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逾年改元与当年改元之礼制

战国时列国史事，皆按君王在位年代以纪年，因而考订列国君王在位年代，从而重建正确之战国年表，至为重要。从来考订之法，无非以《秦本纪》、各国世家、有关列传与《六国年表》相比勘，再以《古本竹书纪年》与《史记》相对校，从而补正《史记》之错脱。司马迁因《秦记》以表六国时事，著成《六国年表》，虽所表魏、齐、赵、宋等国君王年世多所错乱，其于秦以及有关秦之大事，固宜信也。此中所记君王在位年代有一年之差者，大多出于计算方法之不同，盖是时列国君王之继立，大多采用逾年改元之常礼，但亦有未逾年而采取当年改元之礼制者。前人以《秦本纪》、《秦始皇本纪》所附《秦记》与《六国年表》相比勘，已有见及此。

春秋时嗣君继位，已通行逾年改元之常礼，此于《春秋》及《左传》有明证，非出于汉代经学家之臆说。盖嗣子继承君位，虽在初丧中作嗣子而即位，必待逾年元旦“朝正于庙”之大礼，回朝听政，会见群臣，然后“改元”即位而重定群臣上朝位次，此所以尊祖也。《春秋》于鲁之十二君，大多于元年书“元年春正月公即位”，即指“改元正位”之事。《春秋》于隐、庄、闵、僖四公之元年不书“公即位”，盖别有缘故，《左传》皆有解说。《左传》于隐公元年云：“不书即位，摄也。”《史记·鲁世家》亦谓：“惠公卒，为允少故，鲁人共令息（即隐公）摄政，不言即位。”杜预于《左传》桓公元年“春正月公即位”下作注，概括叙述“逾年改元”之礼云：“嗣子位定于初丧，而改元必须逾年者，继父之业，成父之志，不忍有变于中年也。诸侯每首岁必有礼于庙，诸遭丧继位者，因此而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国史亦书即位之事于策。桓公篡立而用常礼，欲自同于遭丧继位者，《释例》论之备矣。”其说信而有征。

春秋以前，宗庙不仅为祭祀祖先之处，且具有礼堂性质，举凡政治大典，如即位、朝聘、策命以及宗族内部之礼仪，皆当于此举行。是以春秋时代君主每月必告朔听政，以朝于庙；每年元旦必行“朝正”之大礼于庙。《春秋》于襄公二十九年书“春正月公在楚”，《左传》云：“公在楚，释不朝正于庙也。”“朝正”为大礼，故“改元正位”必待“朝正”之礼而为之，因而嗣君继位必待逾年而改元。及战国之世，中央集权之政治体制确立，朝廷之重要远过宗庙，政治大典常于朝廷举行，于是春正月有“大朝”之礼，如赵武灵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宫，召肥义与议天下，五日而毕”（《赵世家》）。秦亦有岁首“大朝”之礼，秦王政二十六年完成统一，定“朝贺皆自十月朔”，即沿用此常礼。因用颛顼历而以十月朔为岁首。是时改元正位必待岁首“大朝”之礼而为之，因而继嗣之君沿用逾年改元之常礼。此于《秦本纪》有明证。

