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导论
第一章历史研究的单位
历史家通常只是说明而非纠正他们在其中生活与工作着的那个社会的思想。在最近几个世纪，尤其是在近几代人的时间里，由于致力于自给自足的民族主权国家的发展，使得历史家们把民族国家挑选出来，作为历史研究的一般范围。但并没有哪一个欧洲的单一民族或民族国家显示出它拥有一种可以自身得到说明的历史。倘若有一个这样的国家的话，恐怕这个国家就是大不列颠了。事实上，如果我们发现大不列颠(或者说早期的英格兰)自身也不能构成一个可以得到解释的历史研究范围，我们便有把握地推论，其他现代欧洲民族国家都不适合这个条件。
那么英国的历史能否单从其自身得到解释呢？我们能否将英国的内部史与它的外部关系割裂开来呢？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做的话，我们是否觉得那些被撇开的外部关系仅处于次要地位呢？在对此进行分析的时候，我们是否会发现外部对英国的影响较之英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要小得多呢？如果对所有这些问题的答复都是肯定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得出合理的结论：虽然理解其他国家的历史不能不参考英国史，但理解英国史却或多或少地可以不必参考世界其他国家的历史。要解答这些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反思一下英国史的过程，以及对它的主要章节作一番回顾。我们可以按照相反的顺序将这些章节排列如下：
1. 工业经济的建立(始于18世纪最后25年)
2. 责任代议制政府的建立(始于17世纪最后25年)
3. 海外扩张(始于1650—1675年间，初起于海盗劫掠，逐渐发展为世界范围内的对外贸易，获得热带地区的属地，在海外温带国家中建立新的英语社区)
4. 宗教改革(始于1625—1650年间)
5. 文艺复兴，包括政治、经济以及艺术、思想文化方面的运动(始于15世纪最后25年)
6. 封建化的完成(始于11世纪)
7. 英格兰人从所谓“英雄时代”的宗教信仰皈依西方的基督教(始于6世纪末叶)
历史研究第一部导论这份由近至远、覆盖了英国历史一般进程的概略，显示出我们越往前追溯，我们所能找到的有关自给自足或与世隔绝的证据就越少。宗教的改变，实在是英国史上一切事务的开端，与自给自足或与世隔绝的说法截然对立。它是这样一种举动：一系列孤立的蛮族社会，为了一个新的西方社会的共同福祉而融合成了一体。至于封建制，维诺格拉多夫已有过出色的证明：封建制的种子在诺曼人征服之前，就已经在英国的土壤里发芽了。但尽管如此，它的萌发还是受到了外部因素——丹麦人入侵的推动。这些入侵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大迁徙的组成部分，迁徙浪潮也同时促进了法国封建制的成长，而诺曼人的征服无疑使之迅速成熟。至于文艺复兴，无论在文化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人们普遍认为是来自意大利北部的一种生活气息。假如在意大利北部，在大约两个世纪期间，即1275—1475年之间，没有培植出人文主义、绝对主义和权力制衡的思想雏形，如同在温床上没有培植出幼苗的话，那么它们绝不可能在大约1475年以后被移植到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地方。宗教改革也不是英格兰特有的现象，而是西北欧要求摆脱南方的一场普遍的解放运动，因为南部西地中海地区的人们仍盯着那个已经死亡与过时的世界不放。在宗教改革中，英国并未采取主动，它甚至未参与大西洋沿岸欧洲诸国为争取获得海外新大陆的“奖赏”而进行的竞争。 比较而言，它是作为后来者，在同先于它在场的那些列强们进行了一系列斗争之后，才赢得那份“奖赏”的。
