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周初成康之际，周公旦对于历史教训的大总结
（一）起伏跌宕的夏商两代史
归根结底，历史学是人类历史过程的产物。经现代学者研究，夏存在于公元前2070～前1600年；商自汤改正朔立元到周武王灭纣，约是公元前1600年至前1046年。对于这千余年起伏跌宕的历史，口传史料很多，但由于文字书写和保存的困难，真正可以“征用”的文字资料并不多。所以孔子十分感叹地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21)尽管如此，《尚书》还是收集整理了多篇夏商文字资料。后来，司马迁参考了战国百家言而写出了《夏本纪》和《殷本纪》。这都可以帮助我们认识那段历史，以及理解周公旦史学思想的意义。
夏朝在其开国之时，显示出勃勃生气。大禹就不要再说了。启执政，有扈氏不服，启召集六卿，宣布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之罪，决意奉天意剿绝其命。他下令：凡服从指挥者，“赏于祖”，否则，“戮其社，予则孥戮汝”。(22)这是何等的正气！《帝王世纪》曾曰：启“德教施于四海，贵爵而尚齿。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在位九年，年八十余而终”(23)，很受人们的拥戴。可是到了孔甲之时，常常表现为不惧天命，不知天命为何物的邪恶之气。《夏本纪》说：“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反。”而“手搏豺狼、足追四马”的桀，更是无恶不作，好征、好色、好酒、好杀，耗尽倾国之力。他自诩为天，云：“天之有日，犹吾之有民，日亡吾乃亡也。”(24)而百姓则恨之入骨，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25)于是，汤决意伐桀。在此过程中，葛伯不予配合，商汤先伐之，曰：“予有言：‘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26)意思是说：你不知天命，难道你没有听见夏民对桀的咒骂声吗？在战胜了葛伯后，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最后将其放于历山。470年江山毁于一旦。
与夏相比，虞帝司徒契的后代建立起来的商朝，其文明程度要远远高于夏，早在汤前几世的王亥，这个部落就以天干纪日，家族中有地位者皆以生日的天干之字取名，表现出对天道的虔诚。(27)今传《商书》十一篇（《太甲》上中下、《盘庚》上中下、《说命》上中下均合为一篇），但像著名的《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咸有一德》《说命》等篇思想性非常鲜明的资料，皆为“古文”，因而不被人普遍信任。这为研究商代史学的发展带来相当大的困难。然而，《左传》三引《仲虺之诰》文句，《左传》及《礼记·缁衣》篇载有《太甲》和《说命》的关键词语，并且述说了《咸有一德》的文义，故而《汤誓》《仲虺之诰》《太甲》《咸有一德》《说命》《高宗肜日》《西伯戡黎》以及《殷本纪·汤诰》诸篇，均为我们研究商代的思想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汤是一位具有高度历史意识的人。在胜利征伐夏桀还亳后立即作《汤诰》。(28)他一边大赞“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以及“后稷降播，农殖百谷。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的历史功绩，一边声讨“昔蚩尤与其大夫作乱百姓”的罪恶，教导诸侯群后：“毋不有功于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罚殛女，毋予怨。”他宣誓说：“不道，毋之在国，女毋我怨！”(29)开国元勋伊尹亦作《咸有一德》，从《礼记·缁衣》的前后文看，本篇着重讲君臣民合德之义。(30)而仲虺作为成汤的另一位重要助手，《左传》数引《仲虺之诰》的诰词：“乱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国之利也。”(31)对于乱了制度的国家要取代它，对于恪守天道的国家，应该扶持它，这样国家才能兴盛。古文诰词最后曰：“呜呼！慎厥终，惟其始。殖有礼，覆昏暴。钦崇天道，永保天命。”这段话的含义实是《左传》所引仲虺之语的进一步引申，它不仅讲了汤武放桀的正义性质，而且敦促汤的后代要牢记历史的教训，从履政之始就要“钦崇天道”，这样才能“永保天命”。太甲是汤的嫡长孙，执政后不遵汤法，乱德，受到伊尹的放逐，三年后悔过从善，伊尹授权，作《太甲》三篇。《左传·昭公十年》和《礼记·缁衣》分别引“欲败度，纵败礼”、“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之语，这两句在今传《太甲》中篇里的全文是：“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厎不类。欲败度，纵败礼，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师保之训，弗克于厥初，尚赖匡救之德，图惟厥终。’”总体看，商初，由于君臣怀敬畏天命之心、励精图治之志，政局稳定，民心大悦。这一点被后来周初的统治者反复提起。然商朝的发展总是逃脱不掉泰极否来的厄运，自十一位君王中丁之后，兄弟间为争帝位，相仇相杀，加之水患严重，商朝陷入了绝境。为摆脱困境，年轻的盘庚毅然迁都于成汤旧地，并改国号为殷。他对臣民宣布：“古我先王将多于前功，适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绩于朕邦。今我民用荡析离居，罔有定极，尔谓朕曷震动万民以迁？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朕及笃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冲人，非废厥谋，吊由灵各；非敢违卜，用宏兹贲。”(32)至此，商朝出现了中兴的局面。特别是盘庚的侄子武丁即位后，积极进取，又访得良臣傅说，君臣协力，天下大治。司马迁根据《商书·高宗肜日》而写道：“帝武丁祭成汤，明日，有飞雉登鼎耳而呴，武丁惧。祖己曰：‘王勿忧，先修政事。’祖己乃训王曰：‘唯天监下典厥义，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中绝其命。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附命正厥德，乃曰其奈何。呜呼！王嗣敬民，罔非天继，常祀毋礼于弃道。’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欢，殷道复兴。”(33)观以上各个关节，知商殷之兴、之盛，在于君王恪守天命，敬民克己，勇于进取。