《秦本纪》载：“（昭王）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亲戚，弛苑囿。孝文王除丧，十月己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庄襄王立。庄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梁玉绳《史记志疑》论之曰：“孝文之立，书之重，言之复，读史者或疑为羡文错简，宜衍去赦罪人十五字。谓赦罪人等事，皆庄襄王事，增出于孝文王元年之下，而孝文王除丧、十月己亥二语，当互易之，移于孝文王元年。盖既葬而除丧，其时不独三年之丧久废，即期年亦不行耳。兹说未知然否。但余考古者天子崩，太子即位，其别有四：始死则正嗣子之位，《尚书·顾命》：逆子钊于南门之外，延入于翼室是也。既殡则正继体之位，《顾命》：王麻冕黼裳入即位是也。逾年正改元之位，《春秋》书公即位是也。三年正践祚之位，舜格于文祖及成王免丧，将即位，朝于庙是也。则所谓孝文王立者，正嗣子之位也。昭襄王卒于庚戌秋，丧葬之事皆毕，斯数月中，不言既殡正继体之礼，秦省之而不行也。所谓孝文王元年者，正改元之位也。所谓孝文王除丧，十月己亥即位者，正践祚之位也。是年岁在辛亥，三年之丧废，故孝文期年便除，而因以知昭王之卒必在秋九月，窃意史公缘孝文即位三日便卒，恐后世疑莫能明，特备载当日行事，至今秩然可见，不得以为羡文错简矣。乃阎氏摘十月己亥一句，谓孝文已逾二年，史称享国一年为误，庄襄王以先君崩年改元，失礼莫大，其辨甚新，殊不知尔时秦尚未以十月为岁首也。”沈家本《史记琐言》云：“孝文、庄襄之赦，即为后世改元肆赦之权舆矣，大赦之名亦始见于此。”今按：所谓“孝文王立”者，确即正嗣子之位。所谓“十月己亥即位”者，即是“正改元之位”，即举行“改元即位”之礼。所谓“赦罪人”云云，即于“改元即位”之大朝中所宣布者，沈家本谓此为后世改元肆赦之权舆是也。战国之世何尝有三年或期年丧毕而正践祚之礼？梁氏之说非是。孝文王年五十三而立，享国一年，除丧即位三日而卒，其行事可称者，服丧、改元即位及肆赦而已，此其所以谥“孝文”欤？

秦孝文王于改元即位之“大朝”中，宣布“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亲戚，弛苑囿”，继而庄襄王又在改元即位之大朝中，宣布“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此后秦二世元年（公元前二〇九年）“十月戊寅大赦罪人”（《六国年表》），亦当为元年改元即位之大朝中宣布者。盖是时以十月为岁首，是年十月甲戌朔，戊寅为十月初五。孝文王于元年十月己亥即位，以正月为岁首，十月丙申朔，己亥为十月初四。盖秦制于岁首上旬举行大朝之礼，新君亦于元年岁首上旬举行改元即位之礼。据此可以推知，秦孝公元年“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下令国中招徕“有能出奇计强秦者”，亦当为是年岁首举行改元即位之大朝礼中宣布者。

《秦本纪》载献公二十三年与魏战少梁，“二十四年献公卒，子孝公立，年已二十一岁矣。”据《六国表》，献公二十三年秦与魏战少梁，次年为秦孝公元年。若如《秦本纪》所载，秦孝公元年即秦献公二十四年，秦孝公亦为未逾年而改元。但《魏世家》云：魏惠王九年“与秦战少梁，虏我将公孙痤，取庞。秦献公卒，子孝公立”，可知秦献公卒，子孝公立，与秦、魏战少梁在同年，《六国表》亦记秦魏战少梁在秦献公二十三年，即魏惠王九年（按《史记》记魏惠王年世误前一年，当作魏惠王八年）。考《秦本纪》与《六国表》皆按秦献公逾年改元记事，《六国表》所载秦献公时三次日食之纪年，皆与天文相合。《秦本纪》所载献公四年“正月庚寅孝公生”，亦与历法相合。孝公生于献公四年，至二十三年继献公而立，正如《秦本纪》所谓二十一岁矣。《秦本纪》所谓献公二十四年卒，盖献公杀出子而继立，未逾年而改元。《秦本纪》既按献公逾年改元记事，又按未逾年改元记其卒年，因有误差一年。秦献公确实在位二十三年，《秦始皇本纪》所引《秦记》亦作“享国二十三年”，《索隐》云：“《世本》称元献公，立二十二年，表同。”既同于表，亦当作二十三年。秦孝公于元年“改元即位”之大朝中，宣布“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而下令国中云云，乃秦之特大要事，《秦记》盖详载之，《秦本纪》因亦记载特详。

