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长征路的几点收获

现在走长征路，条件比过去好多了，但没当作“游山玩水”式的旅游，尽管完全可以这样逍遥。我们的每次行程仍然安排得比较紧，因为陪同走的同志都有很多工作，不可能长时间在外，还是要抢时间、赶路程，同时还要尽量多看一些地方、多访问一些人。这样，不少考察是风雨无阻，日夜兼程。特别是2003 年秋天在川、甘、陕一个半月的考察，这是长征路走的最长的一段时间，真有点风尘仆仆，走下来蛮劳累和疲惫。好在实现了最初愿望，基本达到预期目的，也就乐在其中了。

谈到走长征路的收获，各人的情况不一样，收获会各不相同。我是从研究党史的角度来走长征路的，而且主要走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相比之下，对红二方面军特别是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路走得少。因此，本书讲长征也主要以个人对中央红军长征历史的考察作基础，兼及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长征的一些情况来谈一些看法。这样讲长征认识，自然不那么完全，会遗漏一些，甚至可能有偏颇之见，请谅解。这里，初步地讲这样几点收获。第一，亲身感受到了红军长征的悲壮历程。长征之初，错误的军事指挥，使中央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并遭受重大损失。红军离开苏区时与老百姓那种难舍难分的故事说不完、道不尽，催人泪下。湘江战役打得十分惨烈的情景，这在书中有专章叙述。我在考察湘江战役之前，真没有想到：在争夺湘江渡口时，会倒下那么多的红军战士，殷红的鲜血竟将碧绿的湘江变成了“赤水河”，烈士的尸体和遗物浮满江面，顺流而淌。其战斗之酷，牺牲之惨，是红军史上从未有过的。特别是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在冲破桂军包围，急行军赶到湘江而不能渡河，在回征湘南后全军覆灭。师长陈树湘负重伤被俘，在亲手绞断腹部伤口的肠子而牺牲后，丧心病狂的敌人竟将他的头颅割下，先后吊在道县和长沙城门口示众。听到这些，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红军将士在长征中英勇作战，壮烈牺牲的事迹很多，很感人。其所见所闻，我这一辈子都难以忘怀。

第二，进一步感受到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历史转折对红军和党的命运的巨大作用。经过湘江战役，红军广大指战员强烈地要求改变中央的错误领导。这以后，中央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包括遵义会议前后的一些会议，即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和会理会议，这些会议对于形成、发展和巩固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历史转折都起了重要作用。过去比较多地是孤零零地研究这些会议的作用。通过考察，明确感到这是个系列会议，形成一段历史链条，每个会议是其中的一个历史环节。这众多环节的合力作用推动形成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遵义会议是形成这段历史伟大转折的根本标志。这样，就更能正确把握遵义会议与其前后会议之间的关系。毛泽东自遵义会议始，尽管他不负总责，但实际上已确立了他在党中央的实际的核心领导地位。他参与指挥军事，随后直接行使指挥权。毛泽东指挥作战，完全是以我为主，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打你的，我走我的，不为任何其他因素动摇决心。比如说，书中讲的苟坝会议。这是长征途中在遵义附近召开的一次会议。当时，除毛泽东外，都主张进攻打鼓新场，即现在的金沙县城。毛泽东反复陈述理由，并以不当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职务努力抗争，结果仍遭反对。但毛泽东坚信自己的意见正确，晚上，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随后，同周恩来一起去找朱德。这样，毛泽东首先说服了他们两人。第二天重新开会，毛泽东三人终于说服了求战心切的红军高级将领，避免了一次红军可能招致重创的战斗。我在苟坝，沿着毛泽东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的路走了一趟。这是一条田埂小路，坑坑洼洼，沟沟坎坎，还要翻一个山坡，大约有五里地，很难走。在几十年前的深更半夜，可能要走一个小时。毛泽东走这么远的路，又加上心绪不那么好，其行走之艰难情景可想而知。经过这番体验，我更加感到：毛泽东的许多想法和做法，非同常人。他完全可以作另一种选择：意见讲了，辩论完了，职务撤了，以后的一切后果与他无关，可以去睡大觉（当时很缺觉）。但是，中国革命的安危，红军的命运，使他难于苟且偷安。一种责任感、使命感，驱使他还是要摸黑，走那难走的崎岖小路，去找周恩来。如果没有此行，后果难料。这样的事，还有很多。红军在毛泽东的领导和指挥下，四渡赤水，穿插川黔；奔袭云南，巧渡金沙；强越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攀皑皑雪山，走沼泽草地，通过无人区；最后完全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到达陕北根据地，有了最后的落脚点。从此，红军获得新生。走了长征路，我们不能不佩服毛泽东的胸怀和韬略。

