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中国对德宣战的日子里
中国对德宣战后，拉贝这些德国人的日子就不太平了。他们被规定，不得在中国境内自由旅行；每天必须携带护照到中国警察局接受审查。最后，德国家庭都被扣留起来，有些家庭甚至很情愿被拘禁，因为他们的钱已耗光，不能维持生活。这段困难时期，目睹了德国人的贫穷生活，拉贝他们想办法筹集了救济金，补助生活困难的德国家庭。拉贝负责管理不同项目的救济金。
北京西山有一处协约国的俘虏营，里面的条件非常好，除自由外什么也不缺。每个家庭或每两位小伙子可以分到一小间中式房子住，俘虏营里还有各种运动场所，谁想进一趟北京城里，还能获得假期。供应的食物也非常好，是从天津的德国饭店运来的。
这一次，中国的政治在拉贝眼中不再是无足轻重了，中国政治生活的无秩序和混乱对德国人造成了直接的影响和威胁。但拉贝有效地利用了这种无秩序和混乱，这段时间，他仍然留在了北京。人们私下议论纷纷，一些人想不明白，拉贝为什么没有被拘禁起来。
这件事与他的好友、他的恩师，总工程师普弗策先生有关。这期间，他患肾病去世了，但他在冥冥之中再次帮助了拉贝。
事情是这样的。一天，一个高大的中国警官来到拉贝办公室，向他宣布了一条令人沮丧的通知：必须接受拘留。拉贝连忙起立，以友好的中国方式给他倒茶、敬烟，警官感激地接受了。拉贝心想，这可是个好兆头，可以跟他商量商量。接着拉贝引开了话题，跟他拉起家常，谈他的职业、谈他的家庭，然后顺便提出看看拘留人员名单。
警官友好地拿出名单交给拉贝翻阅。拉贝一看名单心中大喜，只见名单上写着“西门子中国分公司经理”，并没有写拉贝的名字。于是拉贝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您所指的是哪一位经理呢？技术经理还是销售经理？我们公司有两位经理。”
警官愣住了，他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他得到的指示仅仅是“拘留一个经理”。
“那么，您是否愿意拘留技术经理，而非现在您面前的销售经理呢？”拉贝接着问。
他惊讶地睁大眼睛说：“当然！为什么不，他在哪里？”
拉贝用手向天空指了指：“前不久去世了！”
善良的警官立即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一句话也没说，从名单中划去了故世者的头衔。英国人煽动他们拘留德国人，既然他要拘留的人已去世，也就不需要被英国人牵着鼻子走了。
就这样，拉贝以他的诚恳、机智获得了中国人的好感和帮助，继续留在中国。他是第一个未遇到麻烦的德国人，继续留在北京默默地为被拘禁的德国人操劳奔波。
北京西门子公司的生意渐渐在瘫痪，但与南方的西门子公司以及其他德国公司相比，还是很幸运的。在整个战争期间，公司不仅靠销售生存了下来，还为那些陷入战俘营的职工提供了资助。
中国对德宣战后这段时间，德国人在中国遇到了很多麻烦，但是拉贝和他的一些朋友在关键时刻，总是得到善良的中国人的帮助。
因为中国对德宣战，北京的德国亚洲银行要停业了，经理埃格林先生把银行所有的账簿都砌到了一个朋友家地下室的墙里，只留下了一个空空的钱箱。他因此而受到中国政府的四处追踪，他本人藏在北京城外一个中国朋友家里，从未被抓到。
德国使馆提醒拉贝说，中国官员某天将会没收西门子公司的账簿和文件。在关键时刻，也是中国朋友帮助了拉贝。
我便把所有的账簿和文件分装在42个中式皮箱里，叫人悄悄运出了房子。好几年我带着这些箱子在城里东躲西藏，常常被探子跟踪，每次总是在中国朋友的帮助下得以逃脱。文件一份也没有丢失。(9)
拉贝一次次得到中国人帮助，他同样也尽可能地帮助中国人。1917年张勋复辟帝制时，北京城发生枪战，他收留了一大批中国难民在家中，为他们提供食宿。
7月10日清晨，拉贝起床后惊讶地发现，共和国的五色旗被龙旗取代了，大街小巷成了旧帝国旗帜的海洋。原来是张勋夜间突然袭击攻占了北京城，把小皇帝宣统再一次送上了皇位。
拉贝评价说：“这是一场冒险之举，即使是皇室的朋友和拥护者也认为此举完全毫无希望，因为张勋的实力太小，财力匮乏。”(10)
政局的变化没有对外国人造成多大影响，外国人照样可以自由旅行。拉贝是在7月11日，也就是帝制复辟的第二天清晨离开北京的，他必须前往西门子天津办事处检查工作。中午时分，他到达天津火车站。下火车时，有人送来一份电报，电报是拉贝在北京的伙伴保先生发来的，内容十分不寻常：“即刻返回——明早4时北京将被轰炸。”面对耸人听闻的内容，拉贝将信将疑，但对保先生的指示不敢大意。他赶紧跳上停在旁边轨道开往北京的列车。