然而，多难兴邦，久安毁心。未几，殷朝又进入了末日。武乙是商殷绝命前的第四位帝王。“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卬而射之，命曰‘射天’。”此乃是夏朝孔甲“好仿鬼神”之翻版。纣王无恶不作，良臣苦谏而不听，他狂吠：“我生不有命在天？”这比桀迷信“天之有日，犹吾之有民，日亡吾乃亡也”更加张狂。大臣祖伊说：“乃罪多，参在上，乃能责命于天？”(34)看来，周武王执行天的意志杀纣灭殷，这是必然的了。
（二）周公旦对夏商史的初步总结
殷周嬗代是上古史的重要事件。先是文王姬昌半个世纪的经营，至武王姬发又积蓄了十余年力量，最终在姜尚、周公旦等人的辅佐下，取得了灭纣的胜利。然而建国四年后，武王病逝，年幼的成王继位，“三监”作乱。周公旦代行天子命，征讨三年而毕定。成王长，周公旦还天子权，但仍然辅佐成王，直至病卒。存于《周书》之中的《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以及《周官》《立政》等重要文献主要记载了周公旦的言行。正是这些文献以及周初逐步实行的分封制和礼乐制度，奠定了周公旦在上古政治史和思想史中的杰出地位。
周本为西方小邦，牧野之战夺取了大殷的政权之后，面对着殷民公开与非公开的抵抗，周朝统治者必须宣扬以周代殷的历史合法性。《泰誓》记录了武王伐纣的誓词，曰：凡是做君主的，都是像父母一样，承天地之运来护佑他的子民。谁违反了这一天则他必定遭到天罚。想当初，“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国。天乃佑命成汤，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剥丧元良，贼虐谏辅。”纣王受声称自己有天命，不敬天、不祭祀，即使作恶万端，也没有人奈何于他，就像夏桀一样。老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了，“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所以命我父文王代天从诛。无奈乃父未捷先卒，现在如果我不顺从天命，其罪与商纣王没有两样。“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现在，老百姓已经质问、抱怨我了，所以，大家要“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35)《泰誓》的话，在《多士》中得以展开。《多士》记载的是周公在平定三监后，专门对殷之“顽民”的训话。“顽民”们不认同新政权将之迁徙成周的举措，对新政权有怨恨情绪。周公以成王的名义作诰，史官记载了这篇诰文，其中说：
“上帝引逸。”有夏不适逸，则惟帝降格，向于时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辞。惟时天罔念闻，厥惟废元命，降致罚；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泽。在今后嗣王，诞罔显于天，矧曰其有听念于先王勤家？诞淫厥泆，罔顾于天显民祗，惟时上帝不保，降若兹大丧。
大意是：上帝反对君王淫乐放纵，夏桀不听从上帝的规劝，就命你们的祖先成汤来讨伐他，并且取而代之，代代相传，没有人敢于违背天意，都是配合实行上天的恩泽。可是纣王上不明天意，下又鱼肉百姓，只顾自己的淫乐，这个时候，上帝再也不保他了，所以就令我们来消灭他、取代他。周公还说：你们这些人，难道不知道“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吗？现在，我们只是学习、仿效你们的高祖成汤来革无道之君商纣王的命罢了。周公这段话是非常深刻的，他用史载之事实，来说明和证明这样的道理：作为“绝对真理”的天命是与老百姓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与某一人、某一家族、某一宗派的地位、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某人、某家、某宗能够为百姓服务，受到百姓的拥戴时，他、他们就是天命的代表者，其权力就有合法的性质；而当他、他们一旦将己身视为天命，以此来欺压百姓，他、他们就在实际上走到了天命的对立面，他、他们也就失去了天命。此时，天命仍然在起作用：寻找、选择、造就新的代理人，建立新的能够真正代表老百姓利益的“王朝”。周公的这一思想，为整个封建的或专制的王朝的政治伦理奠定了基础。这是其一。
其二，周公不仅是旧政权的批判者，更是新政权的建设者。他清醒地认识到：对于自己的家族来说，新旧嬗代不仅是一件幸事，自己的家族、部落，乃至整个天下不再受暴政的欺凌、侮辱了，而且更是一件很艰难和需要作出重大牺牲的事。在《召诰》中，召公曾对周公与成王说：“呜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呜呼！曷其奈何弗敬？”在《君奭》中周公反过来对召公说：“呜呼！君肆其监于兹！我受命无疆惟休，亦大惟艰。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后人迷。”休，吉祥、幸运；恤，忧患；艰，艰难。周本为小邦，现在要治理东方大片疆域，使举国上下和睦安康，困难是相当大的。于是，天命论变成了使命论。正因为他有了强烈的使命感，在武王病逝而成王尚幼之时，他决意不避流言，以摄政者的身份，挑起巩固新生政权的重担。他一再说，安定天下的任务绝不能停止，这就像父辈已经奠好了屋基，我们必须把房子盖起来，农民已经撒下了种子，我们必须耕耘收获。正是在此背景下，周公对天命的意义有了新的阐发。
