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开派之祖

教父的得意之笔：青白团

陈氏兄弟的一切荣华富贵既离不开自己的钻营与奋斗，也是缘于蒋介石的提携与照拂。没有蒋的恩宠，就没有陈氏兄弟的今天，蒋存则陈存，蒋亡陈亦亡，这是陈果夫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的一个信念。因此，要保持自己的权位，保持陈家党的发展势头，就必须保持蒋介石在党内的领袖地位，这是陈氏兄弟与陈家党的生死律条。由是，陈果夫认为必须提出一个简洁明确的纲领或口号，便于在全党及全国进行宣传与贯彻，从而确立蒋介石的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陈果夫以国民党教父自居，在国民党内最先提出了“三个一”的政治纲领，即“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党，国民党”；“一个领袖，蒋介石”。从此，“三个一”的政治纲领经过陈果夫掌握的舆论工具，不遗余力地宣传开来。陈立夫甚至进一步加以发展，淋漓尽致地阐述说：“信仰主义要信仰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绝对的程度。”在“三个一”的口号中，陈果夫认为最关键的是“一个领袖，蒋介石”这个口号，因为有了蒋的领袖地位，也就有了蒋记的国民党，同时也就有了蒋记的三民主义，也就能以此不断加强陈家党的力量。陈果夫对蒋的忠诚，使蒋深为满意与赞赏。一段时间，蒋的一批黄埔学生在上海的工作没有多大起色，蒋表示强烈不满，于是骂这些不争气的学生说：“你们要好好地向果夫先生学习。”

从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前期，是蒋陈关系的蜜月年代。陈对蒋的忠诚固然不讲任何代价，蒋对陈的宠信也是不加任何条件的。蒋陈之间的关系也颇为特殊，他们有时是领袖与部属之间的那种上下关系，有时又是介叔与果侄之间的那种亲属关系，有时又是无话不谈的朋友关系，有时甚至是忠言逆耳的诤友关系。在这段时期里，蒋介石把党务大权完全交给陈果夫掌管，许多党政大计，也都出自陈果夫的献策。蒋有时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即使陈果夫的话也不能完全听得进，以致有时蒋表现出一种不耐烦的情绪。如果这时陈果夫再絮絮叨叨地说下去，蒋甚至会很生气地拂袖而起，十分无礼地转身就走。对于蒋的这种极为情绪化的态度，国民党内是没有几个人能够抵制的，但是陈果夫却能以他的赤胆忠诚，无所畏惧地赶上前去，不管蒋这时爱不爱听，还是要直言不讳地尽其所言，把要讲的话讲完，希望蒋能听取并接受他的意见或建议。据说，在国民党内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陈果夫，另一个是陈诚。可见，陈果夫能做到这一点，没有他对蒋的一片忠诚，没有蒋对他的超级信任，都是维持不下去的。

蒋介石因反共而上台，却因党内的派系斗争两次下野。三全大会后，蒋痛定思痛，深恨自己的政治领袖地位不能巩固的原因，就是因为忠于自己的派系力量还不够强大。蒋介石由此得出结论：威胁国民党统治地位的是共产党，威胁蒋介石领袖地位的却是反蒋派，在国民党内，要建立和巩固自己的领袖地位，就必须建立和巩固自己的派系组织。1932年初，蒋二次下野后复出，立即着手建立忠于自己的派系小组织。2月间，蒋在中山陵园新厦大厅召见党方的陈立夫、张道藩、徐恩曾，军方的贺衷寒、邓文仪、戴笠等十余人训话，中统驻武汉特派员蔡孟坚因破获共产党重要人物顾顺章一案而由蒋特别指定参加会议。蒋首先指出意大利的法西斯组织黑衫队如何对意大利国家有贡献，我们各方组织没有表现，只有蔡孟坚同志在武汉突出值得嘉奖等等，并当场指示由陈立夫主持研究商量成立特别组织。次日，陈立夫奉命召集上一日赴蒋处听训的人员开会，每人皆争取发言。但军方人员因在此之前已有准备单独成立复兴社组织的腹案，故贺衷寒主张党、军分别组织，陈立夫等人也同意军方的意见，于是，党方与军方都开始分头策划成立自己的小组织问题。