我们还需考虑两个最近的篇章：议会制与工业体制的形成。一般认为，这两种制度是先在英国土生土长出来，然后才从英格兰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的。但是有些权威却完全不支持这一观点。阿克顿勋爵 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全名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Acton, 1st Baron Acton，1834—1902)是英国近代史家中最渊博的学者，主编了《剑桥现代史》第一版。——译者注在论及议会制时说：“一般历史自然要依赖于各种力量的作用，但这些力量不是国内的力量，它们有着更为广泛的来源。近代法国王权的兴起是在英国发生的一场类似运动的组成部分，波旁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的结果尽管有所不同，但它们却遵循同样的法则。” 换句话说，作为英国土产的议会制，乃是一种力量的产物，这种力量并非为英国所特有，它在英国和法国同时发挥了作用。
关于英国工业革命的起源问题，没有比哈蒙德夫妇更为权威的人物了，我们援引他们在自己的著作《近代工业的兴起》的绪言中所持的观点，用来解释工业革命起源于英国而非其他地方的最深远因素，乃是英国在18世纪的世界中所处的一般地位——它的地理位置与大西洋的关系以及它在欧洲势力均衡中所处的政治位置。所以不列颠民族的历史看来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几乎肯定不是一种可以孤立地得到说明的“可以认识的历史研究领域”。如果这样说对于大不列颠是正确的，那么它无疑对其他任何民族国家也肯定是适用的。
尽管我们对英国历史所做的简略考察的结果是否定的，但它给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我们在对英国历史的过程进行回顾时所看到的各个章节乃是某个故事中的一些真实的章节，而这个故事又是某个社会的历史，大不列颠只是该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除了大不列颠之外，其他国家也具有同样的经历。事实上，“可以认识的研究领域”看来是一个社会，它包含着以大不列颠为代表的一些共同体类型，其中不仅包括大不列颠本身，还包括法国、西班牙、尼德兰、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等等。那段引自阿克顿的话指出了这些局部与全局的关系。
发挥作用的力量并非来自一个国家，而是有着更广泛的动因。这些力量对每个局部都发生了作用，除非对作用于整个社会的这些力量加以全面考察，否则就无法认识在各个局部发挥作用的力量。一种同一的、总的动因会对不同的局部产生不同的影响，因为每个局部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对同样动因所驱使的各种力量做出反应并起到自己的作用。我们可以说一个社会在其存在的过程中会遇到一系列问题，该社会的每个成员都不得不采取最好的方式自行加以解决。每个问题的出现，都是一种需要经受考验的挑战。经过一系列考验，这个社会的各个成员逐步使自身与其他成员区别开来。在整个过程中，如果不在某种程度上考虑其他成员的类似或不同行为，如果没有把接二连三的考验看作是整个社会生命中的连续事件，那么要把握在一种特定的考验之下任何一个特定成员的行为具有什么重要意义是不可能的。
这种解释历史事实的方法，借助一个具体的例证，或许可以说得更清楚一些。这个例子引自公元前725—前325年间，也就是在4个世纪期间的古希腊城邦的历史。
这一时期开始后不久，由这些为数众多的国家构成的社会便面临着人口对生活资料的压力问题。当时的希腊人显然几乎完全靠他们本土的各种农业生产来获取生活资料，满足自身的消费。当危机来临的时候，各个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与危机进行抗争。某些城邦，如科林斯与哈尔基斯，依靠夺取并移民海外农业区域——在西西里岛、意大利南部、色雷斯和其他地区——来安置自己的过剩人口。这种希腊的殖民地只是扩大了希腊社会的地理范围，没有改变它的特征。另一方面，某些国家谋求使自己的生活方式发生变异的解决方案。