第三，亲身体验了红军长征经受的艰难困苦。红军长征很艰苦，过去都知道，但是抽象的。走完了长征路，才能感受到，它不是一般的苦，而是苦中之苦。它不只是行军打仗之艰苦，还有与极为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忍受饥寒交迫之困苦。红军在云贵高原和川西南一带走的多是崇山峻岭，悬崖绝壁，稍不小心，就有可能掉进崖底去。大渡河水滚滚激流，当年的蒋介石企图使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部署重兵堵截，不让红军过河。大渡河两岸山势陡峭，极少渡口。红军在强渡安顺场后，兵分两路，沿大渡河两岸向泸定桥前进。从安顺场至泸定桥有340 里山路，为了赶在敌军集结之前冲出重围，红军先头部队硬是以超高速的急行军，翻山越岭，一昼夜竟走了240 里，到达泸定桥，经过激战，爬过百多米长的铁链索，夺取了泸定县城。县委领导告诉我，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的急行军和匍匐于铁链索战斗的吉尼斯纪录，这样的速度和意志力达到了人类体能的极限。所以毛主席写道：“大渡桥横铁索寒”。不作实地考察，对“铁索寒”就难有深刻的体验。这次走完长征路，感到特别激动的是，我终于上了雪山，过了草地。这是原来的预定目标。雪山草地，是长征路的标志性历程。不走雪山草地，就不算真正走长征路。因此一定要走，再大的困难也可以克服。那天，我们十多个人上夹金雪山，车子盘山走了一半路程，雾很大。为了安全起见，陪同的负责同志劝说就走这一段看看行了，不再上顶。我说：有雾，咱们慢点走吧！在穿过大雾云层后，过了一个钟头，终于上了近4200米的山顶。尽管雪比过去稀薄一些，但还是白茫茫一大片呀！大家都是第一次上雪山，十分激动。我们情不自禁地都高呼：“红军万岁！”很幸运，我没有高山反应，于是，一鼓作气上了三个雪山。接着又过了草地，实际上是湿地。走过雪山草地后，我们每个人都有“尽开颜”的感觉。尽管成天赶路，没有安排歇息一天，但这比起当年红军过雪山草地之艰难，不可同日而语。有了这段经历，更能体会到青年时代常听到的“苦不苦想想红军长征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这句话的实在内容。为了真实地感受中央红军过雪山的情景，2004 年在四川参加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的学术研讨活动之后又到雅安，从宝兴沿着当年红军爬雪山的路线上了一遍。这样，中央红军上下夹金山的两面都有了实际的体验，感受和认识就比较完全了。

第四，丰富了对红军长征历程的认识。红军长征，先后经历了三方面的严峻斗争。首先是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光明与黑暗两种命运的大搏斗。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搏击中，共产党内部也发生了正确指导思想与错误指导思想的尖锐斗争。同时，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使红军一再面临着能否克服艰难险阻、经受饥寒伤病折磨的严重考验。上述斗争的交错发展，使红军长征的两年历程显出若干阶段性。走完长征路之后，我将红军长征历程初步分为五个阶段。

——1934 年10 月中央红军长征出发至1935 年1 月遵义会议前。中央红军在遭受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不得不实行战略大转移。在转移过程中，执行错误路线的中央领导，顽固坚持战略转移到湘西去的既定目标，使红军在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四道封锁线时，在湘江战役中遭到惨重损失。它教育了广大红军将士，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实践基础。

