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组派：绝望树上的苦果

在国民党中央党务系统，蒋介石的对手历来集中在三种政治力量上，一是西山会议派，二是胡汉民的西南派，三是汪精卫的改组派。三派比较而言，又以汪精卫的改组派势力最雄厚，威胁最大，也最难缠。这是因为西山会议派就其整体力量来说，固然是党国元老荟萃之所，对蒋介石的领袖地位有一定威胁，但就其个体来说，却缺少像胡汉民、汪精卫那样出类拔萃、能够领袖群伦的统帅人物。蒋、汪、胡三派之间的关系，犹如一个既古老而又年轻的“三角恋爱”故事，如果说胡汉民与汪精卫是剧中千娇百媚的两位女主角，蒋介石则是被胡、汪争相苦恋，以致有点宠坏了而专横霸道、感情不专的风流情郎，蒋恋汪，胡忍受不了“单相思”之苦，只得远走异域他乡；蒋恋胡，汪成为“弃妇”，只得向隅而泣，汪、胡争相向蒋献媚，蒋的身价不但越来越高，而且变得越来越精于玩弄感情的游戏，最后，当蒋认为汪、胡姿色都老了的时候，也就毫不客气地把他们都一脚蹬开，另找“新欢”了。

胡汉民是蒋介石的一个强硬对手，以他的资历来说，当一个国民党的领袖绰绰有余。胡汉民幼读经史，20岁即中清末举人，对国学造诣颇深，后与吴稚晖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弘文学院与政法大学，对东洋法学亦颇有研究。1905年秋，成为同盟会的首批会员，不久担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编辑，在与保皇派喉舌《新民丛报》的论战中有上佳表现，靠的就是他的深厚的国学与法学根基。这以后胡逐渐引起孙中山的注意，并着意加以培养，先后负责同盟会南洋党务工作，出任同盟会南方支部长、广东都督、南京临时总统府秘书长、国民党广东支部长、中华革命党政治部长、广州护法军政府交通部长、非常大总统总参议、国民党一届中央执委、代理大元帅职兼广东省长、南方国民政府委员兼外交部长等。胡汉民长期追随孙中山，处于中心权力圈内，被视为孙中山的第一个得意门生，也是最有优势的接班人。实际上，从孙中山先生去世前的种种迹象来看，他本来就是把胡汉民作为接班人来安排的。但是，胡汉民的书生气太足，他常常用理想主义的眼光来看待政治斗争，把政治斗争理解得十分简单，政治手腕可以说不及格。结果，在现实政治斗争中总是被碰得头破血流。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他在争夺接班人的第一个回合中就败下阵来，在暗杀左派领袖廖仲恺一案中，更是拙劣地做了幕后主使人，被国民党新进蒋介石赶到苏联去接受苏共的“再教育”。这以后，胡汉民在国民党南京政府中，始终只是扮演了一个“金字招牌”的角色，当蒋介石认为需要他时，就把他恭恭敬敬地请出来，以抵挡其他反蒋派的进攻；当蒋介石认为不需要他时，就毫不客气地把他从南京赶走，甚至像对待凶犯一样，狠巴巴地把他关起来，取消他的一切人身自由。胡汉民始终不是蒋介石的对手。

也许只有汪精卫才能够说是蒋介石的真正对手。汪的资历可与胡汉民比肩，1905年加入同盟会，是同盟会总部评议员之一，一度担任《民报》的主要撰稿人，著文抨击满清之专制，揭露立宪派之虚伪，文笔犀利，语言雄辩，顿享一片盛誉。此后，他随孙中山到东南亚开展革命活动，以其辩才与干练日益受到孙中山的器重。汪精卫是一介文人，手无缚鸡之力，但其人胆略未可小觑，竟能在京城策划并实施谋炸清朝摄政王载沣的轰天大案，他的“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一死心期殊未了，此头须向国门悬”的囚诗，更是豪气干云，慷慨悲歌，气贯长虹，令万千革命党人与热血青年倾倒。辛亥革命后，汪被释放，在国人中几成革命先驱，政治声誉如日中天。这以后，汪精卫以这一段经历作为政治资本，在孙中山的提携下，先后出任广东教育会长、广东军政府顾问、一届中央执委等职，并陪同孙中山先生北上，是起草和亲承孙中山先生遗嘱的第一人。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出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三要职，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民党新领袖，国民党南方革命政府的第一人。汪精卫风流倜傥，气度翩翩，在国民党人中有“美男子”之誉，加之其人才华横溢，口才过人，著文演说，万人不及。但是，汪的政治气节太少，政客气息太浓，完全是个政治市侩型的人物。每当在大局危难之际，汪精卫不是优柔寡断、坐失良机，就是临阵脱逃、一走了之。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汪更是变得反复无常，出尔反尔，首鼠两端，自毁形象，全无政治家的良知、风度和气节，为正直人士所不齿。结果，他在蒋介石的强权与实力政策下，始终只是在“小媳妇”与“弃妇”这两个角色之间奔来奔去，充当了一个政治上的跳梁小丑，从一个令国人景仰的反清志士，堕落成一个遗臭万年的卖国巨奸。