《赵世家》载赵武灵王二十七年（公元前二九九年）“五月戊申，大朝于东宫，传国，立王子何以为王。王庙见礼毕，出临朝，大夫悉为臣，肥义为相国，并傅王，是为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吴娃子也。武灵王自号为主父。”查是年夏历，五月壬子朔，有戊午、戊辰、戊寅而无戊申。是年周历五月癸丑朔，有戊午、戊辰、戊寅而无戊申。而赵惠文王元年（公元前二九八年）夏历五月丁未朔，五月初二即戊申。父亲自传其君位于子之礼，原与嗣子遭父丧而继承君位之礼不同，本不必逾年而改元。此“传国”之礼，本具有新君改元即位之“大朝”性质。“王庙见礼毕，出临朝，大夫悉为臣”，本为春秋以来嗣君即位之传统礼制。此礼本行于赵惠文王元年，《赵世家》误以为惠文王逾年改元，因而记于赵武灵王二十七年下，而于赵惠文王元年则未有记事，然而“五月戊申”之干支合于赵惠文王元年之夏历。

春秋时继立之君罕见当年改元者。以《左传》与《齐世家》、《十二诸侯年表》比勘，可知春秋末年田乞杀晏孺子而立阳生（即悼公），鲍子杀悼公而立壬（即简公），田常杀简公而立其弟骜（即平公），齐君三代见杀而另立，亦皆逾年而改元，未见当年改元之例。《古本竹书纪年》载晋出公二十三年奔楚而立敬公，亦未见当年而改元。至战国初期，乃见前君见杀而继立者，常于当年改元。此春秋、战国之际，由于时势变化，从而改元即位之礼制亦有所变革。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自序》以不逾年改元为变例，以为“不逾年而改元，古人自有其事，然大率前君被弑，后君以篡逆得国，不自居于承前君之统绪，则往往以前君见弑之年，改称篡立者之元年，不复逾年而改元。此在春秋时不多见，而战国屡有之。”钱氏举秦献公为例云：“据《秦记》献公前承出子，出子二年庶长改迎献公于河西而立之，杀出子及其母，沈诸渊。其事亦见不韦《吕氏春秋·当赏》。盖献公实弑君自立，故未逾年而改元。出子之末，即献公之初。”因而《秦始皇本纪》所引《秦记》、《六国表》称献公二十三年，而《秦本纪》作二十四年。此说甚是。《秦本纪》言秦献公元年“止从死”。所谓“从死”即随从秦君之殉葬者。《秦本纪》载秦武公二十年“武公卒，葬雍平阳，初以人从死”。出子二年出子见杀，《秦始皇本纪》引《秦记》云：“出公享国二年，出公自杀，葬雍。”盖讳言见杀而葬之于雍。秦献公“止从死”，即禁止以人从死于出子之葬地，可知秦献公元年必即秦出子二年，献公确未尝逾年改元也。钱氏又以秦灵公，《秦始皇本纪》引《秦记》、《六国表》作十年，而《秦本纪》作十三年乃十一年之字讹，亦因前怀公为诸臣所围而自杀，灵公因亦不逾年而改元。钱氏更以秦简公，《秦始皇本纪》引《秦记》、《六国表》作十五年，而《秦本纪》作十六年，亦因简公篡献公之统，上溯其父怀公之绪，亦不俟逾年而改元。

至于钱氏谓秦庄襄王，《秦始皇本纪》引《秦记》、《六国表》作三年，而《秦本纪》作四年，因孝文王即位三日而卒，而即以是年称元。其说非是。云梦出土秦简《编年记》亦谓“庄王三年庄王死”，并无四年。《编年记》于“孝文王元年立，即死”以后，并有“庄王元年”，可知庄襄王确是逾年改元者。《秦本纪》云：“（庄襄王）二年使蒙骜攻赵，定太原。三年蒙骜攻魏高都、汲，拔之。攻赵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四月日食。四年王龁攻上党，初置太原郡。魏将无忌率五国兵击秦，秦却于河外，蒙骜败，解而去。”以《六国表》与此对勘，梁玉绳以为“使蒙骜攻赵，定太原，三年”十字为羡文，是也。张文虎以为“四年二字涉上四月而衍”，不确。“四年”当是“三年”之误。秦庄襄王二年即公元前二四八年，四月确有日全食经黄河流域，三年四月并无日食。据此可知，以《秦本纪》与《六国表》对勘，秦君年数《秦本纪》较《六国表》多一年者，多因秦君未逾年改元之故，但亦有出于字误者，未可一概而论。

