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在管理中把分析和直觉结合起来

与其说“左脑规划，右脑管理”一文解决了什么问题，倒不如说它打开了一道通往诸多难题的大门，我相信，这些难题，也是相当基础的问题。问题之一就是我们的组织应当如何使用分析和直觉方法。像一个世纪以前那样过分依赖直觉，会使组织做出许多怪异和武断的行为。而像现在这样过度依赖分析，会使组织行为千篇一律，死板迟钝。故此，我们如何把两者结合起来，不仅对组织的效率大有意义，对我们所生存的社会也大有意义。

我首先讨论的是管理的分析方面。我在大学里学的是工程学，并在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运筹研究分公司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全职工作。运筹研究（operational research，在美国也称为运筹学，或简称OR，并被人们视为一门管理科学），试图利用系统分析的方法解决管理问题。后来，我到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读研究生时，兴趣转到了该领域较为软性的方面——高级管理层的决策过程。但对分析所扮演的角色，我的兴趣并未减退，我的一系列文章都与我最初的职位（也就是组织的行政分析师——运筹员、规划师、信息系统设计师，等等）直接相关。管理中最让我困惑的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工具规则”理论，为了技术而使用技术。（就像老话说的，“给孩子一把铁锤，结果他把什么都拿来敲了！”）（注：P.M.S.Blackett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的运筹学创始人之一。他曾对运筹学做出如下定义，“仅仅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类社会的复杂数据上而已。”[1]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运筹学实践者宁愿这样说，“一套适用范围广、已经得到了检验和证明的 工具。”）这些文章试图对此进行纠正。

我一直认为赫伯特·西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组织理论家。西蒙学的是政治学，但一早就加入了卡内基-梅隆大学企业管理研究院（Graduate School of Industrial Administration at Carnegie-Mellon University，GSIA），成为当代管理学院发展的中坚力量。

GSIA声称，它在20世纪50年代创立了当代管理教育——其理念是以经济学、心理学和数学作为基本学科，并从研究中得出教学理论。GSIA认为，商学院学术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这种教学理论。在这些方面，卡内基-梅隆大学比其他商学院至少领先十年——现在，几乎所有商学院都把这些事情看成是自己的职能本分（我很快会指出，它们做得有点过头了）。

我们对组织的理解，对研究的态度，都曾受到西蒙的深刻影响。他总共发表了500多篇论文，其中包括这一领域内的几本重要著作。³1978年，他本人获得了诺贝尔奖，其贡献举世公认。该奖项属于经济学，但西蒙得奖的原因，却是因为他对组织理论的研究。实际上，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西蒙就把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心理学系当成了大本营，试图通过对人类认知的研究，探讨自己对决策的兴趣。

在“左脑规划，右脑管理”一文获准发表后，我给西蒙寄了一份副本。他很快做了回复，认为我的看法有误。正当此时，出版商又给我发来电报，要我马上把文章送过去。我辗转反侧想了48个小时，最后还是决定发表该文。我认为，这篇文章是我事业的一个转折点。

那时的我还是一个相当传统的学者。我津津有味地把玩着直觉一类的概念，但唯有当我决定发表该文之后，我才真正见识了它们。对于决策中的人类认知，赫伯特·西蒙比我懂得多得多；在那左思右想的48个小时里，我的问题是判断他到底懂得够不够多，本质上也就是说，是不是有人真正理解了直觉的完整含义。我得出结论，不可能有人做到这一点。（我的意思是，“真正地”理解，而不是“直觉地”理解！）同时，我还得出结论，一个世纪以来，组织、组织研究以及其背后的心理学等领域对直觉的抵制，使整个社会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我相信，在这里花些篇幅，重复一下我与赫伯特·西蒙之间有关那篇文章的部分信件，应该有些价值。一部分是因为这些信件本身有点意思，更主要的是因为我认为它引入了后文中将要提及的一个关键问题。

