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法国的社会结构

认为劳动有失体面的偏见，是法国社会结构的基石。不仅是体力劳动，所有以创造财富为目的的活动，都被认为是可耻的行为。对绅士来说，有荣誉感的职业是祷告或者战斗。

因此，法国社会被分成三个等级：僧侣，贵族，工商业者。

由于精神境界的高贵，在优先序列中僧侣集团居于第一位。不过，实际的统治阶层是贵族。僧侣的职责是照料灵魂，贵族的职责是战争，而专门负责辛苦劳作的第三等级，其存在的意义在于向其余两个等级提供各种支持。在封建时代，不论其财产或财富的形式是什么样的，它们都是由第三等级生产出来的。

第三等级中最低的阶层是“农奴”，农奴自身、连带他拥有的所有东西都完全属于他的领主。他被束缚在土地上，就像树木把根扎进泥土里一样。不过，农奴的地位高于我们今天称之为奴隶的阶级。在法国当时的法律中，农奴被认定为“自由民”。

“自由民”可以在某种限定条件下决定去留，但这丝毫不意味着他在拥有他的领主面前是自由的。他不可避免地要对领主服兵役，交一些贡赋，或者还有其他的要求。

可以想到，这个半奴役半解放的第三等级的人聚集在城市里，这些城市自然就成了生产统治阶级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与奢侈品的工业中心。这样，各种财富中心也由此产生。这意味着权力，也意味着某些在将来不得不予以认真考虑的东西。

自由城市

当个别自由民向他们经济拮据的封建领主提供金钱，以换取某种特权时，楔子锋利的边缘就已经嵌入原有的体制之内，接着宪章就出现了。由于领主们大肆开支导致对金钱的需求量越来越大，随之而来的，就是民众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直到他们买到的豁免权与特权足以使他们获得某种程度上的自治，这时城镇就变成了我们所说的公社。

卡佩王朝的第五位国王路易六世，承认公社是自由城市，由此，自由民的解放任务完成了。路易六世还明确赋予他们界定权利的选举权，这样，制造业阶级或自由民被视为共同体政治的一部分，并获得了自治权。

一个自由城市就是一个小的共和国，居民全体必须立下共同的誓言，当集合的铃声响起，公民必须出席公民大会，以选择他们的执政官。选出执政官后，大会随即解散。执政官开始治理地方事务，直到民众发起弹劾，或者进行新一轮选举。

这样，在时间的作用下，发展出两个阶级：一个是卑微的大众，带着狂热的民主精神；一个是保守的精英阶层，渴望与拥有大量财富的上层保持和平。

在这一简单、粗糙的风气下，人们开始向着自由不断摸索，也在尝试着迈入自治的门槛。

路易六世对自由城市的承认，是国王与民众结成联盟的第一步，这个联盟最终将把权力从贵族手中抢夺过来，不过此时距离这个最终结果还很久远。王权的另一项成就在随后的路易七世统治时期得以达成，他迎娶了阿基坦[52]公爵的女儿埃莉诺，而她继承的巨大遗产——封建诸侯国中最大的一块领土，也就因此加入了王权一方。这场婚姻将对两个王国的历史造成一些困扰，我们后面会提到。不过，在国王与贵族阶层的争斗中，权力的天平正在向着王权倾斜。

腓力·奥古斯都

路易七世与埃莉诺结婚后，埃莉诺王后的放荡行为惹怒了路易七世，于是国王向教皇提出离婚请求，教皇准予了。这直接导致了王权的交换。安茹伯爵亨利娶了离异的埃莉诺，从而得到了阿基坦——埃莉诺的嫁妆，亨利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安茹，从母亲那里继承了诺曼底，之后又成功当上了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由此亨利管辖的领地要比法国国王控制的地域大出三倍以上。

亨利与埃莉诺的婚礼在1152年隆重地举行了，从此拉开了英法大战的序幕。与英格兰的漫长争斗比起来，法国与封建男爵们的战争显得是那么微不足道。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紧紧地、极大地控制着整个法国。

卡佩王朝历史上第一位真正伟大的国王，就是在这样紧急的情况下出现的。1180年，路易七世的儿子，年仅十五岁的腓力·奥古斯都已经掌握了统治的精髓。二十一岁之前，他拆散了一个对抗他的封建男爵联盟。接着，他将重点转向英格兰，当时埃莉诺王后与她的儿子们正在密谋对抗亨利二世。于是，腓力·奥古斯都成了她们的同路人。他们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塞纳河小岛上的宫殿成了约翰与理查德密谋反对他们父亲的庇护所。但是后来，腓力·奥古斯都与理查德发生了争吵。

