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中美关系重要磨合期

一、中美贸易失衡的深层次原因

中美贸易正常发展的最大挑战是中美贸易严重失衡，在这一问题下，衍生出人民币汇率低估、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中美贸易领域。然而，美国长期纠缠于这些问题，无益于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因为中美贸易失衡是在全球产业大转移和美国长期对华出口管制背景下形成的。

（一）全球产业大转移是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本原因

1. 在华外资企业通过加工贸易“转来”了贸易顺差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逐渐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地。截至2011年末，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存量为1.5万亿美元，其中55%投向制造业，中国已成为跨国公司在全球市场上最重要的“生产基地”。目前，有出口业务的在华外资企业达6.5万家，其中美资企业2.1万家，外资企业主导了中国53%的对外贸易，外资企业通过加工贸易给中国制造业“转来”了大量贸易顺差。以液晶面板为例，2009年夏普、三星等跨国公司把第八代液晶面板的生产转移到中国，当年中国液晶面板进口同比下降20.7%，仅该项商品下的贸易顺差净增加59.5亿美元，进口替代效应明显。与此同时，液晶面板还大量出口到东南亚等海外组装厂，直接形成大量的贸易顺差。2010年，外资企业加工贸易项下贸易顺差高达2274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外贸总顺差的1.1倍。换言之，若扣除外资企业的加工贸易，由中资企业主导的一般贸易长期处于巨额逆差状况。

2. 日韩等国家和地区对美贸易顺差大量转移到中国

跨国公司的产业转移，还导致东亚国家（地区）和德国贸易顺差大量转移到中国，尤其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移到中国大陆，造成了原来属于周边国家和地区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转移”到了中国。2004—2010年，韩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占美韩双边贸易的比重从27.5%减少至11.5%，同期日本对美国贸易顺差占美日贸易额的比重从40.87%降至33.1%，中国台湾从22.9%降至16%，德国从42.2%降至26.4%，其结果是中国对美国市场保有大量贸易顺差，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及德国则保有大量贸易逆差。2004—2010年，美国贸易逆差中来自亚洲的比重一直保持在55%左右，其中来自中国内地的比重则从24.85%提高到43%，这也证明了这种贸易顺差的转移。

与此同时，中国对这些经济体的贸易逆差规模大幅上升。其中，中国对日本贸易逆差由2001年的22.7亿美元上升至2010年的556.3亿美元，且逆差额加速增长。同期，对韩国贸易逆差额由108.5亿美元增加到696亿美元，对中国台湾逆差额由223.4美元增加至860.2亿美元，对东盟十国逆差额由46.5亿美元增加至161.7亿美元，对德国贸易也由前期的顺差转变为2010年63亿美元的逆差。这正是这些国家对华产业和贸易转移的结果。

3. 中国从跨国公司加工贸易中获益有限

外资企业利用我国廉价的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从事加工贸易，获得其中绝大部分利润，是贸易顺差的最大受益者，我国仅得到少量加工费。2000—2009年，我国出口玩具50亿个，其中45%出口到美国。以芭比娃娃为例，美国市场的零售价是9.9美元，中国企业得到的加工费仅为0.35美元，拥有该品牌的美国企业则获利近8美元。2000—2009年，我国出口电脑6.2亿台，其中近30%出口到美国。同期，我国从美国进口英特尔芯片等电脑零配件达56亿美元。据上海海关的调研，中国生产的惠普笔记本电脑出口到美国后，市场售价约为1000美元，其中美国公司在销售环节就获利169.6美元，中国企业得到的加工费仅为30.3美元，只占售价的3%。中国台湾富士康公司在大陆企业组装美国苹果公司平板电脑，最后售价499美元中，我们仅获得组装费11.2美元。

（二）原产地规则从统计上“夸大”了中美贸易失衡程度

原产地是货物贸易的“经济国籍”，货物原产地具有唯一性，但国际分工、专业化生产和合作的发展让产品的原产地变得越来越难以认定。当前，WTO成员国适用于1994年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原产地规则协议》，该协议确立了确认货物原产地的两项标准：一是“完全获得标准”，二是“实质性改变标准”。但是，这两个协议只起到了宽泛原则性指导作用，各国原产地标准仍自行制定。