在较早的信件中，西蒙曾提及，他正在修订《管理决策的新科学》（The New Science of Management Decision），这是一本篇幅短小却又极为重要的书，论述有关电脑对组织的影响，以及将系统分析的“现代技术”应用于高级管理层“传统的”“非程式化”决策过程的必要性。1976年3月17日，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节选如下：

我对修订版本有一个疑问，在我附上的论文中业已提及。截至目前，我所有的工作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在组织决策过程中，我们必须尽可能地进行精确的说明——若你愿意的话，可称之为“程式化”。我继续沿着这个方向研究……但是我最近读到的一些有关大脑左右半球的文章（尤其是罗伯特·奥恩斯坦所著的《意识心理学》一书），在某种程度上推翻了这一假定。或许我们所谓的直觉过程，根本不同于我们能够精确说明或程式化的过程。我们真的理解了综合的意思吗？这一阅读经历，以及我研究中残留的所有折磨人的难题，刺激我写出了“左脑规划，右脑管理”一文，意在提出问题，而非解答问题。无论如何，我很好奇的是，你是否会在修订版中提到这个问题，如果提到的话，又将怎么提。我开始相信，这或许会成为我们的一个根本问题。

下面是他在1976年3月24日的回信：

我不会在新的修订版中讨论左右脑分工的证据，但我讨论了解决问题时所存在的结构不良（ill-structured）。我认为，左右脑的分工很重要，但是，首先，奥恩斯坦并未做出正确的描述；其次，它跟规划和管理之间的区别毫无联系，跟意识与潜意识也没有关系。

当然，我认为它跟解决问题过程中认知的角色有关。在这方面，我们围绕国际象棋已经做了大量研究。我随信附上一些资料，希望能帮助你大概了解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基本观点，我在修订版中也已收入了其中一部分观点。如果你想用“右脑”取代可视的模式识别（visual pattern recognition），你必须先对我认为相关的内容有个差不多的理解。

对人类能力加以浪漫化的诱惑是多么大啊（甚至把它归功于没有实际证据的超感官知觉）！我愿引用一位法国哲学家的话：“我不需要那种假设。”是狄德罗说的吧？或许你在埃克斯-昂-普罗旺斯（Aix-en-Provence）的同事能帮你找到这句引文的出处。

现在我们开始研究管理者与学生分析政策问题时的不同之处，并以我们的知觉假设作为一个指导方向。或许用不了几个月我们就能得出一些结果。同时，我倾向于对用左右脑来解释直觉持保守态度。它只是一股漫长潮流中的最新变体——我并不是说现象本身，而是指这种对直觉的浪漫解释。

西蒙对超感觉的那句评论，指的是我原稿中的两句话。后来，我和《哈佛商业评论》的编辑都认为这两句话太过偏激，各自将之删掉了。（在谈到管理工作中口头沟通和手势的作用时，原稿这样写道：“这里，我忍不住要提到超感知觉的问题。显然，大量证据都说明，它不仅仅是一种沟通媒介，至少对一部分人来说它不止如此。正如奥恩斯坦所说，它大概是右脑的一种活动。”）实际上，我最终决定发表此文，是受了西蒙那句评论的触动：一方面，超感觉的存在的确尚未得到任何科学证明；另一方面，我以“没有实际证据”的理由删掉它，暗示我更重视西蒙的看法，而不是超感觉。以下是我在1976年5月4日写给西蒙的回信：

你在来信中谈到我那篇有关管理及人类左右脑的论文，促使我对该文进行了极为仔细的反省。收到你来信的时候，该文已获准发表，但到底发不发表，我尚握有最终决定权。总而言之，尽管我缓和了一些评论（也即把管理过程和左右脑联系起来的那些段落）的语气，更为明确地指出了哪些内容是事实、哪些是思考和假设，但我发表此文的初衷未变。我认为本文中的许多观点是必须提出来的，尤其是得向管理学校提出来，因为我发现不少管理学校（在教学中）日益偏离真正的管理方法。