例如，斯巴达通过攻击和征服它的希腊近邻，满足了该国公民对土地的渴求。结果，斯巴达仅仅获得了必要的附加土地，代价是同自己治下的邻人进行顽强、不断的战争。为了适应这种形势，斯巴达的政治家被迫将斯巴达人的生活彻底军事化。为此，他们恢复和改造了一些希腊社会所共有的某些原始的社会制度，而当其时，在斯巴达，如同在别的地方一样，这些制度正处于行将消亡的状态之中。
雅典以不同的方式对人口问题做出了反应。为了出口，它使自己的农业生产专门化，并开始制作供外销的手工业产品。随后它又改进了自己的政治制度，赋予因经济更新而滋生的新阶级以公平的政治权力。换句话说，雅典的国务活动家通过成功地推行一场经济和政治革命，得以避免了一场社会革命。他们由影响他们自身的问题而发现了解决共同问题的方法，顺便为整个希腊社会开辟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当伯利克里在他自己的城邦发生物质财富危机、宣称雅典是“希腊的学校”的时候，他指的正是这个意思。
从这个观察角度出发，把整个希腊社会而非雅典、斯巴达、科林斯或哈尔基斯 古希腊的一些代表性城邦。其中哈尔基斯是与雅典隔海相望的大岛优卑亚的一座城邦。——译者注作为研究的领域，我们便能够理解在公元前725—前325年期间这些社会的历史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也能理解由这一时期向下个时期过渡的重要意义。倘若我们孤立地在哈尔基斯史、科林斯史、斯巴达史或雅典史中寻求能够加以理解的研究领域，那么问题的答案就是不可能找到答案。从这一点出发，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哈尔基斯的历史和科林斯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是正常的历史，斯巴达和雅典的历史则是因采取了不同的方向而脱离了常规的历史。我们无法解释发生这种脱离的原因，历史学家们倾向于认为，斯巴达人和雅典人由于在希腊历史的初始时期便具有一些先天的特殊品质，因此与其他希腊人有所不同。这无异于说斯巴达和雅典的发展是因为它们压根儿就完全没有发展；这两支特殊的希腊人从故事的开头到结尾都与众不同。然而，这一假设却与现成的历史事实相矛盾。以斯巴达为例，设在雅典的英国考古学院所进行的考古发掘已出土了惊人的证据表明，直至大约公元前6世纪中叶，斯巴达人的生活与其他希腊社会并没有什么明显不同之处。在所谓的希腊化时代，雅典传输到整个希腊世界的特点(与斯巴达相对立的那些特点，其特殊的转变证明是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同样是后来通过努力获得的，这些特点的起源从一般角度观察才能得到理解。所谓中世纪北意大利的威尼斯、米兰、热那亚及其他城市国家间的差异，近代法国、西班牙、尼德兰、英国及其他西方民族国家之间的差异，也应作如是观。为了了解各个局部，我们必须首先把目光集中在整体，因为这个整体才是可以认识的研究领域。
但是，这些构成可以认识的研究领域的整体又是什么呢？我们如何发现它们在空间和时间方面的边界呢？让我们再次对英国史的主要阶段加以扼要的考察，看一看构成可以认识的研究领域(英国史是其中的组成部分)的那个更大的整体是什么。
如果我们从最近的一章(工业体系的确立)开始，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可以认识的研究领域在地理上的延展，是世界范围内的。为了解释英国的工业革命，我们不仅必须考虑西欧的经济条件，而且要考虑热带非洲、美洲、俄国、印度和远东的经济条件。然而，当我们追本溯源议会制度并且在这样做当中由经济方面转移到政治方面的时候，我们的眼界就缩小了。用阿克顿勋爵的话说：法国和英国的“波旁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所遵循”的“那种法则”，对于俄罗斯的罗曼诺夫王朝、土耳其的“奥斯曼王朝”、印度的帖木儿王朝、中国的清朝、日本的德川幕府就没有效力，这些国家的政治史用同样的术语是不可能得到说明的。在这里我们便遇到了一道界限。“波旁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所遵循”的“那种法则”的作用，可以延及西欧的其他国家以及由西欧殖民者在海外建立的新社会，但是它的效用却没有越过俄罗斯和土耳其的西部边界。在那条界线的东方，当时遵循的是一些具有另外结果的其他政治法则。