2005年，中国开始按照国际标准，把“完全获得标准”和“实质性改变标准”作为判定进出口货物原产地的共同标准，规定加工贸易产品的“实质性改变标准”属于“加工工序为主，从价百分比为辅”，即只要出口产品在我国进行了规定的加工工序就可以取得中国原产地证书，“从价百分比”只是作为一个备选的标准，而且对于加工工序的规定十分宽松，更多地注重产品的“最终组装程序”是否在中国境内进行。目前，大部分加工贸易只在外型、性质、形态或者用途上产生“实质性改变”，即可获得中国原产地证书。在加工贸易占据中国对外贸易半壁江山的背景下，这一规则从统计上“夸大”了中国出口额和贸易顺差。因此，一些学者按照增值率和“从价百分比”标准，对2002—2009年我国外贸进出口额重新测算。在调整之前，2002—2004年我国对外贸易为逆差，2005—2009年为顺差，其中2007—2009年顺差超过了1000亿美元。但经过调整后，2006—2009年顺差额都比调整前下降了50%左右。

（三）高科技出口管制阻碍美国扩大对华出口

1. 出口管制严重限制了美国对华出口能力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由来已久。199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考克斯报告》，即《对华技术转让报告》，提出了限制对华出口的38项措施。2007年6月，美国商务部公布了对华两用产品和技术出口管制新的清单，管制清单涉及31个条款，规定20类产品不得向中国出口。

美国长期实行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使得美国高科技产品出口增幅大大低于其对高科技产品的进口增幅。1989年美国的高科技产品出口额为842亿美元，2011年1—7月折年数为2778亿美元。与此同时，随着欧洲、日本、中国等国家高科技产品出口竞争力上升，美国高科技产品进口额大幅增长，同期由565.5亿美元增长至3682亿美元。2002年，美国高科技产品贸易首次出现了逆差，这对于美国这样以创新和科技立国的国家来说是不可想象的。2010年美国高科技产品贸易逆差额为809亿美元，2011年预计为904.4亿美元。

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严重限制了美国对华出口能力。2002年以来，美国与中国的高科技产品贸易，始终处于贸易逆差的基本态势。2002—2010年，逆差额由118亿美元增至942亿美元，而2010年美国高科技产品贸易逆差额为809亿美元。换言之，若扣除对中国贸易逆差，美国对其他贸易伙伴的高科技产品贸易仍然维持了贸易顺差，由此可见，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对于美国对外贸易格局的影响之大。

2. 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潜力巨大

2020年，中国将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未来10年，中国对美国的高科技产品、机电产品、高档奢侈品以及服务等需求巨大。在许多高科技领域，美国都有全球领先的优势，然而，正是由于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使得美国在中国高科技产品的进口份额日益下滑。根据中方统计，2001年中国自美进口高技术产品占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总额的18.3%，2010年这一比重降至7.1%。2001—2010年，中国进口高技术产品从640亿美元增至4127亿美元，增长了5.4倍，年均增幅23%，而同期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仅增长了150.7%，远低于欧盟219.6%和日本332.8%的增幅。如果美国放松高科技出口管制，保持18.3%的份额，10年间可增加对华出口2049亿美元，仅2010年当年即可增加462亿美元。正是由于美国高科技出口管制，中国被迫大量进口欧盟、日本以及后来者居上的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高新技术产品。

从中美高科技贸易和美国与其他国家的高科技贸易的比较来看，2010年，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占中美贸易额的比重为4.7%，远远低于美国对其他贸易伙伴的这一比例。如果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比例上升到具有可比性的印度和墨西哥的平均水平，其对华出口将增加124.5亿美元，增幅为14.5%。如果美国在高科技出口方面给予中国与韩国同等待遇，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将增加360亿美元，增幅高达39%。由此可见，高科技出口将是美国扩大对华出口的重点领域。

（四）人民币汇率不是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

从历史经验看，日元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幅升值后，对美贸易顺差并未立刻下降，反而连续几年上升。2005年汇改以来至2011年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累计升值23.87%，但期间美对华贸易逆差并没有明显改善。美中贸易逆差从汇改之前2004年的1623亿美元上升到2011年的近2955亿美元，可见人民币升值无助于解决对华贸易逆差问题。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人民币汇率并不是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也指出，人民币升值解决不了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

美国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的研究报告也认为，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对美国缩窄对华经常项目逆差作用极小，那些施压人民币短期快速升值以解决美国贸易赤字的做法可能会起到相反的效果。短期来看，汇率变化对进口价格的影响甚小。这是因为出口商一般会倾向保持市场份额、追求利润率，这通常会吸收一部分汇率变化的影响。并且，大多数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服务都是以美元计价，而这些价格在短期内一般是固定不变的，因此短期内美元对人民币贬值对中国的出口价格没什么影响。长期来看，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会随人民币汇率变化而调整。例如，当中国央行将人民币贬值时，中国的出口商会提高商品价格来抵消由此带来的损失，这会相应影响美国对中国商品的进口。但事实上，美中之间超过千亿美元的巨额贸易逆差现象已有10年之久，汇率因素并未在出口价格中得到完全反映。因此，将美国对华贸易赤字归因于人民币汇率低估的说法并不能成立。

