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人类的降生

“降生”一词，至少在三种意义上与“人类”一词有关。从字面意义上看，我们的祖先从他们栖身的树上降生到地面；从遗传学意义上看，他们从前人类的生命形式中降生；还可以认为（尽管这种看法是有争论的），当他们的意识觉醒后，他们在道德意义上降生于世间。

“降生”一词的上述第三种意义确实难以令人信服。的确，有意识的生物可能是邪恶的，而无意识的生物则可能并不邪恶。当然，不具备作恶的能力，并不等于是善良的。有意识的生物能够作恶，也可以行善；无意识的生物既不能作恶，也无法行善。对无意识的生物来说，不可能存在道德上的善恶之分。道德是与意识同时出现在生物圈中的。二者共同构成一种存在形式，即精神形式。此前，生物圈中不具备这种形式，因此无法在道德方面对人类和他出现意识之前的祖先进行比较。在生物学水平上，这种互相比较是可行的。在这个层面上，人类与其祖先的传承关系可以得到承认和追溯。但在道德层面上，二者则没有共同的基础，因为道德只对有意识的生物才存在。

人类在道德层面上最显著最不可思议的本性特征是人类道德所能达到的程度。与道德范围本身同样显著的另一个特征是人类在善恶两极之间的道德潜力。在生物圈内所有居民之中，只有人类具备这两种特征。既然人类已经获得了摧毁生物圈的能力，我们就难以保证他不去进行这种自杀性的犯罪活动；但我们也同样无法确信，他不会去拯救处于自然状态中的生物圈。迄今为止在这种状态下，爱护与竞争彼此间一直在无休止地争辩冲突。可以想象，人类将对生物圈施之以力量，使生物圈永被恩泽，充满爱护，从而脱离自然状态，而不是去摧毁生物圈。这将把生命从地狱带入圣殿。

如果在遗传意义上使用降生一词，我们就面临着一个人类年龄的问题。显然有这样一种言之有据的观念，认为人类与其他一切幸存物种，事实上，与生命本身一样古老。因为尽管进化是通过变异进行的，进化造就的不同物种就像一棵树上的树枝一样都是相互关联的，都起源于一个共同的根。如果我们想更加明确地追溯人类起源的年代，那就应该找出人科从灵长目哺乳动物的其他科属中分化出来的年代。遗传道路上的这次分野，标志着一个不可逆转的出发点。对人类来说，它切断了它们变成长臂猿科（例如长臂猿）或猩猩科（例如猩猩、黑猩猩和大猩猩）的可能性。一旦人类的祖先越过了这个分叉点，选择了向人类进化之路，人类就只剩下两种可能性：它们或者进化成人，或者将不能生存下去。实际上人科唯一生存下来的类种就是人，在人类中唯一生存下来的就是智人（唯一生存至今的人类自大地把自己称为智人）。如果我们确定，从某个时期起，人类祖先生存下去，已不再可能变成人类以外的其他什么，这个时期就是计算人类年龄的起点，那么就应该认为，人类作为一种特殊的生命形式，起源于中新世，甚至更早的渐新世末期。如果以这种方式计算，人类已经存在了大约2000万到2500万年。

能否根据人类在解剖学上的某些特征或某种独特的习惯和技能，更加准确地确定人类的年龄？能否认为，我们的祖先变成人的时候，就是他从树上下到地面的时候，或者是当他们获得了仅用一对肢体行走奔跑的能力，从而解放了另一对肢体，用它们来操纵工具的时候？或者是他们的大脑得到发展，比其他人科动物的大脑大得多、具有更高度的组织、脑细胞之间也有更多的相互联络方式的时候？我们能否把人类起源的年代，确定为人类在诸多社会性或语言（即向所有社会成员清楚地传言表意的声音符号，这与表达情感的一系列偶然发出的音节不同）等技能方面取得了成就的时候？或者是普罗米修斯教会了我们的祖先如何保持火种，如何用火取暖煮食，如何把火点燃而不烧伤手指，不被这种极有用但也极危险的破坏性力量所吓倒，从而使他们变成了人吗？