——从1935 年1 月遵义会议至1935 年6 月两河口会议。遵义会议批判了以博古、李德为代表的错误指导思想及其军事指挥，改组中央主要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此后，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中央红军四过赤水河，强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初步摆脱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在小金达维实现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两大主力会师。这5 个月，中央红军长征尽管比较艰苦，但完全改变了此前的被动局面，是红军牵着蒋介石鼻子走而非常主动顺心的一段。

——从1935 年6 月两河口会议至9 月中央红军到达哈达铺。在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野心逐渐膨胀，一方面不同意中央的北上方针，另一方面又伸手要权，直至另立中央，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分庭抗礼。从两河口会议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对张国焘做了仁至义尽的规劝和争取工作，同他的分裂主义行径进行了反复的斗争，最后坚持北上路线，克服了过草地的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到哈达铺、榜罗镇之后，最终明确了进军陕北，作为长征的落脚点。

——中央红军从1935 年9 月到哈达铺至1935 年10 月到陕北，胜利完成长征。这一个月，中央红军整编为陕甘支队后，行动更为便捷，进军打仗更为顺利，于10 月下旬到达吴起镇，11 月下旬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中共中央将西北作为全国革命新的大本营举行了奠基礼。

——从1935 年10 月中央红军抵达陕北至1936 年10 月红军三大主力在陕甘宁会师。这一年，中央红军先后进行东征和西征，努力为巩固和扩大陕甘宁根据地而奋斗。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在南下9 个月后遭到破产。在中共中央和张浩代表共产国际，还有在红四方面军工作坚持正确主张的领导干部以及红二、六军团负责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张国焘最终同意北上。红四方面军先是与红二、六军团在1936 年6 月在四川甘孜实现会师；最后，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宁夏的会宁、将台堡地区实现大会师。中国工农红军完成了长征任务。

上述划分，主要是根据红军长征两年历史进程的内容，每个阶段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和解决的主要矛盾，以期使每个阶段的主题一目了然。这样划分，有的阶段的时间跨度长，有的则较短。比如，第四阶段从哈达铺到陕北只有一个月。所以将其单独为一段，是因为这一阶段任务单纯。当然也可以同第三阶段合为一段。合并后的好处是，历史分段不显得零碎；其弊是在这四个月的历史阶段中会存在两个主题。前三个月主要讲与张国焘的分歧和斗争，后一个月则讲中央红军进军陕北。对这个问题，我也在考虑，换个角度，可将其视为一个主题的延续，即与张国焘进行斗争后中央红军没有拖累，长驱陕北。因此，将红军长征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也是可以的。

第五，增强了对红四方面军长征贡献的认识。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过去对红四方面军的历史讲得不多，对其长征讲得更少，因为张国焘分裂党、成立第二中央，就是在长征中发生的。对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史，不是专门研究者，一般不甚了解。尽管目前写红四方面军长征的论著有一些，但总的说较少，影响有限。我主要是2004 年7 月对红四方面军开辟的川陕根据地及随后的长征作了重点考察之后，才深切感到过去的研究和宣传相当失衡。应当怎样认识红四方面军在长征史上的作用和贡献呢？我初步地获得这么几点认识：

——对中央红军北进川西发挥了重要的策应作用。红四方面军在1932 年底开辟的川陕根据地，将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由东南引向西北，并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曾高度评价了川陕根据地的历史作用。在中央红军进行反“围剿”战争的同时，红四方面军也先后展开反三路围攻和反六路围攻的两大战役。中央红军的长征在遵义会议前几乎陷入绝境。为尽快改变这个局面，遵义会议后不久，中央发电红四方面军派兵南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对挥师策应作了多方努力未果后，最后决定集中主力西渡嘉陵江，突入敌后，以策应中央红军。1935 年3 月，红四方面军进军嘉陵江，实际上开始了漫漫的长征路。那时，中央红军正在四渡赤水、转战黔滇，被国民党军前堵后追喘不过气来，处于非常艰难的时期。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战役的胜利，对国民党军是个重要的牵制，对中央红军摆脱困境起了有力的缓解作用。红四方面军在获悉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来电后，即向川西松潘一带前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当然，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根据地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如果不是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需要，红四方面军准备直接出西北方向，另作他图了。因此，对红四方面军长征坚持策应中央的正确方针这一点，应予充分肯定。

