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曲阜两类墓葬和都城布局

鲁国故城内，墓葬基本上分布在西部三分之一强的范围内，东半部未发现墓地。值得注意的是，墓葬有甲乙两组不同的类型，有不同的墓圹、礼俗以及随葬品，很明显属于两个不同的部族。甲组墓地发现四处：（1）故城西北部今药圃处墓地，都是小型墓，主要属于西周前期和春秋后期；（2）靠近西墙南门的斗鸡台墓地，墓葬年代从西周初年延续到春秋时期；（3）故城的西南部，在今县城西北的墓地，都是春秋墓；（4）解放初在西南部孔府后花园发现一座西周早期墓。乙组墓地只发现一处，在中部偏西北的望父台，有大中型墓和小型墓，小型墓绝大部分是西周墓，大中型墓属于春秋时代。

两组墓葬各有其特点。乙组西周墓，墓圹较窄，宽度小于或等于长度的二分之一，有的只有长度的三分之一左右。尸体的头向北，墓室没有腰坑和殉狗。随葬陶器一般只有鬲和罐，多数鬲只有一件，罐有两件以上。陶鬲仿铜器形式，不见有簋、豆、盂等陶器。另有九个西周墓随葬有铜器，五个墓只有一鼎；一个墓有一鼎、一簋；一个墓有一鼎、二簋、一盘、一；一个墓有一鼎、一、一盘、一、一壶；一个墓有三鼎、二簋、二、二盘、二、一、一、一壶。有两座墓出土有铭的铜器，墓主人叫鲁伯和鲁仲齐，后者官为司徒，肯定是鲁国宗室成员。这样以铜鼎、铜簋为主的铜器组合，肯定属于姬姓的周贵族。

甲组的西周墓，墓圹较宽，宽度超过长度二分之一，尸体的头向南，墓室有腰坑和殉狗。随葬陶器组合的器形种类较多，流行袋足鬲、圈足簋和豆，还有罐、盂、等，常常组成偶数的组合。甲组的春秋墓，头也大都向南，腰坑、殉狗的风俗已消失。我们以甲组西周墓出土的陶器，和附近居住遗址出土陶器作比较，陶鬲、陶豆的形制基本相同，可知甲组墓葬即属于居于都城以内的多数居民，即所谓“国人”。

鲁国从西周初年起，就实行“国”“野”对立的乡遂制度，有所谓“三郊三遂”。鲁国军队就是以周贵族为骨干，并以“三郊”的“国人”编制而成的。鲁国的“国人”主要是伯禽受封时所分得的“殷民六族”（《左传·定公四年》）。《周礼·秋官·司约》贾公彦疏引《左传》旧注，解释“殷民六族”说：“殷民，禄父之余民三十族，六姓也。”六姓共三十族，大体以十族为一“郊”，分设为三“郊”。春秋初期鲁僖公有“公车千乘”，“公徒三万”（《诗·鲁颂·宫》）。如果像齐桓公时期齐国那样从“国人”每家抽一人入伍的话，“公徒三万”当来自“国人”三万家。那时鲁的“三郊”已有三万家，每“郊”一万家。当然，西周初期鲁的“国人”户数应该比较少。我们认为，现在发现的甲组墓就是“三郊”的“国人”，也就是“殷民六族”后裔的墓葬，所以他们所用陶鬲的形制，不同于周人而接近殷人，类似殷墟出土的陶鬲。

鲁国都城中，确实住有周贵族和“殷民”后裔两种不同礼俗的集团，直到春秋末年还是这样。阳虎在鲁国掌握政权，曾经“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亳社”（《左传·定公六年》）。因为鲁公和三桓是周贵族，必须在周社结盟，而“国人”原是“殷民”后裔，必须在亳社结盟。亳是殷的发祥地，又曾是汤的国都，因而殷民的神社称为亳社。结盟的礼俗，周人和殷人既然不同，各有其神社，葬俗当然也不同了，这是鲁国故城内所以会出现两种不同礼俗墓葬的原因。现在发现的甲乙两组墓，春秋战国时代的资料不全，甲组墓只有春秋时代的，乙组墓只有战国时代的，但是以甲组的春秋晚期墓，和乙组的春秋末年、战国早期墓作比较，还是可以看出两者有显著的区别。甲组的陶器组合，以簋、盖豆、华盖壶等圈足器为主，都有盖；而乙组的陶器组合，以釜、罐、壶、为主，都不带圈足，没有盖豆，壶是罐式平底壶，与甲组的华盖壶大不相同。说明直到春秋末、战国初，两族人的不同风俗还顽强地保持着，没有融合起来。这就是阳虎必须分别要盟于周社和亳社的原因。

我们从墓地的位置来看，甲组墓地在药圃、斗鸡台、县城西北角，都在靠近西城墙的地区；乙组墓地的望父台，虽然也在城的西北区，但比较靠近中心区。看来当时两族人的居住区和墓葬区是邻近的，周贵族主要住在城的中北部，而作为“国人”的殷民后裔，则住在城内靠西城墙一带，这就是“三郊”的所在。

从鲁国故城发现的两种不同墓地，可以看到，它虽然没有小“城”和大“郭”相结合的布局，但是在一个大城内，分别有周贵族和“国人”的居住区及其墓地，这和当时的乡遂制度有关。

[1]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博物馆、济宁地区文物组、曲阜县文管会编：《曲阜鲁国故城》，齐鲁书社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