对陈布雷说：“你既然对历史有兴趣，那么就可读《龙文鞭影》，每日晚记诵一二则。”
《龙文鞭影》为中国旧时的蒙学课本，由明人所辑历史上的人物典故和逸事传说，计2146则，四字一句，两句押韵，读起来抑扬顿挫，琅琅上口，较易记诵。诸如：该书在四句开场白之后，起首便是：“重华大孝，武穆精忠”。这是讲帝舜重华，在屡受父与后母及异母弟共同谋害，依然不改孝悌初衷，以及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何为龙文？“龙文良马也，见鞭则疾驰，不俟驱策。”以此为书名，大抵也是一种劝学之道，勉励童子自我鞭策，奋发自强。果然，陈布雷觉得这种《故事会》一类的启蒙读本，极合自己的胃口，不需徐先生督促，竟把它背得滚瓜烂熟。就在这种“粗成四字，诲尔童蒙。经书暇日，子史须通”的琅琅声中，陈布雷接受了最初的平民文化和庙堂文化的教育。
10岁那一年，陈布雷开始练习作文。徐二沆按照儒家传统，指令陈布雷先作史论。然而，作史论，极要紧的，是要有史识。一个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儿，懂得什么叫政治？何来史识？不用说，第一次试笔，到底未能让人看出这位未来民国第一流政论家的政论天赋。陈屺怀看了他的作文后，也深感其思路拙滞，认为议论文必须思路清楚，立论谨严，下笔如行云流水，横行无涯，收放自如，才可以进入上佳境界。于是，陈屺怀将自己收藏的一册《增广古今人物》赠给陈布雷，要他多读多练多写。陈依仁也向徐二沆建议：《书经》、《易经》艰深不易读，恐易窒息性灵；主张每三日讲授《昭明文选》一篇，使其做到耳熟能详，以便从中体会各种文章作法及名家笔调。徐二沆“从谏如流”，欣然接受这些宝贵意见，自此以三、六、九为期，每十天授课文三篇。又过了两年，陈布雷读完《易经》，接着读《公羊·谷梁传》。由是，陈布雷作文日有长进。
陈布雷对历史与作文表现出极高的悟性，对几何与数学则感到一种与生俱来的厌恶。据说，徐先生在教授《几何》时，无论怎么用心讲解，陈布雷总是表现出一种“茫然不解”的神情。一次，徐先生给陈布雷出了一道几何题，自认为不算太难。然陈布雷挨到掌灯时分，依然是一点做不出。徐先生大怒，认定学生存心偷懒，和老师“对着干”了。为维护“师道尊严”，徐先生将陈布雷反锁在屋里，宣布禁令：做不出这道题，不准出书房一步。至于他自己，则匆匆到友人家喝酒去了。自尊心极强的陈布雷，受到这件事的重重一击之后，唯一的“收获”，就是对数理化增添了更深的厌恶情绪。
在其一生中，陈布雷以政论成名，绝少涉及文学，亦很少做诗。但在12岁时，却表现出一种诗人的灵性和早熟。这一年的冬天，陈布雷遵陈屺怀之命，吟成《苦雨》诗一首：“游子浮云梦不成，挑灯独坐夜凄清。明朝欲向横塘路，大雨潇潇久未晴。”诗中迷漫着一种过于伤感、凄凉的心绪，这与一个少年应有的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的童稚心境来说，真是太不合时宜了。这种过早的对人生的敏感和沉重，显然不是一个好兆头。
大约是从11岁开始，陈布雷有了头痛病。病的起因，颇为神秘，终其一生来看，也未能解开这个谜团。一般的看法是，一因徐先生督课极严，二因陈依仁望子成龙心切，三因陈布雷“见鞭则疾驰，不俟驱策”的自觉精神，故陈布雷当时学习课程极多，往往于日课之外，再加夜课。由于每天的学习时间太长，用功过度，稚嫩的脑神经受到损害，故常感头痛发热。然小布雷既不敢对先生直言相告，亦不敢对父母坦言诉说，决心一切痛苦都由自己一人默默地承当。每次发病，小布雷总是坚持做完当日的功课，不声不响地回到自己的房间，悄悄登床自睡。挨到第二天天明，仍照常上学。自此以后，头痛病几乎困扰了陈布雷一生，也成为置其于死地的一大杀手。
