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意识形态语言论及实践语言论

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思维是什么意思？是指思维是对存在的被动反映吗？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仍持有思维/存在的镜像说，认为即使是颠倒的意识形态也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他说：

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像机中一样是倒现着的，那末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象在眼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

这段话实则有歧义：一方面说思维是被意识了的存在，即包含了存在的意识，意识形态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物理过程中直接产生的，两者不可分割；另一方面却又说意识形态是视网膜、照相机一样对实际生活的倒立成像。那么，思维究竟是存在产生的不可或缺甚至有主宰作用的部分，还是对存在镜子般的反映呢？倘若是后者，存在就具有康德“物自体”般的独立性，思维是相对多余的。这也意味着另一个问题：思维是对存在错误还是正确的反映，抑或是先验综合判断的主导型“反映”？

回顾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批评，其矛头均指向割裂存在的思维，无论是形而上学的人还是自我辩证的观念，均背叛了能动、革命的实践。在这一角度，马克思的要点不是思维正确或错误、主导或被动地反映存在，而是思维本是与存在紧密相连的产物，是存在之上产生的最为活跃、追求实践的力量。倘若将思维看作存在的镜子，思维就和存在断裂开来了：如果偏重存在的静止不变，就形成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形而上学；如果偏重思维的静止不变，就造就康德的先验思维论并推导出思维之外不可知的“物自体”。这两者都偏离了马克思的思维/实践一体观。

那么，存在之上究竟如何产生思维？思维又如何引导人们进行社会实践？这涉及马克思没有说清楚的一个本体问题：物质如何决定精神，精神又如何反作用于物质？两者之间难道不需要一个中介？显然，这个中介必须是精神又是物质。且让我们回顾马克思对物质/精神关系的论述逻辑：

第一，当马克思在历史的四类物质生产，即基本物质需要生产、满足新需要的再生产、人自身的生产、社会关系的生产的基础上谈论人的意识诞生时，他说到“语言”这个概念。精神是借助物质性、实践性的语言脱胎而出并受其牵制的，两者同生共在。

人并非一开始就具有“纯粹的”意识。“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法定要受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

在这里，马克思谈到了介于精神和物质之间、表现人类社会各种关系的语言。进一步看，狭义的语言是具体的人际交流活动，它是内在精神的表达，却依存于空气、声音乃至文字、纸张等物质躯壳；而广义的语言则作为人类共通的交往、交流模式或典型，可上升到超离物质生灭的人类整体思维意识中，表征为社会的经济关系和精神板式，囊括生产消费、文艺宗法等。这亦是拉康的“符号界”（the Symbolic）所表示的某种含义。

第二，当马克思论述如何扭转颠倒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将其改造为揭批经济基础的实践科学时，他论述了将“独立特殊王国的语言”转变为“现实生活表现的语言”的艰巨任务：

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是最困难的任务之一。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正像哲学家们把思维变成一种独立的力量那样，他们也一定要把语言变成某种独立的特殊的王国。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的问题，变成了从语言降到生活中的问题。……德国哲学是德国小资产阶级关系的结果。哲学家们只要把自己的语言还原为它从中抽象出来的普通语言，就可以认清他们的语言是被歪曲了的现实世界的语言，就可以懂得，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

因此，在语言中，精神意识和物质实践交合汇通。不仅物质通过语言生产精神，精神一开始就体现为实践的、建立主体关系的语言；而且要让精神反作用于物质，也必须先将语言拉回现实生活中。语言是思维的直接现实，要让思维像孙悟空那样从“七宝玲珑塔”中蹦跳出来“大闹天宫”，就必须先让语言从意识形态谎言中解放出来表达阶层关系、职业分工的实际情况。这种由现实生活表现的语言揭穿了思想或语言独立自在的骗局，折射出“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三者的矛盾，这正是马克思推崇的实践思维或实证科学。

语言一方面表现为阻碍实践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又表现为推动实践的实证科学，以后者反前者乃是马克思哲学的任务。在这里，马克思虽将语言的消极面看作“纠缠”精神的物质，但仍未将它视为建构社会关系、阶级统治和经济结构的物质基础，视为“凝固物化沉淀”、操控精神的语言无意识。对于语言的物质性还有待进一步揭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