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宋面包与罗宋汤

“罗宋”二字，从上海人口中说出来，总有一种亲切感，有时候不经意地带了三分轻视，但这种轻视是亲切感的衍生，包含了破船同渡、曾经沧海的同情。进而，老上海说起“罗宋瘪三”，最终也是抱着一份怜悯的。老上海对他们的底牌摸得刷刷清：这帮罗宋瘪三原来是旧俄贵族，十月革命后被列宁、斯大林赶出来，从彼得堡赶到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然后再从海参崴调头南下，经过哈尔滨、长春、大连，最终落脚在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的上海滩。世世代代，这帮老爷太太养尊处优，住华屋，穿鲜衣，坐马车，赏芭蕾，有一大群农奴供他们使唤，现在农奴翻了身，主人捡了一条性命后只得落荒而走。

白俄来到冒险家的乐园，但上海滩已是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的天下，连日本浪人也在虹口优哉游哉，乐不思蜀。白俄贵族手不能提，肩不能扛，再就业的能力很差，女的，到舞厅当舞娘，或到电影院领位，再不济的就到咖啡馆里做招待。男的呢，到舞场里吹拉弹唱算是体面的，混得差的，磨剪刀，做小皮匠，做面包，卖汽水，到公馆里看门、拉黄包车的都有！

罗宋瘪三在上海留下几样东西，一是罗宋帽，小时候还看到帽子店里有售，厚绒，烟灰色，顶上有小滴子，帽帮拉下来可以遮住整个脑袋，只露出两只滴溜溜的眼睛，酷似三K党，不过很御寒。旧上海的小店员都戴这种帽子。“文革”时，劳改农场里的人也戴罗宋帽，因为它挡风，还因为劳教人员不能戴社会上风行一时的海夫绒军帽。

还有就是罗宋面包和罗宋汤。

说到面包，上海是得风气之先啦。我在小时候曾看到一本连环画，上面说到鸦片战争后英国人到上海开洋行，但找来的中国厨师不会烤面包，烤出来的面包墨擦里黑，难以下咽。于是英国人编了一本书，翻译后的书名是《造洋饭书》。但中国的厨师大半是不识字的，得由翻译讲给他们听。有时候中国的大师傅与洋人闹别扭，卷铺盖走人，洋人只得自己开伙仓，结果烤出来的面包也是墨擦里黑的。事实上，面包进入中国要更早些，具体时间不可考，但有关史书透露，在明朝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最先将面包的制作方法引入我国沿海城市。在上海，徐光启在“顺带便”引进西方风味方面立下了功劳，他在把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等人引入上海时，就同时引进了西菜，当时叫做“番菜”。中国人一直自以为是世界中心，将别的国家都说成“番”。开埠后的上海，于1882年由中国人开创了第一家西菜馆，叫做“海天春番菜馆”。到上世纪初，先后出现了一品香、一家春、一江春、万年春、品芳楼、惠尔康、岭南楼、醉和春等二十几家西菜馆。不过上海的西菜一开始就实施本土化的战略，与所在国的本味有很大的不同。

在这些“番菜”中，稍后登场的就有罗宋大菜。

小时候我不知道罗宋大菜是何等样子，但罗宋面包是见识过的。不仅食品店里有售，老虎灶旁边半开间门面的面包作坊里也做。除了自产自销，还代客加工，你只要送去一斤面粉，付一角两分加工费，老板娘就会交你一块竹牌，约定下午四点过后来取。放学后，背着书包，攥着牌子向老虎灶走去，罗宋面包那种暖烘烘的香味已经在黄昏前的金色阳光中弥漫开来了。

交了牌子就能领到五只面包，五只温热而焦黄的面包。橄榄形的罗宋面包两头尖尖，肚皮中间划开一刀，有一种爆胀开来的效果。上海人也根据它的外形称之为“梭子面包”。

生意好时还要排队，顾客还要争吵，而老板娘总是大嗓门，捋着袖口，满面红光，头发总是花白的，那是面粉！老板则在昏暗的角落里揉面团，你永远只能看到他的背影，厚实得跟罗宋面包一样。

当时我记得食品店里一只咸味罗宋面包售价九分，二两粮票，甜味的要一角一分。而请作坊加工要便宜一些，而且是新鲜出炉。

罗宋面包表面很硬，因为用的是标准粉，也就是后来所说的黑面粉，咸味，吃口极香。春游或秋游，父母饶不过我的软泡硬磨，只得答应做一斤面粉的面包，那是极端的奢侈行为，预算外的开支。

罗宋面包的好处是慢慢啃，可以消磨很长时间。现在吃到的罗宋面包都用精白粉做，香味与韧劲都差多了。当然，面包作坊里是不可能给你放奶油的，如果你要做甜的也行，放糖精。当时食糖是凭票供应的。

面包作坊偶尔还会出售一些面包头子。据说附近住了一对从苏联留学回来定居的老夫妻，一个弹钢琴，一个唱歌，他们吃惯了面包牛奶，但要求去掉他们咬不动的头子。这些头子就成了孩子的零食，卖得很便宜。如果在冬天，经西北风一吹，面包头子硬得像石头，能打死狗。有个同学买了带到学校里来，送我一只，看老师转过身在黑板上写字，赶紧摸出来啃一点。真香！

上海人对面包怀有一种复杂的情怀。十年动乱结束后，静安面包房出售法式面包，从早到晚要排队，此种风景生动演绎了社会的巨大变革。如果今天有谁策划一组文章，评比十个印象最鲜亮、最有持久记忆的上海新时期街头即景，静安面包房门前的长队肯定入选。

今天罗宋面包在淮海路的老大昌还有供应，但是与过去的相比，加了太多的发酵粉和黄油，高级是高级了，口味不够“罗宋”。

与罗宋面包携手而至的是罗宋汤。不过罗宋汤在上海的大面积出现，应该在居民食堂、职工食堂和幼儿园。上世纪70年代，供应开始丰富了，罗宋汤的原料容易备齐，无非是卷心菜、牛肉、土豆，但关键是梅林罐头厂出品的番茄酱在市场上成规模地显身，二角二分一小罐，砌砖似的摞在食品店的柜台上，买回家可涂面包，可烧罗宋汤，可烧茄汁黄鱼。上海人，逮着机会就想来点情调，尽管生活依然是那么窘迫。所以在上海版的罗宋汤里，通常专供回族居民凭票购买的牛肉是没法当作主料投放的，取而代之的是红肠，切丝。山芋淀粉取代了操作起来比较麻烦的油面粉。

内容庞杂、咸鲜带酸的罗宋汤热腾腾地来了。本土化吃法也不是与面包配套，而是当作汤来喝的。三两大米饭一碗罗宋汤，有万山红遍的视觉效果，相当丰盛啦。在单位食堂里谁都这么“西汤中喝”，不会搭配一只硬邦邦的罗宋面包。

直至二十年后，我才从一本菜谱里得知，正宗的罗宋汤辅料里还应该有洋葱、芹菜、胡萝卜。后来在芬兰喝到了据说是莫斯科版的红菜汤，红菜头唱主角，大块牛肉一声不响地帮衬着，汤色呈现晚霞般的玫瑰红，汤面上还冰山似的浮着一小坨老酸奶，喝一口，酸得眉毛直抖，胃口大开。一大厨跟我说，熬了整整四个小时啦。

直到今天，上海的煮妇都骄傲地宣称自己会做一流的罗宋汤，也时常在家里蒙一下丈夫和孩子，当然，中国版的味道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