从1925年蒋、汪开始合作，到1938年蒋、汪彻底分裂，其间又是几分几合，几上几下，一时难以尽述，但汪始终是蒋的一个主要对手。汪不甘心于做第二人，而蒋只肯做第一人，蒋、汪斗来斗去，汪总是败北。究其原因，蒋不但有军事实力作其坚强后盾，而且他的政治手腕也是汪无可比拟的。除此以外，蒋把陈果夫安插在党务系统，替他把持这一要津，而陈果夫的权变手腕，并不在汪精卫之下，这也是蒋介石能屡战屡胜的制胜之道。

汪精卫争当第一人，这不但对蒋介石来说是一个威胁，对陈果夫来说，也是一个威胁，因为汪精卫有他自己的亲信圈子与党务班底。汪的改组派阵营本是陈果夫的死对头，汪上台，无疑也是陈果夫下台的开始。因此，在蒋、汪之战中，陈果夫更用生死攸关的心情带领“特别能战斗”的陈家党，屡屡把汪系的改组派打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陈果夫是改组派的克星。

改组派创建于1928年，鼎盛于1929年，没落于1930年。改组派奉汪精卫为领袖，但是，创建改组派的并不是汪精卫，而是汪手下的大将陈公博、顾孟余等人。由于二届四中全会在蒋介石与陈果夫的严密控制下，汪派的人全部摒弃不用，汪精卫、陈公博、甘乃光、顾孟余被吴稚晖等一帮人骂为是“准共产党”，要对广州暴动负责等等。结果，汪精卫与甘乃光黯然溜到海外，陈公博、顾孟余销声匿迹，住进上海租界。只剩下一个朱霁青，一个王乐平，勉强被安置在新设立的中央民众训练委员会里坐冷板凳。因为陈果夫特地在他起草的《整理各地党务案》中规定，党务整理期间“停止民众运动”，这样朱和王也成了一个摆设。

陈果夫在全党推行“党务整理案”的过程中，通过“总登记”、“总考查”活动，进一步对汪系分子进行压迫，汪派大将陈公博因为加入国民党在1925年以后，甚至连国民党党籍都保不住了，接着在国民党三全大会的代表产生办法中，又把顾孟余等汪派其他大将排斥在三全大会之外。先是在二届四中全会上被彻底剥夺党权，继而又被拒绝进行党员登记，最后更被剥夺党内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陈果夫的这三板斧等于把汪派分子所有的希望与寄托都彻底铲除了，陈公博与顾孟余等人彻底绝望，也是彻底地被逼反了。反对蒋介石，同时也是反对陈果夫包办党务的一场斗争也就不可避免地被发动起来了。

