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分类进行的日本文化研究

首先，按照分析研究的角度和方法对日本文化研究的著作类成果进行细分，主要有如下三类：一是重点分析日本民族心理和日本人精神构造类的研究，二是综述日本文化类的研究，三是从特定角度解析日本文化特征类的研究。

一、分析日本民族心理和日本人精神构造类研究概述

（一）石田一良的《日本文化：历史的展开与特征》

这是日本文化史学者石田一良（石田一良=いしだかずよし, Ishida kazuyoshi,1913—2006）的著作。石田一良提出了一个观点，即日本文化是“换装偶人”。也就是日本文化的底色是“氏族共同体”，即生活中心主义、共同体主义以及函数主义。这是日本文化的内核，后来吸收的文化只不过是换穿的衣服而已。他按照时代的顺序，分别考察了佛教的传入、唐朝政治制度的传入、禅宗的传入以及基督教的传入，又辟专章分别研究了神道思想、日本佛教史、日本儒教史和基督教史的变迁和意识形态的结合。最后他提出一个观点：日本文化具有“结晶”化学反应功能，即在兼收并蓄之后，会产生新的日本文化景观。但是日本文化的本质是“函数主义”，即一个变量发生变化，另外一个变量也发生变化。例如“连歌”，某个词在前一句话是一个意境，到下一句话就是另外一个意境了。

石田一良的“换装偶人”一说，与日语翻译家储元熹教授的观点相似。储元熹教授1996年在洛阳外国语学院的一次学术报告会上，谈及他翻译日本国学家内藤湖南的著作《日本文化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时表示：中国文化面对外来文化是“吃菜”，吃进去，然后再吐出新的东西，比如对佛教的吸收。中国佛教和印度佛教展示出完全不同的景观，尤其是观音菩萨顺应中国老百姓的喜好，摇身一变以女性的形象出现。而日本文化就是“穿衣服”，无论多么精彩的外来文化，对日本人来说，都只是一件华丽的衣服，可以拿来就穿，也可以想脱就脱，几乎没有思想的纠结和心灵的激荡。石田一良将这一文化特质命名为“换装偶人”，并且上升到日本人精神构造的逻辑底色的高度，细致分析了每一个阶段日本人的审美情趣和主流意识的相关性，具有强大的解释功能。

在石田一良看来，日本“氏族共同体”的内核没有改变。但是，文化是有潜移默化功能的，日本每换穿一次外来文化的“衣服”，对它的“气质”就没有影响和改变吗？并且，在换下“旧装”披上新装的时候，对“旧装”的处置方法真的不会影响到“偶人”的内在吗？对此，石田一良没有进一步展开。据他的弟子——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所长王勇教授讲，他曾就这一问题当面求教过石田一良先生，但没有得到正面回答。事实如何，尚未得到确认。但是，“偶人换穿衣服”对“气质”的影响应该是难以否认的。

（二）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

这是美国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原姓Fulton, 1887—1948）于1944年应美国政府的委托，为美国占领日本该采取何种政策而作的研究报告，英文书名为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由于当时战争尚未结束，作者不能发挥人类学田野研究的特长，亲赴日本进行实地考察，就退而求其次，考察了在美国生活的日本人。她分别考察了日本人养育子女、家庭结构以及社会交往的细节，用强大的思辨功能得出日本人性格的矛盾性——既勇猛尚武又彬彬有礼、既冥顽不化又与时俱进以及既温雅驯服又心怀怨愤。根据她的研究结论，杜鲁门政府占领日本后，保留了天皇，以较小的代价实现了对日本的改造。这本书也成为迄今为止对日研究评价最高的一本著作。她提出的“耻感文化”和“罪感文化”，至今仍能解释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毫不夸张地说，这是能够让读者深切地感受到人类学魅力的一本书，也体现了西方人强大的逻辑思辨能力，着实令人折服。作者巧妙地抓住了日本文化两个非常有象征意义的“符号”——菊与刀，揭示了日本人的两面性。遗憾的是，关于菊与刀的两面性，著作中没有具体的论述。换言之，这种两面性是否总是泾渭分明？在某种条件下，它们是否会发生转化？《菊与刀》没有给出它的解释。此外，作者把特定时代、特殊日本人群体的社会心理当作日本人的普遍心理，在方法论上也受到一些质疑。

