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
朝鲜近代初期对万国公法的接受
——从对日开国前夜到朝士视察团
金凤珍(1)
一、对日开国前夜：围绕朝鲜地位的清日对立
1876年1月，日本政府派遣特命全权公使森有礼（1847—1889）出使北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861年设置，简称总署）。其目的乃质问清国方面朝鲜的国家地位问题，而这牵涉当时进行的朝日间条约交涉。在大约两个月的逗留时间内，森公使与清国方面多次会谈(2)，不断主张以近代西方的万国公法（简称公法）为标准的“朝鲜—独立自主”论。其中，隐藏了这样的意图，即防止清国介入当时由日本政府所推进的朝日条约交涉。此外，也包含着敢于无视朝清间的册封、朝贡关系，将朝鲜引入近代条约体系的意图。(3)更进一步而言，还有阻止清国对朝鲜的传统庇护（朝贡体制的集团安全保障）之意。
对于日本方面的意图，清国标榜以“朝鲜虽我属国，而内政外交，听其自主”为趣旨的“朝鲜—属国自主”论。所谓属国自主这一种标语，是总署为了让欧美诸国理解朝清关系而在1866年左右所使用的。(4)这是一种“传统的发明”(5)，同时，也是传统与近代杂交（hybridization）的产物。(6)其中混杂了东亚传统地域秩序（中华世界秩序、华夷秩序）与西方近代国际秩序——礼与公法两种原理。这两种原理调和与否，属国自主是否可以成立抑或自相矛盾？当时都没有定论。当然，历史的结果是，属国自主朝向了自相矛盾的一方。由此引发了清日间的对立（进而朝清间的对立）与冲突。
当时，清日之间围绕属国的解释产生了语言层面上的差异。这是因为清国以礼为标准，而日本以公法为标准。此外，清国的传统版图观念与日本近代的领土观念之间产生了间隔。清国的版图包括统治权所及之领土与作为势力范围的属国。但日本基于领土观念，以“属国—空名”进行反驳（后述）。(7)当然，从朝清关系的传统而言，“属国—空名”说过于极端。
本来，属国是中国所册封的朝贡国的别称。朝鲜接受清国皇帝的册封，奉其正朔（正月朔日，历书），用其年号。对清国守事大之礼，定期派遣朝贡使节。这在形式上意味着服从皇帝（天子）的统治。清国称此朝鲜为“朝贡之国，外国”，亦称“属国”（后述）。这里的“属”作何解释是一难题。当然，这表现为“清国的势力范围与中华圈之内——华内”，还象征“亲密、友好”与“安全保障、同盟”。
“属”对于清国而言，必须遵守对朝鲜的事小之礼，即象征为庇护的权利与义务。例如，当朝鲜面临别国的威胁时，清国拥有进行庇护的权利与义务。清国的庇护必然伴随对朝鲜内政外交的干涉与束缚，以及由此对朝鲜自主权的侵害。但是，庇护要求不超过剥夺自主权（本土化、殖民地化）的分寸。而这正是朝贡体制安全保障功能的传统意义。这一分寸，被传统所遵守。然而进入近代以来，为了适应情况的变化，必须对朝贡体制及其功能进行近代化改造。这一课题，被交给了清国（与朝鲜）。
言归正传，此次朝日条约交涉，清国并未介入，但却暗示了将来介入的可能。为此，清国方面虽然对森公使标榜属国自主，但却希望赋予属国一词——与之前向欧美标榜的属国不同——以新的含义。为此，所引证的是日清修好条规（1871年9月缔结）第一条。(8)其中有“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之言。以此为根据清国开始主张“属国—所属邦土”论。(9)虽然清国反复争论，但依然得不到日本的理解。让我们试探其原委。
1876年1月14日（光绪元年十二月十八），总署答复了森公使。其中有“终守此修好条规，两国所属邦土不相侵越之言”，要求严守日清修好条规第一条。(10)其意在“清国所属邦土包含朝鲜。缔约国日本理应依约不侵越朝鲜”。表明这样一种庇护朝鲜的意志，是为了牵制日本。然而，森公使在翌日的回复中却反驳道，“朝鲜是一独立之国，贵国谓之属国，亦徒空名耳”，直接拒绝了总署的要求。(11)清国方面见此情形，必然报有忧惧之感。“独立”，难道不是日本为了将来使朝鲜脱离清国而进行的事先部署？所谓的“属国—空名”难道不是对册封、朝贡关系熟视无睹，而希冀将朝鲜殖民地化吗？
