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古典框架下的研究

新古典主义是现代经济学大厦中最为繁盛的一大方法论脉络，其以研究资源配置效率为核心，坚持经济人行为假设和市场均衡思想，强调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陷入“滞胀”危机时期，在批评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背景下，新奥地利学派、弗赖堡学派、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新制度主义学派和供给学派等思想和流派纷纷兴起，掀起新自由主义思潮。它们的政策与方法虽然有很大差别，但都以强调私人经济活动的充分自由、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作用、反对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为核心内容，体现了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在新形势下的回归。

新古典框架研究资源配置、微宏观的供求均衡、经济增长，延伸到国际范围就涉及了国际商品与服务流动、国际投资等要素流动、货币金融活动等，以及新古典主义基础上的新制度经济学等。作为建构经济学大厦的基础理论，其成熟的方法论较早的被学者们用来研究“一带一路”问题。

在“一带一路”概念提出的前后，学者们主要从交通设施连接、贸易、投资、货币交流等角度赋予其特定内涵。单元庄等认为，中国应开放西部外贸口岸和建设“空中丝绸之路”，形成陆空并举的立体交通网络，改善中国西部地区与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对外贸易。⁽³⁾芮杏文等、⁽⁴⁾李琪、⁽⁵⁾李忠民等⁽⁶⁾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是更为密集灵活的泛亚交通和贸易网络，其交通手段更为先进、合作内容更加丰富、政策更为开放互惠。秦放鸣和毕燕茹通过对中国新疆与中亚区域交通合作现状与主要障碍性因素进行分析，指出双方应优先开展区域交通运输领域合作。⁽⁷⁾张勇⁽⁸⁾和陈万灵等⁽⁹⁾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定位为“国际贸易网”，认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依托现代运输工具和信息技术连接起来的海上国际货物运输通道或国际贸易网，反映着世界各国的经贸合作关系。

此后，除了深化研究交通问题，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也进一步扩展开来。王琴梅等通过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发展现状，以及道路联通中存在海上运输安全问题突出、公路铁路运输建设薄弱、我国西部沿线地区交通基础设施薄弱、国际运输水平较低等阻滞因素，然后从构建合作机制、保障海上运输通道安全，强化陆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推进陆上互联互通、积极推进交通“走出去”，加强国际运输合作等几方面提出了道路联通的推进建议。⁽¹⁰⁾贵浩等指出中亚各国在涉及交通、电信、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设计能力、施工技术、管理经验都比较弱，而我国具有相应的技术和人才储备，可以发挥基础设施建设优势与中亚各国开展合作，从而促进中亚各国经济快速发展，并且解决我国产能过剩问题。⁽¹¹⁾吕承超等得出基本经济因素、人力资源因素、对外贸易因素、新经济地理因素均对交通基础设施具有影响。⁽¹²⁾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够带来物流业的迅速发展，但袁丹等指出当前经济实力、产业结构、人力资本水平三个因素对提升丝绸之路经济带物流业效率尚不存在积极影响，所以需要进一步硬件建设。⁽¹³⁾

在基础设施联通支撑起市场对接后，要素和商品流动、继而所需要的便利化环境等成为学者研究的重要对象。朱显平和邹向阳认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发展带无疑将扩大区域内的需求和供给能力，投资和贸易便利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将不断促进区域经济增长。⁽¹⁴⁾王海燕⁽¹⁵⁾和冯宗宪等⁽¹⁶⁾的研究表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双边贸易规模逐年扩大，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已经成为中国重要的经贸伙伴，为进一步开展多边贸易与投资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孙壮志在分析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经济合作时提出，通过建立多边金融机构，解决项目的融资和规避金融风险、提供投资优惠条件等⁽¹⁷⁾。刘艳霞则探讨了深圳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投资合作进展，认为东南亚和欧洲国家是深圳的主要贸易伙伴和投资对象，但非洲重要性也正在不断提升；提出在未来与沿线国家进行经贸投资合作时，深圳应充分利用其与各国之间差异化、多元化的发展现状，采取差异化的发展策略。⁽¹⁸⁾周五七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认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地区，直接投资存量巨大。⁽¹⁹⁾程中海等运用包括自由贸易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和博弈论，结合全球贸易便利化的实践经验，指出贸易保护、通关改革困难、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利益分歧是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贸易便利化的主要制约因素，贸易便利协调机构日常化、贸易便利关注内容专业化、贸易便利信息平台化、贸易便利规则技术化是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贸易便利化的主要措施。⁽²⁰⁾