（三）大贯惠美子的《作为自我的稻米：日本人穿越时空的身份认同》

作者大贯惠美子是美籍日裔学者，原著书名为Rice as Self:Japanese Identities through Time，出版于1992年。该著作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了日本人身份认同的建立。她的主要观点如下：①日本人的身份认同是来自“他者”的观照，即只有在与陌生人的对比中，日本人才确立其为“日本人”。日本的民间传说中有很多“陌生的外来人”“陌生的外来力量”，这些“陌生的外来人”和“外来力量”都是以和平、友好、强大的形象出现的，基本符合日本历史上遭遇外来文化的特征。②日本人的稻米文化历史并不是很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不是以稻米为主食，但是稻米却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稻米曾经作为俸禄，除了食用之外的功能，还可以作为财富的象征。稻米与天皇制也相关联，如天皇的“大尝祭”，祭礼的主要内容就是品尝新米。作者认为天皇在日本文化中更多是一个“祭祀符号”。此外，稻米还是日本人宇宙观形成的一个因素。在日本传说中，稻米是从腹部流出的，这也决定了日本人认为人的腹部是灵魂居所的原因。③日本人认为产在日本的稻米才是最好的，这是因为只有产在日本的稻米才能与身份认同关联。这个观点可以解释日本人的“精神自尊”，不认同“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相反认为日本的东西才是全世界最好的。

该著作令人再一次感叹人类学的解释功能和研究魅力。作者竟能借助一粒小小的稻米，纵贯古今，旁征博引，完成了对日本人身份认同的梳理过程。然而，按照唯物主义的逻辑思路，作者基于民间传说的很多结论难免有“唯心”之嫌。

（四）高增杰的《日本的社会思潮与国民情绪》

这是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原副所长高增杰于2001年出版的著作。当时他研究的着眼点是将日本文化与国际政治理论结合，提出“理念”一词。他的研究结论是日本一直存在两种社会思潮：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理想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横井小楠，他提出合作的观点，以“王道”的思想和亚洲邻国相处；而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是佐久间象山，他提出“铁血理论”，以“霸道”的思想征服亚洲邻国。作者认为这两种思潮依然存在，日本今后走何种道路取决于这两种思潮的较量结果。

然而，对日本人何以这样思维，他们的逻辑是什么，该著作并没有深入地分析。按照国际政治的一般思维，思潮固然重要，但是执政党的选择更加重要。执政党选择采纳哪种理念，往往不是两种思潮自然较量的结果。

二、日本文化类研究综述

综述日本文化的著作不少，限于篇幅，我们很难做到一一介绍。在此，从与文化安全研究的最大关联性出发，暂且选取中日两国具有代表性的成果进行介绍。中国学者研究日本文化的成果选择王勇的《日本文化——模仿与创新的轨迹》；日本学者研究日本文化的成果则选择较有影响力的家永三郎的《日本文化史》；美国学者研究日本文化的成果选择埃德温·赖肖尔的《日本人》。

（一）王勇的《日本文化——模仿与创新的轨迹》

这是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学者王勇于2001年出版的代表著作之一。他也是前文提到的石田一良的学生。这是一本概述日本文化的著作，按照时间顺序，分别介绍了每个历史时期的日本文化特色，主要采取的是历史学的研究角度，文化的概念也是狭义的“文物文化”。特色是在绳文文化前提出“岩宿文化”。

该书全面梳理了日本文化的变迁和每个时代的主要文化特色。尤其是每一章的“余论”，都提出了一些新颖的说法，比如“明代的日本趣味”。在认为明治维新之前日本文化完全就是对中国的吸收这一观念一统江山的当下，他本着扎实的文物考察，在大量文化交流的实例中提出“明代的日本趣味”，认为在明朝，日本文化已经开始初具特色，甚至开始反哺中国。

但是，这毕竟是一本面向日语专业大学生的教材，普及性较强，很多地方限于篇幅没有展开，在学术的深入性上还是受了一些限制。

（二）家永三郎的《日本文化史》

这是日本文化史学家家永三郎出版于1959年的著作，代表了“二战”后有良知的日本学者对日本文化的反思和梳理。在该著作中，家永三郎采取了“文化”的狭义定义，认为“文化”是用作专指学术、艺术、宗教和思想、道德等领域的词语。该著作也是按照这个狭义的文化定义来阐明日本文化历史的。他提出了很多基于学识而不是基于战前政府主导的一些观点：

（1）所谓“神道教”在日本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只是一种巫术仪式，并没有教义和场所。后来的“神道教”是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编造出来的。

（2）日本文化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传统文化不会因外来的或国内创立的新文化的发展而消亡。在许多情况下，它们相互重合而共存。外来文化的影响并没有达到如此的深度和广度，以致从根本上改变日本人的文化生活。

