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日本文化安全吗

关于“日本文化”的概念，我国日本文化研究学者王勇先生指出，“‘日本文化’之概念，可大可小，因人而异。大者，如家永三郎的《日本文化史》，涵盖人文社科之全部；小者，如石田一良的《日本文化：历史的展开与特征》，限于日本人的精神构造”。根据《辞海》的“文化”定义及王勇关于“日本文化”概念的理解，可以认为，“日本文化”从广义上讲，是指日本在其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讲，是指日本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本书所说的“日本文化”侧重于广义的理解。

用文化安全的四个维度观照日本文化，可以发现日本人从来没觉得自己安全过，总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危机意识似乎从未间断。比如“日本沉没”“列岛危机”“失去的十年”等夸大其词的用语，都是日本人自己提出来的。日本人几乎从来不谈“文化安全”，谈得更多的是日本文化“不安全”的一面，尤其是日本文化的“安全保障”。日本学者如石森秀三、津田幸男等关于这类问题的研究，大多使用“文化安全保障”或具有相同含义的表述，他们更加关注的是日本文化当中“不安全”的一面以及如何解决这些“不安全”的因素，以“保障”日本的“文化安全”。比如语言文字上受外来词的冲击，年轻人滥用外来词造成日本年纪大的人无法听懂年轻人讲话的现象，日本年轻人的精神荒芜现象，正值青壮年却“有家不回”、游荡在街头的流浪汉现象，大好青春却宅在家里的、数以百万计的“蛰居者”现象，青春蓬勃的美少女为了一点零花钱不惜出卖身体的“援助交际”现象，熟谙高科技却被邪教洗脑的“奥姆真理教”教徒问题等，都引起了日本学者及民众的高度关注。之所以如此关注文化的“不安全”“文化的安全保障”，应该不仅与日本人对文化的理解有密切的关联，更加与日本人总是行进在“不断接受强势文化的挑战和冲击的‘不安全’境遇”的途中，即日本人普遍的“危机”意识有密切的关系。日本人总是在问题还不怎么构成“危险”时就积极干预，全社会参与。比如中小学生拒绝上学的问题，学生间恃强凌弱的“校园欺凌问题”，可以说很多国家都有这个问题。但是日本人的“危机”意识让他们早在问题的萌芽状态就积极干预了。可以这样说，当状况还没有达到“安全”问题的级别时，他们已经按照“安全”的标准应对了，如对蛰居问题的处理等。另外，有些文化现象在日本已经可控，并不影响日本的文化安全，而对其他国家来说却构成“文化安全”问题，比如日本的成人出版物、成人动漫等。如果用文化安全的标准来评价日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它是成功维护文化安全的典范。

日本曾经数次彻底投入地向外国学习，却没有被同化，反而不断地吸收强势文化，使本土文化不断发展、增强，形成了独特的“日本文化”。能做到这一点，日本文化到底有哪些神秘特质呢？这些值得我们思考。

关于日本文化的特质，日本学者石田一良提出了一种解释框架——“换装偶人”，意思就是日本文化本身就像一个偶人，外来文化只是一件漂亮的衣服。有时候他们把漂亮的衣服层层叠加在身上，等到看中下一件漂亮的衣服时，再把以前的衣服脱掉。因此，日本文化转型时似乎少有纠结和困惑，能做到转换自如。日本文化的很多样式都体现了这一原则，石田一良将其称为“函数主义”，比如日本的连歌（基于和歌的一种娱乐文艺），以及日语语言文字的诞生和发展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本书将在第七章进行详细探讨。

日本一旦吸收某种文化后，就会加入自己的原创，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一旦接触，马上消化，日本文化这个“偶人”的消化吸收功能很强大，已经形成了某种固定模式。“吃进去的是‘外’，吐出来的是‘和’”。日本人曾经用“和魂汉才”和“和魂洋才”这两个词高度概括对外学习的宗旨。

总体来说，日本在“文化安全”上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他们很少陷入意识形态的纠结和争论。日本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堪称典范，日语的推广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日本文化产业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树立日本的国家形象加分不少，无形中壮大了日本的文化“软实力”。尽管如此，日本国内极少轻言“日本文化安全”。基于这样的事实，拙著定名为“文化安全视角下的日本文化研究”而非“日本文化安全研究”之类的，主旨是从文化安全这个视角来审视日本文化，考察它的得与失，而不是要讨论日本文化安全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