在汪精卫手下，陈公博以野心家著称，顾孟余以阴谋家著称。汪精卫虽然走了，但陈、顾两人都是被视为有办法的领袖人物而受到汪派势力的一致拥戴。

在中国现代史上，陈公博的确也算得上是个人物。陈的出名之处，就在于他是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一名正式代表，一年多以后，因反对中共第一次的国共合作政策，而受到严厉批评与留党察看的处分，陈公博一气之下脱党到美国读书去了。陈公博早年即为北京大学的高材生，后与谭平山在广州创办《群报》，颇以极善笔耕而享誉南粤。陈素以善变与走极端著称，以陈公博这个当年坚决反对国共合作的人，于1925年后竟然当起了国民党，岂非咄咄怪事。由此可知他后来的当卖国巨奸，也不是没有前因的。但是，陈公博的名气加才气使他能在加入国民党后，即步步高升，不断出任要职，先后任广东省农工厅厅长、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部长、国民党二届中央执委、湖北财政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常委兼工人部部长等。陈公博一向自视颇高，又是个不甘寂寞的人，蒋介石的流氓军阀作风，陈果夫的那种奸诈的商人手腕，都使他有点不太看得起。陈多年处于国民党峰层，自认为当一名国民党一号人物汪精卫的首席，已属勉强，现在竟被蒋、陈之流一巴掌打下沟底，这口恶气如何能咽得下去，陈公博要闹事是可以想见的。

顾孟余也不是个等闲人物，至少在国民党内是赫赫有名的。顾早年留学德国，回国后任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兼经济学主讲教授、北京大学教务长、广东中山大学校长等职，在知识界是大大的有名。以后又先后出任国民党二届中央执委、中央党部宣传部部长、武汉国民政府委员兼教育部部长、国民党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部长等要职。顾孟余长于筹划，精于计谋，长期追随汪精卫，成为汪的首席智囊与高级谋士。特别是在国民党内，顾的言论往往代表与反映了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利益与要求，故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拥戴的一面旗帜。

陈公博与顾孟余等人于二届四中全会以后，终日在上海法租界踯躅思考。陈公博如是想，这几年来自己为什么能得意呢?还不是因为总理孙中山先生能够在民国十三年（1924年）对国民党进行改组，不拘一格降人材，容纳各党各派的精英人物进入国民党组织，自己才能够一展抱负，大展宏图。可是现在自己为什么又失意倒霉了呢?还不是因为蒋介石、陈果夫之流背叛孙中山手定的改组精神，搞什么《整理各地党务案》，不让我们进行党员登记，剥夺我们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等。这样一想，陈公博突于灵光一闪之中，喊出了“恢复十三年改组精神”的口号!于是，陈公博找到了自己的感觉，也找到了自己的旗帜，他更深入一步地推测：自十三年国民党改组以来，得意的绝不只是自己；自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以来，失意的也绝不只是自己，所有既不愿与共产党同道，又对蒋介石的独裁政策不满的社会力量，都将在“恢复十三年改组精神”的旗帜下聚集起来，成为一股由自己统帅的反蒋大军，可以在自己的指挥下再创辉煌。

于是，陈公博先是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国民革命的危机和我们的错误》，次则又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名叫《中国国民党所代表的是什么?》，再次又办了一个杂志，名为《革命评论》，最后又办了一所“大陆大学”。这“四个一”都是集中宣传他的关于“恢复十三年改组精神”的理论纲领与方式方法。当时的陈公博，手中既无党权，也无政权，更无军权，失意潦倒，一文不名，穷得只剩下一肚皮的“道德文章”与“革命理论”，所幸的是陈公博过去搞过共产党，当过大学教授，又是长期追随所谓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的高足，大浪淘沙，披沙拣金，肚皮里剩下的货色全都是一些革命的理论与左派的词句。于是，他就在《革命评论》杂志上，毫不吝啬地把革命的词句用了一筐又一筐。陈公博的确是一个大手笔，他不办则已，办则一鸣惊人，他的“改组国民党”的思想与理论一出笼，立刻在一大批沉闷失意、彷徨踯躅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惊涛巨浪。据说，当时在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茶楼、酒肆、饭馆、公园等处，每每有成群的青年围坐在一起，一边大声读着《革命评论》，一边高谈党事，接着是大骂腐朽的党政当局，群情振奋，眉飞色舞，恰如久旱得霖雨一般，一泄郁闷，痛快淋漓。每个人都像是找到了革命的方向，找到了革命的目标，找到了革命的道路一样。大家又都自封为“革命评论派”，或是“改组派”。每个读者都可以想见，这样的革命景象是何等的感人!

陈公博的《革命评论》之后，又有顾孟余的《前进》杂志诞生，影响虽不及《革命评论》，但附和的多半是一些上层的失意政客与部分高级知识分子，其对国民党上层的潜在影响颇大。

《革命评论》与《前进》杂志催生了改组派，于是在“改组国民党”的一片呼声与巨潮中，受二届四中全会打击的汪派中央委员们开始集中到上海，于1928年冬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