以《秦本纪》与《六国表》比勘，知《秦本纪》有按政变篡立之君未逾年改元者，而《六国表》则仍按逾年改元之常例记之，以期统一。然《六国表》亦有按篡立之君未逾年改元者。《赵世家》惠文王二十八年载“燕将成安君公孙操弑其王”。《集解》徐广曰：“《年表》云是燕武成王元年。”《索隐》云：“按乐资云其王即惠王。”《燕世家》：“惠王七年卒，韩、魏、楚共伐燕。燕武成王立。”《索隐》云：“按《赵世家》惠文王二十八年燕相成安君公孙操弑其王，乐资以为即惠王也。徐广按《年表》，是年燕武成王元年，武成即惠王子，则惠王为成安君弑明矣。”今按《燕世家》未言燕武成王为惠王子，《索隐》言武成即惠王子，不确。公孙操以公孙为氏，当为燕之公族，盖为封君兼相国而专权，杀惠王而拥立武成王者。上年秦、楚助韩、魏伐燕，见于《秦本纪》、楚、韩、燕《世家》及《六国表》，或因燕内乱而干预之。可知燕武成王因政变、弑君而被拥立者，未逾年改元，因而《六国表》即以是年为燕武成王元年。而《燕世家》讳言惠王见杀，乃谓惠王七年卒，似若燕武成王继位，而逾年改元者。其实惠王八年见杀，《燕世家》因讳言见杀而缩减为惠王七年。

上述秦、燕等国皆有政变、弑君即位者于当年改元之实例，盖经政变而即位者，自以为创建新君统，有别于已革除之旧君统，因而不用逾年改元之常礼，改用当年改元之变礼，以示不继承前君之统绪。《秦本纪》载孝公于元年，下令国中招徕“出奇计强秦者”，尝言：“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盖孝公以下，自认继献公之新君统，不同于厉、躁、简公、出子之旧君统，是以云梦出土战国晚期之《秦律》，有云：“何谓甸人？甸人守孝公、献公冢者也。”甸人为守祖冢之官，以守孝公、献公冢为首要。《秦始皇本纪》末尾所引《秦记》，前后分两大段：前段自“襄公立”至“庄襄王享国三年”，记历代秦君之统绪，每君享国年数及葬地。后段自“献公立七年初行为市”以下，则记每君最要之大事，直至秦二世为止。前段记秦君之全统绪，后段则特记献公以后之新统绪及其最重之大事。盖秦献公以后之秦君，尤其重视于新君统之新成就，因而秦史官特记之。

战国时君主称侯称王有改元者。《田世家》称“田和立为齐侯，列于周室，纪元年”，是当年改元，魏惠王于三十六年改元，由于是年齐魏两君相会于徐州，互尊为王，即所谓“会徐州相王”，亦为当年改元。惟有秦惠文君于十三年四月戊午称王，次年更为元年，又逾年而改元。

战国时君王又有因君位传授而改元者，并无定制，《六国表》列燕王哙九年燕人共立燕昭王，《燕策一》第九章，称燕王哙三年与楚、三晋攻秦，不胜而还，传位于相国子之。子之三年燕国内乱，齐乘机破燕，二年燕人立燕昭王。可知子之得传位，盖逾年而改元。赵武灵王传位于王子何即惠文王，《六国表》、《赵世家》以为逾年改元，但据《赵世家》所载举行“传国”“大朝”之月日干支考核，当在惠文王元年，盖即于立年改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