如果我们回溯到我们列表上的早期英国史的几个阶段，我们便发现海外的扩张并不仅仅局限于西欧，而且也几乎包括所有大西洋的沿岸国家。在研究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运动的历史时，我们可以对俄罗斯和土耳其的宗教及文化发展忽略不计。西欧的封建制和人们所看到的与之同时代的拜占庭和伊斯兰社会的封建制现象没有什么关联。
最后，英格兰人皈依西方基督教一事，使我们加入了一个社会，但代价却是排除了我们成为另外一些社会成员的可能性。直至664年召开的惠特比宗教会议的时候，英格兰人也许还有可能改变信仰为“凯尔特人边区”的“远西部基督教社会”的一员。倘若奥古斯丁的使命最终证明遭到失败的话，英格兰人或许会同威尔士人、爱尔兰人一道，脱离罗马教派，建立一个新的基督教会——如同位于基督教世界远东边缘地区的景教一样，这的确是有可能的。后来，当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出现在大西洋沿岸时，这些居住在不列颠诸岛上的西方远端的基督徒很可能如同阿比西尼亚或中亚的基督徒一样，同欧洲大陆上的教友完全失去了联系。他们或许改信了伊斯兰教，许多基督一性论者和景教徒在中东处于阿拉伯人统治之下时就是这样做的。这些假设可能被视为奇谈怪论，但它们却可以提醒我们：597年的宗教皈依一方面使我们成为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一员，另一方面却又使我们成为有别于其他人类的一员，同时在作为西方基督徒的我们与其他宗教信徒之间，划出了一条鲜明的界线。
对我们英国史的各个阶段进行这样的二次回顾，赋予我们一种在不同时间里对包括大不列颠在内的那个社会加以空间剖析的方法，这个社会是与大不列颠相关的可以得到认识的历史研究领域。在进行这些剖析时，我们不得不对社会生活的某些不同方面——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加以区分，因为有一点很清楚，就是这个社会在空间上的延伸程度是随着我们关注的对象的不同而有明显差别的。当前，就经济方面而言，这个包括大不列颠在内的社会无疑可以扩展到整个地球表面可供人类居住和航行的空间。就政治方面而论，目前这个社会所具有的世界性也几乎同样显而易见。然而，当我们转到文化方面的时候，英国所从属的这个社会现在的地理范围就小多了。具体地说，它局限于西欧、美洲和南洋的那些天主教和新教教徒占据的国家。尽管这个社会也受到某些外来影响，如俄罗斯文学、中国绘画和印度宗教等文化成分的影响，尽管我们自己的社会对其他社会的文化影响要强烈得多，如对东正教和东方的基督徒、穆斯林、印度教徒以及远东人民的影响，但有一点是始终明确的，就是所有这些人都处于我们所隶属的文化世界之外。
当我们对较早的阶段做进一步剖析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正在考察的社会在所有这三个方面的地域范围都在逐步缩小。以1675年左右为例，虽然在经济方面这种缩小恐怕并不是很大(起码就贸易的范围来看，对贸易额与内容忽略不计)，但就政治范围而言，它缩小到同今天的文化范围大体相符的程度。再以1475年左右为例，在所有这三个方面，海外地域都消失殆尽了。即使在经济方面，边界也缩减到与今天的文化范围大体相等的地步，仅限于现在的西欧和中欧，除了位于地中海东岸的一系列正在消亡的前沿据点之外。再以最初的大约775年为剖析对象，所有三方面的边界都在进一步缩小。当时，我们这个社会的范围几乎只限于查理的领地，以及在不列颠接替罗马帝国的那些英人国家。在这一范围之外，几乎整个伊比利亚半岛在此时都属于阿拉伯穆斯林的哈里发版图；北欧和东北欧处于尚未皈依基督教的蛮族手中，不列颠群岛的西北边缘处于“远西”基督徒的掌控之下，意大利南部则受拜占庭人的统治。