答案无疑是：标志着人的本质的在生物圈中最早出现的事件，既不是某种解剖学特征的发展，也不是某种技能的获得；这个历史性的事件，是人类意识的觉醒。这一事件的年代，只能根据我们的祖先留下的物质踪迹来推断（例如骨头和工具）。人们在经历一件事的同时不会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这方面也许不会有任何记录。当人一觉醒来的时候，他意识得到自己已经醒了，但是他无法有意识地使自己体验到他醒来或入睡的过程。因此，我们能够做到的，只是根据人类在解剖学意义上的发展与某种社会和技术能力的进步，来猜测人类意识觉醒的年代。

我们的祖先从栖身的树上下到比较危险的地面后生存了下来，据此我们可以推测，那时他们已经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至少是通过这种习性的改变而成为了社会性动物。在地面上，单个的人很容易遭到食肉动物的捕食，当时我们的祖先如果不团结在一起，就敌不过他们的对手。人类一定是在发明语言之前就变成了社会性动物；而语言的发明也许比他们获得社会性要晚得多。因为还存在其他一些不具备口头语言的社会性动物（例如昆虫社会），能够通过有效的相互联络来维持其必要的社会合作。例如，蜜蜂在互通消息、发布信息时表演一种形体上的哑剧，用人类的话来说就是“跳舞”。

从不再用手行走，从而使它们得到解放而具有其他用途，以及大脑的精细化，我们可以猜测，手和脑的发展是同时进行的，在每一个发展阶段，它们都相互影响，这种影响有助于它们进一步的进化。我们还可以猜测，这两种相互作用的器官的充分发展，为人类意识的觉醒，提供了解剖学方面的条件。很多未被驯化的动物仍然怕火，而当人类克服了对火的恐惧时，他无疑已经是具有意识的了。当人类发现了如何保持火种、如何用火以及如何把火点燃的时候，他就再也不会从本能上害怕燃烧着的火了。

我们是否能够以地质学年代，或者更大胆地以公元前纪年，来确定人类意识黎明时期的年代？意识的觉醒是个渐进的过程，以地质学的时间尺度来衡量，这个过程也许是很快的；但用人类历史记录（迄今不超过5000年）的时间尺度衡量，这个过程却是漫长的。如果我们的这种推测是有道理的话，确定这个意识觉醒的年代就越加困难。可以肯定，人类唯一生存至今的物种，即自命的智人，不是人科唯一拥有意识的一种。人们相信，尼安德特人 [28]并不把死者的遗体当作垃圾，他们有处置死者的礼仪。如果证据有说服力，那么说明尼安德特人与智人一样，具有人的本质中的尊严的概念，而这在其他生命形式中是不存在的。

尼安德特人可能一直存在到大约7万年到4万年前，即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过渡时期。甚至有证据表明，曾经存在过一个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的混合社会。如果的确如此，那么这两种人在体质上可能非常接近，可以像智人那样相互通婚。如果这样，智人和智人尼安德特亚种可划为同一种属中的两个亚种。然而，生活在大约50万年前的北京人，应被算作一个不同的种；如果北京人确已掌握了火的使用，他的意识一定已经有了充分的发展。无论如何也需要有一线意识，才能联想到不能仅仅使用未经加工的自然物作为工具，还应把石块打凿成更加有效的工具。将石头打凿成工具这一点要归功于南方古猿。人们推测，它们生活在大约二三百万年前。南方古猿属于人科，但不属于人属，也不能肯定它是人类的祖先。1972年秋，在一层火山灰下出土了一块头盖骨，它与智人头盖骨非常相似，其年代据估计是在260万年以前。

