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卷入一战漩涡
一 中国政局
拉贝喜爱中国，但对中国范围内的政治发生兴趣则是在较晚的时候。他刚到中国时还是清朝末年，他得以亲历了慈禧太后统治的最后时光。接下来是孙中山领导的推翻帝制的革命，后来军阀们率领着军队，走马灯似的在北京城中移进移出。但这种政权的更迭仅仅是他阅历的一部分，他并未给予太多的关注。德国势力范围内山东胶州湾和青岛的市政建设，也是他阅历的一部分，这些城市是他业务的范围所在。但是，中国领土的完整与德国的关系，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他未予思考和关注，提到这一地区，他沿用了德国政府的强权说法来称呼这一地区——“德国的保护区”。(1)
他在日常的商务活动中，不得不经常与军界人士、政府官员打交道。这时，他才会关注政治，才会关注外交政策会对他的商务活动产生什么影响，才会与外国人难以理解的那些中国部长和政府官员们来往。他从来也没有真正地、非常认真地看待中国的政治，因为对绝大多数外国人来说，军阀及其随从们的沉浮并不影响他们的地位，军阀们只是偶然地、轻微地对外国人的生活和利益造成影响，外国人始终处于被保护的地位。
对于1912年初中国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政府与北方袁世凯的战争，拉贝是这样描述的：
1912年初，我被调回上海。此前，我在北京已经按美式惯例整理编制好了现金出纳账和银行存折。上海总部看到这些副本后很满意，叫我前去汇报一下统计目录的详细情况。是否前去？我犹豫了很久。在南方，革命闹得真凶。上海的许多地方已成废墟。我们有理由认为北京也会发生同样的事，尤其是北方政府的软弱无能渐渐暴露出来。北京外国公使馆的卫兵队已为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作好了准备。他们每周进行一次“警报”演习，真是滑稽可笑！至少我们德国人是这么看的。为使城里分散的当地居民在危险到来时迅速聚集到公使馆区，我们想了一个很好的主意：德国公使馆的卫兵组成一个自行车队，蜂拥而出，通知居民。每位骑自行车的人背上都背着一个硬纸板，上面写着大大的“无声警报”。局势一天天紧张起来，看到袁世凯进京时40个护卫手持大刀在前，40个在后，我便下了决心去上海。我怎能想到，袁世凯的这支军队在接管政府后会接连几日烧杀抢掠呢！中国人过春节时，我到达天津，当晚又踏上旅途。就在那天夜晚，天津爆发了革命。北方的欧洲人认为完全安全——因为战争不是针对外国人，仅仅是为了解决中国内部的事。当天津中国城烧成一片火海的消息传到天津英租界的阿斯特之家宾馆时，人们刚刚平静地吃完晚餐，没有去电影院，而是穿着晚礼服去中国城里“瞧一下这场残酷的战争”。一位叫施赖耶尔的德国医生就因为这场轻松的幕间插曲丧命，原因是他太靠近表演的“舞台”。(2)
拉贝也与许多外国人一样，只是以一种局外人的身份，关注着中国政局的动荡。
1912年初，他在天津到上海的列车上，距离一个小站还有一里时，火车突然停了下来，火车站被运输军队的火车阻塞。拉贝和几位欧洲乘客一起下车，为了能在夜里把行李托运进城，他们雇用了一支中国苦力组成的商队。为防止商队带着他们走到暗处，几个欧洲人围着商队行走，总算一切顺利，安全抵达这个小站唯一的旅馆。在旅馆大厅里，拉贝和一些德国人围坐在圆桌旁，一边喝啤酒，一边谈论着发生在南方的事变，不知不觉，每人身后都立起十来个空酒瓶。就在这天夜晚，北京和天津都发生了骚乱。
第二天一早，火车站被清理一空，拉贝他们终于可以继续踏上旅途。抵达上海后，他边吃早餐，边翻阅当地的早报，报纸上的标题赫然醒目：“天津和北京同时爆发了革命”。就在他为妻子道拉的安全忐忑不安之际，北京发来的一封电报翩然而至，妻子报告一切平安。
