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新科技革命方兴未艾
一、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
当前，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若干基础科学领域正在或有望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生物、信息、材料、能源等技术广泛渗透融合，带动了以绿色、智能、泛在为特征的群体性技术革命。创新活动全球部署，创新资源全球流动，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深刻影响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当代全球科技竞争出现许多新特点，科技实力决定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这为我们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经过改革开放40年，我们积累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已具备从以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以科技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良好条件。
当前，美国遏制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欧盟设立外资收购审查机制，欧盟和日本要求和美国一道，向WTO投诉中国“涉嫌歧视性的技术专利许可规定”，中国通过跨国并购和对外投资国外高新技术企业和初创企业获取国外先进技术和品牌的途径将变得越来越难。中国只有通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通过创新驱动，提高科技进步贡献率，才能推动落实高质量发展。
二、提升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几点建议
当前，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的背景下，构建新型科技自主创新体制机制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命门，亟须尽快构建中国特色科技自主创新体制机制，推动落实高质量发展。
（一）我国具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跃升的基础
科技自主创新国际竞争力已进入稳定上升期。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我国在全球130个经济体中排名第22位，比2016年提高3位，比2015年提高6位。在商业成熟度、知识与技术产出方面排名靠前，在研发公司全球分布、商业企业研发人才、专利申请量和与知识产权相关领域等方面表现优异。
研发强度不断提高。近年来，我国科技经费投入持续增长。2017年研发强度（研发经费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12%，并呈现明显的区域梯度特征。东部省市的研发强度已超过经合组织（OECD）2.4%的平均水平和欧盟15国2.08%的平均水平，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大学、科研院所、创新型企业、关键共性技术和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正在涌现。中西部省份正在步入科技创新积蓄待发的积累阶段，一些中心城市正形成自主创新产业集群、大学集群。
（二）制约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跃升的三大短板
抢占未来发展先机的能力不足。长期“跟跑”形成的对标式、跟随型思维惯性，在重大科学和技术创新问题上原创思想、原创能力不足；以全球视野谋划科技开放合作能力不足；引领全球科技发展的准备不足。国内外技术、资金、人才等创新要素集聚和融合不够，创新要素协同性需要进一步强化。特大城市聚集创新资源的同时，各项成本持续上升提高了创新创业门槛。
科研成果转化率低于国际水平。2017年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居世界第一，有效发明专利保有量居世界第三，但专利转化率不到10%，低于国际水平。科技成果高效转化仍存在不少“堵点”：各类创新主体之间的产学研结合不够通畅，创新政策与财税金融产业政策不协调、不配套，有关政策落实不到位。
官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官产学研合作仍停留在技术转让、合作开发和委托开发等低层次的合作上，共建研发机构和技术联盟等高层次合作较少，政府主导关键技术、核心技术研发作用有待加强；“四大支柱”协同创新联动不畅，即大学提供基础研究支撑，科研院所提供应用研究支撑，政府提供关键共性技术支撑，企业提供市场化商业化支撑；相关产权关系和利益分配不明晰，激励机制不到位，风险管理机制不健全，协同合作科学运行机制尚未建立。
（三）推动科技自主创新的政策建议