其间，徐先生一度因病请假，陈屺怀这时恰好从日本考察农业归来，于是被陈依仁临时拉来代课。此时的陈屺怀，先是于1901年中举，接着东渡日本，追随孙中山先生，鼓吹革命，号召造反，并对日新月异的世界新科技感触颇深，从而产生了科技救国的想法。为此，陈屺怀在代课期间，除了给陈布雷教授中文之外，同时教授英文、理化及数学。陈布雷对理化始终提不起兴趣，对英文的感觉倒是不坏，亦学得颇为自觉刻苦。陈布雷一生未出过洋，也未上过专门的英语学校，却有着扎实的英文根底。他所认识的第一个英文字母，就是在这个时候由陈屺怀传授的。陈布雷所具有的一流的英语水准，对于他后来出任侍二处主任，处理繁重的外交文牍事务，帮助极大。
事后来看，陈布雷之能成为民国史上第一流的政论家，这与他能够及时地接受新学教育，关系极大。从这一点来看，可以说，陈屺怀确是陈布雷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位“导师”了。
“革命党”的惨痛失败经陈屺怀安排，陈布雷13岁时，与三弟训懋一起，被送到三七市董氏馆就读。该馆由慈溪名士董子咸、董子宣兄弟主持创立，目的正在于适应时势，提倡新学，培养改革人才。董氏兄弟都是清王朝的反动分子，他们不但积极设馆授徒，意在为革命党造就大批新才；而且与陈屺怀、钱去矜、叶经伯等人一起，在上海经营出版业，宣传激进思想。如是，董氏馆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景，就是摆满了各种新书报，当时影响较大的《时务报》、《新民丛报》、《新小说》、《警钟报》、《浙江潮》等报纸杂志，在董氏馆中均有陈列。
董氏馆里的那种浓烈的革命氛围，顿使陈布雷眼界大开。想想吧，过去满脑子灌输的都是“子曰诗云”那一套，教导你怎样“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行”，思想与言行，都被捆得结结实实。但是，在董氏馆里，通过阅读这些新书报，陈布雷读到了许多过去从未听到过的新言论、新思想与新视角，什么民权、民族、民生等等。于是，少年的那种追求新奇、刺激，崇尚自由、平等的天性，被充分激励、张扬开来。每到课余，陈布雷就如痴如醉地阅读这些新书报，有时来不及看完，就向董氏馆商借，带回家中，夜间阅读，次日归还。其时，老师为之规劝：“为学不可太贪，贪则伤身损智。”但陈布雷为强烈的求知欲望所驱使，仍广泛涉猎，狼吞虎咽，孜孜不辍。
早在11岁的时候，陈布雷就表现出一种对政治的参与意识。陈布雷在《回忆录》中曾说：“是年有拳匪之乱，每闻大哥归家，与先考谈时事，始知中国国势之概，亦常常自大哥处得阅时务报等刊物，虽在可解不可解之间，顾独喜阅之。”董氏馆就读时期，大量新书报的阅读，使陈布雷对人生、对现实、对政治的认识，都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使得他在传统性格的底蕴上，开始萌生出一种叛逆性格。
陈布雷在董氏馆，不但广泛地接受了中文、英文、笔算、史地、理化等知识的系统教育，而且第一次结交除兄弟姐妹之外的新朋友。董氏馆仅有学生八九人，与陈布雷交谊颇深的是男同学董季劭，女同学董贞柯。由于受新书报的煽动，14岁的陈布雷决定要做一个“革命党”。他与陈训懋、董季劭、董贞柯一起，秘密成立了一个小组织，取名为“覆满同志社”。在董氏馆的一间密室里，四个人将一张用墨笔绘就的黄帝像贴在墙上，然后模仿着书里说的那样，一个个趴到地上，向黄帝像行跪拜大礼，相继宣誓：“驱逐鞑虏，还我中华”。这个时候的陈布雷，俨然是一个秘密会党的党魁，其强烈的反叛意识与狂热的革命情怀，真是少年壮志不言愁！
董氏馆四少年的秘密结社活动，与其说是一种游戏，不如说这是当时会党之风盛行的结果，以至流风所及，就连一些娃娃，也把结党结社看作是一种时髦与新潮。社会上没有人接受他们加入会党，索性就自己组织，自己入伙，自己做党魁，体会一下做革命党的味道。创立“覆满同志社”之后，“党魁”陈布雷是什么感觉？我们不清楚，不过，想想阿Q在未庄做革命党之后的心境，大致也可以做一点参考。