这一担心的背景中有着日本的殖民主义意图。日本在江户时代后期便以《古事记》与《日本书纪》的记述为依据，主张“朝鲜进出论”。到明治时代，征韩之声日渐高涨。1873年，日本政府内的“征韩论”（1871—1873）被大体控制了下来。但在1872年，日本政府将琉球王国对于清国的“属”作为“虚文之名”，设置了琉球藩。1874年，琉球渔民遇风漂至台湾，被台湾的原住民杀害，借此事件，日本强行出兵台湾，使得琉球的本土殖民地化成为既定事实。(12)因此，在清国内流传着日本侵略朝鲜之说，对日戒心到达顶峰。
总署在1月18日，再次答复了森公使。(13)首先认为“朝鲜虽曰属国，地固不隶中国，以故中国曾无干预内政，其与外国交涉，亦听彼国自主”。其意在“虽不曾干涉朝鲜内政、外交，但此乃过去之方针，既已缔结清日修好条规，便不得不改其方针”。此外，主张“修好条规内载所属邦土，朝鲜实中国所属之邦之一”。朝鲜乃“所属之邦，即属邦”之意。由此，之前的“属国”论被更改，变为了新的“属国—属邦”论。这酝酿了危险的政策，即为了对抗日本的殖民主义，而承担起了内在的殖民主义。(14)但作为清国方面，也只是苦肉之计，展示出即使是冒着危险也要阻止日本的威胁，无论如何也要庇护朝鲜的强烈意志。
“属国—属邦”论，原本基于日清修好条规，只是向关系国，即日本主张。但这样一来，日本可以说日清修好条规与朝鲜无关。森公使将这种无关系论摆在了总署的面前。总署对此反驳，“合照修好条规所属邦土不相侵越之意，彼此同守，不敢断以己意，谓于条约上无所关系”。然而翌日，森公使又再次举出了无关系论之例。(15)之后，双方互无交集的争论始终围绕着“属国—属邦”论进行。结果到了2月12日，森公使向总署递交了最终的照会，终止了争论：“原夫朝鲜实具独立之体，其内外政令，悉由自主，我国亦以自主对之。是以除该国（朝鲜）自主政令外，其与贵国间所有关系事理，我国决不顾及，贵国亦不得引条规中侵越等字，加诸我国。故曰所谓属国，徒空名耳。凡事起于朝鲜、日本间者，于条约上固无与也。”(16)要言之，因为日清修好条规与朝鲜无关，故而日本无视属国而仅取其自主，与朝鲜进行条约交涉。
在此之前的1月24日，森公使前往直隶保定，与日清修好条规的缔约者、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1823—1901）进行了会谈。(17)在会谈前半段，双方围绕和约（条约）与万国公法的效用如何产生了矛盾。李鸿章主张有效论、有用论。森公使主张无效论、无用论，认为决定国家间事宜的乃实力的强弱，肯定了强权政治与殖民主义。与之相对，李反驳道，违反条约违背公法的行为是哪个国家都无法容忍的。李的趣旨，在于遵从日清修好条规，让日本理解“属国—属邦”论。之后，两人进行了如下对话：
森：“高丽（朝鲜）与印度同在亚细亚，不算中国属国。”
李：“高丽奉正朔，如何不是属国？”
森：“各国（欧美诸国）都说高丽不过朝贡受册封，中国不收其钱粮，不管他政事，所以不算属国。”
李：“高丽属中国几千年，何人不知？和约（日清修好条规）上所说‘所属邦土’，‘土’字指中国各直省，此是内地，为内属，征钱粮管政事。‘邦’字指高丽诸国，此是外藩，为外属，钱粮、政事向归本国经理。（中略）如何说不算属国？”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李鸿章对于所属邦土的解释。换言之，在“属土＝直省、内属”与“属邦＝外藩、外属”的分类中，将朝鲜解释为后一类。可以将李的这种解释称为“属邦—外藩”论。这比“属国—属邦”论更深了一步，愈加孕育了危险的政策。然而，与“属国—属邦”论一样，这姑且也算是一种苦肉计。
那么，李鸿章的“属邦—外藩”论是否能被称为一种妥当的解释呢？答案是否定的。这包含了“就这样解释”般顽固、独断的意志，乃一种扩大解释，因此，也是一种无理的或者说是错误的解释。其理由，就在于违背了外藩一词的传统用法。其传统用法的一部分，可以《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总565卷，以下简称《事例》）为例，加以讨论。
