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下篇 列国纪年之考订
（一）战国历法之验证
今日欲考定战国时列国之纪年，不可不知当时各国所用之历法。春秋战国之际，历法有所谓三正，即周正、殷正与夏正。周正以冬至所在之月为正月（即正月建子），殷正以冬至月以后一月为正月（即正月建丑），夏正以冬至月以后二月为正月（即正月建寅）。三正皆为阴阳合历，以月球绕地球一周形成之朔望为一月，以地球绕太阳一周而形成四时寒暑为一年。为调整岁与月之配合，采用十九年插置七闰月之法，置闰月往往在岁末。春秋时各国杂用三正，惟鲁国因有《春秋》传世，记有历法之史料较多，据以推定之鲁历较别国为详确。《左传》兼采各国史策，因而历日杂用三正。大抵春秋时晋国已用夏历，战国时魏国史官所编《竹书纪年》及《魏奔命律》亦沿用夏历。云梦出土秦简《为吏之道》所引《魏户律》及《魏奔命律》，记有“廿五年闰再十二月丙午朔”，正合于魏安釐王二十五年（公元前二五一年）之夏历（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二一五页）。《史记·赵世家》载赵襄子剖竹得朱书曰：“赵毋卹，余霍泰山山阳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将使女（汝）反灭知氏。”其后赵与韩、魏果以三月丙戌反灭知氏。考三晋灭知氏在周定王十六年（公元前四五三年），即晋出公二十二年，夏历三月丁丑朔（《中国先秦史历表》第一七五页），丙戌为三月初十，可知《赵世家》所记干支必据实录。
司马迁据《秦记》以作《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及《六国年表》，独于秦有较详之月日干支以及日食之记载，可据以检验秦所用历法之变迁。秦于战国中期以后，尝用颛顼历，以十月建亥为岁首，闰月在岁末谓之“后九月”。《秦始皇本纪》称：二十六年初并天下后，“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其实早在秦昭王时已尝用颛顼历，南宋吕祖谦《大事记》已言之，清初阎若璩作《尚书古文疏证》亦尝论之。
《秦本纪》载昭王四十二年（公元前二六五年）“十月宣太后薨，葬芷阳郦山，九月穰侯出之陶”。可知此年已用颛顼历，十月为岁首，九月为岁末。秦简《编年记》载“昭王四十五年（公元前二六二年）十二月甲午鸡鸣时喜产”。按十月为岁首，十二月辛巳朔，甲午为十二月十四日。若按正月为岁首，十二月乙巳朔，有甲寅、甲子、甲戌而无甲午，可知是年确已用十月为首之颛顼历。然而，《秦本纪》又载：昭王四十八年“十月韩献垣雍，秦军分为三军。……正月兵罢，复守上党。其十月五大夫陵攻赵邯郸”。此年前后有两“十月”，清代学者对此有多种不同之见解。梁玉绳《史记志疑》不信昭王时已用颛顼历之说，以为《秦本纪》四十二年之“十月”为“七月”之误，四十八年开首之“十月”为衍文。日本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从梁说，并引古钞、南本《史记》于四十二年“十月”作“七月”为证。《秦本纪》又载昭王四十九年“正月益发卒佐陵”云云，“其十月将军张唐攻魏”云云。黄盛璋《云梦秦简〈编年记〉地理与历史问题》，以为据《编年记》，至迟至秦昭王时已用颛顼历，四十八年第二个十月与四十九年正月后之十月，可以断定是七月之误（《历史地理与考古论丛》七十页）。今案此说不确。《史记·白起列传》记昭王四十八年事，与《秦本纪》大体相同而内容加详，先记“十月秦复定上党郡，秦分军为二”云云，再记“正月皆罢兵”云云，后记“其九月秦复发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赵邯郸”。《资治通鉴》从《白起列传》作“九月五大夫王陵复将兵伐赵”。可以相互比勘，可知“十月”非“七月”之误。
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不以为《秦本纪》有误字，以为秦于昭王四十八年后复用夏正。其言曰：“上四十二年先书十月，后书九月，此年（指四十八年）先书十月，后书正月，《大事记》、《尚书古文疏证》谓秦先世已尝改十月岁首是也。”此年以后复用夏正，故下文书其十月云云，遂不以为岁首。四十九年先书正月，后书其十月，文甚明白。梁玉绳《史记志疑》乃以四十二年之十月为七月之误，四十八年之十月为衍，“考之未审矣”。张氏以此年以后复以正月为岁首，甚是，但以为“复用夏正”则不确。考《秦本纪》记载史事，用字极有分寸，于四十八年先书“十月”，继书“正月”，后书“其十月”，分明此“十月”已不作岁首，因而特加“其”字。于四十九年先书“正月”，后书“其十月”亦然。若为“九月”则不必加“其”字。通观《秦本纪》全文，其记月，别处无加“其”字者，惟有此二年称“其十月”，以示有别于作岁首之十月。《白起列传》作“其九月”，“九”当为“十”字之误。