创立了革命党，便须有革命行动。陈布雷是“党魁”，自然要率先垂范。当学生家长冯德成来到董氏馆时，陈布雷认为进行“革命垂范”的机会到了。于是，陈布雷给冯德成大谈起“驱逐鞑虏，我炎黄子孙天职，匹夫有责，当竟此志”云云。
这是冯德成平生第一次遇到这样一个尴尬的经历：一个十多岁的孩子，竟然大言不惭地向他上起“闹革命”的大课，公然号召他做“乱党”，不免让他感到有些滑稽可笑。然而，孩子的“老成谋国”之心，却也不乏天真可爱之处。因此，冯德成既无不快之色，也没有一笑置之，只是佯装不解地故意问他：童子虽有此志，但汝父望汝入国朝试场奈何？岂有革命家而作制艺文字者乎？
这一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诘词，不啻是致命的一击，一时间，陈布雷竟瞠目结舌，无辞以对，大窘之下，只得怏怏而退，鸣金收兵了。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陈布雷颇有些瘟头瘟脑的，一副落落寡欢的倒霉神情。
事实上，正是冯德成的这番诘问，揭示了陈布雷性格中的矛盾之处，使他第一次面临这样的严厉考问：是做乱党，还是做忠臣？是做一个“礼学”童子，还是做一个革命党徒？是的，一个革命党，怎么可以去做八股文，参加科举考试呢？那样做，岂不是对革命的背叛，显得太荒唐了吗？可是，如果父亲要我参加科举考试，如之奈何？难道自己可以违背父亲的意愿？那样做，岂不成了一个不孝之子么？陈布雷这个时候的心情，真是矛盾重重，进退失据。他第一次体会到一种人生的尴尬，人生的无奈。并且，这种尴尬与无奈，犹如一个魔影，始终缠绕着他，折磨着他。
不过，这次考问的结果是，陈布雷终于认定：既已成为一个革命党，就要有一个革命党的样子。比如，原先把子曰诗云、四书五经啃得津津有味，也许不错；但是，现在既已成了一个革命党，就要钻研革命学问，从事革命活动，这才是一个革命党的样子。岂有革命党还去钻研八股文的？如此一想，陈布雷对国文的学习，自己也就放松了。哪里知道这一犹疑、松懈，竟闹出了一个大乱子。
1903年11月（光绪二十九年十月），清廷举行童子试。陈依仁把陈布雷叫到身边，吩咐：“朝廷已诏复科举，汝可准备一下，跟余入慈溪县城应试。”自认为已是“革命党”的陈布雷，满心不愿意参加，但慑于父命，又不敢说出一个“不”字，只得神思恍惚地跟着父亲来到县城。经过一番对双方实力的估量，陈布雷总算拿定主意：到了这种推车撞壁的境地，硬顶是不行了，只有来个口诺而实不至，先顺着老父的意思，进入考场，马马虎虎地对付一下，草草完稿，然后万事大吉。用现在的话说，陈布雷的这个策略，也就叫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于是，这次童子试，陈布雷考前既未认真复习，临场也未充分发挥，拿到试卷，几笔一挥，“大功”告成。结果，在别人弄得紧紧张张、辛辛苦苦的童子试，在陈布雷却是游刃有余，轻松惬意。
然而，等到发榜，陈布雷傻眼了：榜上151名，自己竟是最后一个，“解名尽处是孙山”。他本不想参加考试，当然也不想“金榜题名”。但使他未意料到的，未必想到要由自己“倒踢紫金冠”，闹了个全县倒数第一。固然用阿Q先生的观念来看，除了“倒数”两个字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状元不也是第一名么？“你算是什么东西”呢？
只可惜老父陈依仁没有阿Q先生这样的好心情。看到发榜，陈依仁急吼吼地先从第一名看起，几十名看下来，竟不见“陈训恩”三个字，不免就有些紧张。又接着往下看，几十名找下来，仍不见“贤郎”的大名，头就渐渐发大。继续往下找，一直找到最末一名，“陈训恩”三个字竟赫然在列。