事后拉贝才知道，北京暴乱时，是他的朋友——西门子公司的恩格斯先生把道拉和他们一岁的孩子安全转移到了公使馆区。当时全城火光冲天，枪声大作，恩格斯手持武器，逼迫黄包车夫拉着道拉和孩子穿过全城，这是相当危险的。拉贝感激地说：“在这样危急的关头，恩格斯再次勇敢地证明了自己是忠实的朋友。”
拉贝在上海的任务完成后返回北京。由于铁路交通一直没有正常运行，他搭乘了一艘挪威轮船回到天津，行至离岸还有几千米的沙洲地区，船因退潮陷进淤泥。拉贝又乘中国舢板，带上行李，在海上逆风颠簸行驶了4小时，终于靠了岸，这时他已浑身湿透。上岸后，他顺利地乘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动荡的中国政局给外国人带来的只是生活、工作上的不便，并未真正触及他们的根本利益。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枪声冲击着外国人在华的利益均衡局面，也打破了外国人在中国的宁静生活，使得拉贝和许多外国人不能再以局外人的身份，置身于中国政局之外了。
1913年，北京西门子公司搬到了灯市口，公司在办公楼附近为拉贝盖了一所住宅。这时拉贝已受聘担任公司的销售经理，事业蒸蒸日上。
1914年7月，拉贝忙了好几个夜晚没合眼，为公司做出了一份所有资料对照表，因为公司总工程师兼行政经理普弗策先生要在7月31日带上这份报表去柏林，交给总公司后度假。就在这时传来了奥地利费迪南德大公夫妇被刺杀的电文，然后，消息接二连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动员！训练！一转眼，在中国所有能服兵役的德国人都被拉到了火车站，被派往青岛德国占领区。青岛的战事一触即发。
青岛再次成了德、日争夺的一块肥肉。在此，让我们回眸一下中国历史上最屈辱的一页，重新审视一下当年德、日之间争夺中国辽东半岛的历史渊源吧！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向日本割地赔款。此时，德国已进入具有浓厚帝国主义特色的威廉二世时代，威廉二世看到日本因取得甲午之战胜利而急剧扩大其在华利益，对西方列强利益形成威胁，决定出面干涉，联合俄、法逼迫日本放弃强占中国辽东半岛的企图，而改为增加中国对日赔款，赎回辽东。此举得逞之后，德国又借机要挟清政府付出“回报”，讹取了在汉口、天津开设租界的权益。1897年又借口“教案”纠纷，按预谋以武力入侵中国山东，侵占胶州湾，实现其在中国沿海获得战略立足点的谋划。1898年3月8日，德国强迫清政府签约，“租借”胶州湾99年，并进一步获得了在山东省多方面的特权。(3)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德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8月6日，袁世凯政府宣布在战争中“严守中立”。德国政府为了集中力量对英、法作战，更为了不让日本获得参战借口，主动向中国提出开始交还胶州湾的“直接谈判”。袁世凯当然高兴，但觊觎山东已久的日本却准备利用这场战争从德国手中夺取山东。他们联合英国人坚决反对中、德直接谈判，仰人鼻息的袁世凯只得作罢。(4)不仅如此，袁政府还在日、英的压力下宣布，在山东部分地区不负完全中立之责，德、日争夺青岛的战争也就势在必发。
这时，对政治不感兴趣的拉贝再也不能以旁观者的身份来看待这场战争，因为战争同他的祖国有了直接的关系。对于德国占领中国青岛并以此作为其势力范围，拉贝并未多加思考和关注，他只是单纯地站在“爱祖国”的立场上，沿用德国政府宣扬的强权理论来称呼这一地区——“德国的保护区”。在拉贝头脑中，他并没有意识到这种“保护”背后深层次的原因，以及是否涉及对中国的变相侵略与经济掠夺。这显然与他当时所处的位置及思想局限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