二、中美加强金融开放与合作的政策建议

近年来，中美金融合作取得显著进展，推动金融市场稳定和改革成为双方金融合作的重要议题。一方面，中国不断深化金融对外开放，提高对美金融开放程度，放宽美国金融机构准入和资本准入门槛，进一步拓宽中美金融服务领域合作；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金融开放程度相对较低。在市场准入方面，对中资银行采取复杂多重监管，中国金融机构在美国设立分支机构和收购金融机构股权等处境艰难。中美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不同，对美过快开放会给中国带来较大风险，对此应保持清醒认识。展望未来，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美两国金融合作空间广阔。

（一）中美金融开放现状分析

中国不断深化金融对外开放，对美金融开放度较高。首先，中国不断深化金融对外开放。“入世”10年来，中国全面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有关金融开放的所有承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举，全面提升金融业市场开放度，有利促进了国内金融业经营理念、管理方式转变，提高了经营管理水平。一是在华外资金融机构规模不断扩大，外资银行经营业务范围逐步扩大。截至2011年底，45个国家和地区的181家银行在华设立209家代表处，外资银行在华设立分行、外商独资银行、合资银行、外商独资财务公司共计387家，在我国27个省（市、区）50个城市设立机构网点，在华外资银行总资产2.15万亿元，同比增长23.6%；35家外资法人银行、45家外国银行分行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25家外资法人银行、25家外国银行分行获准从事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业务，5家外资法人银行获准发行人民币金融债。二是中资金融机构加快了海外发展步伐，稳步拓展境外市场业务。截至2011年底，政策性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已设立6家海外机构，参股2家境外机构；5家大型商业银行已设立105家海外机构，收购（或）参股10家境外机构；8家中小商业银行已设立14家海外机构，2家中小商业银行收购（或）参股5家境外机构。三是稳步推进金融改革。中国有序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取消强制结售汇制度，加强和改进外汇储备经营管理，拓展外汇储备运用渠道和方式。稳步推进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对外开放，实施合格境内、境外投资者制度。

其次，中国放宽美国金融机构准入和资本准入门槛，进一步拓宽中美金融服务领域合作。第四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国承诺继续按照法定程序，审批符合条件的、包括外资在内的汽车金融公司和金融租赁公司在中国发行金融债券；资产证券化方面，外资金融机构与中资享有同等待遇。中国放宽外国金融机构入股中国金融行业的股权限制，承诺将外国投资者在合资证券公司中持有股份上限从原来的33%提升至49%；合资公司可以从事股票（包括人民币普通股、外资股）和债券（包括政府债券、公司债券）的承销和保荐，在持续经营满两年以上且符合有关条件的情况下可申请扩大业务范围，如参与大宗商品交易和金融期货。中国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的投资总额度提高到800亿美元，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的投资额度增至700亿元。中国承诺为美国企业提供融资便利，将金融合作业务范围扩大到保险业。

美国对外资银行采取复杂多重监管，金融开放度在不少方面低于中国。美国的金融领域开放程度不高，中国金融机构在美国设立分支机构和收购金融机构股权等处境艰难。在市场准入方面，虽然美国给予中资银行国民待遇，但在具体实践中，由于美国对外资银行采取复杂的多重监管，导致中资银行在美国拓展业务艰难。在技术资本输出和相关证券投资方面，《美国投资法》不仅限制非居民对核能、海洋、通信和空运产业的投资，还限制非居民在境内购买这些行业的股票或具有参股性质的其他证券；在直接投资方面，美国强调“如果外国资本获取控股权会威胁到国家安全，则将被暂停或禁止。涉及银行所有权的投资受到联邦和国家银行法规的约束”。

美国对各国投资者采取不同的监管标准，对出于商业目的的国家主权基金以国家安全为由将其拒之门外。美国不应因投资来源国不同而采取双重标准，对出于商业目的主权财富基金应鼓励其在美投资。美国对于中国的中资银行、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的申请，应采取与其他外国金融机构相同的监管标准。

（二）中美金融开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金融市场尚未成熟，过早过快开放金融市场，将给中国带来较大风险。中美两国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不同。美国金融业高度发达，金融体系健全，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应对金融风险能力较强。中国金融业仍处于起步阶段，金融发展不成熟、金融体系不健全、监管水平和技术条件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国际竞争优势有限，应对国际金融风险经验不足。国际经验表明，一国的金融市场不成熟和金融市场动荡剧烈，容易遭受国际游资冲击并引发金融危机；监管能力与经验不足可能导致战略资源流失，影响一国经济的发展；虚拟经济扩张严重背离实体经济的需求，将导致金融风险不断积累，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线。