（3）武士的道德因时代而异，并不一定都一样。广泛使用的“武士道”这个名称，是进入江户时代以后出现的词语。他还指出，必须认识到：被明治以后的伦理学家美化为普遍道德、在欧美各国也被大肆宣扬的所谓“武士道”，是江户时代形成的观念形态。而封建社会成长期武士道德的实际内容，却具有按照这种观念形态来看有点无法想象的性质。

或许大多数人会有这样的一个错觉，以为日本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很早的时候就全面受中国的影响，尤其是派遣遣唐使时期。这本书展现给我们的是另外一种场景：在13世纪前的日本，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从内容上看是文物制度，从受众层面来看是贵族阶层。而在13世纪之后，中国的日常文化才开始影响到日本普通民众。与此同时，日本特色的文化现象也开始出现，比如茶道、花道等。

基于家永三郎考证的史实，我们尝试提出一个观点：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其实存在着“两个日本”：一个是高居统治地位的贵族，吟赏烟霞，醉心于中国文化的吸取；一个是群居民间的广大民众，吸风饮露，过着相当原始的生活。反观古代中国，科举制度让普通民众有上升的空间，在上下两个阶层中有一条显而易见的通道；而日本的世袭制度，让上下两个阶层的交流几乎没有交集。日本派出的遣隋使、遣唐使从中国引进了文字及律令制度等诸多东西，但宦官、缠足及科举制度这几项并没有引进。之所以没有引进科举制度，恐怕是因为一旦引进这个制度，只要有能力，一般人也能得到重用，这样必将威胁到包括这些遣唐使在内的贵族集团的利益（中川正之，2014:25）。中国的文化流动在不同阶层之间是可能的，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甚至对普通百姓有一种示范效应。日本则不然，贵族阶层和民众阶层之间界线分明且没有联通和交集。从这个对比意义上讲，日本是相当封闭的。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一般来说，在吸收外来文化时，日常生活相关的内容更容易引起兴趣，比如穿衣和饮食。日本人对中国服饰的模仿与引进是比较早的，据《日本书纪》记载，公元603年，圣德太子制定了用以评定官位的“冠位十二阶”制，根据官位的等级确定头冠的颜色。由此，日本上层阶层遵照隋朝的衣服令，模仿了中国的服装。但是，对饮食文化的引进却相对滞后，这也许跟中日两国之间的距离有关。稻米的种植，由于传入的是种子，所以较早地得以普及。这些事实表明，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吸收是有选择的，是主动为之的。这一点在日语对汉语的吸收及其具体的吸收方法上也表现得相当突出。

该著作的不足之处，与其说是不足，还不如说是在当今学术分析方法主流熏陶之下，我们已经不太习惯这种阶级分析法主导的著作了。联系到作者著书的年代——1959年，正是日本革新势力在保革对立语境中占据优势的年代，作者用那个年代流行的分析方法也不足为奇。

（三）埃德温·赖肖尔的《日本人》

埃德温·赖肖尔是美国与费正清齐名的亚洲问题专家，熟谙日本问题，曾长期担任美国驻日大使。1977年出版的《日本人》是赖肖尔的代表作之一，出版后曾多次重印，为美国畅销书之一。全书共分自然环境、历史背景、社会情况、政治制度以及日本与外部世界五个部分。全书以日本20世纪70年代的材料为主，结合日本的整个历史演变和文化传统来分析研究日本情况，是一本有一定深度的著作。与此同时，作者还介绍了这个资源缺乏的岛国战后成为一个经济巨人的发展过程。

与《菊与刀》相比，本书最大的特色就是作者长期在日本生活，利用的是第一手的资料，近距离地对日本进行分析研究。他从自然、地理及政治的沿革出发，深入考察了日本人的心理特征。

该书的不足之处就是论题比较发散，更像一本普及日本和日本人概况的著作，对日本文化特征研究的深入性不够。该书后来又几经修订，中文就有好几个版本，足见作者对日本的持续研究和关注及该书的影响力。

三、从特定角度解析日本文化特征类研究概述

与综述日本文化类的著作、成果相比，从某个特定角度来解析日本文化特征的著作、成果由于其可读性更大，同时也不乏学术魅力，在学界和读者中的影响力更大。为了从尽可能多的视角去了解日本文化的特征，我们也尽量选择了有一定影响力的著作、成果进行综述。

（一）李御宁的《日本人的缩小意识》

这是韩国学者李御宁的一部力作。原著写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就在日本引起轰动，成为经久不衰的畅销书，并于2003年出版了中文版。从这个事实也可以看出日本人的危机意识和重视外国人对日本文化研究的程度。该书首先驳斥了西方人把日本人当作亚洲东方文化之代表的倾向，认为日本文化并不能代表亚洲文化。其次，作者列举了日本表现“缩小意识”的六大类型：