让我们称这个社会(迄今我们一直在研究它的空间范围)为西方基督教社会。一旦我们对我们心目中的这个社会的形象给出一个名称，从而使它浓缩成一点，与它同时处在一个世界上的、对应它的那些社会形象和名称也就浓缩成与之并存的焦点了，特别是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文化方面时更是如此。在这方面，我们在当今世界可以明白无误地区分出至少四个与我们属于同一类型的社会：
1. 东南欧和俄罗斯的东正教社会；
2. 自大西洋到中国长城以外，穿越北非和中东，呈对角状延伸，其中心在荒漠地带的伊斯兰社会；
3. 位于热带的印度次大陆的印度社会；
4. 处于荒漠地带和太平洋之间的亚热带和温带的远东社会。
在更仔细观察的基础上，我们还能看到两个现已灭亡、看似化石碎块的类似社会，即由亚美尼亚、美索不达米亚、埃及、阿比西尼亚的基督一性论者和库尔德斯坦的景教徒、马拉巴尔的前景教徒以及犹太人和祆教徒组成的社会；再一个是由西藏、蒙古的大乘佛教的喇嘛教徒和锡兰、缅甸、柬埔寨的小乘佛教徒以及印度的耆那教徒组成的社会。
提到这一点很有趣，即在我们回溯至775年那段时间时，我们发现世界地图上的这些社会的数量和特征同今天相差无几。实际上这类社会在世界上的分布图自我们的西方社会问世以来就始终没有什么变动。在为生存进行的斗争中，西方把与之同时代的各个社会驱至墙角，并把它们束缚在西方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蛛网当中，但它还没有解除它们各自特色鲜明的文化的武装。尽管它们受到沉重的压迫，但它们仍然可以称它们的灵魂是属于自己的。
这种迄今所作的论证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应当在两种关系之间划分出一道清晰的界线：一种是同一社会内部的各个社区之间的关系，一种是不同社会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在空间方面探讨了西方社会的范围之后，我们现在不得不考虑它的时间范围。我们立即遇到了一个事实，即我们不可能预知它的未来，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对这个特定社会或任何其他延续下来的社会所进行的研究，使我们难以揭示这些社会所具有的属性。我们必须满足于对我们西方社会各个开端的探索。
843年，当查理的领土根据凡尔登条约在他的三个孙子之间分割的时候，长孙罗退尔要求拥有他祖父的两个都城亚琛和罗马。为了使这两个地方由一条连贯的地带接连起来，罗退尔分得了一份从台伯河与波河河口到莱茵河口、横穿西欧地表的土地。罗退尔的这份土地通常被看作是历史地理学中令人感到惊异的东西之一。 不管怎样，加洛林王朝三兄弟认为这是西欧世界特别重要的一个地区，这一点是正确的。无论它的未来怎样，它毕竟有一个伟大的过去。
罗退尔和他的祖父是在罗马皇帝的头衔下统治亚琛至罗马这个地区的。这条线从罗马穿过阿尔卑斯山到亚琛(从亚琛横越海峡，延伸到罗马人的城垣)，曾一度是当时已经灭亡的罗马帝国的主要防线之一。借助于从罗马穿过阿尔卑斯山、伸向西北的一条交通线，并通过在莱茵河左岸建起一道军事防线，吞并不列颠南部以掩护这条防线的左翼，罗马人把位于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大陆西端分割开来，并入了帝国的版图，如果没有这块地方，帝国就完全被限制在地中海水盆之内了。因而，嵌入罗退林加的这条线在罗退尔时代之前就已纳入了罗马的地盘，后来也是西方社会的属地。但是，这条线在结构上的作用对于罗马帝国和后来的西方社会却是不一样的。在罗马帝国，它是一条边界线；在我们的西方社会，它是一条向两侧扩展乃至向四面八方扩展的主干线。在罗马帝国崩溃和我们西方社会从混乱中逐渐出现之间有一段“沉睡的中间期”(约在公元375—675年间)，原本是那个旧社会躯体一侧的肋条却变成了同一物种的新生物的脊梁骨。
现在有一点很清楚，就是如果西方社会的生活倒退回775年以前，我们会发现它呈现给我们的不是它现在的样子，而是另外的罗马帝国的样子，以及该帝国所从属的那个社会的样子。再有一点也很明显，即我们如果把西方历史中的任何因素追溯到那个较早的社会历史中的话，那么这些因素在这两个不同的结合体当中可以有不同的功能。