中美金融合作处于不对等阶段，中国面临较大金融风险。目前，中美金融发展程度不对等，金融开放风险不对等，导致双方金融开放所获利益也处于不对等阶段。美国通过金融开放，鼓励资本项目创造利润，弥补贸易损失，能够起到改善国际收支平衡的作用。中国金融改革起步较晚，制度不够完善，国际资本如果利用这些市场缺陷进行套利和投机，可能给中国经济造成严重损害。

（三）中美金融合作政策建议

中国要继续稳步推动金融改革，夯实中美金融合作基础。中国应继续稳步推动金融改革，坚持有序推进金融开放战略。稳步推动金融市场对外开放、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国际化等重大金融开放问题，积极参与国际金融规则制定，提升国际金融竞争力，夯实中美金融合作基础。一是稳妥有序地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投资中的使用，拓宽资本流出渠道，逐步扩大国内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提高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二是探索和拓展外汇储备多层次使用渠道和方式。进一步提高外汇储备的经营管理水平，稳步推进多元化投资，实现外汇储备安全、流动和保值增值的目标。运用外汇储备支持国家战略物资储备、大型金融机构改革和有条件的各类企业“走出去”，推进海外投资公司发展。三是深化内地与港澳台金融合作。四是积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深化双边、多边经济金融政策对话与合作，加强与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金融政策的协调。积极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合理化。主动参与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和标准制定。

促进美国自觉维护全球金融稳定，加强与中国的金融合作。2008年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国际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大缺陷和国际金融监管的漏洞，引发了改革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弊端的讨论。各国普遍认为，以美元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需要重大改革，需要构建多元化货币体系的金融新秩序和金融监管框架，防范大规模金融危机的再次爆发。中国应要求美国继续改革现有的金融体系，加强与中国的金融合作，这有利于全球金融稳定。一是促进美国继续改革现有的金融体系，继续发挥其在全球金融稳定中的重要作用。二是促进美国加强金融监管。2010年美国出台金融监管法案，改革力度空前，这一法案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国际规则的含义。新金融监管法案成为被普遍接受的且有效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需要展开国际协调与合作。双方要加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和风险处置，建立有效的金融公司处置制度，加强金融衍生产品监管。三是促进美国加大对中国金融的开放。要求美国对于中国金融机构的申请，提供与其他外国金融机构相同的监管标准，并加快审批进度。

共同支持二十国集团成为国际经济金融治理的重要平台。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G20成为国际经济金融治理最重要的平台。在G20框架下，各国从分散应对逐步走向联合干预，有效推动了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进程。中美同属G20成员，应共同支持G20成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和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机制，推动G20从短期应急转向长效治理。

加强中美在国际金融规则制定方面的合作。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强对外金融合作，中国金融业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得到提升。危机爆发后，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金融治理机制建设，加入了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等国际金融准则制定机构，在国际证监会组织、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等国际组织中的作用得到提升，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排名上升至第三位。因此，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未来中美两国在促进国际金融稳定方面合作空间广阔，中美两国应加强在国际金融规则制定方面的合作。

三、中美汇率博弈加剧将给双方和世界带来损失

（一）人民币汇率发展趋势

1. 人民币汇率走势预测

摩根士丹利预测，2020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升至5.5人民币:1美元⁽¹³⁾。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在2011年9月的预测报告中指出，2011—2015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以每年平均3.5%的速度升值，2015年人民币平均汇率将升值到5.7，期末汇率将升值到5.58（表1-5）。报告认为，目前，中国承受来自贸易伙伴特别是美国的关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但是，由于经常项目和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在2011—2015年将会下降，这对于中国抵御外来压力允许人民币快速升值，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报告认为，人民币在加速升值。在美国议会辩论是否提高国家债务上限，以及2011年8月初标准普尔下调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之后，国际上对美元的信心受挫。在此期间，中国加快了人民币升值步伐。2011年8月人民币大幅升值，从8月1日的6.42人民币:1美元快速升值到8月15日的6.39人民币:1美元。或许人民币价值仍有些低估，但这将由自由市场调节。其他现有的政策，如人民币国际化，则表明人民币汇率将更加市场化，最近的事件可能有助于加快这一进程。人民币升值速度将在预测期的初期达到最快，这是因为人民币升值将抑制石油等大宗商品进口价格的上涨，起到降低国内通货膨胀的作用。同时，中国的通货膨胀比经合组织（OECD）市场要高，也有助于平衡实际汇率。中国努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将会放松资本管制，这也可能推升人民币外部的价值⁽¹⁴⁾。