惟命不于常，汝念哉！无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听，用康乂民。（《康诰》）
呜呼！君已曰：“时我，我亦不敢宁于上帝命，弗永远念天威越我民；罔尤违，惟人。在我后嗣子孙，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难谌，乃其坠命，弗克经历。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君奭》）
应引起注意的是，周公以及他的兄弟们不是不信天命，只是相信天命会随时更换自己的代理人，即不常在一人、一家、一宗。这一结论充满了历史意识。诚如《召诰》所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两朝的经验都证明：“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嗣若功。”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天天念叨由周代殷是天命的选择，我们的政权是合法的。要想保持我们的政权不坠落在地，就要把文王的德行发扬光大，若如此，上天就不会把我们周朝抛弃了。这样，周公又把天命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天命是绝对的，但我们每一个人、一个家、一个宗，与天命的联系只是暂时的，唯有勤勤恳恳地为百姓谋利，天老爷才相信你，而这一人、一家、一宗真的为百姓谋利了，天命就会护佑你。总之，命运在人而不在天。这可以说是上古思想之绝识。
其三，把“命运在人不在天”的思想落实到具体的施政过程中。周公清楚地意识到：虽然天命不常，但他的使命、责任就是要永保姬周之天下。在武王病重时，他向天祷告，“惟永终是图”；在他以成王的名义令微子去宋立国时，他要求微子“统承先王，修其礼物，作宾于王家，与国咸休，永世无穷”；在开拓疆域，筑建洛邑之时，他恳求康王要与他一起完成父兄未竟之大业，“惟曰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而为了永保姬周之天下，周公借助历史的经验，进行了周密的谋划。大体说来有君臣之德、国政、国法数项。君臣之德最为根本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和处理君民关系。他以汤兴纣亡的历史教训告诫成王：“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在王这样的位置上，是没有安逸可享的，最为重要的是要了解百姓劳动之艰辛、生活之艰难。纣不知此，他被百姓唾弃了。“呜呼！嗣王其监于兹。”(36)《周书》中的《旅獒》篇，召公大谈“玩物丧志”，以及“不矜细行，终累大德。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的道理。而《酒诰》篇，周公则大谈商纣为何因酒而亡国：恋酒迷色、荒政杀贤、举国缺粮、民风败坏，怎能不亡？“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他要求康王到殷故地之后，要告诫大小官员，“刚制于酒”(37)。
因袭旧制来进行新的政权建设，是周公非常关注的问题。“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以现代政治学的语言，国政有国体和政体之分。国体是以皇立极，大权集于君主一人，绝不能把执政之权分给臣子；政体就是政权的结构，设三公、三孤、六卿、九牧。当然，官位是必须设立的，但根本的是人是否称职：“论道经邦，燮理阴阳。官不必备，惟其人。”(38)
周公的法律思想十分丰富。制定法律的目的和出发点是保护人民。他对康王说：罪犯是必须惩治的，但要分析具体情况，特别是看他有无主观犯意和悔改之意。你能这样做，百姓就会心悦诚服。“若有疾，惟民其毕弃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39)人民犯法，犹己生病；保护臣民，就如爱护自己的孩子，社会怎么会不安定呢？周公是主张以礼入法的人。父不父，子不子，兄弟相斗，邻里相仇，五伦不讲，“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同时，他还是一位反对君主插手刑事的人。既然已经设立了专门的官员管理，做王的就不要插手了。君主插手具体的刑事案件，危害极大，情况不明固然会造成冤案，更有像纣王制造冤假错案来残害忠良者。所以周公说：“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狱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训用违；庶狱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兹。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义德，率惟谋从容德，以并受此丕丕基。”(40)后来的司马迁评价说：“成王在丰，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说。”“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41)周公制礼作乐，功在千秋。
设官立政、制礼作乐，都是周公“天命在人”思想的具体体现：天命在人思想是体，政法礼乐是用。《尚书·皋陶谟》由天子遵循天秩、天序而代行天讨、天罚的那段话，实际上是将长期形成的自然法上升为“天”，使之具有巨大的权威。但经过夏商两代上千年历史的陶炼，周公将天序、天秩、天命、天讨的思想从“天上”降到了人间。当然天上与人间的联系仍然存在，只是更加重视君主的德性与具体的礼法制度的建设而已。这不仅奠定了儒家的思想基础，同时也规范了整个华夏民族思想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