日本齐藤国治与小泽贤二合著《中国古代天文记录检证》（一九九二年雄山阁出版），其中第三章《史记（战国时代）中之天文记录》，依据《史记》及秦简《编年记》所载秦之历日史料，详细考核秦于战国晚期用岁首之变迁，证明前引张文虎所说正确。盖秦昭王四十八年（公元前二五九年）以前用十月岁首制，至四十八年欲变更为正月岁首制，于是在此年岁末九月之后，延长至十二月，此年前后共十五月，因而昭王四十九年以后复用正月岁首制。及至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二二一年）“改年始”，翌年开始再用十月岁首制。不仅《秦本纪》载昭王四十九年先书“正月”、后书“其十月”足以证明；《秦始皇本纪》载四年“三月军罢”云云、“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云云；十三年“正月彗星见东方，十月桓
攻赵”云云，皆足明证此一阶段秦尝恢复使用正月岁首制。
但是必须指出，秦昭王四十九年以后，虽恢复用正月岁首制，仍沿用颛顼历之日月干支，仍以“后九月”作闰月，尚沿用十月举行大朝之礼制，并于十月举行即位改元之礼。《秦本纪》载：“昭王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尊唐八子为唐太后而合其葬于先王。韩王衰绖入吊祠，诸侯皆使其将相来吊祠，视丧事。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亲戚，弛苑囿。孝文王除丧，十月己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庄襄王立。”秦简《编年记》亦载：“五十六年后九月昭死。”“孝文王元年立，即死。”可知《秦本纪》载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秋”即指“后九月”，此年虽已以正月为岁首，仍沿用颛顼历置闰于后九月。据此可知昭王五十六年之丧礼甚为隆重，不仅韩王入吊祠，诸侯皆使其将相来吊祠而视丧事，而孝文王待逾年除丧之后，至十月行改元即位之礼，亦尚沿用十月举行大朝之礼制。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论之曰：“秦自昭襄以后，庄襄以前，既首十月，则孝文王之事，有可得而论者。”“盖昭襄王五十六年庚戌秋，去孝文王元年辛亥冬月仅二三月，此二三月竣丧葬之事，明年新君改元，方大施恩礼，至秋期年之丧毕。然后孝文王除丧，犹胜既葬而除者多矣，犹为近古。然其失礼处，亦不可不知。秦既用建亥为岁首，孝文王元年应有十月，今于除丧后，又书十月，分明是孝文王已逾二年矣，岂享国一年者乎？故予以庄襄王元年壬子，原孝文王之二年，但秦之臣子以孝文王甫即位三日，不仍之为二年，遂改为庄襄之元年，观书于庄襄立下无事可知。明年改元，厥由于此，一年二君，固已非终始之义，况又革先君余年以为己之元年乎？失礼莫大焉。”阎氏此论，基于误认是时以十月为岁首，因定孝文王在位已逾二年，不确。昭王死于五十六年后九月，至十二月，仅三月，明年即孝文王元年。待孝文王除丧，于十月行改元即位之礼，三日而死，则孝文王在位确为一年。《编年记》载：“孝文王立，即死”。“立”当读为“位”，即指改元即位之礼。盖孝文王于十月行改元即位之礼，仅三日而死，故云即死。《周礼·小宗伯》“掌建国之神位”下，郑玄注：“故书位作立。郑司农云：立读为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经》公即位为公即立。”《编年记》此处之“立”，指改元即位，非指因昭王之丧而继立。所谓“即死”，指逾年行改元即位之礼后即死，非谓继昭王而立之后即死。
秦孝文王于元年十月己亥即位，即行改元即位之礼。依据颛顼历之月日干支，按正月为岁首，十月丙申朔，己亥为十月四日。若按十月为岁首，十月壬寅朔，是月有己酉、己未、己巳而无己亥。可知秦昭王四十九年以后，确曾恢复用正月岁首制，直到秦王政二十六年完成统一，再改用十月岁首制。
今以《史记》及秦简所载秦之月日干支，作秦历法之验证，可知秦自昭王四十二年以后，确已改用十月为岁首之颛顼历，自秦昭王四十九年至秦王政二十六年共三十七年间，虽已恢复正月为岁首，但仍沿用颛顼历之月日干支，仍以后九月为闰月，日本齐藤氏等所著检证，既已明辨此三十七年间已恢复以正月为岁首，但又误以为秦始终使用同一历法。齐藤氏以为《史记》与秦简所载秦之月日干支，皆符合于方诗铭、方小芬编著之《战国历日表》（见于《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亦即符合于董作宾《中国年历总谱》（因方氏之表即据《总谱》），其实不然。如秦简《编年记》载秦王政二十年七月甲寅，据《总谱》是年七月乙卯朔，七月有甲子、甲戌、甲申而无甲寅。于是齐藤氏以为“七月”乃“十月”之误。此说大谬。《史记》由于传写，可能“七”“十”形近而讹，秦简《编年记》乃墓主亲笔记其行事者，岂得有误？其实，是时秦用颛顼历，据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与汪曰桢《历代长术辑要》所推算制定之颛顼历，秦王政二十年七月正是甲寅朔，可知秦自昭王四十二年以后确用颛顼历无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