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上海准女婿是不容易的。那个时代，一个外地人要像模像样地在上海滩打拼不仅需要实力和才华，还需要一颗坚强的心，坚强到足以能够顶住周遭不屑的眼光和冷言冷语的嘲讽。

邹碧华默默努力着，但他越来越缺乏耐心了。

唐海琳的事业发展远远超过了邹碧华在法院的步伐，女友已经开始进入银行的中层管理梯队，单位配房又配车。而此时的邹碧华犹如“困兽”般在法院里做着“最底层”的书记员，拿着几百元工资，遥遥无期地等待着。

每天下班，邹碧华都觉得疲惫无力，完全失去了原先在学校里的那股朝气，唯一能够让他散散心的就只剩下绘画了，但绘画又不断遭遇瓶颈，这让他心烦意乱。

一天，邹碧华鼓足勇气走进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国光的办公室。

李国光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院长。１９８５年，李国光从工作了２４年的西藏法院调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担任副院长。这位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法律专业毕业的院长，不仅是国家乒乓球、篮球三级运动员，同时也擅长管理审判业务和综合部门。李国光分管过的审判业务部门有刑事、民事、经济、行政、执行、知识产权、海事海商、铁路运输、国家赔偿等，分管过的综合部门则有办公室、研究室、政治部、司法行政等。来到上海不久，李国光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长期从事人民法院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司法事业作出贡献”的荣誉证书。

邹碧华第一次走进李国光办公室的时候，李国光正分管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经济庭。

“李院长，我有些心里话想和您讲。”邹碧华直言不讳地说。

“好啊，来，请坐！”李国光戴着一副斯文的黑色边框眼镜，穿着带有红色肩章的蓝色制服，他对着邹碧华笑了笑。

“我是北大毕业的，但我觉得现在的工作显不出我的优势……”邹碧华坐了下来，他把压抑在内心的苦闷一股脑儿地说了出来。

李国光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邹碧华。

“……李院长，我很彷徨，我有精力有时间，但感到有劲儿无处使，法院里好像没有我的用武之地。”邹碧华皱着眉头说完最后一句话。

李国光是个爱才的人，也是个说话非常直爽的人。

“小邹，你从一个本科生到人生地不熟的上海，心里的孤独彷徨我能理解，我将心比心地告诉你，我的经历和你是一样的，只不过我比你大了２０岁而已。”邹碧华定定地看着李国光。

“２４年前，我带了一只皮箱到西藏，听不懂西藏话，一切从零开始，我从最基础的办事员做起，然后再到书记员，接着书记员又干了８年，我的入党在西藏也拖了１１年才解决，你现在的心情和我当时的心情处于同一层面。”李国光扶了扶眼镜，往事历历在目：“在西藏工作了２０多年后，我４７岁才来到上海，快年过半百了还处于零状态。我虽然出生在上海，但实际上是在无锡长大，我拿着自己在西藏的工作证和北大毕业证找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福州路２０９号，门口传达室的法警还以为我是上访的人员。我在上海不认识任何人，此前也没有见过这里的院长，我能来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完全是靠自己的实力走到今天。”李国光掷地有声的话语像锤子般敲打着邹碧华的心，邹碧华没想到眼前的这位院长经历如此坎坷。

“在上海，你要开花结果就要靠自己！” 李国光的语调渐渐严厉起来，“我在西藏综合部门工作，但我不放松业务积累。不办案子可以跟踪案子嘛。北大法律系给了我法学基础和底蕴，我自己再去翻阅期刊、教科书，不忘记学习，所以我从西藏调到上海，就好像是做阑尾炎的医生去做心脏手术，整个过程都是无缝对接，没有什么不适应，马上在上海干开了。”李国光看了一眼邹碧华：“你一来就是书记员，年龄、人才环境，什么都比我强。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讲求实力。你做出来人家就会尊重你，不是光靠嘴巴上讲的。如果是审判员，你要比别人会办案子、会总结经验。如果是书记员，你不仅要会记录，还要比别人记得全记得好。你现在的状态是什么？”邹碧华的脸有些微微发烫。

“你不要过多地从其他方面考虑，你要进步是对的，主要靠自己实力，赶快熟悉上海的环境，熟悉上海的法院工作，赶快把自己学到的东西用于办案。”李国光指着桌子上的材料和卷宗说道。

这次谈话对邹碧华来说犹如醍醐灌顶。同样是北大的毕业生，李国光———一个这么优秀的人经历了比他更多的曲折、更多的等待，直到现在仍然不懈怠，他邹碧华凭什么不满意！

邹碧华沉默了。回到宿舍后，他静静地躺在床上陷入了沉思。

“我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手轻轻触摸着墙上那一张张写满英文单词的卡片，画箱在桌上默默看着他。

邹碧华想起了老家的油菜花，那春天里的油菜花金黄一片，空气中到处弥漫着香味，河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偶尔有只蜜蜂嗡嗡地从耳边飞过。

他也想起了北大的未名湖畔，秋天的未名湖畔美丽宜人，湖边的树木落叶缤纷，五颜六色的叶子洒满一地，透过树隙的阳光细细碎碎地洒在地上。

“我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邹碧华默默地问自己。

日子一天天地平静滑过。一天，李国光来到经济庭，他想找人写一份调研材料，正巧邹碧华在。

“你来写个材料吧！”李国光想了想，对邹碧华说。

“是，李院长！”邹碧华的精神劲儿一下子提了上来。

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正是告别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快速转型期，李国光分管经济审判，所以他一直在思考，如何让全体经济审判法官以更宏观的视角发挥审判职能，使法院审判不仅能够推进上海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还能做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统一。

“全市法院经济审判工作会议马上就要召开了，你写一个司法统计分析的材料，调研一下今年全市法院经济案件中的二审改判、维持原判情况，和去年的案件情况做一下对比。”李国光简明扼要地说着文章的要求，邹碧华飞快地用笔记着。李国光看着邹碧华低头记录，他想锻炼一下邹碧华，这个小伙子有抱负，但首先要学会在经济纠纷中寻找案件特点、归纳规律性意见，真正做到把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相联系。

“要有数据分析、案例分析，总结出类案的特点，分析是什么因素造成案件改判，如果改判少了，原因又是什么？ 不要空，不要单纯都是理论，要调研，要从各类案子中辩证地发现分析问题。任务很紧，你自己去找案例。”李国光说。

“好的！”邹碧华兴奋不已。这是他第一次写调研材料，平日里，庭里的材料基本都由高境梅来写，有好几次高境梅累得直哭，邹碧华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偶尔，也会有个小念头闪过他的脑海———“领导们为什么不让我做呀？”现在，分管院长亲自点名了。

“两个星期后把稿子交给我。”李国光临走时说。“好！”邹碧华一个立定。

邹碧华开始在成堆的判决书里苦找案例，然后捧着一沓判决书回到宿舍里埋头苦写。写了又写，改了又改，他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审判经验的缺乏，有几处写得有心无力。但不管怎样，院长对他的信任又让他倍感愉快。

交稿的日子到了，邹碧华来到李国光的办公室。

“李院长，这是您要的稿子。”他忐忑地把稿子轻轻放在李国光的桌子上。

“ 嗯。”李国光拿起稿子翻阅着，微微一笑，点点头。邹碧华的心顿时安定了不少。

李国光的“小试牛刀”让邹碧华信心倍增，而这次偶然的写稿事件也让邹碧华在庭里走上了写材料的道路，让一个书记员写调研材料，这在当时的高级人民法院是不多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