2. 保持人民币小幅渐进升值

中国将坚持人民币小幅度、渐进式升值，逐步扩大汇率波动区间。这是因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必须遵循市场规律，人民币汇率参照一篮子货币和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不能违背汇率变动规律大幅升值。如果人民币大幅快速升值，不仅给中国外贸发展带来消极影响，而且会超过中国经济的消化能力，给宏观经济带来不稳定因素。目前中国制造业利润最大不超过5%，若大幅升值20%，这些企业将会破产，大量工人失业，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对于中国将是灾难性冲击，中国经济发展将会停滞。中国也由此不能发挥世界经济增长发动机的作用，从而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灾难。

同时，从日本和过去的经验看，升值速度过快只会给热钱的流入释放出更强烈的信号。随着美元大幅贬值和人民币升值预期增强，国际游资加速流入中国资本市场，以获取资产升值和套汇双重收益。根据外汇占款、外商直接投资和贸易顺差口径计算的热钱规模显示，2011年8月热钱大规模流入326亿美元（图1-7）。由于美国近年来不断下调利率，热钱炒作人民币成本不断下降，这将会诱导更多热钱流入，给中国经济带来风险。

3. 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

2009年4月，国务院在我国5个城市率先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到2011年6月央行下发《关于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地区的通知》，两年内我国完成了人民币结算从局部地区走向全国的进程。同时，中国与多个国家签订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使得人民币逐步成为部分国家的储备货币之一，为人民币区域化奠定了基础。2010年，我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扩大，结算量显著上升。根据央行的数据，参与试点的出口企业由最初的365家增加到2010年底的6.7万多家，2010年银行累计办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5063亿元。这表明人民币作为区域货币的交易媒介、计价工具和结算工具的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

随着我国与全球经济金融的融合日益紧密，市场对人民币跨境使用的需求将进一步上升，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及金融市场中的作用将不断增强。为此，中国将加快金融市场发展，继续有序放宽跨境资本交易项目的管制，增强金融监管和风险防控能力，为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创造更加便利、宽松的政策环境。

4. 不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1994年1月1日，中国汇率体制进行第一次重大改革，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摒弃了官方汇率和市场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制度，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步并轨到1美元兑换8.70元人民币。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实施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出台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方案，采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钉住单一美元货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次性大幅升值2%，由1美元兑换8.28元人民币升至8.11元，2005—2008年3年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18%。但是，由于世界金融危机，2008年7月以后，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中断，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幅度收窄。2010年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重启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程度大幅提高。此次汇改的特点为：一是人民币汇率并非一次性重估；二是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注重参考一篮子货币；三是继续执行现有外汇市场汇率浮动区间，即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交易价的日浮动幅度为中间价上下0.5%。

今后，中国将继续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灵活性，发挥汇率对调节国际收支的积极作用。但是，国际收支不平衡反映了许多结构性问题，以及现行涉外经济管理体制机制的不适应，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人民币汇率改革坚持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是为了与中国的结构调整和配套改革相结合，力求使可能发生的内外部负面影响最小化。

5. 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回顾中国资本账户逐步开放的历程，虽然中国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但目前还不具备完全开放资本项目的条件。1994年中国进行了外汇体制重大改革，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有条件可兑换；1996年底中国成为IMF第8条款国，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自由兑换，并开始向资本项目部分开放过渡；随着中国加入WTO后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的推进，中国的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信托业等金融产业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这些开放必然伴随着大量的资本流动，由此对资本账户自由化提出了更高的开放要求。但是，从我国目前情况来看，企业整体缺乏国际竞争力，金融市场和监管能力都还有待完善。因此，我国还不具备开放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条件。

客观地说，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由于我国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既定政策，对抵御和隔离境外金融风险做出了较大贡献。同时也表明作为一个新兴的市场经济体，中国的经济、金融体系还不够健全。为避免国际游资的冲击，保持经济和金融稳定，我国实行灵活审慎的监管措施，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尤其是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通过审慎放开资本账户，切实加强外汇监管，密切关注后金融危机时期的资本流动情况，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二）人民币升值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

1. 人民币汇率不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

中国并未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早在2002年底中共十六大上，中国就明确把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宏观调控目标之一。2006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中国国际收支的主要矛盾已经从外汇短缺转为贸易顺差过大、外汇储备增长过快，必须把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作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任务。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积极致力于扩内需、调结构、减顺差、促平衡，一直积极致力于推行中外资国民待遇，扩大市场准入和降低关税水平。中国已全部完成加入世贸组织时所承诺的关税减让义务，关税总水平从2002年的15.3%降至2010年的9.8%，为发展中国家中最低。

人民币汇率并不是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中国在2005年7月实施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30.2%，但期间美对华贸易逆差并没有明显改善（见图1-8）。

