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学术规范与方法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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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历史学科的基本研究操守

历史学科的基本研究操守,是指历史学所有分支学科都必须遵守的通行的准则和要求,包括学术道德、学术自由、学术交流、学术平等、学术传承、学术创新六个方面。(51)

2.5.1 学术道德

道德是一个社会群体的规范,学科也必须要有学术道德来维系基本的学术规范。历史学科较之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尤其需要学术道德,因为历史本身是真实严肃、不可改变的,前文总结中国古代史学一直有撰写“信史”的“良史”传统,力求还原历史本貌,也本是中国传统史学一贯的价值追求,这样的优良传统在当今的历史学界必须得到传承和弘扬。历史学的研究目的,是将真实的历史还原,并探求历史本身蕴含的规律,这就更需要历史学人遵守学术道德,尊重史实,尊重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研究上严格恪守学术规范。

2.5.2 学术自由

自由与规范相矛盾吗?一面坚持学术规范,另一面又要推进学术自由,学术规范与学术自由的关系,如同民主与法制的关系一样。没有法制,就没有民主,一个社会都没有了约束,人人为所欲为而不受限制,民主又从何谈起?学术也是如此。如果学术圈的研究者都不遵守学术规范,对他人的研究成果缺乏基本的尊重,那就是“学术无政府主义”,又谈何学术自由?在恪守学术规范的前提下,历史学科的建设离不开研究者们对学术自由的坚持,二者只有互为依托,才能共同推动历史学研究向前发展。

2.5.3 学术交流

学术不是闭门造车。如果没有关于古史分期的争论,历史学界对中国社会形态演进的研究,恐怕不会有现在的成就;如果没有关于历史学学科性质的讨论,可能史学理论还无法突破唯物史观的理论传统而有所创新。可见保持正常的学术交流,对推动学术创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历史学的学术交流可以分为三个层次进行:

一是对某一学术问题的探讨。例如历史学领域内关于历史学学科性质、历史的概念以及历史学各分支学科领域内的具体学术问题进行探讨。

二是对某一课题的共同研究。例如历史学领域内的一些重大课题,往往由该领域专家学者合作研究,共同完成该课题。

三是以学术会议的形式开展学术交流。历史学科领域内举办的诸多学术会议,是开展学术交流的良好平台,而学术会议结束后所出的论文集或辑刊、集刊,则是学术交流成果的结晶。

2.5.4 学术平等

学术是平等的。历史学科不仅有大家学者,还有很多普通的研究者,以及相当数量的在读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在遵守学术规范的前提下,只要对某一历史问题有独到的见解,无论其作者身份如何,学术界都应该给予必要的尊重。试想如果学术都不平等,怎么会有学术自由呢?提出问题而被打压,好的成果不能发表,历史学的学术又如何能在传承中创新呢?学术平等是学术自由的前提与基础,坚持学术平等是历史学科学术道德操守的重要内容。

2.5.5 学术传承

历史因传承而存在。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将优秀文明传承下去,而不能出现文化的断层和民族记忆的丧失。传承对于历史学科来说,与其说是一种规范,更不如说是一种责任。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学术是在积累的基础上实现发展的,传承对于学术研究本身也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作为学术规范的重要内容,历史学的学术传承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历史所承载的民族记忆、民族文化的传承。文明的传承主要是通过历史记录作为媒介的,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则是中国历史学界最重要的社会责任。

二是对历史学科既往研究成果的传承。中国的历史学有着漫长的学科发展史,特别是20世纪以来涌现出的史学流派和大家学者,他们的学术成果需要当代史学界站在前人的基础上,在传承中实现新发展。

三是对历史学科研究理念的传承。一个学科不仅有学术成果,还有学者们创造的理论方法。无论是中国古代“良史”对于求真、客观的史实追求,还是近代以来史学家们提出的史学理念、史学思想乃至于人生哲学与道德操守,这些精神成果也需要后代学者传承和发扬。

2.5.6 学术创新

创新与传承并不矛盾。如果历史学只有单纯的传承而没有创新,历史学的发展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但是不顾实际,片面或者过分强调“创新”,也会导致学术界产生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什么都讲“创新”,反映在历史学领域中,也存在这样的现象:好像没有新材料,历史学研究就无法继续了,好像不把一些概念拿出来“炒一炒”,学术就不算有新的发展。这些所谓的“创新”,其实对于历史学的发展是有害无益的。历史学的学术创新,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做进一步的思考:

第一,是不是提出了新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新问题的提出比新材料的发现还要重要,一个新问题可以引发一系列的学术讨论,从而产生一批学术研究成果。

第二,是不是有新的视角。在历史学科领域内,有相当数量的课题,研究已经非常全面了,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课题没有继续研究的必要。能不能具备新的视角,往往至关重要,不同的研究视角会带来不一样的研究成果,这也是学术上的创新。(52)


(1)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三篇下之“史”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16页。

(2) [汉]司马迁:《史记》卷八十《乐毅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432页。

(3) [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一《内篇·六家第一》,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5页。

(4)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一章,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页。

(5) 以上参考张岂之等担任首席专家的《史学概论》第一章,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页。相关表述,则在原书基础上有所删改,特此说明。

(6) 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7) 张岂之等:《史学概论》第一章,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8) 吴泽:《史学概论》第七章,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31页。

(9) 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史学导论》(修订本)第一章,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

(10) 马卫东:《历史学理论与方法》第一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11) 张岂之等:《史学概论》第一章,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12) 李大钊:《史学要论》之“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40页。

(13) 参考张岂之等:《史学概论》第一章,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14) 胡阿祥:《读史入戏:说不尽的中国史》第一讲,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9页。

(15)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第一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24页。

(16) 历史学方法论详见第8章,本章不赘。

(1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选集》第二卷《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3月)》,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09—310页。

(18) 参考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史学导论》第二章,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3—102页。

(19) [战国]左丘明撰,杨伯峻注:《春秋左传注》“宣公二年”条,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63页。

(20) [汉]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8页。

(21) [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四《史传第十六》,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86—287页。

(22) [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二《内篇·直书第二十四》,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30页。

(23) [汉]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15页。

(24) [元]苏天爵辑撰,姚景安点校:《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二《内翰王文康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39页。

(25) [战国]左丘明撰,[三国吴]韦昭注:《国语》卷十七《楚语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349页。

(26) [汉]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5页。

(27) 张岂之等:《史学概论》第一章,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28) 参考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史学导论》(修订本)第一章,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30页。

(29) 马卫东:《历史学理论与方法》第一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3页。

(3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0页。

(31) 李大钊:《史学要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

(32) 何兆武:《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第36—43页。

(33) 何兆武、张丽艳:《历史学是科学吗?》,《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9期,第23—29页。

(34) 庞卓恒:《历史学是不是科学——与何兆武先生商榷》,《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3期,第37—53页。

(35) 周振鹤:《历史学:在人文与科学之间?》,《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第41—46页,第58页。

(36) 参见黄敏兰:《20世纪中国史学界对历史学性质的理论思考》,《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2期,第88—97页。

(37) 称历史学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基础学科并不为过。如所周知,从事文学、社会学、管理学、哲学、图书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多少都需要历史学的相关知识,而有些人文社会科学更是由历史学的分支学科演化来的,如图书馆学,历史学科中的历史文献学、目录学,即是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雏形。

(38)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百零五《石勒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735页。

(39) 关于李充编著《晋元帝四部书目》的具体时间,缺乏明确记载,柏森、山岩认为该书目撰成于晋穆帝永和五年(349年)前后,参见柏森、山岩:《李充及其〈晋元帝四部书目〉》,《图书与情报》1985年第2—3期,第172页。

(40) [清]钱大昕著,田汉云点校:《元史艺文志》卷一,收入《嘉定钱大昕全集》第五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41)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三十《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01页。

(42) [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五《史部一》,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97页。

(43) 梁启超:《新史学》,收入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附录三,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77—182页。

(44) 参考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史学导论》第一章,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页。

(45) 参考吴泽:《史学概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史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46) 《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陈元晖主编,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二章,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45—246页。

(47) 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

(48) 尚小明:《近代中国大学史学科系设置考察》,《史学月刊》2011年第8期,第85—87页。

(49) △代表具有中国史博士招生资格,○代表具有世界史博士招生资格,□代表具有考古学博士招生资格。

(50)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指出:“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世界的今天是从世界的昨天发展而来的。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所以说,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中国人自古重视历史研究,历来强调以史为鉴,我们的前人留下了浩繁的历史典籍。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发展历程,应该尊重彼此的选择,加深彼此的了解,以利于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历史学家在这方面可以并且应该发挥积极作用。”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8月25日。

(51) 关于学科研究基本操守内容的界定,参见叶继元等《学术规范通论》第二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9页;杨玉圣、张保生:《学术规范导论》“引言”,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页。

(52) 有关历史学学术创新问题,本书第9章还会详细论述,此处不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