腓力细心地观察理查德及其弟弟约翰。他知道浪漫、独特的理查德的弱点所在，也了解腐败透顶的约翰是一个不把任何承诺当真的背信弃义之徒。腓力以他冷血的处事态度，准备利用他们两个。

与英格兰约翰王的对战

约翰曾密谋反对自己的父亲，现在腓力将帮助他取代他的兄长。当时，理查德正安稳地占据着巴勒斯坦，趁此机会，腓力·奥古斯都筹划着要将约翰推上王位，作为回报，他将获得诺曼底的管辖权！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不过当理查德返回法国时，这一切都变成了泡影。但到了1199年，由于理查德的死，王位自然而然地落到了约翰手中，这个埃莉诺王后堕落的儿子成了英格兰国王。

夺回失去的财富，有时也有其他的意义。腓力转而支持约翰的侄子、声称拥有王位合法继承权的竞争者——年轻的亚瑟争夺英国王位。当这位不幸的王子被谋杀时，人们都认为凶手是奉了约翰的命令。约翰虽是英格兰国王，但也是诺曼底公爵，所以也是法国国王的封臣，因此针对亚瑟被杀一事以及约翰王犯下的其他罪行，法国国王召集了一次对约翰的审判，传唤他出席。

经多次传唤，约翰仍然拒绝出席腓力的法庭，根据封建法律，法国国王有权合法地剥夺他的公爵领地。

约翰王用武力捍卫他失去的领土，可是这样的抗争没有取得效果。在接下来的战争中，卢瓦尔河以北的所有土地都被腓力占据了。腓力一举击溃了国内外的所有敌人。

不只是诺曼底，还有安茹、都兰、普瓦图都被再次纳入法国版图，不过它们不再像以前一样是公爵、伯爵的领地，而是由国王控制的王室领地的一部分。这时的王权，高高耸立在法国所有大领主之上，这一局面第一次成为现实。

这就是腓力为自己的统治上色的扩张政策，不是向国外扩张领土，而是推进、加固他对于法国领土的实际统治。我们看到了这一政策在北方得以顺利推进的原因和过程，但其向南方的扩张就不是这样顺利了。

图卢兹与阿比尔教派战争

图卢兹省名义上臣服于法国，实际上却由图卢兹伯爵雷蒙德六世统治。如果不是这个省占据和控制了地中海沿岸的一些港口，法国可能什么都不会有，可能也发现不了这个“艳体诗”与游吟技艺的故乡，以及所有优雅的、凝练的艺术。事实上，这里也是危险的异端邪说的温床，还有普罗旺斯那些崇拜魔鬼、钟情于诗歌与音乐的年轻人。

不难理解，在这个高度成熟的社群中出现了某种拷问当时社会状况与教会信仰的精神；同时，也让一个狡猾的君主看到了能够为己所用的机会。出于对教皇英诺森三世的不信任，约翰·德·蒙福尔不仅为腓力打开了地中海的港口，也把图卢兹——封建领主里剩下的最大一块领地交给了法王。与此同时，异端、游吟诗人与竖琴发出的声音永远消失了；即便是带着精妙的句式变化与音乐声调的演讲，也从此消失不见，再也听不到了。简而言之，这就是“阿比尔教派战争”的由来，起因是阿比尔教派把异端邪说从瑞士带进了普罗旺斯。

法国的转变

经过一个半世纪，诺曼底再次被纳入法国版图，从此两个王国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在一个王国里，王权得到加强；在另一个王国里，文明程度得以发展。在英格兰，贵族与民众越发结合在一起，决心共同对抗一个专断的国王，这一限制君主特权的顽强努力催生出了《大宪章》，永远保证了英国人的自由权利（1215年）。而在法国则刚好相反，权力大量向国王与专制政治转移。两个民族都在命运的掌控之下，命运也驱使着肆无忌惮的人们实现他们各自伟大的目标。

不管我们怎么蔑视腓力的心灵与目标，谁也不能否认他超群的智力与政治才能。他是一个缩小版的查理大帝，不受道德束缚。克洛维或丕平的继承者中，没有一个像他这样英明地领悟到一个永恒持续发展的民族所需要的资源。他可能在言语上充满了欺骗，实际上也不讲原则与道德，不过，他将自由城市置于其私人保护之下，与外国开放贸易，使巴黎与法国变得更加美丽。他可能披着宗教的外衣，向欧洲最天真无辜、最具天赋的地区施加不公平的残酷统治，以求为法国攫取通往海洋的安全通道。但是他留下了更富裕、更欢乐的市镇，他的王国与当地原有的暴政相比，更加自由。他将法国从一种骑士与男爵们混战的争斗中解脱出来，转向一条通往现代国家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