——对中央红军克服物资匮乏、补充兵员起了巨大的支援作用。红四方面军在进入松潘、理县、茂县地区时，中央红军已经过冕宁，正向大渡河挺进。红军两大主力会合在望。红四方面军领导层将迎接中央红军作为首要任务，并进行多项重要准备。红四方面军在筹集到一定数量的物资后，先头部队即出发西进，星夜兼程。6 月中旬，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达维会师后，四方面军通过络绎不绝的马队、牦牛队，把一批批慰劳品从茂县、理县送至小金中央红军驻地。这些慰劳品，最难得的是筹集到的数十万斤粮食，还有上千件衣服套装、皮衣、棉大衣、毛毯、鞋子等。鉴于中央红军长途跋涉，减员不少，出现官多兵少的状况，经中央批准，四方面军调拨了３个团，近4000 人，充实中央红军。四方面军的大力支援，对中央红军增强战斗力、改善军需，起了重要作用。

——在所经过地区发挥了强大的“宣传队”作用。毛泽东讲的“长征是宣传队”，对红四方面军来说是很突出的。过去不知道。这次去考察后，才了解红四方面军搞宣传有一个由20 名石匠组成的钻字队，在砂石岩上将标语口号镌刻成大字。这就是有名的“红军石刻”。据说，川陕根据地保留下来的红军石刻标语在80 年代曾有4000 多条。这是在其他苏区罕见的，目前已成为珍贵的文化景观。我们在川陕革命根据地见到了最大的红军石刻标语“赤化全川”。这幅石刻，字高5.5 米，宽4.7 米；字道深0.35 米，宽0.7 米，笔划内可卧下一人；字间距离7.1 米。整个字幅面积300 平方米，离地面高度15 米，数十里外清晰可见。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继续镌刻大字标语进行宣传。仅苍溪就保存有1000 余幅石刻标语和群众送亲人参加红军的生动图画。我们见到的较多的标语有：“红军是穷人的军队”、“共产党是替穷人找饭吃的政党”、“只有共产党是革命为民族独立的唯一领导者”、“只有工农红军才是抗日反帝的急先锋”等。这些红军石刻标语，已成为这些地方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动教材。