（1）套匣型——装填；

（2）扇子型——折叠；攥握；聚合；

（3）女孩偶人型——去掉；削掉；

（4）盒饭型——填塞；

（5）能面型——架势；

（6）徽章型——凝聚。

利用这六大类型，作者进一步深入地、具体地分析了日本表现自然的“缩小”文化，比如缩景的庭园、盆栽、插花以及壁龛。然后又分析了社会中的“缩小”文化，如榻榻米、茶室、“座”的文化以及歌舞伎的“花道”等。接着又分析了当代社会中的“缩小”文化的表现——晶体管和半导体以及经营学中的“缩小”的表现——机器人和“打弹珠”的游戏。作者最后得出结论是，日本人的特长在于“缩小”：从细微处着眼。一旦他们狂妄起来往大的方向发展，最后就难免失败。他的结语是“莫为鬼神为一寸法师”，劝告日本人安于自己的“小意识”“小情调”，不要外向，不要妄图称霸，否则将是日本的灾难，也是全世界的灾难。

这本书的研究角度选得很巧妙，基本上抓住了日本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几乎算是“人人心中皆有，人人笔下皆无”的程度。用他的“缩小”逻辑，可以解释日本很多文化现象和发明，比如折扇和折叠伞。日本人缺乏原创性，但是他们的“缩小”意识使其优化既有的发明，从而创造出更加方便快捷的东西。

但是，作者很多方面罔顾事实，故意夸大韩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尤其是很多通过韩国传播到日本的文化被断章取义地说成是韩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社会科学应该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和相当程度的客观性，而这位韩国学者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大韩国心态”令人啼笑皆非，削弱了著作的严谨性。

（二）王东的《敛与狂：日本人看不见的日本》

这是一位长期生活在日本的中国人近年出版的通俗著作，给人很多启发。著作的标题是模仿《菊与刀》所起，作者似乎试图用“敛”和“狂”两个字来概括日本文化的特色。这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它提供了最新的日本情况。虽然这些关于日本的情况都经过了作者的过滤与加工，但是一些现象的描述有助于读者把握当下日本社会的一些特色。

第二，它的一些观点给人一定启发。比如该书指出，日本人对政府、对生活有很多的不满，但没有酿成大的骚动。原因在于沉静的日本人并没有将不满付诸行动，试图改变现状。另外，该书还指出日本现在的问题是缺乏一个领导核心，而该局面是美国人有意为之，这个提法比较新颖。

第三，著作的后记“中日千年错看史”，跟全书漫谈的风格相比，有较强学术性。由此推测，该书作者大概是想将一些学术上的观点进行通俗的传达，以期读者对日本有更多的认识。作者指出在“中日千年错看史”上，中国是大而化之，尤其是在明治维新之后，相信日本制度的力量，以为真的是西方民主制度和科学力量让日本强大起来了。然而，日本之所以能变革成功，在于日本人强大的执行能力，在于其内阁的绝对权威，这才是被民主掩盖的实质所在，这一点也比较新颖。而日本对中国的“错看”，就在于迷失在细节里，过于纠结一些局部的细节，不能对中国有整体的宏观把握。

这本书的不足之处在于，它更多的时候是在谈对日本的“感觉”。虽然有一些事例来支撑，但还是给人以“想当然”的感觉，主观判断的成分不少，需要甄别的内容也不少。

（三）李兆忠的《暧昧的日本人》

这同样是一位在日本生活多年的中国人的著作，试图以“暧昧”一词来概括日本文化的特征。他认为日本人尚武又爱美，封闭又开放，自然又人工，顺从又反抗，视“瞬间”为“永恒”，模仿中又有创造。但是，一旦涉及大和民族的生死存亡和根本利益，日本人从来不“暧昧”、不含糊。其“暧昧”，往往是清晰到极致的表现。

这本书给人带来的启示主要有三点。第一，该书提炼出“暧昧”一词，抓住了日本文化的一个特色；第二，该书从民间传说“桃太郎”入手，继而发散开来，研究视角比较独特；第三，该书提出中国对日本的几种心态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一是大中华心态，二是受害者心态，三是简单化心态。

这本书的不足之处是，跟《敛与狂：日本人看不见的日本》一样，对《菊与刀》的模仿痕迹很重。这两本书的最大的问题都是作者没有依托一种理论框架，也没有一种学科领域作为支撑。所以他们的观点看似新颖，很能吸引眼球，但经不起细致的推敲。这也是我们选择“文化安全”这个视角来研究日本文化的原因之一。理论是需要学术规范的，不依托一定的学科，不借助一定的理论框架，难免又会流向“泛泛而谈”的窘境。