甚至南方古猿和这块与智人相似的早期头盖骨在年代上也是较晚的，比我们的共同祖先与我们的表兄弟长臂猿和猩猩的祖先发生无可改变的分化的年代还要晚。另一方面，如果这些早已灭绝的南方古猿是在旧石器时代早期最早出现的，这个旧石器时代早期阶段就占了人科整个生存时期的59/60，占人属（包括北京人、尼安德特人及智人）整个生存时期的14/15。无意中的记录早在南方古猿时代就已经以成形工具的形式出现了。如果画在法国和西班牙岩洞内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壁画就是有意留下的记录，这种记录最多只有大约2万年到3万年的历史。

就我们所知，直到公元前5000年，才出现了作为文字手稿前身的象形文字的记录。而且那时也只在苏美尔有这类文字。那些业已湮灭的人类社会留下的物质遗迹（不包括已经释读并译解出来的书面文献），只能向我们提供一些留下这种物质踪迹的人们的残缺不全的生活情况。有文献可考的历史之前的考古证据能够向我们提供技术方面的情况，但技术只是人类生活方式中非物质要素的授予条件，而人类生活方式中的非物质要素包括人的感情、思想、习惯、概念和理想，这些都是比技术更加重要的人性表现形式。人不是仅靠面包活着，这是人类更为高贵的特征之一。技术方面的物质碎片有助于了解人类生活某些非物质方面的情况，但这种帮助是十分有限的。想从物质情况推导出精神情况，充其量就像在黑暗中进行射击。如果我们仅只拥有物质方面的证据，精神生活某些方面的真面目就将完全笼罩在迷雾中。

所以，我们对最近5000年的历史，即有文献可考的5000年历史，了解得较为详尽；而对意识的黎明期逐渐出现之后100万年或50万年的了解则远没有这样清楚。最近5000年历史的真谛，与我们对它了解的程度是否一致呢？我们必须警惕那种想当然的回答。离得最近、看得最清的东西必然显得最大，但并不一定符合实际情况。就我们所知，所谓“史前时代”，即就我们能辨识的留传下来并得到译解的文字记录出现以前的时代，与其后的有文献记载的时代相比，不但极为漫长，而且十分单调。与史前历史相对照来看，一切有文献记载的历史的确都是当时所记载的历史，在文字上是这样，在主观意义上也是如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贝内迪托·克罗齐 [29]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主观上，过去的历史必然是一个观察者所看到的历史，而这个观察者是在自己所处的那个时空回顾历史的。

那么，我们能否就此认为，实际上只是当代史的最近5000年才算是唯一的一段历史？这是个自相矛盾的结论。“史前时代”是由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即生物圈中意识黎明期的开始为开端的，这一事实无疑否定了上述结论。产生意识这一成就如此重大，取得这一成就所付出的努力也一定极其艰巨。因此，毫不奇怪，在意识的黎明期以后，又经过100万年或50万年蛰伏，人类才能够真正开始利用意识的觉醒所赋予他的精神和物质力量。如果我们站在今天回顾意识的黎明时期，如果我们把意识黎明期以来整个人类的历史看作是一个时代，也许就会在旧石器时代早期相对的蛰伏中找到这一时代的正常节奏。因此，与其过高地估计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爆发的“工业革命”到原子能的利用这7万年或4万年间在发展速度、猛烈程度和多样性方面的进步，不如把它看作只是朝着一次历史高潮演进的重大结局。

既然化身于人性中的邪恶的贪欲已经用充足的技术力量将自己武装起来，这一高潮也许就是人类邪恶而愚蠢地将生物圈加以摧毁，从而将生命全部消灭。或者，这一高潮也许从人类历史的第一个时代向第二个时代，或者是向一系列时代的过渡。因为，如果人类容许生物圈在预期的未来20亿年前一直是生命的栖身之所的话，那么，与之相比，南方古猿将第一块石头打凿成形以来的200万年历史，只不过是弹指一挥间。我们不能预见未来，但可以预言，我们正在接近一个道德上的分叉点，它与2000万或2500万年前人类和类人猿道路上的生物学分叉一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两种选择将再次成为两个极端。本书以下章节所要讲述的，就是使我们能够解开这个未解之谜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