1933年元旦，蒋介石在南昌对共产党中央苏区第一阶段的围剿进行总结，并对第二阶段的围剿作好布置后，从南昌飞回南京，在中央军校官邸召开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双七人会议，他们分别是军方的曾扩情、康泽、贺衷寒、邓文仪、刘健群、酆悌、戴笠等七名黄埔学生领袖；党方的陈果夫、陈立夫、张厉生、张道藩、余井塘、叶秀峰、徐恩曾等七名中央党部的高干。蒋介石开口讲话，即训斥他们搞的军队政工和党务活动没有效果，既对付不了共产党，配合不上中央军在江西“剿匪”的军事行动，又不能巩固后方，解决后方学生运动与民主运动的日益嚣张；同时，也抵抗不住汪精卫的改组派与胡汉民的西南派的联合进攻，造成党内众议庞杂，派系纷呈，使他束手束脚。更使蒋恼火的是，党内至今没有中心，汪精卫、胡汉民都与他为难，不服从他的领导；现在他在江西“剿匪”，军事上有胜利的把握，需要你们在后方振作起来，团结起来，才能在前方与后方都取得全面的胜利。蒋介石由此规定：分别在军方与党方各成立两个小组织，以一个作为另一个的核心，双轨竞进，拥护他在国民党内的唯一领袖地位，拥护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政策，计日程功，以收奇效。

蒋介石的元旦官邸训话，对国民党党内的派系斗争与巩固他的政治地位，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在黄埔学生中，实际上早在1932年3月，就已经秘密成立了名为中华复兴社的法西斯组织。当时，黄埔系正以前所未有的进攻态势，向国民党的各个领域渗透，以谋取最高权力。蒋介石提出“双轨竞进”的派系组织思想后，参加元旦官邸训话的黄埔七大高足，立即进行了研究，决定在复兴社内部继续成立一个“力行社”核心组织，以复兴社的高干作为吸收的对象，借此不断强化复兴社的内部纪律，进一步加强内部团结，充分发挥其维护和保卫蒋领袖地位的作用。

陈果夫率领中央党部七大高干在听取了蒋介石的官邸训话后，亦马不停蹄地忙碌起来。陈果夫是很善于抓住机会的，他认为：在中央党部内部成立蒋系宗派组织，不但是与反蒋派系进行斗争的需要，而且也是与国民党内的拥蒋派系进行争宠的需要。从1932年开始，陈果夫就已经感到陈家党遇到了劲敌，一方面以黄埔学生为主体的复兴社已经崛起，他们的野心之大，不但要掌握军警大权，而且积极向党务、文化、教育等中央党部把持的领域渗透，企图凌驾于陈家党之上；另一方面，以杨永泰、熊式辉、张群等人为首的一批政学系分子，利用占据南昌行营要津的有利地位，逐渐夺取了一部分省党部的大权。面对这一两线作战的困难局面，陈果夫认为必须加强陈家党内部派系组织的建设，才能不断增强团体的力量，从对立派系手中夺回自己的阵地，并逐步扩大队伍，打败对手。

陈果夫召集出席官邸训话会的高干，经过朝夕聚议，商量如何成立小组织的问题。所谓党方的蒋系高干，其实都是陈果夫一手培植的亲信党羽。陈立夫是其胞弟，自不必说；张厉生、张道藩、余井塘三人均是陈果夫原先在中央组织部录用的三大秘书，并由陈果夫一手拉进四届中央委员会，爬上了候补中执委的高位；叶秀峰与徐恩曾亦曾担任陈果夫的秘书，并先后担任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特工头目，都是陈果夫口袋中极为放心的心腹骨干。七人商量的结果，是一致同意陈果夫精心策划的方案，在国民党内成立两个小组织，一个叫“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简称“同志会”），一个叫“青天白日团”（简称“青白团”），两个组织的章程没有多大的区别，核心内容是拥护蒋介石一人为国民党的唯一领袖，终生不渝此志。两个组织中，以同志会为基础，以青白团为领导核心，这也就是蒋介石所说的“双轨竞进”的原则。

陈果夫亲自设计的青白团组织，其组织原则是自上而下的集团选派制。中央干事会设在南京，干事长由陈果夫担任，副干事长由陈立夫担任，二陈是青白团的两大巨头，其地位是没有人可以挑战的；中央常务干事五人，分别是张厉生、张道藩、余井塘、叶秀峰、徐恩曾，这五人可以说是青白团的五大“护法”了；中央干事若干人，有周佛海、程天放、苗培成、曾养甫、赖琏等，中央干事会设书记长一人，由陈果夫指定当时的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主任秘书洪兰友充当，并由洪兰友就近指挥中央组织委员会组织科洪陆东与骆美奂等人负责办理青白团的日常事务，办事地址也就近设在组织科内。

有关青白团在各省市的发展组织与正常活动事宜，主要由陈果夫与陈立夫以任命特派员的形式进行分区指导。比如，张厉生为华北区特派员，余井塘则为江苏、湖北两省特派员，张道藩为上海、浙江两省特派员，程天放为江西省特派员，苗培成为安徽、山西、内蒙等省区的特派员，曾养甫为广东、广西两省的特派员，赖琏为湖南、福建两省的特派员，等等。除地区分工外，陈果夫还决定由中央干事对不同领域的活动进行分工指导，例如，叶秀峰负责指导文化，周佛海负责指导教育，徐恩曾负责指导特务调查，赵棣华负责指导财政，闻亦有负责指导会计，萧铮负责指导地政经济，郑异负责指导政治外交等。陈果夫另指定中央党务学校创办了《政治评论》杂志，作为青白团的喉舌，进行舆论宣传工作。