——在所经过地区也发挥了“播种机”作用。红四方面军所到之处，包括后来南下到一些地区，仍然宣传党的政策，坚持地方群众工作。张国焘搞分裂是在党内军内，并没有公开在社会上打旗帜。即使另立中央，也是打着马列旗号，蛊惑人心，进行蒙骗。广大指战员对党是忠诚的，对长征是坚定的，对群众工作是积极的。红四方面军三次进出藏区黑水，逗留时间150 多天，最多时约9 万人次驻扎和过往，在境内开展了许多活动，包括帮助藏胞建立了1 个区和6 个乡的苏维埃政权，还分别建立有游击队武装组织。红四方面军在宝兴曾活动四五个月，不仅成立了县委，还成立了县苏维埃、4 个区苏维埃、8 个乡苏维埃、44 个村苏维埃，赤化了全县。就是在张国焘成立“伪中央”的马尔康地区，红四方面军指战员仍然在这里建立了6 个地方苏维埃和游击队，将根据地由松理茂赤区扩大到大小金川地区。红四方面军在这些地区播下的革命火种，对于团结藏族人民投入抗日战争、进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和新中国成立后开展民族工作，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壮大了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力量。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共四支部队。中央红军在1935 年6 月同红四方面军在达维会师是1 万多人，1935 年10 月改编成陕甘支队到达陕北时为7000 多人。红四方面军在达维同中央红军会师时为8 万多人。这以后由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南下时牺牲1 万多人；在甘孜整编时为4 万余人；重新北上，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时为3.7 万多人。随后，红四方面军一部奉命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失散和牺牲2 万余人。红四方面军另一部分到达陕北。结果在延安统计各方面军实有人数时，仍以红四方面军的人居多。（红二方面军在在会宁会师时为1.1 万余人，红二十五军在1935 年9 月抵达陕甘苏区时为3400 余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基本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解放战争时期又基本构成第二野战军的主力。新中国成立后授衔的将军，也以原红四方面军为最多。我国的三个将军县，其中两个县（湖北红安县和安徽金寨县）多为红四方面军的将军。红四方面军的军史、战史，以光辉的实践证明：它们是党领导的能征善战的一支不可缺少的革命军队，在整个人民军队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此外，对若干重要具体史实也更清楚了。比如过去讲红军在湘江战役的损失，一般都说，由8 万多人锐减至3 万多人。经过考察了解到，红军不是一次性地就减少了5 万多，这是突破四次封锁线减员的总数。前三次突围都有减员。过去的许多书上都没有讲前三次突围减员的数字。湘江战役的实际损失是3 万多人，而不是5 万多。再如，中央率右路军过草地后，由于张国焘发出“九九电报”，令陈昌浩率部南返，并要“开展党内斗争”，中央常委召开了“巴西会议”。这个“巴西”究竟在哪里？一直有不同说法。经过实地考察，形成了明确会址的一些看法。还有，毛泽东在甘肃哈达铺看到的载有陕北红军消息的报纸，究竟是什么报纸？是在到达哈达铺之后还是在前往哈达铺途中？目前的各种出版物说法不一。《宕昌县志》经过调查后认为：毛泽东在1935 年9 月20 日收到聂荣臻派通讯员送去的国民党《山西日报》，上面载有阎锡山部“围剿”陕北刘志丹的红军的消息，同时还收到一军团侦察连在哈达铺获得的许多报纸，其中报道了陕北根据地的情况和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的消息。次日，毛泽东到哈达铺后又到邮政代办所去找了许多报纸，然后与其他中央领导人一起阅报研究，最后初步明确了进军陕北的目标。这个说法，我以为比较全面、可靠。这就纠正了一些不准确的回忆材料。像这样澄清史实的事，对党史研究来说，也是一个重要收获。

走长征路的感受和收获很多。有些情况，我将在书中各章陆续介绍。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我这些年能够走长征路，能够写长征文，一要衷心感谢我所在单位领导和同志们的支持和关心；二要衷心感谢我走长征路经过的那些地方的领导和党史部门的接待和帮助；三要衷心感谢陪我走长征路的地方党史同志的指导和关怀。没有上述方方面面的支持和帮助，我不可能实现“长征行”的愿望，也不可能写就和辑成《长征行》这一拙著。此外，还要衷心感谢《百年潮》的同志，自2003 年第6 期连载拙文以来，使许多认识和不认识的同志对我走长征路表示了鼓励和关心，有的还对拙文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和建议。对于这些同志，我也表示衷心感谢。最后还要提及的是，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的张继禄同志，不仅我两次走四川境内的长征路，上夹金雪山都是他陪同，而且这部书稿的各章，他欣然同意帮我审读，进行了仔细校改，使我对史实的把握和文字的表述努力准确一些。尽管我们是老朋友，但还是要衷心感谢。否则，内心不安。

拙著即将面世。在《百年潮》上已发表的部分，这次成集时作了些修改和增补。由于个人的水平有限、对长征的研究有限、涉猎的材料有限、成书的时间有限，拙著的谬误一定不少，甚至可能有低级错误贻笑大方，欢迎广大研究者和读者批评指正。

最后，我向70 年前参加伟大长征的所有红军将士表示崇高敬意，并以拙著作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 周年的绵薄献礼。

2004 年1 月初稿，2005 年7 月上旬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