2. 全球化条件下国际产业分工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

国际贸易是国际分工的外在表现，是各国在世界范围内重新配置资源的方式。基于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国际产业间的分工，决定了中国处于国际分工的低端，适合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应进口美国的高技术领域产品；美国处于国际分工的高端，适合生产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应进口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贸易中，中国凭借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成为一个以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生产为主的全球生产基地；美国产业结构不断向高端制造和现代服务业升级，把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国外，特别是转向中国以获得竞争优势。美国以“对中国出口零部件—在中国加工组装—从中国进口成品”的模式，获取超额利润，但这些体现在统计上却是中美贸易顺差的扩大。

2005—2010年，中国累计一般贸易顺差2729亿美元，加工贸易顺差1.46万亿美元。特别是，中国主要承接了欧美、日本以及东南亚国家产业转移的最终加工组装环节，出口体现为全部商品价值，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自美国以外国家的进口，而中国在整个产业链中取得的收益为少量的加工费用。据亚洲开发银行估算，美国苹果公司的iPhone零售价为178.96美元，其中中国赚取的加工费仅占3.6%，大部分价值被美国的设计、运销和零售企业获得。2011年8月上旬，旧金山联储两位经济学家研究认为，2010年来自中国的商品和服务仅占美国个人消费支出的2.7%，其中从中国进口的真实成本不到一半，其余都来自美国本土企业和工人的运输、销售和营销成本⁽¹⁵⁾。

3. 美国限制对华出口高技术产品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根本原因

中美两国贸易产品的各自优势，充分体现了经济全球化时代全球产业链的分工，表明中美两国之间并不是在同一水平上的竞争关系，而是优势互补的分工合作关系。但是美国始终奉行冷战思维，以所谓的安全为由，一直对华实行严厉的高技术出口管制，使美国对华比较优势难以发挥，双方产品的优势互补也难以充分地体现出来，扩大了两国间贸易差额，这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根本原因。

统计数据显示，2001—2008年，美国对华高技术商品出口所占中国高技术商品进口总额的比重由18.3%下降到不足7%，按照这个下降比例计算，美国对华出口至少降低了1000多亿美元⁽¹⁶⁾。中美之间互补性很强的双向贸易流动，变成了目前失衡的单向贸易流动。因此，这种不对等地位不消除，贸易失衡状况难以改变。2008年2月，温家宝总理在会见美国国务卿赖斯来访时直言希望美方放宽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的限制，共同为中美两国双边贸易和投资创造更加便利的环境。美国前商务部部长骆家辉也曾表示，扩大对中国出口，而非限制从中国进口，是美国解决贸易逆差问题的最好办法。

4. 需求刚性决定美国贸易逆差不会有太大改变

美国本轮对外失衡问题是以往失衡的延续。19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对外贸易就持续逆差，广义名义美元指数从2002年2月高点至2011年9月累计贬值24.4%，对主要货币从1985年3月高点至2011年9月累计贬值50.5%。然而，美国贸易逆差由1992年1月的20.3亿美元扩大至2011年8月的456.1亿美元，并曾在2006年8月达到673.5亿美元（图1-9）。因此，美元贬值并未改变美国整体的贸易逆差状况，美国贸易不平衡问题主要原因不在于汇率。

人民币快速大幅度升值也不会对双边贸易不平衡问题产生显著影响。人民币升值，美中贸易量可能会减少，但是美国的贸易逆差并不会减少，因为需求的刚性决定了美国必须从其他国家进口。其结果是，中国对美出口份额很有可能被周边国家如越南、印度尼西亚或者印度等亚洲国家所代替，美国消费者由面临中国产品的竞争转向面临这些国家产品的竞争。因此，美国的贸易逆差将不会有大的改变，也就是说人民币的升值不可能减轻美国国际收支调节的压力，美国实际面临不是从中国进口，而是从其他国家进口的问题。根据牛津经济预测（OEF）的宏观经济预测模型测算，假设人民币升值25%，那么在2年以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估计能减少200亿美元，这对缓解美国每年数千亿美元的贸易赤字无足轻重。但这个过程肯定会同时伴随对其他亚洲经济体逆差的增加，因此25%的升值对美国逆差总额的影响可能只有100亿～150亿美元。对此，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也指出，人民币升值解决不了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另外，美国限制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实际上是保护了美国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只有利于美国的弱势产业和群体，虽然体现了所谓的公平，却不利于美国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和经济效率的提高，不利于美国的整体经济福利。因此，如果美国不做宏观政策和结构调整，而仅由汇率调节国际收支是行不通的。