罗退尔分得的部分之所以成为西方社会的基本划线，是因为教会在向罗马边界推进的时候，在那里遇到了从边界之外的无人地带向罗马边界压过来的蛮族人，结果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西方社会的历史学家因而从这一点出发，到古代去寻根究底的时候，会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教会史和蛮族史上，他发现对于这两段历史，可能要追寻到公元前1、2世纪所发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革命那里去，汉尼拔战争的巨大冲击把希腊罗马社会抛入了那场革命。 为什么罗马向西北方伸出一条长臂，并把位于阿尔卑斯山以北、欧洲西边的角落也纳入帝国版图？因为它被那场与迦太基进行的生死存亡的斗争吸引到这一方向上来。为什么它在越过阿尔卑斯山之后，却在莱茵河边止步不前呢？因为在经历了两个世纪令人精疲力竭的战争与革命之后，到了奥古斯都时代， 它的活力已经消耗殆尽了。为什么蛮族人最终取得了突破？因为在较高的和较低的文明社会之间的边界不再变动的时候，这种平衡并不会稳定地持续，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有利于较为落后的那个社会。为什么当蛮族人突破边界之后却在边界那一边遇到了教会呢？从物质上讲，这是因为继汉尼拔战争而来的经济与社会革命把大量东方世界的奴隶带到西方遭受战火蹂躏的地区从事劳动，随着这种对东方劳动力的强制迁徙而来的是东方的宗教和平地侵入希腊罗马社会。就精神而言，是因为这些宗教带有一种个人在“彼岸世界”可以得到救赎的承诺，所以在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的头脑中找到了扎下根来的土壤，而这些人在此岸世界里已经无法拯救希腊罗马社会的命运了。
另一方面，对于希腊罗马史的研究者来说，无论是基督徒还是蛮族人本身都属于外来下层社会的成员，他也许可以称之为希腊罗马社会(或者使用一个更适当的字眼“希腊”社会)在其最后阶段的内部和外部的无产者[1]。他或许会指出，直到马可·奥里略(Marcus Aurelius)为止，包括马可·奥里略在内，希腊文化的大师们几乎都忽略了无产者的存在。他或许把基督教会与蛮族武装集团看作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疾病，是在希腊社会的躯体被汉尼拔战争一劳永逸地摧毁之后出现的病症。
这样的考察使我们能够在从时间上回溯我们西方社会的历史时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即该社会的寿命尽管较任何从属于它的单个国家的寿命要长一些，但却并不比它所代表的社会类型存在的时间长。在追溯它的历史根源时，我们会遇到另外一个社会的最后阶段，而那个社会显然起源于更为遥远的过去。历史的连续性是一个被人接受的用语，但这种连续性并不像个人生命所表现的那样，它毋宁说是由连续的若干代人的生命构成的连续性。我们西方社会与希腊社会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堪与一个孩子与其父母的关系相比(为说明的方便，虽然这并非是个完美的比喻)。
如果本章的论点可以接受的话，我们就应该同意这一观点，即能够予以认识的历史研究单位既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也不是(在大小规模上处于另一端点的)人类整体，而是我们称之为一个社会的人们的某个群体。我们发现目前存在着五个这样的社会，与之共存的还有业已灭亡的社会的各种化石证据。 在探究这样的现存社会之一、也就是有关我们自身社会的降生情况时，我们意外地发现了另外一个著名社会的坟堆，我们自己的社会同它的关系有点像是子嗣关系，简言之就是“隶属”关系。在下一章里，我们试图列出一个已知在这个星球上存在和曾经存在过的这类社会的全部名单，并指出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注释：［1］ “无产者”一词在这里以及在此之后是指在任何一个社会历史时期，以某种方式处于一种特定社会之中却又属于该社会的社会成分或社会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