优化国际合作战略布局，着力颠覆性科技创新。欧美可以封杀成熟技术，但封杀不了颠覆性技术。一是通过在海外设置触点的国际合作方式，寻找或培育欧美还没有来得及封杀的具有颠覆性的科技创新项目和企业技术。例如，浙江省在美国硅谷设立美国浙江创新中心，旨在将国外先进的科技人才和科创项目对接中国，落地浙江，推动双方在人才、技术、资本等方面的合作。二是通过资本融合掌握科技发展前沿。鼓励创业投资机构投资国外种子期和初创期企业，支持通过并购重组，培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
加快构建军民科技协同创新体系。在美国高科技产业发展过程中，实施一系列国防科技产业政策，建立强大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的同时，带动民用高科技产业发展。借鉴美国经验，加快构建我国特色军民融合体系：一是充分发挥军工国有企业“黄金股”作用，提高关键核心技术竞争力和控制力；二是从国家安全与发展大局出发，构建军民科技协同创新体系，促进军民科技资源共享共用；三是强化军事需求牵引，促进国防科技民用转化，同时最大限度地实现民为军用，着力打造一批军民科技融合的龙头工程、精品工程，搭建军地资源共享平台、管理平台、服务平台，推动军民重大基础设施、重点实验室、国家重大科研设施的军民共用，打破壁垒促进科技创新要素军地双向流动。
构建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生态体系。推动建立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和政策链深度融合，“政产学研资”紧密合作的创新生态体系，构建“企业集聚+产业链分工合作+研发机构集群化发展”的科技创新网络体系，实现技术创新上中下游的对接与耦合，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一是提升综合研发效率。提升研发投入的使用效率、质量效益。二是服务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没有夕阳产业，只有夕阳技术，传统产业需要通过技术改造全面提升质量、提升档次，不断进步，提高效益并降低污染等。三是政府致力于解决共性公共技术和核心关键技术研发问题。如研究推广江苏经验，设立产业基金建立公共技术研究院；借鉴德国经验，完善科研创新体系，设立政府研究机构主导关键技术与核心技术研发。四是搭建科研成果转化平台，重点支持核心技术研发的重大项目，政府帮助引进先进装置，促进创新企业集群。例如，广东东莞市引进我国迄今最大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从2007年建设到2018年正式使用十几年期间，实验室周边逐渐聚集了大量相关研究机构和企业，形成了一条完整的CSNS产业链和创新生态体系。
构建跨境创新网络。打造全球化开放式创新链。当今世界的科技、研究和创新活动越来越多地呈现跨地域、跨学科、跨领域合作的特征，需要开放创新、营造跨境创新网络，同时也具有高度竞争、高度动态变化和高度复杂性系统网络特征，单一企业和地方不具备独立完成重大创新活动的能力，需要构建跨境创新网络。因此，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强化科技同经济对接、创新成果同产业对接、创新项目同现实生产力对接、创新链与人才链在全球范围内对接，构建全球共商共建共享的创新网络体系。
借鉴美德经验培育创新环境。一是借鉴“硅谷”模式，构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推动大学科研团队与产业联姻，营造创新环境和创新文化为企业创新注入强大活力。构建具有广泛包容性的创新理念，推崇创业、宽容失败、鼓励冒险的社会文化观念，激发创新和奋斗精神。聚集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提升知识和技术的密集程度，构建“财富—人才—科技成果”的良性循环产出机制。充分利用风险投资推动高科技企业成长并实现产业化，研究数据显示，风投对美国经济贡献的投入产出比为1:11，而对于技术创新的贡献，则是常规经济政策的3倍。二是借鉴德国“政产学研”科研创新体系，设立政府研究机构主导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研发。围绕企业需求，制定创新任务，适时调整合作方向，科研资金50%来自联邦，50%由各州共同提供。德国四大协会中，弗劳恩霍夫协会是欧洲最大的应用科学研究机构，是德国工业4.0战略的发起单位，下设72家研究所和其他独立研究机构，拥有25000多名科研人员和工程师，年度研究经费23亿欧元。
优化自主创新的社会环境。一是科学设计高技术企业采购标准。现有采购标准通常以公司营收和人员规模而不是以技术创新性来评选产品。创新型公司通常会由于规模或人员数量问题，被排除在外，或在招标过程中被传统观念的专家否决。建议放宽高技术企业市场准入门槛，鼓励企业CIO/技术决策者多从技术角度选择创新产品。二是引导国内企业消费习惯，重视基础软件，尊重自主知识产权，更多地使用中国软件。国内企业长期重视应用和人力服务，不认可通用和基础软件的价值。基础软件通常需要巨大的研发投入，回报周期长，如果不愿出资购买基础软件，国产基础软件的空间就比较小。需要引导企业客户了解基础软件的巨大研发投入，以及增大对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