5. 人民币汇率调整不能逆转美国失业情况

参议院民主党议员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等认为2011—2012年两年中国夺走了美国200万个就业机会，美国之所以出现贸易逆差是因为中国低估了人民币汇率。尽管美国贸易逆差及经济减缓与中国并无必然关系，这点连美国的主流媒体也基本认同，如《华盛顿邮报》的有关报道中，也承认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并没有取代国际的制造业，而是取代了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进口。这表明，即使人民币升值，美国的就业情况也不会有所改善。

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的减少主要原因为，由于技术进步生产相同商品所需劳动力需求减少。同时，在比较优势下，大量的美国公司为了追逐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和资源而将生产基地移向海外，加剧了美国国内就业岗位的减少。美国国内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的趋势十分明显，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占非农就业总人数的比例已从1943年11月的38.8%下降至2011年9月的8.9%（图1-10）。这种趋势显然无法用人民币汇率来解释，也不会随着人民币汇率的调整而发生逆转。

此外，美国制造业结构的升级以及美国一向奉行的过度消费政策、中美双方统计差异、在华外资企业对美出口增长等多种因素也是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因此，应该客观、公正地认识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将人民币汇率问题政治化，不仅解决不了美国储蓄不足、贸易赤字和高失业率等问题，而且可能严重影响中国正在进行的汇率改革进程。

（三）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对美利益分析

1. 人民币汇率稳定有利于美国经济利益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美两国的相互依存和经济互补性正日益体现，在两国千丝万缕的经贸联系面前，没有哪一国能够独善其身。对中国来说，如果人民币汇率快速升值，则中国的出口和经济增长必定放缓，这不但不会使美国受益，反而可能造成中国的高失业率、通货紧缩、工人工资下降，甚至影响到中国社会的稳定。如果中国经济出现严重问题，必定会影响到美国与全球经济的稳定，相信这也是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

由于汇率变动与贸易差额变动存在滞后期，汇率变动并不能很快对中美贸易差额产生影响，如果人民币汇率像美国所要求的那样大幅度升值20%以上⁽¹⁷⁾，汇率波动对国际资本流动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不能准确把握，加大世界经济波动的风险却是可以预见的，这种情况对美国经济也将带来明显的不利影响。

对美国来说，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有利于美国经济利益。因为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福利通常不是看生产总量而是看消费总量。按目前的汇率水平，美国老百姓可以消费到廉价的中国出口商品，可以增加美国国内消费需求、提高美国消费者的购买力。如果人民币升值，中国的出口商品在美国市场上的价格必然上升，最终利益受损的是美国的广大消费者。

2. 人民币汇率稳定符合美国投资者的利益

美国从中美自由贸易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中国美国商会2008年对238家在中国企业进行调查，71%的企业获利高于全球平均水平，80%的企业准备追加投资。摩根士丹利调查报告分析显示：中国对美出口，美国消费者每年节省1000亿美元，美国企业获利6000亿美元，占标准普尔指数涵盖公司利润总额的10%以上。

但是，中国的出口总额中，加工贸易的出口份额已经占到一半以上，而且有继续增加的趋势。这部分加工贸易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美国在华投资企业所赚取的外汇，一旦人民币大幅升值，将对这些企业造成很大的损失。例如，美国等国的跨国公司在华生产的产品供应本国和全球市场，人民币升值意味着这些企业的商品、服务价格增长，跨国企业出口不仅将因此大幅缩减，消费者也将为此承担更高成本。因此，人民币大幅升值无益于解决美国贸易赤字问题，还将打击全球贸易流动，对亟须消费拉动的世界经济是不利的。

3. 人民币汇率稳定可以弥补美国的双赤字和储蓄不足

中国目前持有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美国财政部最新公布的国际资本流动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7月末，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达到1.2万亿美元，居各国持有美国国债总量首位。从比例来看，中国目前持有的美国国债占中国外汇储备总额的36.2%，这一比例曾在2000年5月达到45.9%（图1-11）。拥有如此大规模的外汇储备，中国政府必须要考虑汇率风险，一旦人民币大幅升值，则中国的外汇储备将面临严重缩水，中国可能会考虑减持美国国债而转投其他货币资产，这也将严重影响到美国经济的稳定。尤其是美国现在处在经济下行风险加大的环境下，如果中国因为美元贬值而不买甚至抛售美国国债，则会造成美国债券市场的衰弱及利率高企，那对于陷入衰退的美国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希望美国立法者能够谨慎对待。

