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余论
以上诸方墓志所见入华安氏的婚姻状况大概可以描述为：从较为普遍的昭武九姓族内通婚到渐与其他族群相结合。比如，时间较早的安师与妻康氏、安娘与史索岩、曹谅及妻安氏
，中期的安菩之父与妻何氏、安神俨与妻史氏，后期安元光与妻阿史那氏、安准与妻屈突氏、安建与妻张氏、安玄朗与妻柳氏，李府君与妻安氏。特别地，在后期与他族结合现象的分布上也显示出并非偏居一隅，河关、东北、西南都有体现，单就血缘上的融合就十分明显。
以上诸方墓志安氏信息中，曾生活在北齐时代的安氏似乎表现出一种特别的族群认同：更能保存较为“原始”的祖先记忆，而非只记录业已华夏化的族源认同。安威生活在北齐，其墓志中将远祖追至苻坚时代，并记所出西域之国为“安德”，是其他墓志所未见，可能是一种较为原生态的遗存。安备与其父在北齐时代任官，其墓志所记“其先出于安居耶尼国”。安师的曾祖生活在北齐，其墓志云：“十六代祖西华国君，东汉永平中，遣子仰人侍，求为属国，乃以仰为并州刺史，因家洛阳焉。”这种情况或与《安威墓志》相似。“安息王之苗裔”“王子入侍于汉”这种安氏的族源追溯是被普遍接受和长期流传的，所以“安德”“安居耶尼”“西华国君”“仰为并州刺史”尤显特别。安菩生活在初唐，其墓志所云“其先安国大首领”也很特殊，而这种特殊性正是基于他这一支安氏的“原始性”——由突厥中的粟特部落而来。那么，为什么在北齐生活过的安氏会呈现给我们这样的史相？这可能和北齐的“西胡化”有一定的关系。北齐的“西胡化”是指在北齐胡化的大背景下，上层统治者尤其宠溺西域胡人，并形成了一段时期内的强烈风气。《北齐书·恩幸传》：“又有何海及子洪珍皆为王，尤为亲要。洪珍侮弄权势，鬻狱卖官。又有史丑多之徒胡小儿等数十，咸能舞工歌，亦至仪同开府、封王。诸宦者犹以宫掖驱驰，便烦左右，渐因昵狎，以至大官。苍头始自家人，情寄深密，及于后主，则是先朝旧人，以勤旧之劳，致此叨窃。至于胡小儿等眼鼻深险，一无可用，非理爱好，排突朝贵，尤为人士之所疾恶。”何氏、史氏自然在昭武九姓之内，北齐安氏则有安吐根、安未弱、安马驹等胡商伶乐之人，亦受重用。肆无忌惮地“西胡化”不仅抬升了粟特人的社会地位，族群自信心也带动了自尊心的增加，这也使得他们不必太关心华夏认同，即便在丧葬这样的社会仪程中也可以较为自由、原始地表达自己的祖先记忆。这也说明，有关社会记忆一类的知识是会随着时间和地域而发生改变的。
以上诸方墓志中蕴藏的另一类发生变化的知识是安氏姓源对华夏族源的攀附。较早的元象元年（538）《安威墓志》记“帝酷之苗裔”，帝酷即是帝喾。大象元年（579）《安伽墓志》则记为“黄帝之苗裔，分族因居命氏”。虽然安威父祖之封爵，甚至所追之远祖安元的封爵之地都在关陇，或与安伽所居之地大致重合，但毕竟《安威墓志》制作于邺城，与《安伽墓志》殊域，显然需要考虑地域因素。而与安同一样都处于关陇的安兴贵一支有关攀附汉源的努力一直都在进行，并也在不断地构建中——光宅元年（684）《安元寿墓志》中未提及三皇五帝，只云“妫水导源，凉土开国”。开元十五年（727）《安忠敬碑》：“轩辕帝孙，降居弱水。”开始涉及黄帝。贞元十年（794）安元光之子《李准墓志》：“其先黄帝轩辕氏之胤，轩辕帝孙曰安，封于安，号其国曰安息。”这里又增加了一种要素：黄帝之孙安。《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武威李氏”条主要针对安兴贵这支武威安氏，其云“（安氏）出自姬姓。黄帝生昌意，昌意次子安居于西方，自号安息国”。这里又构建了“黄帝之子昌意”的角色。岑仲勉认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是《元和姓纂》的“嫡子”，并辅以唐人文集和氏族谱牒，而《元和姓纂》并不载“昌意次子安居于西方”云云，那么“昌意次子安居于西方”说或产生于元和前后。如前文所述，安元光与安兴贵并非同宗；安元光（李元谅）与安兴贵后裔李抱真同生活在德宗时代，也都功大位高、爵封至王。也许正是出于要与自己隆高社会地位匹配的需要，安氏族人在这一时期重新构建了自己的族源记忆，文化上的认同更进一步了。
总之，整个中古时代，除了东南沿海，粟特安氏的足迹踏过长城内外、江河南北。除了安兴贵一支叶茂枝繁、世系规整外，其他安氏各支之间似乎看不到什么太多的联系，只是在地域上可以观察到他们踵足相接、不断迁徙的影子：北部，蓟辽则北魏安同、唐安建、安禄山、安元光等，六胡州、代北皆有安氏；南部，长沙则东晋安开、唐安度、安思节等，岭南则唐安玄朗祖孙等；中部，酒泉、张掖、武威皆有安氏，尤以隋唐安兴贵一支为盛，关陇有北周安伽、唐安兴孙、安令节、安菩等，河洛有唐安神俨、安延、安备等，邺城有东魏安威、北齐安吐根等。中古安氏在逐渐扩散析居的过程中，也不断地有成员向中心凝结：长沙安氏在唐代早已定居洛阳，幽蓟安元光定新坟于关中，河北安建奔走于中原与蓟辽之间，曾在北部边疆活动的安菩、安孝臣又归葬两京。在往复迁徙、汇聚互动中，粟特安氏渐与华夏融合，不仅在血缘上，更在文化、认同上。黄帝支脉与安氏姓源关联的定型时期，正好也是粟特安氏在华夏发展的顶峰阶段——（拟封）武威郡王安重璋（李抱玉）克制安史、西防吐蕃，义阳郡王安太玄（李抱真）坚守河北、打击藩镇，武康郡王安元光（李元谅）收复京城、死葬国门，无疑都表现出了极强的为国尽忠信念、鲜明的中央主义精神、高度的国家认同情怀。这样看来，黄帝认同或可略等于华夏文化认同，或又等同于中华国家认同。远在万里之外的“安息”人后裔而能融于华夏、追念黄帝、认同国家，不也正是我们的文化具有深广包容度、强大向心力的体现吗？
作者简介：
刘森垚，河西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