（四）土居健郎的《日本人的“撒娇”心理构造》

这是日本学者土居健郎的力作，日语版书名为“‘甘え’の構造”。它从“甘え（あまえ, amae：撒娇）”一词切入，分析了日本人的精神构造。其实“甘え”这个词跟中文的“撒娇”还是有一定距离，但是实在难以找到一个与之对等的中文词语来对译。这个词在日语中更多的是“依赖”“信赖”、精神寄托的意思。土居健郎从“撒娇”一词入手，分析了日本人的精神构造。他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往往会选择一个强大的、类似于西方基督教中的、德高望重的“教父”角色加以信赖和依靠，整个国民情绪对天皇都有这种依恋和信赖。

这本书给人的启示是语言和文化相结合的研究思路，是文化语言学研究的成功案例。这样的研究方法在日本研究学界并不少见，诸如《日本人“加油”的构造》等，都是从一个词切入，继而考察日本文化的特色。这本书的不足之处是它只能解释日本文化的一个侧面，只对日本人精神层面的一个方面进行展开，涉及的对象极其有限。而且韩国人也认为“撒娇”这个词不是日本仅有，韩语中也有类似的词语，韩国人也有类似的精神现象。

（五）中根千枝的《“纵式”社会的人际关系》

这是日本社会学者中根千枝的力作，日语版书名为“タテ社会の人間関係”。作者从“纵式”入手解析日本社会的特色，认为无所不在的“纵式”结构，构成了日本社会的风貌。这个“纵式”结构其实就是严格的上下等级制度，一种在日本无处不在的“秩序”意识。

这本书的亮点在于，她选准一个词就足以概括日本文化的特色。“纵式”一词确实抓住了日本文化最根本的一个方面。

这本书的不足之处就是对日本社会“横向”结构的一面没有涉及。日本社会也有“横向”结构的一面，尤其是西方文化传入之后，平等的思想也深入人心，对这一点该书没有涉及。

（六）加藤周一的《“杂种”文化——日本的微小希望》

这是日本学者加藤周一在战后初期的代表著作，日语版书名为“雑種文化——日本の小さな希望”。作者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作为福布赖特（Fulbright）留学生访问了欧美，该著作是他留学回国后所作的文章之结集。其中前半部分分析了日本文化积极吸收外国文化并将其日本化的过程，提出了日本文化是“杂糅文化”的主张，即日本文化是“杂糅”而成的，结合了东西方很多文化形态。这一主张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

该著作抓住了日本文化来源的多样性，“杂糅”一词也很精准。但是不足之处就是，这种种文化是以何种形态杂糅的？是刻意的拼盘还是一个大杂烩？这些作者没有涉及。研读该著作时，笔者受其启发，曾想过用“优化”一词来解读日本文化，大概意思就是日本文化是在对优秀的外来文化“优化升级”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是这也无法解释日本文化的种种顽疾，且有点太过抬举日本文化之嫌，也落入模仿“菊与刀”企图提出一个词概括日本文化的俗套。要从另一个侧面解读日本文化，需要有另外的视角。“文化安全”理论视角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项。

（七）王勇的《中日“书籍之路”研究》

这本书是王勇2003年出版的著作。相比“海上丝绸之路”的提法，他提出了中日之间存在一条“书籍之路”的观点。他打了一个比方，“丝绸之路”输出的是大米，大米吃完了也就完了；而“书籍之路”输出的是稻谷，稻谷到了日本又再生。所以他认为日本文化的秘密是掌握了中国的“书籍”，掌握了“渔”，所以在此基础上“再生”了跟中国相似又迥异的独特的“日本文化”。在他后来发表的《日本文化论：解析与重构》一文中，更加具体地提出了几种对日本文化的解析角度，诸如杂种文化、换装偶人等，然后从“书籍之路”的观点重构日本文化论。

这本书能够让人领略到历史学这门学科的魅力。王勇是研究历史出身的，他的论文写作方法跟一般的学者有所不同，很注重历史材料的运用，很多时候他并不是要提出什么观点、解决什么问题，而是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风貌。该著作与其说是一本书，倒不如说是一本论文集，以独立论文的形式对中日之间的“书籍之路”进行了考证，但是书中没有论文对日本如何利用“书籍”的过程进行分析探讨，不能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同样的经典，在日本能发挥社会功能，比如《论语》加算盘用在了经营上，《三国志》被利用在军事上，而这些书在本土中国，并没有发挥学术之外的作用，原因何在？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