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事件路径”的历史与社会史、总体史

简言之，“事件史”是从研究对象出发得出的概念，“事件路径”的历史则是从研究视角出发得出的概念。将“事件史”与“事件路径”的历史相对举，颇类似于作为专史和研究对象的社会史与作为通史和研究范式的社会史之间的分野，而这正是国内外史学界关于“社会史”概念论争的焦点所在。⁽¹⁶⁾循此对当代西方史学的发展进程略作考察，可以看到事件和事件路径在史学研究中所处位置的变化。

20世纪西方史学最显著的变化就是“新史学”兴起并取代了19世纪兰克史学的主导地位。新史学与传统史学之间存在着一系列重要差异，例如研究领域的扩展、研究视角的转换、研究方法的更新等等。首先对以事件史、政治史为特征的传统史学发起挑战的是年鉴学派的史学家们。在费弗尔（Lucien Febvre）和布洛赫（Marc Bloch）看来，政治史是一种叙述性历史，又是一种事件性历史，历史舞台上演出的种种表面现象掩盖了在幕后进行的真实历史运动，而人们必须透过运动的隐蔽结构去寻找现象的本质，并进一步加以分析和说明。⁽¹⁷⁾在与传统事件史、政治史相对立的意义上，他们提出了关心人类的全部活动、追求历史整体认识的“总体史”。布罗代尔对历史时间的等级性区分，更将事件“放置和禁锢在短时段之中”，它“以其大量的烟雾而占据着当时代人的意识，但它并不能长久延续，人们只能短暂地瞥见它爆发的火焰”⁽¹⁸⁾，事件不仅在史学研究中的地位一落千丈，更成为遮蔽人们视线、使之无视社会结构之类深层历史真实的罪魁祸首。

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如果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事件”，历史正是由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事件所构成，历史研究是离不开对事件的叙述、分析、解释的。社会史、总体史将事件史、政治史树为自己的对立面，却不能将事件排除在视野之外。布罗代尔曾以批评的语气谈到一些哲学家对“事件”概念的理解：“严格地讲，一个事件可能具有许多连带意义。它有时为一些深刻的运动充当见证，并且通过种种牵强附会的因果推理——以往的历史学家乐此不疲——吞并自身以外的长段时间。它可以被无限延长，自由地或勉强地与一系列其他事件或隐蔽现实相联系。”⁽¹⁹⁾但是撇开其中“牵强附会”的因素，这段话却相当准确地阐述了事件在历史研究中无可替代的重要性：从纵向上看，事件可以通过因果关联而“吞并”自身以外的长时段；从横向上看，事件可以“无限延长”而与其他或隐或现的事件结成相互关联的事件网络。这就足以使事件克服短促、孤立、表层的局限，而与关注结构的、深层的、长时段的历史协调起来。正因为如此，年鉴学派所反对的只是历史研究停留在事件的表面，却并不是要把事件逐出历史研究的领地。布罗代尔在批评“事件史”的同时仍对事件给予关注，当哲学家萨特撰文支持短时段、提倡注重人物传记和实际事件时，他甚至表示“完全同意”，因为萨特在实际研究中总能够“回到时代背景”。布罗代尔理想的史学研究绝非摒弃事件的泛泛之论，而是“沙漏计时器能朝两个方向倒转——从事件到结构，再从结构和模式回到事件”⁽²⁰⁾。

新史学的“总体史”理想自然是与“事件史”格格不入的，但同样存在如何理解总体史概念的问题。随着史学领域的不断开辟、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展、学者分工的不断细化，费弗尔所期待的那种“由人类经历的全体部分构成的历史”⁽²¹⁾越来越不可能，也越来越不必要。在史学研究的具体实践中，总体史或者像肖努（P．Chaunu）等第三代年鉴派史学家那样，向后退却成为一种号召、方向、理想，或者被赋予新的含义，从内容上的总体史转变为方法和视角上的总体史。两相比较，似乎后者更具有诱惑力。正如赵世瑜所说，“总体史绝不仅仅只有时间或者空间上的意义，它更多地是表示跨学科、跨领域的整合”⁽²²⁾。在研究路径的意义上，在跨学科、跨领域整合的意义上，对历史事件的研究同样可以构成总体史。

值得提出的仍是《叫魂》一书，从题材来看，它应该是一部典型的事件史，作者却以事件（而且按照通常的理解很难说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为切入点，对与此相关的各个历史层面都作了深入的探讨，从而通过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折射出一个历史时代的总体面貌。从横向上看，对18世纪后半期中国的经济背景、社会状况、政治体制、法律制度以及民众的心理意识等各个方面都作了探讨；从纵向上看，既有对清初征服年代的回顾，又有与当代中国社会的比较。作者“在方法论的层次上将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区域分析、官僚科层制度分析以及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²³⁾，使读者在欣赏故事之余，足以对帝制晚期中国的社会历史状况有一个更加完整和真切的了解，这正是总体史所努力追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