初始，陈依仁几疑榜上名字有误，揉了揉眼睛，又反复核实了几遍，确是不错，“贤郎”排在最后一个。至此，陈依仁的第一个感觉，就像是被人兜头敲了一记闷棍，直打得自己晕头晕脑，手足无措了；第二个感觉，就是热血上涌，脸红色变，以为周围有成百上千双眼睛都在注视着自己，恨不得这个时候脚下裂开一条缝，能马上钻进去；第三个感觉（找到了），这才想到要找“不孝之子”算账。挤出人群之外，陈依仁语不成声地对陈布雷厉声训斥：“汝竟背榜。教汝读书，乃居全县童子之末，辱我门楣甚矣！”言毕，陈依仁伤心不已，几至落泪，顿有心态苍老之感。
陈布雷看到父亲如此伤心动怒，觉得问题十分严重。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竟闹出了这等祸事。从陈布雷的本意来说，虽然曾经想到要当一名“反清”的革命党，但毕竟是出于一时的好奇和狂热，现在面临着童子试失败的冷酷事实，头脑很快冷静下来，这才知道所谓的“革命党”的光荣，实在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远没有眼前的童子试的光荣来得重要。而且，陈布雷固然想过要造清王朝的反，却从未想过要当一名与父亲“对着干”的逆子。就以这一次参加童子试来说，他之所以“如此马虎”，本意就是不愿意与父亲形成公开对峙的局面，以免背上一个“忤父”的不孝之名。哪里知道在“糊弄”的过程中，一个“度”没有掌握好，事态反而更加严重起来。
陈布雷从5岁起，开始接受孔子学说的教育，倾其所学，全部拎出来，就是“仁”与“孝”两个字。“仁”是治理国家的学说，陈布雷这个时候还是个小学生，自己的事情还管不好，国家大事自然免谈，一个“仁”字，在他也就不甚了了。至于一个“孝”字，就是讲做儿子的怎样爱父母，扩而充之，由爱父母而爱天下人，这就是“以孝治天下”的大道理了。陈布雷5岁启蒙到14岁参加童子试，苦读十年，他的最大收获，其实也就在一个“孝”字上。什么叫孝？这就是孔子在《论语》中的一句名言：“子夏问孝。子曰：色难。”何为“色难”？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态度问题。在圣人的意思，孝敬父母，不光在表面上要顺从，而且一定要解决一个态度问题，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可是，自己现在却是阳奉阴违，心口不一，糊弄他老人家，岂不是罪莫大焉！想到这里，陈布雷惭愧了。“我愿意再试第二场”，陈布雷鼓起余勇，惴惴地向父亲表示。“算了，回家吧！”伤心之至，灰心之至的陈依仁余怒未消。
回到官桥家中，母亲同样是大失所望，然而，用的却是母性的独特方式，对陈布雷没有一句疾言，也没有一点厉色，而是自怨自艾、自谴自责，终日为之唉声叹气。这是比父亲的大发雷霆更令陈布雷无法忍受的鞭挞与刺激。弟妹面前，自然也是大失面子。至于在乡邻面前，这样的名次，更是马尾穿豆腐，提不得了。董氏馆那边，不消说，也不用再去了。他整天关在家中，闭门思过。
惨痛的失败，使陈布雷冷静下来，并开始反思：自己是家中长子，不但寄予着父亲的希望，也承载着家族的厚望。父亲原本就是十分看中颜面的人，视家族的荣誉如同生命，现在不但弄得父亲名望扫地，而且弄得家族颜面尽失，真是无地自容了。生当人子，上不能光宗耀祖，报答父母；下不能为弟妹垂范，身体力行，实在是愧对列祖列宗，愧对父母弟妹。“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到了此时此刻，陈布雷似乎对项羽在失败后“不肯过江东”的心理动因有了一种感同身受的体验。何况，自己弄到这等狼狈的境地，也很有点咽不下这口气：凭自己的实力，本来是可以在考场上打出一块江山的，一念之失，乾坤倒转，鸡飞蛋打了。陈布雷这才切实地感受到一种失败的痛苦了。
陈布雷打定主意：不雪此耻，誓不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