由于能源是一类特殊商品，它已成为“一带一路”建设最为关注的对象。李琪、⁽²¹⁾袁珂和房乐宪⁽²²⁾认为，中国的能源进口多元化战略能够降低因过度依赖海上运输而带来潜在供给能力的脆弱性，并且与中亚国家能源出口多元化战略在国家利益、技术力量和经济结构方面形成互补，重视与中国开展国际能源合作已成为“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合作的重要内容。胡波指出，中亚各国与中国的能源合作已由原来的顾虑重重，发展到如今能源设备生产、管道运输系统等中下游领域的全面合作。⁽²³⁾张生玲认为，我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不仅能进行直接的能源贸易，也可以积极开展能源合作；⁽²⁴⁾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油气资源领域的开发合作加快，推动各国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旨在保障我国能源安全，促进双方能源贸易多元化，谋求共同利益；作者亦指出，可以多元化发展中东能源开发与合作的方式，以及挖掘南亚和东南亚的能源开发与合作潜力。刘明辉等则通过回归和统计方法探讨了能源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而论证中巴能源合作的必要性。⁽²⁵⁾史昕等则提出“一带一路”油气全产业链合作的战略构想：即以互联互通为发展路径，强化开放的合作心态和开拓的创业精神，从对内引进外资、对外加大投资的合作模式转变为资金流、物质流、技术流、信息流和人才流的“五位一体”合作模式，延伸我国石油石化产品的市场带，真正实现我国石油石化产业的全球化发展，并培育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的石油石化企业集团。⁽²⁶⁾

从宏观角度，学者们结合先进的分析工具，主要探讨“一带一路”带来的经济效应或增长问题。邹嘉龄等根据最新的国际贸易中心统计数据、2014年中国海关统计数据以及2010年30省区市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相互依赖关系以及中国各省（市、区）出口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²⁷⁾朱智洺等则用C-D生产函数构建FGLS模型，基于2003—2013年面板数据测度中国OFDI对中亚5国经济增长影响程度。⁽²⁸⁾于翠萍等（2015）从GDP溢出效应视角，基于金融、贸易、投资和国际石油价格4个传导机制和以动态双边贸易总额权重为链接矩阵，构建一个包含51个国家的GVAR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经济的相互影响。⁽²⁹⁾许娇等运用GTAP模型模拟分析“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经贸效应。⁽³⁰⁾张学鹏等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分析西部地区经济开放的特征，基于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模型，采用1987—2013年西部省际面板数据定量考察经济开放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³¹⁾

在制度建构方面，王明国从国际制度的特征和行为逻辑出发，提出国际制度战略的一般框架，主张以现有“一带一路”倡议为指导，推动现有制度改革和新制度建立。⁽³²⁾吴贤军以新制度主义方法论，论证统筹相关各方利益，以及获得“丝路”沿线国家民众认同的重要性，提出确立“丝绸之路话语权”是赢得未来发展空间并实现大国和平崛起的基本路径。⁽³³⁾

总体来说，新古典框架下的分析方法都较为成熟，且有新工具不断出现，为展开相关规范研究奠定基础。在该方法论框架下，探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间要素、商品、货币、增长等领域的相互关系，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缺失，市场制度不健全，市场经济不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该方法论体系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