《事例》卷55中，有“四夷朝贡之国，东曰朝鲜”之言。从卷56到卷58，有着与朝贡国、朝贡之“礼、礼仪”相关的事例。对应的管辖机关是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之一的礼部。朝贡国也称为外国，与外藩有所区别。比如，“外藩外国宾馆”（卷73）这一条中，就各自一并记载。卷74中有“外藩王公外国贡使官舍由礼部理藩院”记载。也就是说，外藩的王公与外国的朝贡使节有所区别，各自的管辖机构理藩院与礼部被一并记录。(18)进一步而言，属国一语甚至也在《事例》中出现。值得关注的是，这里出现了很多“外藩属国”与“四夷属国”之类的复合词。(19)也就是说，属国分为两种。其含义，有两国性。所谓四夷，指的是朝贡国或四周的势力范围。所谓外藩，指的是理藩院或是清朝宗室的管辖地。与此外藩有关的在《事例》中有许多，如“外藩蒙古”、“外藩王公”以及清朝宗氏赐爵一至三等的“外藩亲王、外藩郡王、外藩贝勒”。如此可知，朝鲜作为四夷中的一朝贡国，与外藩有异。
或许是这一区别发生了影响，《万国公法》以别的形式进行了区分。(20)翻开同著第一卷，“藩属vassal State”在其第二章第十三节中作为“半主之国semi-sovereign or dependent States”的例子登场了。藩属相当于外藩。其第二章第十四节中有“进贡之国并藩邦Tributary States，and having a feudal relations”(21)，这是“自立自主之权the sovereignty and independence”的保有国。(22)也就是说，朝贡国（藩邦）——与半主权国家的藩属相异，是主权自主（独立）国家。这样一来，《万国公法》明确辨别了朝贡国—藩邦与藩属—外藩各自的内涵。顺带一言，《万国公法》没有使用属国这一词汇。可能是因为若用带有两义性的“属国”，恐怕会产生概念与翻译上的混乱。
实际上，李鸿章发明并创造了“属邦—外藩”论。由此，将朝鲜由朝贡国、外国引入了属邦、外藩部分——用英语表述，便是从tributary引入vassal。(23)目的在于强化庇护朝鲜的意志，换言之，便是对日强硬政策。但这一论点，根本无法取得森公使的理解，甚至被全盘无视。如此一来，李与森的话题便转向了前年发生的江华岛事件。(24)关于这次武力冲突，李根据公法中“近岸十里之内”的领海规定，追究了日本方面的责任。而森则用“高丽未立约，不能引用公法”回避了责任。双方争论的最后，森说，“以后恐不免打仗”。这是日后日本可能会与朝鲜发生战争的一种威胁。
对此，李鸿章警告道，“高丽与日本同在亚洲，若开起仗来，高丽系中国属国，你既显违条约，中国怎样处置（你应该知道）”，“我们一洲自生疑衅，岂不被欧罗巴笑话”。李之意在于，为与欧洲对抗，亚洲三国应避免对立，团结一致。但森公使对此表示拒绝，“条约虽有所属邦土（中略）未曾载明朝鲜是属邦”，“不谓朝鲜亦在所属之内”，对李的“属邦—外藩”论进行了反驳。或许是因为不堪这一反驳，李用“将来修约时，所属邦土句下可添写十八省及高丽、琉球字样”对此进行回复。这表明了清国将来与日本修约时，必将明确表示朝鲜与琉球是所属邦土的一部分。关于朝日间交涉，李用“我劝日本，此事可缓议。俟一二年彼此气平后，再通好也不迟”劝其延期交涉。然而，这次劝告仅是徒劳。
森公使中断与清国方面的争论是在2月12日，在之前的11日，其于江华府开始了朝日条约交涉的会商。在2月26日缔结了朝日修好条规。其第1款中有“朝鲜国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写有“自由、平等”这一公法秩序的原理。《万国公法》将“sovereignty”翻译为“自主”、“自主之权”与“主权”。但是，“平等equality”是日本所使用的和制汉语。后面将会详述，《万国公法》将“equal，equality”翻译为“平行”、“均”。应该注意的是，朝鲜对文件第一款的反应是，承认其“别无可论”，即没有修正必要。这表示朝鲜方面理解“自主、平等”。换言之，这表示朝鲜存在掌握公法知识的官僚（与知识分子）。
那么，朝鲜国内到底是何时，又是谁接受了公法，掌握了这一知识呢？下面，将考察这一情况。(25)首先，在下一节探讨朴珪寿（1807—1877）的对外观与开国论，检视其公法掌握情况。之后，探讨对日开国之前，《万国公法》与公法相关书籍传入的可能性。接着，明确理解“自主、平等”的基础（第三节）。在第四节，探讨截至对日开国以后的1870年代末，一部分官僚所表现出的公法观与激进开化派们学习公法的尝试。在第五节通过1880年出使日本的第二次修信使金弘集（1842—96）的外交活动、在第六节通过1881年访日朝士视察团（绅士游览团），考察朝鲜学习公法的情况。此后的考察将作为今后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