至于你不同意奥恩斯坦的观点，似乎可以归结为一点：到底存不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过程。我更关心的则是许多尚未得出解释的现象，比如说，在一段知识孕育期过后，突然发现了一种创新的看法。在目前阶段，我更支持奥恩斯坦的看法（即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过程；至于它们具体属于或不属于大脑的哪一边，我并不太在乎；毕竟，这是一个属于生理学家的问题，虽然现在就有些颇为诱人的证据），不过，在真实世界的决策制定过程中，像你这样的研究者到底能把线性刺激的范围扩展到什么程度，我会一如既往地加以关注。我感觉，对于奥恩斯坦根据最新研究证据所做出的推断，你甚感不安。我倒没这么不安，一部分原因在于它们给我带来诸多启示，还有一部分原因则是，我很肯定，对于人类认知，我比你懂得少得多。但当我们涉及它的时候，又有谁称得上是真正理解了创造力、概念形成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呢？奥恩斯坦的研究的确有着时尚的一切特征。一般来说，我是反对时尚的；可这是个特例，因为它似乎解释了我在非正式场合下观察到的许多行为。（我能这样说吗，我的右脑“感觉”奥恩斯坦说对了一些事情？）无论如何，我其他所有的论文都或多或少以你的研究作为基础；这一篇反其道而行之。我意在激发、开辟一些辩论的新渠道，而不是做出任何确定结论。

顺便说一下，关于超感觉“尚不存在实际的证据”，你是否看过一本名叫《铁幕背后的灵异发现》（Psychic Discoveries Behind the Iron Curtain）的书？没人能编造那么多谎言。书里描写了上百个调查研究，只要其中一件确有其事，就不能把超感现象简单地斥之为“垃圾”。沟通的信号或许难以确认，但沟通本身的存在却毋庸置疑。你知道的，费根堡姆（Feigenbaum）和费尔德曼（Feldman）的书里再版了图灵的一篇论文，他以优雅的方式反驳了大量有关为什么计算机不能思考的看法，但却在一点上表现得有些犹豫。我引述如下：

“我假设读者熟悉超感知觉的概念，以及相关四种现象——心灵感应、透视眼、预知力和意念力——的意义。这些令人烦恼的现象似乎完全违背了我们常规的科学观念。自然，我们很容易对此持否定态度！不幸的是，有关证据，至少是对心灵感应现象的证据，多不胜数。为适应这些新的事实而重新调整人的观念，相当困难……这场争论对我的思想也造成了极为强烈的影响。我们固然可以说，尽管有超感现象带来的冲击，但在实践当中，许多科学理论仍然行之有效；甚至我们抛开这些现象不管，照样能过得非常好。但实际上这不过是聊以自慰，因为我们最害怕的莫过于：思维可能正是一种跟超感知觉息息相关的现象。”

一年之后，我针对西蒙《管理决策的新科学》一书的修订版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在西蒙稍后发表的文章中，他从左右脑的讨论出发，阐明了他对管理中直觉这个词的用法。在下面的正文里，我将首先从书评中节录一部分，它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对西蒙管理直觉观的批评上。我以两句意思恰好相反的引文作为结论——一句话是赫伯特·西蒙说的，另一句话则是罗杰·斯佩里说的。后者于1981年凭借对裂脑案例的研究获诺贝尔医学奖。接着我又列出了西蒙对直觉的近期观点，引自1987年某管理刊物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在请求他允许我重印这部分信件的同时，我还表达了引用他近期观点的愿望，于是他推荐了这篇文章）。

虽然我仍不同意西蒙的直觉观，但我完全同意他的最终结论：管理效率从根本上取决于分析和直觉的结合。因此，本文的剩余部分节录了我另外三篇探讨如何结合分析与直觉的文章，一篇谈的是战略决策的实践，一篇谈的是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最后一篇谈的是规划问题。

[1] Turing，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的一位著名数学家。——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