青白团完全是一个秘密组织，不但外人知之甚少，就是对未加入此组织的陈家党亲信，也是讳莫如深的。陈果夫对青白团的保密工作十分重视，从各方面详细加以规定，比如，在组织关系上，陈果夫规定只有纵的关系，而无横的联络，每个青白团分子的活动空间只能限于入团者所工作的那个地方，所谓“我们自己人”也就是这个地方的几个人，别的地方就不能知道，也不得询问，问了就视为违反了团体纪律。

陈果夫完全是以江湖帮会教父的思维方式来设计青白团的组织架构的。最能充分体现这一点的，是陈果夫设计的入团仪式。比如，南京青白团的入团仪式大都在陈果夫兄弟的南京故居常府街18号举行，在举行入团仪式的房间里，正面墙壁上挂着一幅孙中山先生的遗像，旁边则挂着一幅身佩匕首、脚蹬马靴的蒋介石像，像前有一个香案，上铺红毯，案上燃着两只红烛。每个入团者预先得到中央常务干事会的批准后，即在预定时间内，由介绍人引领进入举行入团仪式的房间，先由监誓人（南京一般由青白团中央常务干事担任）发给32开的“青天白日团章程”与“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章程”小册子各一份，同时发给入团表格与入会表格一式两张各一份，由入团者当场如实填写。入团入会表格前面附有志愿书及誓词，内容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强调“拥护蒋介石为国民党领袖，终生不渝”。表格上的其他内容，大致与国民党党员入党表相同。另外，强调入团者要起核心作用与领导作用，在工作岗位上要起模范作用，认真切实地执行领袖的主张与意旨，完成团体交给的各项工作，做好本机关的任务等。表填好后须加盖本人名章，然后当场交给监誓人收藏。另由监誓人交给入团者一份入团誓词；在监誓人现场监督下，严肃地站在孙中山与蒋介石像前，举起右手宣誓入团入会。就在这种阴森恐怖的气氛中，入团人一字一句宣读誓词：永远拥护蒋介石为国民党的唯一领袖，实行三民主义，遵守纪律，严守秘密，至死不渝，等等。在完成了这种几乎是中世纪式的仪式后，监誓人还要向入团者致威胁性训词：“违反纪律要遭到严酷的处分，甚或处死；领袖叫你如何就得如何，抗命为纪律所不容”等等。

在南京，青白团的入团场所除陈果夫居所外，另在鼓楼大方巷楼下，也设有一室，其布置与陈果夫居所的无异，入团成员主要是一些地位较低的干部。

对于陈果夫来说，组织青白团是他一生非常得意的一笔。他认为，这是仿效国民党二次革命后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的做法。当时，陈其美拟定的中华革命党章程第一条就是：凡入党声必须服从总理孙中山一人。陈果夫对青白团的高级干部们说，其时只有陈其美是忠心诚意拥护孙中山的。并说，为了纪念陈其美，他曾经向蒋介石建议，把1913年6月16日陈其美在淞沪发动的肇和兵舰起义日定为纪念节，蒋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亲自联合戴季陶在国民党中常会上提出这一方案而获得通过。陈果夫借此发挥题中之义，指示凡参加青白团与同志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要像陈其美忠诚于孙中山那样忠诚于蒋介石。除此以外，每个参加青白团与同志会的成员，还须发展新的团体成员，完成团体交给的任务，从事反共与反对各进步党派的活动，对党内各派系展开斗争，等等。

青白团表面上奉蒋介石为领袖，实际上却是奉陈果夫为正朔。因为有关青白团的活动均须直接向陈果夫请示，没有陈果夫的批准，任何人不得向蒋介石汇报情况。而青白团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完全是按照宗教团体及江湖帮会形式运转的，陈果夫亦以教父的身份发展信徒，接收弟子。这样一个派系组织，经过陈果夫的一番运用，其体制架构之完善，政治纲领之明确，组织纪律之严密，上下等级之森严，内部活动之神秘，排外攻击意识之强烈，都是当时国民党的各个派系所不及的。其实，这与陈果夫对帮会政治及秘密会党作用与历史的深入研究，是分不开的。

自从成立了青白团与同志会以后，陈果夫的确是从中得益匪浅。本来帮会势力就有大到无边无际、小到无孔不入之说，而这种帮会的组织与活动方式一旦被移植到国民党内的派系组织上来，由一群智慧超凡、才干过人的政治野心家与党务活动家们加以精心运用，其作用与优势自然有了超常发挥。以陈果夫为统帅的陈家党的势力，也由此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陈果夫作为青白团与同志会的开山之祖，其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有了新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