对美国而言，虽然其经常项目是逆差，但其巨大的资本项目顺差不仅抵消了在经常项目上的逆差，也使其国际收支维持了总体的盈余。在美国巨额的资本流入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中国等国家使用外汇储备购买了美国的国债或其他以美元计价的金融资产，这意味着中国贸易盈余中相当大的部分又以购买美国国债等投资的方式流回美国，弥补了美国的双赤字和储蓄不足，支持了美国的经济增长。由于美国资产需求的增加舒缓了美国利率的提升压力，使得美国资本投资变得更加有利可图，美国相当于以很少的代价利用了很多国家的资本，这对美国的经济发展仍然是有利的。同时，对于美国这样国内储蓄不足以满足投资需求的国家，必须从高储蓄率的国家，如中国，以借债或直接融资的方式得到外部的投资，以支撑美国的国内消费和资产价格。因此，人民币汇率大幅快速升值对中美两国其实都是“弊大于利”，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4. 人民币汇率稳定有利于保持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

美元保持其国际储备货币的统治地位，符合美国的利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元和人民币可能需要在长期内尽量保持一个合理的实际平价。这将有利于两国间的长期贸易和直接投资及间接投资的增长。

美元国际主要储备货币地位必然导致美国贸易顺差。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贸易和投资规模增大，美元作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其交易需求和储备需求增大，这就要求美元通过经常账户逆差流出的规模加大，必将加重美国贸易不平衡态势。早年当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占有较大比重时，对美国的压力相对较小。但是，近年来在美国经济发展慢于世界经济发展、美国经济实力相对下降的情况下，美元继续担当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压力剧增，必然会造成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比例呈现明显扩大的趋势。

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可以减轻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压力。让多种货币分别在不同区域内发挥交易计价和结算功能，分担国际货币职能，可以减轻美元的压力，减轻国际经济失衡的程度。从目前情况来看，欧洲已经建立起区域内的超主权货币——欧元，欧元发挥了一定的国际储备货币职能。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作为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最快的地区，也是对美国顺差最大的地区，美国对东亚地区的贸易逆差占美国贸易逆差总额的比率较大，东亚国家的外汇储备额占世界各国外汇储备的比率较高。因此，如果在东亚地区建立一种区域国际货币，在区域内发挥贸易计价和结算职能，大量区域内贸易不必再使用美元进行结算，东亚各经济体就可以减少以美元形式持有的外汇储备规模，能够明显减轻对美元的压力，从而减轻国际经济失衡的程度。

人民币具备成为东亚区域国际货币的基础条件。从东亚各国和地区的情况来看，人民币具备成为东亚区域国际货币的基础条件。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经济具有较大的成长潜力，货币具有升值的潜力。中国经济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较大，在最近两次金融危机中，对亚洲经济保持稳定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现在东亚各国和地区与中国大陆的贸易往来规模比较大，人民币发挥贸易计价和结算功能可以节约大量的交易成本；中国对东亚主要贸易伙伴为逆差，人民币具有流出的渠道，以便供其他经济体用于交易计价和结算使用。当然，人民币成为东亚区域国际货币，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现在人民币还没有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资本市场的发展水平与成为区域国际货币的要求还有巨大差距，其他方面的一些条件也不完全成熟，但中国正朝着这个方向开展工作⁽¹⁸⁾。

综上所述，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对此美国国内也有相当的共识。中美经贸关系的实质是互利共赢。目前中美经贸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结构性的，是全球化格局下国际产业分工不同造成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一直对华实行严厉的高技术出口管制。事实证明，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利益。同时，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对于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结构调整和配套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并将继续成为两国经贸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中国从全局出发，采取综合性措施，逐步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中国充分认识到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对中国自身和全球经济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近年来，中国坚持扩内需、调结构、减顺差、促平衡的政策，已出台了增加消费、发展服务业、完善社保、卫生、住房、教育体系等一系列措施。并且，“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坚持科学发展为主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再次将“国际收支趋向基本平衡”作为未来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中国已经和将要实施的各项措施，核心就是通过结构调整，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降低储蓄率，使经济增长由较多依赖投资、出口转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同时，推进城镇化、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加大环境保护力度、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要素市场改革等一系列措施，也将理顺中国出口商品的生产成本，促进对外贸易更趋平衡。中国将坚定不移地按照自主、渐进、可控原则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灵活性，发挥汇率对调节国际收支的积极作用，这符合中国和世界的共同利益。

中方希望美方客观、理性地看待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中美经贸关系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摩擦是正常的。双方应在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基础上，遵循市场规律，按照世贸组织规则，进行建设性沟通，寻找妥善解决分歧的办法，而不是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搞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中方希望美方能够充分认识到中美经贸合作互利共赢的实质，认识到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对于维护中美经贸合作平稳顺利发展的重大意义。中方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但改革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只能是渐进式推进。希望美方尽快在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方面采取具体行动，给予中国赴美投资企业公平的竞争环境，同中方一道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当前，中美经贸关系处于深化发展的关键时期。一个良好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中美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发展。中方愿与美方共同努力，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为提高两国人民福祉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做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