回到北京，拉贝郑重其事在“圆桌”旁朗读电报，在场的保先生也肯定了这条消息的可靠性。尽管如此，大家都大笑不止，没有人相信消息不是开玩笑。
拉贝因为妻子和儿女都在北戴河避暑，无牵无挂，不管消息可靠与否，都以坦然的心态面对局势的变化，一夜安然入睡。早上4点，他被一声巨响吵醒。保先生说对了，张勋的主要军事区被炸。
拉贝的办公室和住宅就在紫禁城附近，正好处在弹道上。当他打开大门准备去办公室时，却发现大门外士兵密布，大门前甚至架起了机关枪，军队封锁了道路。拉贝退回来，观察半晌后发现，唯一的方法是爬过屋顶去办公室。就在他跃跃欲试时，几颗枪弹把他身边的房瓦击得粉碎，他很快就放弃了这个主意。在这紧急关头，附近的许多中国人都逃到拉贝家中寻求帮助。
我家门前原来有个警署，我跟他们建立了友好关系。我在危难时，这些警察们也向我提供帮助。现在警署已被撤走，我的警察朋友们坐在我家厨房里喝茶，一副吓坏了的样子——脸上没有颜色。在这段时间里，很多难民从我屋后的中国小居民房里逃到我家院子里，恳求我收留他们。我不能辜负他们对一个欧洲人的信任，于是叫人煮了一大锅米饭，让难民们住在我家里。(11)
中国人也热情地为拉贝出主意。难民中的一个泥瓦匠为拉贝在外墙上开了一个洞，这样他就可以没有阻碍地去办公室了。他听从中国朋友的建议，让人堵住房子的大门，用床褥把朝街的窗户堵住。这样可防止打来的枪弹，起保护作用。
难民们在设置的障碍物上挖了个小孔，透过小孔，可以轻松而舒服地观看大街上的战斗。12日上午，北京政府军队和张勋的皇家辫子军激战，辫子军很快顶不住了，撤退到了紫禁城城后。拉贝观察到，个别士兵，甚至衣冠楚楚的文明人也在当街抢劫行人，推着一车车劫获的物品穿过大街。拉贝不禁担心起来，一旦有军队突然闯进他家中来抢劫，怎么办？他做好了思想准备，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反抗。好在一切平安无事。
中午时分，紫禁城的东门东华门烧成了一片火海。下午4时，各方都发出“放下武器、停止进攻”的信号。周围的街道都空了。拉贝决定走出家门去看看外面的情况，他带上照相机，向东华门走去。大街上，政府军的士兵们伸展了四肢躺在地上休息，枪架在一起组成尖塔状。突然，紫禁城里传来一声爆炸巨响。士兵们从地上一跃而起，跳进大街旁的掩体坑道内，等待敌人的又一次进攻。
拉贝站在大街上，不知如何是好。如果退回去，似乎会让士兵们笑话。犹豫片刻后，他想，无论如何不能给欧洲人丢脸，他壮着胆继续朝紫禁城走。好在没发生什么事，他顺利地到了东华门。昔日的繁华已不复存在，只留下了片片冒烟的废墟，战争的残酷场面看起来真叫人害怕。高高的沙袋后横七竖八地躺着交战双方士兵的尸体，几分钟前鲜活的生命已随着硝烟飘然而去。可怜辫子军士兵的灵魂已逝，肉体却还要接受审判。在皇城墙角，一个执法官带着几个刽子手在寻找皇家辫子军士兵的尸体，把他们的头割下来，因为他们犯了谋反之罪，仅仅丧命还不足以受罚，必须让他们承受中国人最严重的刑罚——尸首分离，下十八层地狱，在阴间承受苦难。
在东华门站岗的士兵把拉贝盘问一通后，得知他想进城拍照片，就提出要求，先让拉贝给他照一张，然后才放他进去。拉贝在空无一人的紫禁城里四处走动，昔日威严的皇宫成了战场，地上到处扔着弹药箱，上面写着“德国制造”的字样。他很快找到了刚才爆炸的原因：是张勋装满了炸药的别墅被炸飞上了天。
后来拉贝得知，在危急关头，颐和园附近德国使馆卫队出动，营救了张勋。他们装备上武器，开车迅速驶进紫禁城，接出张勋，把他送到荷兰使馆。这次行动的指挥后来得到了一笔可观的奖金。
德国支持张勋复辟帝制，背后是德国与英国、日本之间争夺在华利益。“而帝制之发生……使其事若成，德在华势力将跨英而上之。英不善也，日本更不善也，于是合谋以对德。”(12)
对张勋复辟帝制的丑剧，拉贝表示遗憾。战争结束，北京又是共和制了。临时王朝仅仅持续了十天。“张勋将军的政变失败了，对我们德国人来说，真是非常遗憾，因为张将军对德国人很友好。”(13)
对此，拉贝又一次习惯性地盲从了德国政府的立场——因为张勋对德国友好。至于这友好背后的政治动因，他没有多加思考；复辟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他是外国人，这与他没有多大关系，他也无暇思考。他是个商人，对经商有敏锐的头脑，对政治却不是如此，或者说是缺少兴趣。德国人天生服从的性格，在他身上再次鲜明地表现了出来。