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　小结

本章通过深入观察工序或环节的要素禀赋特征，发现工序或环节分工的基础依旧是该工序或环节的要素禀赋特征。在产品内分工全球生产网络内部，不同“链节”依据其禀赋特征，而被定位于具有相应要素禀赋特征的国家和地区，因此，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状况，是影响其在产品内分工所承担角色的重要因素，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其在全球生产网络内部的地位和影响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目前已经成为产品内分工全球生产体系中的重要环节，“中国样本”对于产品内分工的动因研究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本章通过放松“分工边界”到工序环节，将产品内分工的动因研究纳入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框架之中，构建了产品内分工动因分析的要素禀赋模型，并基于中国机电产业和纺织产业的省际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对产品内分工的要素禀赋动因进行实证研究。

从传统的赫克歇尔—俄林要素禀赋理论视角确认产品内分工的内在动因，一方面，有利于我们理解产品内分工的驱动因素，进而为研究产品内分工时代的贸易机制奠定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对于我国这样要素禀赋特征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国家而言，也有着极为重要的实践意义。本章的启示是，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必须根据实际的要素禀赋特征来参与国际分工，只有这样才能够融入产品内分工全球生产网络，从而获取全球化的收益。我国当前在产品内分工全球生产网络内部处于从属地位，大多数产业仍处于产品内分工低端环节，这是由我国在劳动力要素上所具有的禀赋优势所决定的。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与越南、泰国、印度等国相比，我国的劳动力禀赋优势正面临严峻的挑战。由于劳动力禀赋可替代性比较强，因此，从长期来看凭借劳动力禀赋优势所获得的产品内分工低端环节定位并不具有稳定性，如果我国不通过教育、研发等途径，积累技术、资本等禀赋优势，进入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未来可能会面临被国际分工“剔除”的风险。因此，我们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我国当前在全球价值链中制造环节的定位，只是提供了向服务、研发等高端环节升级的切入点，我们不能满足现状，而必须以此为基础，通过高端生产要素的积累，逐步提升我国在产品内分工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地位，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战略目标。

(1)　此时，由于国际分工是在最终产品层面展开的，因此，劳动密集型的工序j仍然在资本密集产业占优势的A国生产。

(2)　假定B国的等成本线和A国的等成本线代表相同的成本，A、B两国都生产许多其他产品，因此，其要素价格保持不变，在图中表现为和分别与和平行。

(3)　本章的对外贸易数据来源于国研网《对外经济贸易数据库》，该数据库数据时序区间为2001—2008年；产业数据来源于国研网《工业统计数据库》，而该数据库数据时序区间为2003—2010年。取二者交集，本章所有变量数据时序区间为2003—2008年。

(4)　由于台湾、香港、澳门、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内蒙古数据存在缺失，因此，本章仅选取了26个省份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